读钱穆《国史新论》札记

读钱穆《国史新论》劄记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自2013起，陆续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及最近的《国史新论》。对先生的学养与学识深深折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老辈学人，钱穆先生有坚实的古文基础，用词考究，文章无赘言，古文韵味犹存，读之需缓，细细品味，余音绕梁，回味无穷。当然要想看懂这些半白话文，

字典须常伴左右，百度更是必不可少。

书名为《国史新论》，但内容主要在阐述夏商周三代之后中国传统文化。重点从中国传统社会演变、传统政治、传统知识分子、传统教育、考试制度和历史人物几方面进行纵向讲解，同时伴有与西方社会在诸方面的比较。

所谓新论，即总有一些与传统史学不同的见解。

对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表述提出异议

“封建”一词是西方舶来品，“封建”就是分封建国，中国在秦汉之前可以说封建，但秦汉之后中国的行政建制是以郡县制为主，所以此处如果再以行政建制定义封建就会有问题。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了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贺教授的解释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称为中国古代社会为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业社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最重要的一项职能是抵抗外族入侵，从汉唐到魏晋南北朝，中原地区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夺还是很顽强的，因为地方上还有世家大族可以各自为战。而有宋之后，中国传统的贵族被彻底平民化了，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自耕农社会，在对外战争中一旦中央在军事上战败，地方上就会一泻千里。

再来说“集权”，近些年来由于清宫剧的风靡，很多人都会觉得所有朝代的皇帝可以独断专行，无所顾忌。事实真是那样吗？稍微想一下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皇帝只有一个人，天下那么大，事务那么

多，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是完不成的，这就需要一个集团去统治，这个集团就是士工商里的士阶层，皇帝也是士，也需要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孔夫子为士阶层订立许多为人处世的原则，怎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人皆可为圣贤。这个集团也自然有它的权力制衡机制，而且在不断完善，何为集权？权不外乎三种：军权、人事权和财权，这三种权都是各有所属，并不集中在皇帝手中。特别是科举制创制之后，按照人口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分配录取名额，这使全社会的人才都可以通过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进入统治阶级参政议政，这种体制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这不就是一种民主制度吗！

钱穆先生对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乱兴替，循环往复”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认为其见解与王学泰先生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种的阐述暗合。他们都认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论与人口、田制和兵制有重要关系。人地矛盾在农业社会总是难以解决，每一个新王朝的开始，基本都会休养生息，之后人口开始称几何倍数的增加，但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是有限的，人口剧增之后，吃饭就成了大问题，人地矛盾加剧，公田制度被破坏，土地兼并猖獗，大量游民出现，义务兵制变为募兵制，军权旁落地方，如果在遇上自然灾害或外部入侵，改朝换地就会迅速发生。今天有些人对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颇有微词，作为一项迫不得已的选择，肯定会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如若不进行人口控制，任其自由增长，中国人大多信奉多子多福，

那后果很可能是贫穷与动乱频发。

对历史人物的品评

钱穆先生把历史上的人物分为历史人物和时代人物。从外部看历史上的人物，可分为一部分是上层的，一部分是下层的。跑到政治上层的人物，是有表现的人物，如刘邦、项羽。还有一批沉沦在下层，他们在当时是无表现的人物，但他们在当时，以及之下的历史上一样有作用，有影响。可能他们的影响作用更胜过那些有表现的。如管仲与孔子，在春秋时期管仲负有盛名，连孔子也盛赞他，但到后世，孔子的作用与表现是管仲所无法比拟的。在这里孔子就是历史人物而管仲只能算是一个时代人物。这样的事例还有如曹操与诸葛亮，袁世凯与孙中山等。

从历史人物的内面看，也可分为两种，一是圣贤，一是豪杰。其实圣贤豪杰和我们平常人一样，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则谓之圣贤。就其崇尚气节能特立独行言，则谓之豪杰。圣贤一定要能“明道”“淑世”。这个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淑世。要淑世，当然要先明道。使此道名扬于世。在某种环境下，外部条件配合不上，不能做到淑世，那么你至少要有一种本领，能“特立独行”。不论外部条件，我还是我，这样便是以豪杰了。孔子、孟子都从特立独行的路上走过。豪杰有智有勇，所以能立节。节是有一个限度，有一个分寸。不论世界衰乱，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以豪杰。因此豪杰必讲气节，能特立独行，做到圆满周到的便是圣贤。圣贤便能明道淑世。道德也要从气节来，气节也必须站在道德上。从生理上

说，人要有血气，有骨气，从血气中得勇，从骨气中见志。人不能做一个冷血动物软骨汉，人之生死，也只争一口气。天下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道德，也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圣贤。

中西文化的对比

钱穆先生对比中西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有一个中心，有历史的延续性，讲求人自身的提升，即所谓“内圣外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西方文化是一种阶段性、多中心、激进性的讲求外部环境的文化。所以西方人重视宗教的作用，宗教使讲求个性的西方人能维持一个整体，能为他们提供失败受挫时的心理慰藉。在中国，传统艺术替代了宗教的部分功能。传统的书法绘画、建筑陈设都在引导中国人修身养性、戒躁趋静，追求人内心的安静。这也许也是西方宗教在中国传播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

任何文化都有它产生和传承的环境，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了几千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推陈出新。中西文化有各自发展的轨迹，形成各自的特点。但他们之间并不是对立的，没有优劣之分，是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交流借鉴的。我们将邓小平评为历史伟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就是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一条适合中国人发展的道路。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钱穆作品总集

廿四岁论语文解(子部) 卅二岁论语要略(子部) 卅六岁刘向歆父子年谱(子部) 卅六岁墨子(子部) 卅六岁阳明学述要理学 卅七岁惠施公孙龙(子部) 卅七岁国学概论 卅七岁周公 卅八岁王守仁理学 四十岁孟子要略(子部) 四一岁先秦诸子系年(子部) 四三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子部) 四五岁国史大纲(史部) 四七岁史记地名考考据(史部) 四八岁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 五十岁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 五一岁政学私言 五四岁中国文化史导论 五四岁湖上闲思录 五六岁文化学大义中国文化 五六岁人生十论 五七岁庄子纂笺(子部) 五八岁中国思想史 五八岁中国历史精神 五九岁四书释义(子部) 五九岁宋明理学概述理学 六一岁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六三岁庄老通辨学术思想史(子部) 六三岁秦汉史(史部) 六四岁学龠 六四岁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学术思想史(经部) 六七岁中国历史研究法 六七岁论语新解(子部) 六九岁中国文学讲演集 七四岁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 七五岁朱子新学案理学 七五岁朱子学题纲理学 七五岁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 七六岁史学导论 七七岁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 七九岁中国史学名著为文化学院授课 讲辞之第一部书 八十岁孔子与论语(子部)

八十岁孔子传(子部) 八十岁理学六家诗钞(集部) 八二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学术思想史 八二岁灵魂与心学术思想史 八四岁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 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八五岁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国文化 八五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八七岁国史新论 八七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八七岁双溪独语为文化学院授课 讲辞之第二部书 八八岁古史地理论丛考据 八八岁中国文学论丛 八八岁中国学术通义学术思想史 八九岁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理学 八九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九二岁晚学盲言 九五岁新亚遗铎 九五岁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 九五岁中国史学发微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民国八四年初版)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绿色代表手头有红色首图开始借阅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钱穆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的简析 /h1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着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民族文化生命史观是他的史学思想里面最核心的东西。虽然在当时的史学界并非主流,但近几十年来,他的着作和史学观念被越来越来多的人所关注。有人曾说在近代的史学家中,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和本位建立了一套系统而完备的史学体系的,钱穆是最重要的一位。①史学界关于讨论钱穆先生民族文化史观的文章、着作也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将重点放在对其民族文化史观的内容和内涵的阐述上,鲜有详细论述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价值意义的文章。而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在分析论述其史观内容的同时,较为详备地分析其史观形成的原因和意义。 一、钱穆民族文化史观的主要内容 要理解钱穆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观首先要弄清他对历史的定义是什么。在他的《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阐述的: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以往的经验。②也就是说,钱穆先生将历史看成一种过往的人生和经验,将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材料称之为历史材料。后人可以通过历史材料来了解和认识以往的历史,但历史材料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记录下整个以往的历史。这就像我们写日记,即便是天天写,仍然只能记录下一些对自己而言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能事无巨细都记下来。毋庸置疑的是,对于我们而言,以往人生和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就是这些经验和人生的创造者。同时,每个人写日记都有其不同地方,比如说,有的人喜欢

用比较朴实的语言;有的人则喜欢用比较华丽的辞藻;有的人只是简单地记录一天所发生的事情;而有的人却善于反思总结。这是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修养。 那么依照钱穆先生对于历史的理解,即历史是一种人生和经验,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国家历史的主体是谁?国家历史主体的不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钱穆先生通过思索和分析,在他的着作中给出了答案:国家历史的主体就是民族,不同的民族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里,详细阐述了历史,民族的关系:“既然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③又写到“一部中国史,就是民族和国家的生成史”④一个国家的历史是由一个民族创造的,一部国家史就是一部民族史。同时,因为民族生长的环境不同,就造成了文化的不同。因此中国,以色列,德国,英国等各个民都有其特殊的民族文化。 历史,民族,文化是钱穆先生的史观的重要因素,在钱他看来,历史,民族,文化三者是同义的,“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产生的。”⑤三者联系起来,则会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不同,都有其独特的地方,不存在孰优孰劣。这也正是证明先生最终想要证明的结论。为什么这样说呢?这就得从他的生长环境寻找起因。 二、钱穆民族文化史观形成的原因 毫无疑问,“民族”和“文化”两词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中占有关键的地位。为什么这两个词对于他而言会有如此重要而特殊的意义?这需要从他生长的家庭环境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国学大师钱穆》阅读附答案

《国学大师钱穆》阅读附答案 国学大师钱穆阅读答案 钱穆父亲钱承沛是晚清秀才，体弱多病。钱穆七岁入私塾，但是在十二岁时，家庭的顶梁柱、四十一岁的父亲离世，孤儿寡母不胜困苦。所幸母亲节表缩食，坚持让钱穆上学。钱穆在高中尚未毕业之时，1911年，十六岁的他固家贫不得不辍学去乡间担任三兼小学的国文教师，到1927年成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前前后后钱穆担任小学、中学教师达十九年之久。所以这位国学大师的最高学历，是高中肄业。 钱穆“虽居穷乡，未尝敢一日废学”。经过十几年的日夜苦读苦学，他发现大名鼎鼎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竟然“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1929年，胡适、顾颉剐来苏州中学演讲，作为苏州中学国文教师的三十四岁的钱穆得以与他们相识。也就在这一年，他写出《刘向歆父子年谱》，指出康有为所力主的刘向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篇论文于1930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七期一顿时，钱穆引起了胡适、顾颉刚等北平学术界名流的广泛注意。 当时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的顾颉刚，致函钱穆：“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二”经顾颉刚推荐，钱穆这位江苏乡间教师在1930年一举成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 当时燕京大学校长为美国的“中国通”司徒雷登，他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师，钱穆应邀出席。司徒雷登询问新来的教师对燕京大学的印象，钱穆直言道：“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司徒雷登很重视钱穆的意见，号门召集校务会议加以讨论，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当时燕京大学的校园，即今日北京大学校园园中有一湖未名，众人提出各种各样的名字都觉得不合适，钱穆建议就叫“未名湖、得到一致赞同。 钱穆来到北平的次年，即1931年，顾颉刚又推荐钱穆到北京大学任教。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致函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胡适亦看重钱穆。就这样，钱穆开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 顾颉刚致胡适函中提及的钱穆新著《诸子系年》，即《先秦诸子系年》，出版之后受到学术界推崇。陈寅恪称其“极精湛，得极多，至可佩服”。顾颉刚则称“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胡适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从此钱穆进入国学研究精英之列，除在北京大学授课之外，还兼课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 1937年，高中尚未毕业的钱穆，出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在抗战的动荡岁月，钱穆在云南宜良北山的岩泉下寺，独居小楼一年，写成名著《国史大纲》。在《国史大纲》开头，钱穆在引论中开宗明义指出：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乏顶点，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正是以这种“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傅斯年主持北京大学校务。由于傅斯年与钱穆在学术见解上相左，

高考作文 钱穆素材

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上，钱穆的地位与贡献都自不待言。对此，学界已有公论，无需再三引述。即便在学界之外，凭借《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与《论语新解》等著作的风行，他大概也是声名最为显著地现代学人之一。然而，倘若要用一个语词来总结钱穆的人生，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生流亡”。通过钱穆气定神足的著作，或许很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但钱穆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与展开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与北京大学的同人仓皇南下；1945年，抗战胜利，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他由于与主流学界不合，未在受邀北归之列，从此辗转南方各校；1949年，“天地玄黄”之际，钱穆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出走香港；1967年，已经“功成身退”的他又在香港难民潮的风暴中，仓促赴台；1990年，临近生命终点的他因被指责“非法占用市产”而迁居，成为了台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在同年逝世。一生流亡成为了他终究摆脱不掉的命运。在这点上，钱穆倒是与他毕生追慕的孔子很像--两人都是各自时代中的“丧家之犬”。因此，理解钱穆，必须从诸种脸谱化与符号化的阐释以及故事、传说中解脱出来，回到历史现场。 丰富但不复杂的钱穆 无论是以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界定，还是用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钱穆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堪称楷模。不过，与这段云诡波谲的历史相比，钱穆的世纪人生虽说足够丰富，但其实却并不复杂。“丰富但不复杂”--如此立说，丝毫没有贬低钱穆的意思。评价钱穆，最为合适的称谓想必还是“有情怀的史家”。当然，于己他是“儒者”，于人他是“宗师”，但这些不同层面的身份无疑大都可以视为他的“史家情怀”的自然延伸，是其在学术与教育中对于人生意义的自觉实现。 钱穆一生，可谓“守己有度”。这点不仅体现在无论面对国家与个人的何种境遇，他都始终坚持以学者与教师的身份发言，而非尝试直接介入；更表现为他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乃是以其思想文化论述为缘起与旨归，背靠历史、面向当下。钱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无论被毛泽东批判，还是被蒋介石父子延请，都是名重一时的“事件”。钱穆在两者之间的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回应都是十分“书生”式的，而非“政客”式的，支撑他选择的除去具体条件的考量，更有他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贯判断。赴台后的钱穆，尽管备受礼遇，但其主要精力仍在学术与教育，中国的私学传统也因他从香港新亚到台北素书楼的实践而得以存续。 钱穆重“事功”，但无疑更重著述。他的这些特点与若干纵横捭阖于二十世纪中国政学两界的知识分子，十分不同。所以，钱穆并不是讨论诸如“学术与政治”或者“文人与帝王”一类话题的理想人选。当然，他的一生也有若干进退失据或者显隐失当之处，他的不介入也未必全然出于不想介入，而是也有想介入而不得的缘故。总体而言，钱穆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者不同。正如钱穆所言--“不了解写书的人，对其所写的书终有隔阂”，所以在面对其人其书时，了解其为人为学的性格、姿态、策略与追求，也就很有必要了。站在某种后见之明或者现实需要的立场上评价前人，最不足取。否则，即便出于自以为是的好心与善意，也非常容易“谬托知己”或者“强作解人”。 然而，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钱穆一直无法摆脱的却是某种“谬托”与“强作”。似乎他的命运也便是如此：作为一位致力主动回应时代，并且提供超越性的思想文化方案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却又时常陷入被动，甚至不得不在进退维谷中踟蹰、彷徨、煎熬与挣扎。由于具有人格与学力的支撑，他当然是“一位自视很高的人”；但他在自信的同时，又比任何“谬托”与“强作”者更为清楚自己的本分与限制，从而在多数情况下发言时都能恪守分寸与界限。是故，单纯关注其收获的鲜花与掌声，只能相当表面甚至一厢情愿地认识钱穆的人生与著作；只有明白其挣扎、坚持与超越背后的那份彷徨、困惑与落寞，才能更为准确与通透地理解他是如何在有限的历史可能性中为并世与后人提供了无限的历史想象力。像钱穆这般深具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人物，从未有过简单的乐观与悲情。所以，看待钱穆也同样应

七下历史第一单元课后测试

历史七下第一单元课后测试(链接中考) 1．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唐代制度，在下有……为政府公开选拔人才；在上有……综合管理全国行政事务。这两种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后一千年的稳固基础。”材料中“公开选拔人才”的制度是指（） A．分封制B．三省六部制C．科举制D．八股取士2．“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描述的是（） A．赵州桥B．长城C．丝绸之路D．大运河 3．下列哪一史实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顺应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大趋势？（） A．隋文帝灭掉陈朝B．隋朝创立科举制C．隋朝统一度量衡D．隋朝开通大运4．盘点中国古代繁荣强盛的时代，唐朝当位列其中。唐朝之盛始于贞观年间，开元时达极盛。下列关于“开元盛世”的相关表述不准确的是（） A．姚崇、宋璟、杜如晦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能干廉洁、办事效率高 B．全国各地兴修水利，耕地面积扩大 C．召集县令进行考试，结果有40多人因不合格而被淘汰 D．倡导节俭，抑制奢侈风气 5．某皇帝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在治国过程中轻徭薄赋，广纳贤才虚心纳谏，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盛世局面，史称（） A．文景之治B．光武中兴C．贞观之治D．开元盛世 6．621年，魏征归顺唐朝，受到太子李建成重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器重他的才干和耿直，不计前嫌，委任为谏议大夫，这说明唐太宗（） A．轻徭薄赋 B．简法轻刑 C．选贤任能 D．恩威并施

7．唐朝时期，民族之间的交融进一步发展。唐玄宗时，册封回纥首领为（） A．“天可汗”B．怀仁可汗C．云南王D．渤海郡王8．白居易的《登观音台望城》写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诗句描述的是唐朝（） A．农业生产的发展B．丝织工艺的精湛 C．垦田面积的扩大D．长安商业的繁荣 9.吐蕃是我国藏族的祖先。唐朝时唐蕃关系友好。历经1200多年的唐会盟碑至今依然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以下人物中为唐蕃和睦作出重要贡献的是（） A．鉴真B．玄奘C．文成公主D．元昊 10．唐代有男女同服之俗，男女同样参加骑马、打球、饮酒、舞蹈等活动。唐代的女服还曾流行由波斯（今伊朗）传入的胡服。材料直接反映出唐代（） A．经济的繁荣B．政治的清明C．文学艺术的兴盛D．社会风气的开放11．唐代中后期，“波斯锦”“胡锦”“番锦”通过丝调之路，不断输入中国，内地也生产“胡式锦”。这主要表明（） A．唐朝采取开明民族政策B．中外交流开启唐朝盛世 C．唐朝中后期手工业衰落D．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加强 12．唐朝从“小邑犹藏万家室”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转折点是（） A．开凿运河B．安史之乱C．黄巢起义D．靖康之变

钱穆：研究朱子学之方法

钱穆：研究朱子学之方法 钱穆 朱子读书多，著书多，所著书中所牵涉之问题多，此三多，为古今诸儒所莫逮。故治朱子学而求能尽其条理，得其会通，事大不易。今言研究朱子学之方法，则莫如即依朱子所以教人读书为学之方，以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学。 朱子教人读书，必以熟读其人之本书正文为主。如读《论语》，古今说《论语》者何限，而读《论语》者，自必以《论语》本书正文为主。其他诸说，则仅能作参考，不能作正主。至于舍却本书正文，不务参考旁求，而仅主自创己见，其事乃更为朱子所力戒。朱子距今八百年，衡评及于朱子之学者，何止数百家。或尊或斥，其间相去，有如霄壤。今于此数百家异说之外，更创一说，亦不因而见多。默尔而息，不再创说，亦不因而见少。若欲求明朱子学之真相，则莫如返求之朱子之书。多所涉猎于述朱诤朱之间，而于朱子本人之书不精不熟，势将泛滥而无归，亦如治丝之益纷。 朱子书，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其著述书，最为后世传诵者，如《四书集注章句》，《易本义》，《诗集传》，《近思录》之类。又一为其《文集》与《语类》，《文集》一百卷，又续集再续集各二十卷。《语类》亦一百四十卷。此两百八十卷书，后人能首尾循览终卷者殊不多。然若专读其著述书，而不读其

《文集》与《语类》，则如朱子教人常云吃馒头仅撮一尖，终不得馒头之真味。本人为《朱子新学案》，于其《文集》《语类》两百八十卷书，逐篇逐条均经细读，乃见朱子著述各书，其精义所在，其余义所及，多为只读各书所未易寻索者。又见朱子为学之会通处，有在其各种著述之上之外者。乃知不读《文集》《语类》，即无以通朱子之学。 除理学家外，率多鄙视语录。一则谓此体袭自禅宗，一则谓既非语者亲笔，录者容有误记。即在理学家中如二程，常戒来学者勿只重听说话。在其门人中，亦有疑他人记录有误，不加重视者。然朱子则极不以为然。朱子深究二程之学，即从语录参入。固亦有疑其门人误记处。然苟无语录，试问二程之学，又将于何处窥寻。 朱子之殁，其门人竞出平日所记加以刊布，黄幹直卿序之日：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辄自删改，杂乱讹舛，几不可读。 然又曰： 先生之著书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备矣。师生函文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读之竦然如侍燕间，承謦欬也。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 又李性传成之序曰： 池录之行，文肃黄公直卿既为之序。其后书与伯兄，乃殊不

钱穆：天人合一论--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

钱穆：天人合一論--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雖是我早年已屢次講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觀念實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去年九月，我赴港參加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慶典，因行動不便，在港數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數日中，專一玩味此一觀念，而有澈悟，心中快慰，難以言述。我深信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惜余已年老體衰，思維遲頓，無力對此大體悟再作闡發，惟待後來者之繼起努力。今逢中華書局建立八十周年慶，索稿於余，姑將此感寫出，以為祝賀。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係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從來世界人類最初碰到的困難問題，便是有關天的問題。我曾讀過幾本西方吹洲古人所講有關「天」的學術性的書，真不知從何講起。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 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

來證明有天。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面來講。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與「人生」分別各有所歸。此一觀念影響所及，則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兩截分開，便各失卻其本義決不如古代中國人之「天人合一」論，能得宇宙人生會通合一之真相。所以西方文化顯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來作他們討論人生的前提。而中國文化，既認為「天命」「人生」同歸一貫，並不再有分別，所以中國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國思想中，「天」「人」兩者間，並無「隱」「現」分別。除卻「人生」，你又何處來講「天命」。這種觀念，除中國古人外，亦為全界界其他人類所少有。 我常想，現代人如果要想寫一部討論中國古代文化思想的書，莫如先寫一本中國古代人的天文觀，或寫一部中國古代人的天文學，或人文學。總之，中國古代人，可稱為抱有一種「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盡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觀」。這一觀念，亦可說即是古代中國人生的一種宗教信仰，這同時也即是古代中國人主要的人文觀，亦即是其天文觀。如果我們今天亦要效法西方人，強要把「天文」與「人生」分別來看，那就無從去瞭解中國古代人的思想了。即如孔子的一生，便全由天命，細讀＜論語＞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

浅析钱穆民族文化史学观

中图分类号：单位代号：10280 密级：学号：10720258 课程论文 SHANGHAI UNIVERSITY MASTER’S COURSE DISSERTATION 题 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目 作者王传凯 课程名称《历史学理论和方法》 任课教师李福长 完成日期2010-11-5

试论钱穆的民族文化史学观 王传凯 (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 摘要：钱穆（1895-199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早年的考据巨作《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奠定了钱穆的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傅斯年引为座上宾，视为新考据派的“同志”。抗战后，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的发表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治学方向，开始对新考据派的治学方法进行批评，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史学观。本文试就钱穆先生治史方式转变的背景进行阐述以分析民族文化史学观的内在含义。 关键词：钱穆；民族文化；史学观 一 20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史学派别是“新考据学派”也即是被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所称的“科学考订派”，改派是在胡适“科学整理国故”口号下创建的。改派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是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提出“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理论，对中国古史进行怀疑而且“只破不立”被称为“古史辨派”，而傅斯年原本也主张疑古甚至还早于顾颉刚。“1919年1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评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的文章，称该书独能疑所不当疑，具有疑古之精神，甚至提出了与其过而信之，毋宁过而疑之的极端主张”。1但是后来由于不满古史辩派只破不立的治史态度，由疑古转为重建，通过考订史料特别是发掘地下史料进行解决古史问题，被称为史料学派。钱穆先生虽然不属于这两个派别，但是钱穆先生明显是倾向于傅斯年的“史料学派”。因为钱穆先生在晚年自述中说：“余幼孤失学，年十八，即为乡村小学教师。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激过偏，按之旧籍，知其不然”。2可以看出钱穆对古史是持认可态度的，另一钱穆先生在1930年发表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否认了晚清今文学家认为刘歆伪造六经的说法，这对疑古派疑古过甚是一个冲击，因为这部著作毕竟证明了古史并不都是不足信的。 钱穆先生虽然倾向于“史料学派”重建古史的态度，但是他一生不愿意加入任何派别，他一生也是在从事着破除门户之见的工作。“钱穆先生在《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中力攻今文经学之非，当时就有人批评他似未能离开古文经之立足点而批评康氏”实际上钱穆并没有要站在古文经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他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晚清以来学术界的今古门户之见。因为在钱穆看来，今文、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真相并不相符”。3钱穆在晚年拒绝署名由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四人联合发表的标志着海外新儒学形成的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钱穆先生一生时刻不忘中国文化，时刻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为己任，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但是钱穆先生却拒绝签署了，虽然个中原因复杂，但是其中一个原因如钱穆先生所说“年前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人联名做中国文化宣言书，要穆联署，穆即拒之。曾有一函致张君，穆向不喜此等做法，恐在学术界引起无 成稿日期：2010-11-5 作者简介：王传凯，男，上海大学历史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号：10720263 1陈勇.《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50~51. 2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323 3陈勇.《国学宗师钱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0

石家庄市重点名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调研语文试题含解析

石家庄市重点名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调研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钱穆：凤鸣高冈 邹金灿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 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 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读钱穆《国史新论》札记

读钱穆《国史新论》劄记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自2013起，陆续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及最近的《国史新论》。对先生的学养与学识深深折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老辈学人，钱穆先生有坚实的古文基础，用词考究，文章无赘言，古文韵味犹存，读之需缓，细细品味，余音绕梁，回味无穷。当然要想看懂这些半白话文，

字典须常伴左右，百度更是必不可少。 书名为《国史新论》，但内容主要在阐述夏商周三代之后中国传统文化。重点从中国传统社会演变、传统政治、传统知识分子、传统教育、考试制度和历史人物几方面进行纵向讲解，同时伴有与西方社会在诸方面的比较。 所谓新论，即总有一些与传统史学不同的见解。 对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表述提出异议 “封建”一词是西方舶来品，“封建”就是分封建国，中国在秦汉之前可以说封建，但秦汉之后中国的行政建制是以郡县制为主，所以此处如果再以行政建制定义封建就会有问题。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了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贺教授的解释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称为中国古代社会为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业社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最重要的一项职能是抵抗外族入侵，从汉唐到魏晋南北朝，中原地区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夺还是很顽强的，因为地方上还有世家大族可以各自为战。而有宋之后，中国传统的贵族被彻底平民化了，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自耕农社会，在对外战争中一旦中央在军事上战败，地方上就会一泻千里。 再来说“集权”，近些年来由于清宫剧的风靡，很多人都会觉得所有朝代的皇帝可以独断专行，无所顾忌。事实真是那样吗？稍微想一下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皇帝只有一个人，天下那么大，事务那么

钱穆论陈寅恪_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

２０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不乏学术论争，同行之间尤然。而所有本于学术探讨的论争，无论激切还是温和，自然都会有益于学术的发展，值得后人重视。但有些隐而未发的学术争论却不易为人所关注。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梳理这些隐藏的、从未公开化的论争史料，对于深入研究潜在论争双方的学术思想以及一个时期学术的发展路线，显然是有价值的。本文要谈的，即是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与钱穆（１８９５～１９９０）这两位史学大师之间的一场从未公开的学术争论。 一、《师友杂忆》对“陈寅恪学术”的回避 钱穆以平实而雅洁的文笔追述其七十年间的师友往事，留下了一册兼有文章意趣和史学价值的《师友杂忆》，且明白告诉世人“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４４页，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以下简称《杂忆》）。实际上，钱穆著此书虽系追忆师友杂事，但多有月旦当日学界人物之举，如对汤锡予、蒙文通学术的推重，对张荫麟、雷海宗等的好评，对胡适、傅斯年的不无微辞，对熊十力的批评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师友杂忆》亦可视为２０世纪前中叶学术史的缩影。 然而，《杂忆》一书虽记述钱穆与陈寅恪交往诸多片断（计有七八次之多，时间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至４０年代末），但多为日常生活中之一般人情往来，如双方结交缘由、北大任教时双方任课情况、抗战中之相遇相交，以及建国前夕钱就何去何从问题访陈未果等，但真正语及陈寅恪学术的文字却很少。间接相关的，只有１９４４年钱穆在陈寅恪因目疾至成都休养期间因病未能与之作一学术交流而引以为憾的一段记述： 余初撰《神会》一文时，陈寅恪亦因目疾偕其夫人迁来成都休养，余虽常与晤面，但因两人俱在病中，亦未克与之讨论及此。迄今以为憾。（《杂忆》，第２５４页） 关于《坛经》作者问题的争论曾是３０年代学界的一桩公案。１９４４年冬，钱穆撰《神会与坛经》一长文，批驳胡适“神会是《坛经》作者”之说。而陈寅恪早年即 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 项念东

试析“温情与敬意”的大化情怀—钱穆文化思想浅析(一)

试析“温情与敬意”的大化情怀—钱穆文化思想浅析(一) 论文关键词: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内容提要:钱穆从文化的角度探询现代中国的出路，回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文化危机。他从历史研究入手，对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做了比较和预测。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人士，钱穆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终其一生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被称为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博通四部、著作等身”，一生自觉为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是一位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一代学者。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不断对我国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掠夺。百余年来，自强图存成为民族救亡的根本出路，然而，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洋务运动的惨淡经营经不起甲午战争的一场考验，维新变法更是一败涂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但内忧和外患依然严峻。 经不是学者书斋平静从容的理论研究，而是要探寻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晨钟敲响了，它以《新青年》为旗帜，如滚滚江水，声势浩大，这种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运动同中国近代以来遭受的凌辱纠结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新青年》上那些富有批判性的热血文章，像疾风闪电一般，它伴随着从大洋彼岸吹来的欧风美雨，把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推向峰巅浪尖。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在大洋彼岸造就了一个崭新时代的“幽灵”开始弥漫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立新伦理、新道德，走全盘西化道路的呼声响彻云霄。 与此相对的则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东方文化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有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恰恰是拯救现代人心灵空虚的一剂良药。钱穆就是这种主张的倡导者。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飘突进”之时，钱穆正在江南做小学教师。虽然蛰居乡村，但他对当时的中西文化论战颇为关注，对思想界倾慕西化的反传统思潮深表忧虑。1928年他在《国学概论》里指出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实为“失其本心”。1931年钱穆由顾领刚推荐来到北大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和中国通史。1940年出版了《国史大纲》，提出对本国的历史要抱有“温情与敬意”，对中国今日之贫弱落后统统归咎于古人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给予尖锐的抨击。此后出版了《中国文化史导论》，他系统而全面的文化研究从此开始。1987年，他以93岁的高龄，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出版了他文化研究的最后一部宏着《晚学盲言》。与二十世纪的其他学术大师相比?钱穆的经历比较独特:他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来自中国社会最低层的农村?没有读过大学?更没有出国留洋?从一名乡村的教师走上最高学府北大的讲坛?依靠自学成就了学术上的大业。乡村的陶冶与历练?铸造了他坚韧的人生与扎实的学术?成为名播华夏、饮誉海外的大学者、知名教授。他从教七十五载?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目的在于培养既有丰富知识?又懂得如何做人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要求每一个学生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并重新认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一生勤勉?淹通四部?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出版专着巨作七十余部?其学问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为通儒之学。其文化研究著作包括《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年)、《文化学大义》(1952年)、《民族与文化》(1960年)、《中华文化十二讲》(1968年)、《中国文化丛谈》(1969年)、《中国文化精神》(1971年)、《晚学盲言》(1987年)。他毕生的学问宗旨和人生之终极关怀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与未来。文化是什么?钱穆给了自己的诊释。钱穆先生在他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中西文化的著作《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通过比较文明与文化来界定二者之不同。他指出?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1952年?他出版了其文化思想研究的代表作—《文化学大义》?在书中?钱穆为文做了这样的定义:文化即人生。他指出:“文化是指集体的大群的人类生活而言。在某一地区、某一集团、某一社会或某一民族之集合的大群的人生?指其生活之各部门各方面综合的全体性而言?始

国史新论 读书笔记 钱穆

钱穆《国史新论》读书笔记 读钱穆的书总是有一种鞭辟入里，而又通俗易懂的感觉，同样《国史新论》也没有逃脱这样的思维，作者用一种新颖的方式介绍了自己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解读，让人们能够从一个新的方向上去理解我们的社会。读完钱穆的书我们可能会感慨，像这样能够把中国古代政治看得透彻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对于本书的感想。 首先是对于封建的看法。 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之被称为封建的时代其实在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时代，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封建领主分封采邑给其附庸，层层分封，从而形成西欧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是建立在西周分封制的基础之上的，自武王与周公之后，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巩固，面对如此巨大的国家版图，如何治理成为了摆在西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在此基础上，西周封建制应运而生，周王室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治。”[2]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西周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阶段，封建制度逐步瓦解，诸侯不再安于自己的职分，因此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场面，随着诸侯争霸的的不断升级，以及最终秦国的统一六国并在整个国家内实行郡县制，中国的封建社会由此解体。“春秋时期贵族大夫保有着自己的土地，并向周天子进贡，而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虽然在名义上有着天子地位，但实际上各个诸侯国拥有自己的土地，使得分封制度被打破。”[3]而长久以来被国人所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其实就是指西周时期至秦朝始皇统一之前，而秦朝之后由于国家大一统的局面产生，君主独揽国家大权，因此在实质上这并非是一种封建制。 如果说中国自秦朝以来不是封建社会，由君主专权应该被叫做君主专制，而在实际意义上这又不是一种全部意义上的君主专制。在中国古代，君主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比如三公九卿制以及之后的三省六部制，这些制度体系的创建，在很大意义上对于维持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政治理论方面来说，先秦政治思想并不从主权方面着眼，既不主张君权至上，也不主张民权至上，而是一种君职论，强调君主在统治时只不过是在完成一项作为君主的职能。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在中国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中，官僚集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有很多昏庸无能的君主，但国家机器却能够正常运转。在钱穆先生看来这种政府形式应该称之为“士人政府”。“主导社会及政府的，并不是皇帝或者贵族，或者如中世纪欧洲时的宗教，而是士人。”[9]士人传统的真正开启是在战国时期，其后历经汉朝孝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第社会，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等等，都是从社会中选拔受过教育的士人进行政府管理。因此，不能断言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亦或者是君主专制。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被广大人民所熟知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是以阶级斗争和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标准，但“毕竟来自西方历史传统之下，并没有很好的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下的封建社会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不同，”[23]但为什么在中国人眼里马克思的历史论断能够很好地被广大人民所熟知，而钱穆的观点却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保持其傲然的姿态，这一点有着很深的历史因素。但总体来说作为一个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人来说，应该很好地辨明自己的立场，并且基于社会现实而不是偏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