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国史新论

自序

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已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寝馈史籍，数十寒暑，发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治社会史实作大体之叙述。一文化史，推广及于历史人生之多方面作综合性之观察。一思想史，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第一部分先成《国史大纲》一种（商务出版），第二部分续成《中国文化史导论》一种（正中出版），第三部分于四五年前，曾在昆明继续公开作四十次之讲演，而未整理成稿。其他尚有《政学私言》一种（商务出版），亦于第一第二两部分有所发挥。积年所有杂文及专书，亦均就此三部分集中心力，就题阐述。要之，根据已往史实，平心作客观之寻求，决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之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如是学术始可以独立，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

顷来蒿目时艰，受友好敦促，拟继续撰写《国史新论》一种，大体所见，仍与前成各种无多违异。惟旨求通俗，义取综合，限于篇幅，语焉不详。其为前数种所已经阐发者，能避则避，能略则略。读者傥能就此新撰，进窥前构，庶可益明其立论之根据。总之，求在发明古史真相，其于国人现代思潮有合有离，非所计及。

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路看墓地。中国以往四千年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与建设将来新中国惟一不可背弃之最实基础。此层必先求国人之首肯，然后可以进读吾书，而无不着痛痒之责难，与别具用心之猜测。至于语语有本，事事着实，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读者恕其疏失，匡其未逮。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特于刊布之先，再揭其宗旨纲要如此。

本书暂收论文五篇，第一篇《中国社会演变》，第二篇《中国传统政治》，成于一九五○年。第三篇《中国知识分子》成于一九五一年。第四篇《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乃是年冬在台北之讲演稿。第五篇《中国文化之演进》乃一九四一年冬在战时陪都重庆之讲演稿，为拙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之总提纲，一并附缀于此。前三篇曾刊载《民主评论》，并单印为《中国问题丛刊》，第四篇曾刊载于《考诠月刊》之创刊号。兹汇编单行，特向民评社志谢。读此书者，如能参读作者旧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及《政学私言》，及随后所成之《中国历史精神》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诸书，当尤可明了作者之理论根据，及作意所在。

中国社会演变

一

中国是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一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解答。中国史上秦以

前的所谓封建，乃属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度相针对。在西洋历史中古时期有一段所谓Feudalism的时期，Feudalism则并不是一种制度，而是他们的一种社会形态。现在把中国史上“封建”二字来翻译西洋史上之Feudalism，便犯了名词纠缠之病。

西洋Feudalism之起源，事先并非出自任何人的计划与命令，也没有一种制度上之共同规律。只因北方蛮族入侵，罗马政府崩溃，新的政府与法律不及产生，农民和小地主，在混乱中无所依赖，各自向较强有力者投靠，要求保护，于是在保护者与被保护者间，成立了各样的契约。后来此种契约关系，逐渐扩大，连国家、国王、皇帝、城市乃至教会，都被卷入。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演进。

中国历史上所谓封建，究竟始于何时，已难详考。据传说，远从夏、商时已有。古史渺茫，此当由专门古代史家经过严格考据来论定。但我们不妨说，正式的封建制度则始自西周。西周封建乃由武王、周公两次东征，消灭了殷王室的统治权，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这种演进是由上而下的。西方封建由统一政府之崩溃而起，东方封建则是加强政府统一的一种强有力的新制度。

若加进经济情形来讲，周代封建实是一种武装集团的向外垦殖。西周本是一个农耕部族，他们征服了殷朝，遂把他们的近亲近族，一批批分送去东方，择定交通及军略要冲，圈地筑城，长期屯驻。一面耕垦自给，一面建立起许多军事基点。在其相互间，并完成了一个包络黄河流域，乃至南达汉水、淮水，甚至长江北岸的庞大交通网。原有殷代遗下的几许旧的城郭与农耕区，被包络在这一个庞大交通网与许多军事基点之内的，也只有接受周王朝新定的制度，而成为他们统属下的侯国了。至于在此一两百个城郭农耕区域之外，当时中国中原大陆还有不少游牧部落，他们并不专务农业，他们也没有城郭宫室，还是到处流动迁徙，这些便是当时之所谓戎狄。

因此西周封建，同时实具两作用。一是便于对付旧殷王朝之反动，一是防御四围游牧人侵扰。我们若把这一种形势和进程来比拟西洋史，周代封建实是当时以军事和政治相配合，而又能不断地动进的一种建国规模。远之颇像罗马帝国，近代则似英伦三岛之海外殖民。由一个中心向外扩展，由上层的政治势力来控制各地的社会形态。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则由各地散乱的社会，渐渐向心凝结，在下层的许多封建契约上，逐步建立起政治关系来。由日耳曼诸选侯来公选日耳曼王，再由日耳曼王来充当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又是中西封建恰相颠倒的一个对比。

若就社会形态言，周代封建确与西洋中古史上之封建社会有一相似处，厥为同样显然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存在。然此一形态，并非封建社会之主要特征。因希腊、罗马时代，同样有贵族平民两阶级，但那时则并非封建社会。即就中国周代与西洋中古之贵族阶级作一比较，其间亦有许多不同。西洋中古时代之贵族地主，实际上多是在一块农田，即他的领地上居住，筑有一所堡垒，一个像中国后来所谓庄主或土豪的身份而止。他的地位，在当时也只等如一个寺庙中的方丈或一个市镇上的镇长。而中国在春秋时代所见的诸侯卿大夫，则都是像样的政治领袖。如齐、晋、楚、秦许多大诸侯，实和十字军以后英、法诸邦的专制王室一色无二。

他们的疆土，即俨然是一个大王国，他们治下的许多卿大夫，如晋六卿鲁三家之类，全都集中在中央政府共同执政，已经是像样的一个政府和王朝。当时的卿大夫各有自己的采邑，也各自派有官吏即家宰统治着。每一侯国的都城，有一所宗庙，同时也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都会。宗教工商业和军事，都集合在一政府一王室当时称为诸侯的统率管理之下。

明白言之，春秋时代的贵族，显然是政治性的。而西洋中古时期，除却公国伯国等外，还可有主教国Bishop states，或城市国，同样都说是国，以分别于此后新兴的所谓现代国家。而中国春秋时代之侯国，论规模与体制，实已与此后西洋的现代国家相差不远。工商都市与宗教中心，都已控制在封建贵族的政治系统里。这又是一个应当注意的大差别。这一个差别，依然是上指西方封建是一个社会形态，而中国封建则是一个政治制度的差别。固然政治与社会相互间，并不能严格分离。但我们要研究某一时代的社会形态，决不该忽略了那时的政治制度。

一到战国时代，那种政治的演进更显著了。那时的国家都已有更辽廓的疆土，更谨严的政治组织，像齐国拥有七十多城市，全都直辖中央，由中央派官吏统治，不再是贵族们的采邑了。它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临淄，据说有七万家住户，每户可得壮丁三人，一城便有二十一万个壮丁。想来全城居民，至少应在三十五万人以上。其他各国首都，像赵之邯郸，魏之大梁，楚之郢，其繁盛情形，亦大致与临淄相类似。这些都是政治中心，同时又兼商业中心的大城市。每一次战争，一个国家派出二三十万战士并不很稀罕。各国政府中的行政长官，以及统兵大帅，几乎全是些平民出身的游士。偶然还有一二贵族封君，像孟尝、平原、信陵、春申之类，他们也并不像春秋时代一般贵族们，有经政治、法律规定允有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权益。赵奢为政府收田租，平原君的九个管家违抗法令，给赵奢杀了，平原君还因此赏识赵奢，大大重用他。我们单凭战国政治局面，便可想见那时的社会形态，断断不能与西方中古时代所谓封建社会者相提并论。

现在再一检讨春秋战国时代的平民生活。照中国古代的封建观念，一切土地全属于贵族，平民并无土地所有权。故说“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懂得了这一观念，才可来讲那时的井田制度。诸侯们在其所居城郭之外，划出一部分可耕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按着年龄受田还田。每一农民，在封建制度下，绝不许有私有的土地，但税收制度则甚为宽大。依照井田制的标准形式论，每一家受田百亩，这是所谓私田。八家又共耕公田百亩。但所谓私田，只照收益言，并不指土地的私有。每一农民二十岁受田百亩，六十岁还归公家。在此期间，他一面享有这百亩田的私收益，但须联合其他七家，参加耕种公田百亩之义务。这一百亩公田，成为一个小型的集体农场，由环绕它的八家农民共同耕作。在贵族握有土地权者之收益言，只等于征收田租九分一。后来这制度稍稍变通，把公田取消，每一农民在其私田百亩内，向地主，即贵族贡献十分一的田租。大概这两制度，有一时期曾同时存在着。离城较近的田地，授与战士或其他较优待的农民，是没有集体耕作的公田的，按亩什一抽税。离城较远的地区，则仍行八家共耕公田的旧制度，公家得九分一的收入。

但这一制度，在春秋末战国初一段时期内，便逐步变动了。主要是税收制度的变动。起先是八家共耕公田百亩，再各耕私田百亩，此所谓助法。其次是废除公田，在各家私田百亩内征收什分一的田租，此所谓贡法及彻法。贡法是照百亩收益折

成中数，作为按年纳租的定额。彻法是照每年丰歉实际收益而按什一缴纳。再其次则贵族只按亩收租，认田不认人，不再认真执行受田还田的麻烦，此所谓履亩而税。更其次则容许农民划去旧制井田的封岸疆界，让他们在百亩之外自由增辟耕地，此所谓开阡陌封疆，而贵族则仍只按其实际所耕收，取什分一的田租。此在贵族似乎只有增添收入，并不吃亏。然而这里却有一个绝大的转变，即是土地所有权由此转移。

在春秋时代，照法理讲，农民绝无私有的土地，耕地由贵族平均分配。照现在观念来说，土地是国有的，农民是在政府制定的一种均产制度之下生活的。现在税收制度改了，贵族容许农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执行受田还田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那土地所有权却无形中转落到农民手里去。

这一转变，并未经过农民意识的要求，或任何剧烈的革命，也非由贵族阶级在法理上有一正式的转让令，只是一种税收制度变了，逐渐社会上的观念也变了，遂成为耕者有其地的形态，此即封建制度下井田之破坏。

井田制破坏了，现在是耕者有其地，土地所有权转归给农民了，然而相随而来的，则是封建时代为民制产的一种均产制度也破坏了。从前是一种制约经济，现变成自由经济了。有些农民增辟耕地渐成富农,有些贫农连百亩耕地也保不住，经由种种契约而转卖给富农。既是土地所有权在农民手里，他们自可世代承继而且自由买卖。与私有制相引而起的，则是贫富不均，此在中国史上谓之兼并。农民有着自由资产，中间便有着贫富的阶层。富农出现了，渐变成变相的贵族。从前平民贵族两阶级的基础也连带摇动。所以井田制度破坏，必连带促进封建制度之崩溃。

再次要讲到耕地以外之非耕地，包括草原、牧场、泽地、猎区、鱼池、山地、森林、矿场、盐池、盐场等，这些在古代称为禁地，指对井田之为开放地而言。照法理言，禁地亦属封建贵族所有，他们特设专员管理，不容许农民自由侵入。贵族们凭借这些禁地，占有一切小规模的工商业。工人商人全由贵族御用，指定世袭，只受贵族额给的生活酬报费，并无自由私产，更谈不到资本主义。

但到春秋末战国初，这一情形，也连带变动了。农民们不断侵入禁地捕鱼、伐木、烧炭、煮盐，作种种违法的生利事业，贵族禁不胜禁，到后来让步了，容让他们自由入禁地去，只在要路设立关卡，抽收他们额定的赋税。但在土地所有权的观念上，却并未像耕地般顺随转变。因此自战国一直下至秦汉，山海池泽的所有权，仍都认为是国有的，在那时则认为是王室所私有。因此秦汉两代的税收制度，把田税归入国库，大司农所管。把山海池泽之税归入王室之私库、少府所管。

这一分别，除非明了春秋封建时代井田与禁地的所有权之法理观念，及其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将无法说明。

连带而来，正因为在春秋时代，最先侵入山泽禁地，营谋新生利事业者，是被指目为盗贼的，因此直到秦汉时人，尚认自由工商业为不法的营业，而称之为奸利。汉初晁错等人重农抑商的理论，以及汉武帝时代之盐铁国营官卖政策，皆该从此等历史演变之具体事实来说明。

汉武帝的盐铁政策，在近代看法，极近似于西方新起的国家社会主义。然在汉时人理论，则山海池泽之所有权既归属于王室即公家，则遇王室有需要时，自可收归自己经营。而且汉武帝是把这一笔税收来津贴国防对付匈奴的，那更是名正言顺，无可疵议了。但自由经济思想，仍在汉宣帝时，由民间代表竭力主张而再度得势。当时政府财政当局与民间代表，对此政策之详细讨论与往复辩难，曾记载在有名的《盐铁论》里面，此书直保留到现在。但下到王莽时代，政府中制约经济派的理论，又重新抬头。连一切田亩，完全收归国有，由中央重新平均分配。盐铁官卖的政策，又复严厉推行。这只是沿续汉武帝时代的理论，进一步来恢复春秋封建时代的经济政策，即一种制约的平均分配政策。这些全都渊源于春秋时代之井田禁地及一切土地所有权公有之一观念上，演变产生。

依据上述，春秋封建时代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取消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也解放了。在上既无世袭特权的贵族，在下却兴起了许多富农新地主，以及大规模的私人工商企业与新富人。若说春秋社会有一些像西洋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到战国，可说完全变样了。同时我们还该注意到，介在贵族君、卿、大夫与平民农、工、商两阶级中士的一阶层。

士可分为文武两支，在西洋中古封建社会里，有一种骑士出现，但在中国春秋时期，则根本无此现象。军队全由贵族子弟所编组，平民没有从军作战的资格。又在西洋封建社会里，教师、牧师，亦是一份极重要的角色。中国春秋时代，宗教早为政治所掩蔽，所消融，没有能脱离政治而独立的宗教。虽有一大部分知识亦保留在宗庙里，但中国的宗庙，与西洋教堂不同。在宗庙服务的，不是僧侣，而是政府指定的一种世袭官吏。当时也只有贵族子弟得受高深教育，平民是没份的。偶有特殊英武或聪秀的平民子弟，有时获蒙挑选到军队或宫廷中去，这便是所谓士了。

士的一阶级，乃由贵族阶级堕落，或由平民阶级晋升而成的一个中层阶级。他们在军役或文职中，充当一种下级不重要的职务，有些像西方骑士和牧师般，而实在则大不相同。在此也可见要把中西历史一一相拟，这中间是有绝大出入的。一到战国时代，情形又大变。贵族军队解体，平民军队代兴。平民普遍参加军役，因而有立军功而获高官厚禄，变成新地主新贵人的。而平民学者之兴起，更为当时社会一绝大变迁。那些平民学者，代替贵族阶级掌握了学术文化知识上的权威地位。战国时代各国一切武职文职，上及首相统帅的崇高地位，几乎全落到这辈新兴的平民学者所谓士的手里，这已在上面说过了。更重要的，这辈平民学者，绝没有像西洋中古封建社会里所谓有限度的忠忱那样的心情。他们绝不肯只忠于他们所隶属的领地，或市镇，或基尔特，或某家族某国君之下。他们当时，可称为全抱有超地域、超家族、超职业甚至超国家的天下观念或世界观念，而到处游行活动。

他们这一种意识形态，亦可由历史演变来说明。因中国周代封建，本是西周王室一手颁布下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之用意，本在加强中央统一之政治效能的。后来经过一段长时期的持续，这一制度之实际效能，充分表现了。不论西周氏族，乃及夏氏族、商氏族及其他氏族，全在此制度下，逐渐酝酿出一种同一文化、同一政府、同一制度的大同观念来。

在春秋时代，西周王室虽早已覆灭，但由它所分封的诸侯们，却逐渐形成一坚强的同盟团体。在名义上，他们仍服从周天子共主的尊严。在实际上也尽了他们保存封建文化，即当时城郭耕稼的文化，来压制消灭各地游牧文化之骚动与威胁。这便是春秋时代之霸业。但春秋列国君卿大夫，他们究竟同是贵族，在他们各自的领土上拥有特权，因此他们只能做到他们那时所能有的一种国际联盟而止。但平民学者兴起，他们并不承认贵族特权，而他们却忘不了封建制度所从开始的天下，只有一个共主，一个最高中心的历史观念。因此他们从国际联盟，再进一步而期求天下一家。他们常常在各国间周游活动，当时称之谓游士，即是说他们是流动的知识分子。其实凡属那时的知识分子，无不是流动的，即是无不抱有天下一家的大同观念。他们绝不看重那些对地域家族有限度的忠忱，因此而造成秦汉以下中国之大一统。

西洋在中古封建社会里，算只有基督教会，抱有超地域、超家族的天下一家的理想，竭力要凭他们的宗教教义，在封建社会上，重新建立起一个神圣罗马帝国，来恢复古罗马的统一规模。这与它们封建社会所由形成的历史趋势，恰相违逆。因此宗教势力在政治上的作用，也必渐渐降低，终于在地域与家族之基础上，造成许多近代的新王国。他们在政治上的契约的理论，民权的观念，民主政治和议会选举种种的制度，西方历史学者都能指出它们的渊源，多半由中古封建时代所酝酿，所孕育。

但中国西周以下的封建，大体上并不与西洋一般。因此在中国封建政治下，酝酿出秦汉统一，酝酿出汉武、王莽以下，一连串的制约经济与均产运动。中国虽无教会，而中国历史却能制造出像西洋中古时代耶稣教士所想像的天下一家的大同政治。若使不能尽情抹杀历史事实，试问可否说孔子、墨子以下的那批战国游士们的抱负，全是像近人所咒骂吐弃的所谓封建意识呢？

二

秦汉时代，更和战国不同。那时整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据汉代言地方行政分着一千三百多个低级行政区“县”，一百多个高级行政区“郡”。中央乃至地方官吏，全由政府选拔贤才任用，在政治上，更无贵族世袭特权之存在。在汉初，固然一时反动，有封王封侯的。然王国不久全归消灭，封侯的只能衣租食税。在名义上他们都有封土，实际上地方民政财务军权全不经他们手，只由中央指定的地方行政长官，每年派给他们一份额定的税款，无异是由政府长期赠送他们一份无职位的年俸而止。他们并一样受政府法律管制，往往因私通家里婢女，或是勾结商人共同经商一类的罪名，因人告发而丧失了他们的爵位。若因当时尚有许多爵名存在，而说这是封建社会，我们能不能说近代英国也还是封建社会呢？

再就经济言，全国农民乃及工商业，只向一个政府纳同一规定的赋税，担当同一规定的兵役，遵守同一种法律，享受同一规定的权利，这样的社会，能不能算是封建社会呢？在法律上，全体人民地位是平等的，全是国家公民，并无贵族平民阶级之对立。经济是自由的，因此形成贫富不均的现象，这些都不能算是封建社会的特征。

在西洋史上，诚然可说是由封建社会转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有人说，中国则永

远是农业社会，但农业社会并不就是封建社会。而且自战国以来，工商业早极发展，但中国却亦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此因中国始终忘不掉古代的制约经济与均产精神。汉代对商人收税特重，又不许服务政府的官吏兼营商业。到汉武帝时，把铸币权严格统制在政府手里，又把几种人人日常必需的重要工业，如煮盐冶铁之类，收归国营，或官卖。纺织业中像贵重的丝织业，也由政府设官按年定额出品。酿酒业亦由政府统制。运输业中重要部门，亦由政府掌握，定为均输制度。市价涨落，由政府特设专官设法监视与平衡，定为市易制度。试问在此种政治设施下，商业资本如何发展。其多拥田地的，政府也屡想规定一最高限额，此所谓“限民名田”。直到王莽时代，并要把全国田亩尽复收归国有，重新平均分配。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一条大主流，而且此项经济政策之实施，在此后历史上还是屡见不一见。所以中国绝非一纯粹的农业社会，工商业早已繁盛，只没有像近百年来西方般，发明科学的新机械。这固然是中国社会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原因，但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也足裁抑资本主义之演进，此层绝不该忽略。

最近又有人认汉代为奴隶社会的，此层更无理据。汉代固有大量奴隶之存在，但汉代全国人口，据历史记载，总在两千万之上。奴隶数最多不超过两三百万。每十人中拥有一奴隶，这不能便说是奴隶社会了。而且汉代所谓奴隶，只是他们的法律身份与一般公民不同。论其社会地位以及生活境况，往往转有在普通自由平民之上的。

汉代奴隶之来源，一因汉代有人口税，及义务劳役，若纳不起人口税或逃避劳役的，政府可以没收他为官奴隶，于是社会上遂多自卖为奴来逃避这一种惩罚的。二因汉代商业与后世不同，生产制造运输推销，各项经营，尚多混合不分，由同一个私家企业来执行。因此需要大量的人力。一个平民自卖为奴，有时是参加了一个大的企业组织，正如近代一农民走进大公司当职员，他的生活境况自然会提高。政府只是加倍增收他的人口税，或限制他的政治出路，却不能低压他的生活享受。而拥有大群奴隶的，纵是加倍缴纳了人口税，依然还有利。当知汉代奴隶，并不专是农奴或苦役，奴隶市场上出卖的奴蟀，多数是投进奢侈圈中，不是走近劳役阵线的。汉代的大地主，只在田租上剥削，并没有使用大量田奴。凡此所说，只须细看当时历史记载便可知，哪可说汉代还是一个奴隶社会呢？

历史研究贵于能根据客观记载，再加上一种综合的阐明。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再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此乃西方史学界中之某一派，根据西方历史而归纳为如此说法的。这种说法，也并未为西方史学界所公认。说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转入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尚可说是较近实情。若把希腊、罗马乃至埃及、巴比伦遥长时期的西方古代社会，统统包括在一奴隶社会之概念下，却不能扼要阐明那时种种的史实。因此这一观点，在西方史学界中便己很少应用了。

中国史与西洋史是否走的同一路程，这应该根据双方史实，详加分析研究，先寻出其间的异同，再加以更高的综合，始合所谓科学方法的客观精神。若硬把西方某一派的观点套上中国史，牵强附会，哪能免武断歪曲，笼统演绎种种的毛病。

现在就中国史本身来说中国史，来分析中国史上的社会形态，我想先提出两概念。大概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比较凝固，比较有定型可指。有几个时期，社会形态

却比较变动，比较难指出其某种的定型性。这两种社会显然不同。所谓较有定型者，乃指那时社会上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势力，获得较长期的特殊地位，而把历史演进比较地凝固而停滞了。有时则旧的特殊势力趋于崩溃，新的特殊势力尚未形成，那是变动的，无定型的时期。这些时期，可能是黑暗混乱不安定，但亦可能是活泼动进，有一种百花怒放万流竞进的姿态。我们可以把下一时期的情形，来衡量上一时期对历史价值之贡献。若下一时期黑暗而混乱，则因上一安定时期把历史生命力消蚀了，摧残了。若下一时期活泼而前进，则因上一时期把历史生命培植了，护养了。

我们不妨说西周及春秋是封建社会，惟此所谓封建社会，仅就中国固有名词来讲中国史，并不是说那时的社会形态即相似于西方的中古时期。在那时期，上层由某几个家族之取得政治上世袭特权而形成为贵族阶级，下层有被一种均产精神的制约经济所管束而形成的平民阶级。贵族与平民两阶级之长期对立，使那时期的社会，形成一较凝固的定型。但一到战国，世袭特权推翻，制约经济解放，凝固的定型消失了，许多新的力量都在潜滋暗长，都在迈步向前。战国如此，西汉也还如此。我们不如说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是在无定型的动进状态中，比较稳妥。

在这时期，有两种新兴势力最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自由经济，一是平民学术。自由经济走向下层，平民学术却走向上层。战国时期是此两种新兴势力平流齐进的时期，因此战国社会更活泼、更前进。下一时期，即西汉时期，平民学者在政治上把握到较稳定的地位，来设法抑制下层的自由经济之继续进展，因此西汉社会比较战国，是一段在活泼动进中又回头转向凝固安定的时期。

若论那辈平民学者的出身，小部分是由贵族阶级递降而来，大部分是由农村社会凭借中国北方大陆之农隙余暇，在半耕半读的醇朴生活中孕育茁长。因此在那时期的平民学术，先天性地含有向上注意争取政治权，向下偏于裁抑自由经济贫富不平等发展之继涨增高的内在倾向。因此中国历史依然走上由政治来指导社会，不由社会来摇撼政治、由理想来控制经济，不由经济来规范理想的旧路子。这里面也可以说明另一契机，何以使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之后，不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上去。

三

我们若把握住中国历史从春秋封建社会崩溃以后，常由一辈中层阶级的知识分子，即由上层官僚家庭及下层农村优秀子弟中交流更迭而来的平民学者，出来掌握政权，作成社会中心指导力量的一事实，我们不妨称战国为游士社会，西汉为郎吏社会。

武帝定制，凡进入国立太学的青年，其成绩优异者补郎，为服务宫廷一庞大侍卫集团。成绩较次者，各归地方政府为吏，为隶属于各行政首长下之各项公务人员。在地方为吏经过一段时期，由其私人道德及服务成绩，仍得经其所隶首长之考察选举，而进入中央为郎。政府内外一切官长，大体由郎的阶段中转出。因此战国的游士参政是无制度的，更较活动的。西汉之经由太学生补郎补吏的法定资历而参政，则是较凝固较有轨辙的。然在政治上虽有一套固定的制度，在社会上则并无一个固定的阶级，因此西汉社会依然是动进无定型的。

但不幸到东汉，而终于慢慢产生出一个固定的阶级来。一则当时教育不普及，二则书籍流通不易。在政府法律下，虽无特许某个家庭以政治上世袭的特殊权益，但此家庭只要把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殊权益，也就变相地世袭了。于是有东汉以下的世家大族所谓门第的出现。

门第势力，已在东汉中叶逐渐生长，此后又经黄巾之乱，三国鼎立的一段长时期纷扰，中央政府不存在，平民失却法律上之保护，各各依附到世家大族既成势力下求庇荫，经过相互间的私契约，一般平民从国家公民身份转变成门第的私户。那些世家大族，把私户武装起来，成为一自卫团体，一面筑坞，即犹堡垒，凭以自守，一面屯垦自给。依随他们的私户，则成为部曲或家兵。不像样不稳固的新政权，因要获得他们之归附，在事实困难上，只得承认他们相互间的私契约。于是政府与社会中间，隔着一道鸿沟，政府并不建筑在公民的拥护上，而只依存于世家。世家挟带私户，来与政府讲条件。直到西晋，昙花一现的中央政府不幸短命，五胡割据，东晋南渡，大批平民跟随大门第渡过长江。留在北方的，亦赖借大门第所主持的集体势力，而避免胡族政权之蹂躏。如是而社会上门第势力，无论南北，都更见壮大。

这一情形，却极像西洋史上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倾覆后的一段。而且那时印度佛教东来，宗教势力兴起，寺庙僧侣也掌握到社会上绝大一部分力量，为一辈平民所依附。因此近代研究中国史的，又有人说，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不在西周与春秋，而在魏、晋、南北朝。在此点上，遂引诱他们提起把西汉当作奴隶社会的兴趣了。

但我们进一步仔细推寻，则自见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门第社会，和西洋中古时代的封建社会，依然有它极大的相异处。最要的还在政治上。秦、汉大一统政府种种法理制度的传统精神，早在中国史上种下根深抵固的基础。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中央政府，虽则规模不如秦、汉，但在政治观念上，依然还是沿袭秦、汉政府之传统。当时的大门第，虽则因缘时会，获得许多私权益。但在国家制度上，并未公开予以正式的承认。他们虽是大地主，但并不是封建贵族，因他们并没有政府正式颁赐的采邑。他们虽世代簪缨，但这是凭借一时的人事机缘，像九品中正制之类，却并不是政府特许的爵位世袭。而且在政府方面，还屡屡想把他们的私权益据理调整。当时政府本身，即是一个门第势力所支撑而形成的政府，而时时想裁抑门第，此即证明是秦、汉以来历史传统的潜存势力在发挥其作用。

我们还得一述当时农民的地位。春秋战国时的田租，大体是十分而税一。汉代更宽大，折半减收，法定的租额是十五税一。但实际征收又减一半，只是三十税一。而有些豪门的私租额，最高到十税五。因此政府的宽政，有些处达不到民间，而转增了豪门的剥削，这是秦汉沿袭战国，改采自由经济的流弊。王莽针对此弊，要把田亩全收归国有，重新分配，恢复井田制，即是恢复制约经济，恢复均产精神。但他失败了。一到三国、两晋时代，全部农民，几乎都转入豪门，受其荫庇。据历史记载，当时的田租额，提高到百分之六十，最高有到百分之八十的。薄弱的中央政府，很少直辖公民，财费无着。因此政府田租也依照豪门租额征收，虽想与豪门争夺民众，终鲜实效。直到北魏均田制出现，农民地位，始见改善。这一新制，依然是由北方门第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根据历史传统所提供。最要的是把租额锐减，还复汉制，如是则农民们与其为豪门私户，宁愿为政府公民。于是户口田亩的实际数字，很快地由农村直接呈报到各处地方政府来，大门第荫庇下

的私户，轻轻一转手间，又成为政府之公民。中国政府凭借广土众民之支持，本来不需横征暴敛，政费是不愁不足的。这又是历史上一番大革命，但也没有经过下层民众的暴动流血，强力争取，只由政府自动地在法律制度上改进一番，而和平地完成了。

其次要说到农民对国家之服役，这与纳租，成为农民对国家之两大义务。在西汉，推行全民义务兵役制，每一个农民都需要服兵役，但分派时期不久，很易负担。汉末大乱，农民转到私家门第下当部曲，国家公民少了，尽量抽丁，那时则农民全成为军队。粮食不给，再由军队抽空屯田。在法理上，是兵队耕着政府的田，正与私家部曲耕种大门第的田一般。因此田亩收入，尽归国有，农民即屯田兵所得，只是最低限度之生活费。上文所说百分之六十的税收，便由当时屯田制演成。五胡以下，在北方是胡人的部族兵，中国民众则在抽丁制下临时加入军役。在东晋，则因门第势力之阻梗，连抽兵也难顺遂推行，于是逐渐改成募兵制，借此勉保疆土。直到北朝末期的北周，再根据历史传统来创立府兵制。在汉是全农皆兵，在北周则成为全兵皆农。农民不需全服兵役，而服兵役的，政府一一给以一份定额的耕地。在政府不再有军晌之支出，在兵队却各有家庭，各有一份优厚生活的保障。田租与兵役制度改进了，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情况也改进了。于是整个时代，也因而转运了。所以我说要研究社会状况，不应该忽略了政治制度。因政府控制着社会的。社会常随着政府之法制而转形。北朝因有均田与府兵两项新制度，遂造成了此下隋、唐两代之复兴盛运。而此两项新制度，则全由当时北方门第中知识分子，从研究古代经史而建立。

当时南方学者讲庄老新思想，北方却守旧，仍着重传统经史之学。尤其是一部《周礼》，成为当时国际间共同看重研讨的对象。创造府兵制的苏绰，便是研究《周礼》的专家。此后北周军队打进北齐都城，北齐的《周礼》权威学者熊安生，告诉他家人说，北周皇帝一定会先到他家来拜访，嘱先打扫门庭。结果北周皇帝果然不出所料，随着大军进城，首先下令到熊先生家去。

以前王莽早已根据《周礼》来变法，以后北宋的王安石，又复根据《周礼》来变法。《周礼》是战国时代一个不知名的学者，假托周公封建来伪造的一部订有精详的具体制度的“东方之理想国”。虽是一部伪书，但也保存有许多周代封建时期的实际史料，又有许多在封建崩溃之后，一种理想的封建制度之再计划。因此，我们要研究中国的封建社会与封建思想，这一部书至少该参考。

至于说到那时的商业，比两汉，只见更活泼，更繁荣。就南朝论，当时说，广州刺史只经城门一过，便可得三千万。就北朝论，魏孝文迁都洛阳，其新都建筑规模，尚有《洛阳伽蓝记》可证。我们一读此书，便可想像当时北方商业繁华之一斑。若我们一定要把西洋社会来比拟中国的，则试问，全国各地，散布着繁盛的商业都市，散布着自由的中产阶级，那样的社会，是否便即是封建？于是有人又要说，那时的中国，便已是前期资本主义的社会了。总之，说通了这些处，又说不通那些处。说近了这边，又说远了那边。勉强比附，终无是处。

下面讲到隋、唐。

四

隋、唐的府兵制，沿袭了北周成规，而唐代的租庸调制，则由北魏均田制所蜕变。汉代租额三十税一，唐代更轻，只四十税一了。汉代农民服役，每年一月，唐代减到二十天。更重要的，是唐代沿袭北周，接受了古代井田制度为民制产的精神，每一农民都由政府授以耕地，使在轻摇薄赋的传统精神下，人人有一份最低限度的生活凭借。但唐代对工商业却转采自由政策，一切免税。我们把汉、唐两代的经济制度作一对比，汉代只注意裁抑工商资本之过度发展，而没有注意到下层农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唐代颇注意农民生活之保护，而放任工商业之自由发展。汉代立法，像是不许有过富的，却可能有很穷的。唐代立法，像是许可有过富的，却不许有过穷的。因此唐代社会经济较之汉代更活跃，更繁荣。

最要的是隋、唐公开考试制度，即所谓科举制度之确立。任何一公民，皆可自动请求参加考试，以获得进入政府的一种最有保障的资格。这一制度推行了，以前门第那一种变相的贵族，便逐步衰退而终于消失了。这又是中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形态一番极大的革命过程，但仍非由下层民众掀起流血狂潮经斗争而获得，仍是由上层政府在制度之改革上和平达到。

唐代在大一统政府下，全国民众，受着举国一致合理而宽大的法律保护。旧的特权势力，在逐步解体。有希望的新兴势力，在逐步培植。那时的社会，也如西汉般，在无定形的动进中，我们断难称它又是一个封建社会。然而历史演进是永远有波折的。唐代到中、晚期，租庸调制、府兵制都破坏了。另一种变相的封建势力又产生，此安史之乱以后所谓的藩镇。这是一种军阀割据，因唐代长期向外开疆拓土，边防将领除带兵外，又逐渐掌握地方行政财务之实权，外重内轻，尾大不掉，而引起安史之乱。政府对叛乱势力不能彻底肃清，姑息妥协，于是遂有藩镇。他们拥兵自强，又互相勾结。政府虽没有准许军权世袭的明文规定，但他们用种种方法强迫政府，期求变相的世袭。

若说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文官家庭之变相世袭，则唐中叶以后之藩镇，是武将家庭之变相世袭。门第造成社会不平等，藩镇造成政治不统一。若使我们把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统一，认为那作梗的都是些封建势力，则门第和藩镇可谓各得其半。若我们要权衡两者间之病害轻重，则又似各有得失，颇难遽下定论。门第势力造成政府之弱势，但传统文化，还赖它在乱离中保住。藩镇割据，把中国当时的对外国防，幸算勉强撑持。但在军阀统治下，普遍地文化窒息，而且几乎连根铲灭了。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盛运之来临。而唐中叶以后，终至演成五代十国之黑暗，以及北宋统一后之长期衰弱。因此我们知道，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北宋初年，在文化上经济上已经赤地一片，都需要重新建立。首先是没收军阀兵权，加强中央政府之统一。其次是竭力提倡文化与教育，要社会一般风气看读书比当兵为高贵。为近人所诟病的，中国人之尚文轻武的风气，正是北宋初年用尽全力扭成的。若在五代十国，公民想求出路，只有去当兵，否则出家做和尚，读书人则早快绝迹了。经过宋代将近一百年的培植养护，政府又变成像样的读书人的政府，那时遂又有王安石变法和新政运动。首先是要训练民兵来替代职业兵。于是有保甲制，期于农隙中来武装农村。其次注意到减轻社会富农对国家劳役之过重负担，那些全是中唐以下，直到五代十国军阀统治所积累增加的，于是有免役制。把普遍摊款来代替偏差任役。其次又想清丈田地，整顿税收，来逐步走上

中国读书人一向想念的古代封建社会下的那种制约经济与均产精神，于是有方田制，即丈量田亩。又想裁抑商人资本，其实那时的商业资本早已有限，只因政府穷困，政费无着，不在农民身上打算，便转到商人身上起念，于是有均输与市易制，由政府来转运物资及平衡物价。又想把农民的困乏，在地主与富人的剥削下解放，于是有青苗制，由政府来贷款，收回轻微的利息。这些仍是中国传统政治下一套传统的经济理论。他们依然是根据《周礼》来做新政的理论上之护符。

那些新政，终于因多数反对而失败。当时反对新政的也有他们的理由。宋代最大症结，还在它养着一百几十万不生产的职业兵，把整个经济拖垮了。王安石要在这上下困乏的环境下推行新政，增加税收，那是利不胜害的。

自从唐代租庸调制破坏，改行杨炎两税制，自由经济又抬头。农田兼并，再度造成小农与大农。直到宋代，南方长江流域，是当时中国经济的新兴区，比较多自耕农。而北方黄河流域，因唐代门第与军阀势力的遗毒，比较多佃农，在宋代称为客户。据当时政府户口统计，北方客户比较多，南方客户比较少，南北经济情况不同，因此王安石的新政，在南北两方利害亦不等。如青苗免役诸法，南方比较多赞成，北方比较多反对。民兵组训即保甲制，亦先在北方推行，因此北方人更多反对。由中央政府制定一种统一的法令来推行全国，北宋以后，是比较困难了。

五

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中国的现代型。第一是中央集权之更加强，第二是社会阶级之更消融。魏、晋以下的门第势力，因公开考试制度之长期继续，已彻底消灭，商业资本难于得势，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我们若把分裂性及阶级性，认为封建社会之两种主要特征，则宋代社会可说是距离封建形态更远了。然而正为此故，遂使宋代社会，在中国史上，显为最贫弱，最无力。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水利兴修，道路交通，教育宗教一切文化事业，社会没有力量，全要仰赖中央，这是不可能的事。一到金胡南下，中央政府崩溃，社会上更无力量抵抗或自卫，其所受祸害，较之晋代五胡乱华一段更深刻，更惨澹。

中国传统政权逐步迁移到南方，蔡京、秦桧、韩侘胄等权臣，先后在南方长江下流经济新兴区，大量收买农田，南方农村也落在大地主手里。他们的私租额，也和晋代百抽六十差不多。政府争不到田租收入，于是在商税上拼命括削，结果弄得民穷财尽。一辈知识分子，于是又高倡井田均产的老调。到南宋亡国时，贾似道听了他们意见，回买公田，把权家田亩，全部没收。但公家的租额，依然遵照私家规定。那是以暴易暴，并不为民众所欢迎。元人入主，仍依照南宋旧规收租。于是江南社会，永沦入水深火热中。而北方社会，经过金胡长期屯田兵圈地霸占，更不成样子。

我们若要从中国历史上，寻出一个比较最近似于西方中古时期所谓封建社会的时期，或许只有元朝了。那时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但蒙古一切政制，并不沿袭中国旧传统。那时在政治上经济上，有许多不合理不合法的特殊权益，分配在

蒙古人即军人、征服者，色目人即商人、帮凶者，以及庙寺僧侣、土豪地主的手里。一切田地被霸占，一切工匠被掠夺。社会上是阶级重重，政治上是处处分割，各地方各阶层，到处有许多世袭的特殊权益在压迫民众。下层民众惟一躲藏逃避的方法，只有向某一特殊势力去投靠。但这些特殊势力，大部分从社会外面加压上来，并非由社会内层自己长成。这又是中国元代社会与西洋中古时期一绝大不同点。

经过元末革命，中国社会又渐渐扭转了蒙古人的封建统治，回复到传统的固有形态来。第一是把蒙古的部族兵队制取消了，重新创行新府兵制，即卫所制度。一面可省国家的养兵费，一面仍使全国大部农民可以避免义务兵役。第二是把户口与田亩登记，彻底整顿黄册与鱼鳞册，来清除豪门大户逃避田租的积弊。这是王安石方田法以及朱子所盛推的经界制度所想做而未成的。但政府对江南的田租，却依然承袭元旧，照南宋以来的私租额征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点。直到清代，始络续经地方疆吏之申请而轻减。大概直到清末，全国田亩，在国家法定租额上，仍是很少超出十分之一以上的。其次是晚明万历时代之一条鞭制，把摇役摊算在田租内，一并征收。这依然沿袭历史上传统法制之用意，要求解放农民的劳役负担。

因此从北周、隋、唐府兵制以下，农民已从兵役中解放。从唐代中叶杨炎两税制以下，农民又从对公家其他的劳役中解放。虽则中间常不免许多反覆波折，但法制传统之趋势在朝向这一面，则不可否认。其他明、清两代在不断裁抑商业资本上之继续注意，也不待再缕述。只是明代的优待宗室，清代的特别袒护满洲部族特权，成为一时之秕政，显然违反传统政治意识，则早为当时所不满。

大体论之，明以后的社会，仍与宋代相似。在政治上，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在社会上，全国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护。在经济上，仍在一个有宽度的平衡性的制约制度下，不让有过贫与过富之尖锐对立化。除非我们想法罗举许多特殊的偶出事项或变例来，故意挑剔与指摘，否则就历史事实之大体论，则宋明以下的社会，不能说它相似于西洋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是绝无疑问的。

六

现在我们若为唐以下的中国社会，安立一个它自己应有的名称，则不妨称之为科举的社会。这一种社会，实在是战国游士社会、西汉郎吏社会之再发展。这一种社会之内在意义，仍在由代表学术理想的知识分子，来主持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这一套中国传统意识之具体表现。这一种社会，从唐代已开始，到宋代始定型。这一种社会的中心力量，完全寄托在科举制度上。科举制度之用意，是在选拔社会优秀知识分子参加政府。而这一政府，照理除却皇帝一人外，应该完全由科举中所选拔的人才来组织。

由有科举制度，遂使政府与社会紧密联系，畅遂交流。不断由规定的公开考试中，选拔社会优秀知识分子，加进政府组织。政府亦由此常获新陈代谢，永不再有世袭贵族与大门第出现。而科举制度又规定不许商人应考，又因官吏不许经商，因此官僚子弟仍必回到农村去。那一批参加科举竞选的知识分子，遂大部出身农村，因此也抱有传统的防止商业资本过度发展，及加意保护下层民众最低限度水平生

活的政治意识。这一种社会之最大缺点，则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既无世袭贵族，又无工商大资本大企业出现，全社会比较能往平等之路前进。

但社会不平等固是一弊，而组织与力量，则有时需从不平等带来。直到现在，人类智慧尚未发现一个既属平等，而又能有组织有力量的社会。那种平等性的社会，若范围较小，弊害亦可较轻。不幸中国又是一个绝大范型的社会，而时时处处用心在裁抑特殊势力上。封建贵族社会崩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始终未产生。门第社会消灭了，军权社会也难得势。终于走到科举制的社会上，而停滞不前。这是中国社会在其已往演变中的一个客观历史的真相。

这样一个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的社会，最怕的是敌国外患。北宋为金所灭，南宋的学者们已深切感觉到中央集权太甚，地方无力量，不能独立奋斗之苦，而时时有人主张部分的封建制度之复兴。直到明末满清入关，中央政府倒了，各地虽激于民族义愤，群起抵抗，也终于全部失败。那时著名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他们更都同情于古代的封建，要想斟酌模仿重定一个理想的新制度。他们在大体上，还是注意到一般平民在制约经济下之均衡状态，但更偏重的，则为如何在社会内部，自身保藏着一份潜存力量，不要全为上层政治所吸收而结集到中央去。

七

上面述说中国史上社会演变一个大体的轮廓，这是完全依据历史客观事实，经过分析综合而来的。但最近期的中国社会，在此一百年来，又开始变动，而且愈变愈剧，还未见有转向停止安定的迹象。这不得不特地再加以叙述。

首先是中西双方两种不同型社会之骤相接触。中国社会一向栽根在农业经济上，骤然接触到近代商业经济性的西洋社会，而手足无措了。自从五口通商，历年的贸易入超，已经迫得中国农村经济逐步干涸。而商业资本，则始终宛转在次殖民地的买办利润下求生存。这是经济上一个大转变。

说到政治，远从洪、杨直到辛亥，地方封疆势力抬头，满清中央政权由低落而崩溃，造成军阀割据。更重要的是，晚清末年取消自唐以来绵历一千年的科举制度，而西方民主自由的地方选举，急切间未能学得，于是政治失却重心，实际上握有军权即握有了政权。学校教育又只在小学中学国民教育方面稍有基础，大学教育不仅发展较缓，而且始终未能达到学术独立之水准。全国最高教育托命在留学制度上，因此只在科学技术方面粗有绩效，至于传统文化与立国精神，在本国最高学府中，从未正式注意到。作为全国中层阶级指导社会的知识分子，长期在搞党与革命两条路上转侧徘徊，非此则没有他们转上政治的其他门路。党的支撑，则不在民众而在军队。因此党争即就是革命。社会并没有力量去影响政治。政治脱离了社会，没有安定的重心。社会脱离了政治，没有集中的领导。政治动摇，社会没有力量控制。内部是军阀，外面则仰赖帝国主义之发踪指示。帝国主义的力量，又远超在本国军阀力量之上，于是不论学术、政治、军事，也全形成一种次殖民地的买办姿态，举国重心，都不由自主地外倾了。这是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在转型期中，一最显著的特征。我们若勉强要替它安立一名称，不如称之为一个殖民地化的社会。

我们综观这一段最近时期的中国社会演变，除却满清政府狭义的部族政权是例外，其他实在没有一个能阻碍社会前进的特殊势力该打倒，而是要有一个能领导社会前进的中心势力该建立。不幸这一个中心势力迟迟未能出现，于是社会无一重心，一切不成势力的势力乘隙作祟，全国上下，终于酝酿到两个口号下不断兴奋。对内是“打倒封建势力”，对外是“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没有安定，没有健全，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终成为一句有气无力的口号。于是实际活动，不期然而然地集合在对内打倒封建势力的旗帜下。

若我们把所谓封建势力的实际内容，归纳到指摘政治上一种脱离中央违背统一的地方性割据，在经济上一种阶级性的不平等，凭着政治黑暗，脱离劳苦大众，而走向私家经济的特殊权益，则我们不能不说这两种势力，确在最近期的中国社会里，不断地兴风作浪，造成了目前一切的灾祸。但这不仅最近期的中国社会是如此，远从有史以来，只要政治不上轨道，没有一个中心的指导力量来控制社会，社会自然趋势，永远会向这两条路迈进。人类永远有想攫取权力财富，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特出地位的一套私意。西洋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正亦由此形成。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之兴起，也在封建主义下转进。只要那一个领导社会的中心力量不出现，那种分裂而不平等的封建势力仍将此仆彼起，无法消弥的。不幸而近代中国的革新工作，偏偏多在社会方面来打倒与推翻，却不在政治方面来建立与革新，循至社会元气逐步斲丧，更不易生长出一个中心力量来，而政治遂一无凭借。如是，则革命只是破坏，破坏愈彻底，建设愈困难，终将造成中国前途一大悲剧。

因此我们虽则承认，近代中国社会确有不少变相的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更不能本此推说，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是一封建。“封建”二字，应有一明确的界线，若连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一片崇敬爱护之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无标准，则打倒封建，无异打倒一切。政治建基在社会上，社会建基在文化上。现在要凭一时的政权，恣意所在，连根来铲除社会传统，扑灭文化传统，一切人性人道，只为我所不快的，全求打倒，这不是社会向政府革命，而是政府向社会革命。试问这一个政权，凭借何种力量来完成此大业。如上分析，在内则仍只有凭军队，在外则仍只有凭外力。那些是否可资凭借，兹且不论，但你攀登树巅来自伐树根，伐木者只有随木俱倒。幸而这老树根深柢固，然而旦旦而伐，终有根断株绝的一天。

在西洋的史学家，固已委悉指陈了他们近代的民主代议制以及工商企业组织，远在中古封建时代，己经早有根苗。社会上一切新生机，不会从天外凭空飞来，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要人去研究。即就马克思理论言，无产阶级亦必在资本主义社会下获得长期的高度训练，待其知识程度与组织能力达到一理想水准，才能脱颖而出，代替资本主义来掌握政权。

至于苏维埃共产革命，一面是推翻了沙皇专制，一面却由共产党的极权来承袭沙皇，而再由此机构来替代西洋先进国家的资本势力，加紧制造无产阶级，而施以强力的训练。我们也可说，近代苏维埃共产极权政治，正由沙皇政治所培植。所以苏维埃共产革命，还是随顺帝俄历史有其本身之渊源，而非随顺马克思预言凭空跃起。马克思预言，根据于一套历史哲学。而苏维埃革命，则根据帝俄历史。

至于当前的中共革命，几乎是针对了中国历史之全部传统。中国社会是封建的，该打倒，但凭何种力量来完成此打倒？他们说，根据马克思预言，以及苏维埃革命的历史教训。假使那样的一种革命而获得成功，则只是远站在中国以外的一种帝国主义之成功。这一种革命意识，依然摆脱不掉殖民地化的意识。

目前的中国问题，还是要在中国社会本身内部，找寻一个担当得起中心指导的力量。若就上文所分析，贵族封建势力，早已崩溃。工商私人资本之企业组织，也并未成熟。广大的穷苦民众，说不上是无产阶级，在知识技能上，在组织秩序上，绝未经有严格的训练，与马克思预言中之无产阶级不类似。而传统的政治意识与政治习惯，又距离帝俄沙皇的黑暗专制太远了。因此，在精神及训练上，亦绝不能如影随形般。

中国社会的自身渊源，是唐代以来的科举社会，它的病痛在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而所由得以维系不辍团结不散者，则只赖它自有的那一套独特而长久的文化传统，与由此所形成的强固民族意识。若并消灭此二者，则中国社会将剩四亿五干万个生活穷苦的个人生命，外此一无所有。

因此要谋中国社会之起死回生，只有先着眼在它所仅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上，而这一个文化传统与民族意识之鲜明透露，则仍不得不期望在社会之知识分子，此乃自唐以来中国科举社会之中坚。但一则因科举制度取消，他们在政治上无合法的出路。一则农村崩溃，他们在生活上无安定的保障。一则教育制度更新，他们在精神上无亲切的安顿。这一个自唐以来一向成为中国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也已开始动摇，开始崩溃。最近期中国社会之一切乱象，知识分子该负最大的责任。非这一辈知识分子先得救，中国社会仍将不得救。

今天则问题更严重，已非知识分子得救与否的问题，而将转落到并无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的问题。这已走近了唐末五代时情况。如何来再教育再培植一辈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挽救中国的厄运，当前的中国，已和北宋初年相仿，这将成为中国得救与否之惟一该先决的问题。

八

社会有它本身内在必然的发展。中国社会不会长停留在殖民地化的状态下，也决不会再回复到宋明以来科举社会的老路去。然则中国社会最近将来的发展路向又是怎样呢？这一层虽不能像预言家般确切指出，但有几点也该可以提及。

第一，是中国社会决不能常靠古老的农村经济作中心，而且古老的农村经济也早已在此一百年来，给外来的资本主义荡溃无存了。但中国究竟是一个大农国，将来的发展也决不会脱离农业的基础。而且世界趋势，也正在从海洋岛国工商配合经济的殖民帝国时代，转换至大陆农国工农配合经济的新霸权时代。中国社会之必将工业化，走上以新科学工业配合农业，先复兴本国社会经济，然后再配合上国际贸易，来在整个世界经济圈中占一席位。这一趋势，人人能言，断无疑义。

第二，是中国社会决不能而且亦断不该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路，这是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历史及现代世界潮流趋向的人，所同样首肯的。

第三，则中国社会发展，必将在其内在自身获得一种自发的生机。即是从它传统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国民性中，获得一种精神上之支撑与鼓励，领导与堆进。而决不能从外面如法炮制，依样葫芦地模仿抄袭。这一层，虽有这一百年来的历史现实做最亲切显明的证据，而不幸这一百年来的中国知识界，却始终没有勇气来接受此教训。他们老只在争论应该抄袭谁，模仿谁。换言之，哪一个外国可为我们的标准。绵历几十年，流了几千百万民众的血，凭借武力胜败，作为此一项理论是非之判定。这正是上述殖民地化社会，一种最可惨痛的悲剧。也是中国现代殖民地化的知识分子，所该担当的莫大错误与罪恶。我们若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不如谓这一现象，乃是中国社会从次殖民地化挣扎向殖民地化的一种可悯与可耻的努力。

中国现阶段中之知识分子，正在模糊地崇拜西方，积极从事于全盘西化不着边际的憧憬，恳切期求跃进于某一西方国家化的新范畴。这在某一观点看，也可算是一进步，但在另一观点看，则不能不说是更退步，退向更深的次殖民地化之阶段上去。

若我们要真个期望有一个真正中国的新社会出现，必先有针对中国自己社会的一番新知识与新理想。姑举共产主义言，我这里并不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的学说作学理的争论，但马氏一派的理论，在苏维埃社会实现，也己经过列宁、斯大林诸人针对俄国国情的好几番变动。中国至少也该有中国自己的列宁与斯大林，这至少是在中国热心马克思思想运动的志士们，所该首先憬悟的。中国目前实在是尚在次殖民地化社会的阶段中，必先期求摆脱这一阶段，乃可期望有真正合理的中国新社会出现。这一点只要中国知识分子稍能平心静气一加思索，似乎也该可得共同的首肯。

第四，于是又转到如何培植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问题上来。没有知识分子，则对社会发展之前途提不出理想，提不出方案。社会不会在盲目中发展。即使能在盲目中发展，但仍必先有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方案出现。今天中国大陆所热切希望拼命追求的，无可讳言，只是一套苏维埃的现成的理想和方案。我们若先承认中国是中国，苏维埃是苏维埃，则至少该有一个取舍从违。近百年来，我们盲目抄袭德、日，失败了。又盲目抄袭英、美，失败了。转而又盲目抄袭苏联。这正如百年前的盲目守旧一般。若明白这一点，旧的并非全该推翻，德、日、英、美也非全要不得，目前大陆共产党所热切向往的苏联，自然也有些可学。在这古今中外的复杂条件中，如何斟酌运用，这需一种智慧。明白得智慧之重要，才知我们该如何培植知识分子及如何样来培植。要之，这决不是把我的抄袭图样来革你抄袭图样的命，如是简单直捷所能胜任而愉快。这一层紧衔着上一层，也该要求我们的所谓知识分子之首肯。

以上所言，好像全是些最平易的常谈，然而正为如此，才可以在这上面建立起共信与国是。有了一种共信与国是，新社会之出现，才可说是有了端倪与曙光。而不幸一百年来，即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平易常谈上的共信与国是，也终于没有建立起。于是任何一国的海上奇方，都变成旧中国起死回生之神药。这些神药，任谁身边也有，谁都说不服谁。除非世界一统，次殖民地化的中国社会，将永远会在

革命与动乱中牺牲，将永远更加深它次殖民地化之程度。老困在此陷阱中，再也跳不出，而终成为一个道地标准的次殖民地，那又再有何话可说呢。

再论中国社会演变

近人治学，慕效西方，每好分别以求。如治史，从政治史外又必分出经济史、社会史等，条分缕析，可至一二十种以上。然合固可求其分，分亦必贵于能合。中西双方历史，本非先有限定，必走同一道路。

如言社会史，中西显相异，进程亦不同，治史者必强纳之于一型。马克思分西方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社会诸阶层，此据西方史立论，其是否尽当且勿究，但国人治中国史，何时为农奴社会，何时为封建社会，争辨纷纭，莫衷一是。惟中国社会，显未走上西方道路，则已明白无疑。而国人遂群认中国至今仍是一封建社会，相当于西方之中古时期，一时若几成定论。

余尝谓中国古代有封建政治，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有不同。中国封建政治，远自夏、商迄于周代，已有长时期之演进。其前亦如西方曾有农奴社会与否，古史渺茫，可勿究。而在夏、商、周三代封建政治下，固亦可称其时乃一封建社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层。但平民决非农奴，此就西周一代种种文献足可证。而在贵族、平民两阶层间，又有一中间阶层，此即当时之所谓“士”。《管子》书起于战国，其书中已明白提出士、农、工、商四阶层。余故谓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而自战国以下，又递有演进，仍可续加分别，以见与西方社会之进程有不同。

士之一阶层，起于何时，暂不详论。然如管仲、鲍叔牙在齐桓公时，其出身显非贵族而当系一士。在此以前，亦尚有士。以后更层出不穷，至孔子而士之地位始确立。后人又称之曰儒。《说文》：“儒，术士之称。”可见儒即士。术士犹云艺士。礼、乐、射、御、书、数为当时之六艺，能通一艺以上，即可上通贵族阶层，以供任用，甚至可当国政，为卿相。一部《春秋左氏传》中，自管仲至孔子，其他尚多其例，兹不列举。

儒之后有墨，墨亦士，其自称则曰兼士。儒、墨以下，百家竞兴，亦皆属士。因于士阶层之兴起，而贵族阶层渐趋没落。我故名战国时期曰“游士社会”。至秦灭六国，封建政治终歇，继起者为郡县政治，而社会则仍为一游士社会。就秦而言，擢用东方游士，远自商鞍、范睢、蔡泽，迄于吕不韦及其宾客，皆游士。李斯为相，亦游士。蒙恬为将，其先世由齐来，亦一游士。博士官七十人皆游士。秦始皇帝之一朝，概多游士。赢姓贵族不见有掌握政权者。其太子扶苏，亦在蒙恬军中。然则纵称秦代为专制政治，而其决非贵族政治则可知。政治影响社会，社会亦影响政治。其时中国乃为一游士社会，政府亦莫能自外。即论秦之统一天下，其主要动力，亦在六国之游士，而不在秦之贵族。

汉高祖崛起，当时之从龙集团，实亦一士集团。能通一艺即为士，不分文武，萧何、韩信皆士。张良、陈平更当称为士。叔孙通、娄敬、陆贾、郦食其之徒，亦何莫非士。即如商山四皓，亦显属士。汉高祖不明时变，乃欲恢复古代之封建，非刘氏不得王，非军功不得侯，尚欲成立一贵族与军人配合之政府。其意亦何尝

不想刘氏一姓世世为王，以迄于万世。就此一层言，汉高祖之政治意识，实较秦始皇帝为逊。惟高祖以平民为天子，与皇帝之以贵族传统为天子者究不同。后人独称汉初为平民政府，其实如吕不韦、李斯、蒙恬之伦，皆平民跃起。故秦始皇帝时已非一贵族政府，汉高祖何得再创一贵族政府。其事之终不可久可知。

汉初分封，异姓王倏加诛灭。同姓诸王中游士麇集，尤著者，在南如淮南王安，在北如河间王德，群王归附，较中央政府为盛。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已平。武帝时，中央政府之规模体制，亦不得不变。最主要者，厥为将开国以来贵族军人之混合政权，明白转变为此下之士人政权。其先非封侯不得相，而武帝拜公孙弘为相，乃特封为平津侯。公孙弘乃东海一牧豕翁，治《公羊春秋》，膺贤良之荐入政府，非贵族，非军人，以社会上一士的身份而为相。

武帝时又始建太学，太学生出身，高者为郎，低者为吏。郎为王宫侍卫，吏乃地方政府之科员。为吏有成绩，重得进身为郎。然后由郎再获分发出任朝廷内外各官职。由于此一制度，自汉宣帝以下，凡为相者，乃无一非由士出身。朝廷内外官僚，皆由士充之。故汉代政府，由武帝以下，乃确然成为一士人政府。高祖意欲恢复封建政权之意想既失败，而汉武以下，天下归于一统，游士亦匿迹。故余特称汉武以下为“郎吏社会”。虽属创说，明有史证。

其先自儒、墨兴起，游士已代贵族阶层而为社会领导之中心。自秦始皇与汉武帝，在上之政府皆无法转变此趋势，乃不得不正式成立士人政府以与社会相因应。故当时之社会既不得称为一封建社会，当时之政府，亦不得称为一专制政府，此皆有史实作证，不得空以名词相比附。

当时太学教育，乃以五经博士儒家思想为主。社会农村中一士，由太学生转为郎吏，膺任政府官职。退而在野，则敬宗恤族，以养以教，不仅止于其一家之门内。此种宗族观念，远自封建时代传递而来。自儒家言之，固亦不得谓之非。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世代传经，即可世代为卿相。于是虽无世袭之贵族，而逐渐形成了世袭之士族。

士族形成，在东汉之晚季。下至三国，中央政府崩溃，郎吏社会亦转成为门第社会。如袁绍一家，其先四世三公，即为一大门第。又如诸葛亮，其先家世二千石，亦一大门第，故兄弟三人，分在魏、蜀、吴三国，皆知名。其他不胜列举。惟曹操崛起寒微，对门第深抱忌刻心，孔融、杨修、荀或，凡出门第，皆遭忌见祸，然亦终无奈于社会之大势。故魏、晋转移，而政府亦渐由门第操纵。此下东晋、南北朝，政府更迭，而门第旺盛，不随政治而摇动。余故称此时期为“门第社会”。

门第社会远始于晚汉，直迄唐之中晚而始衰，绵亘当历七百年以上。门第特权，初非由政府规定，与以前封建不同。又经乱世，如三国分裂，东晋偏安，五胡云扰，南朝之递禅，北朝之分东西，南北政权又相继亡灭，隋代亦继之颠覆。政治局势极度动荡，南方门第支撑于长江一带之新造区域，北方门第则崎岖于胡族政权下，而始终保其存在。及至唐代统一，盛运再临，而门第仍屹立。此当有其所以然之故。

余曾有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一长文详论其事。盖此一时期

之门第，不仅能自保，而中国传统文化亦赖以维系。两汉经学以外，文学、史学，莫不有继续茁长之势。政治乱于上，而社会定于下。自汉迄唐，历史民族生命之护养，亦胥当时门第之力。纵谓当时门第，乃一种变相之贵族，然固不得加以轻视。

近人率以庄老清谈与当时门第并为一谈，此亦不然。门第维系，断非清谈之业绩。清谈仅在东晋南朝门第中有此一姿态。北朝及隋、唐，清谈显不占地位。故欲深究当时门第之共同实质与其一贯精神，断当自中国传统文化中求之，而儒学尤其一要端。要之，门第乃形成于士族，门第中人，亦皆中国传统社会中之所谓士，上接两汉，下启隋唐。中国仍为一四民社会，士之一阶层，仍为社会一中心。会合政治史学术史而融通一体求之，则当时之所谓士，率多囿于门第，有其一种特殊之形态与风格，其不同仅在此。

再换言之，当时所谓士，或偏安于南方，或胡汉合作于北方，或努力于再创统一盛运而更加以发扬光大如隋、唐，其主要人物，多数皆产生于门第中。当时门第中人，决不当划出于中国传统社会领导中心士之一阶层之外。此一义，断当加以深沉之认识。

至于门第内容，细言之，有晚汉、三国、西晋，东晋、南朝，五胡、北朝，隋、唐时代之四种分别相，亦当探讨其相异所在，更进而求其会通合一。又进而求其与前汉后宋，一贯相承之所在。此当从社会史、政治史、学术史会合求之。知其分，又当知其合。知其变，又当知其常。固不得因此时期有门第存在，而遽目之为犹是一封建社会。

及唐之中晚，北方藩镇割据，朝廷以诗赋文学取士，门第传统终于衰灭。继之者为进士轻薄。其时之所谓士，既失门第护养，又无朝廷公家特施教育之培植，大体上，已失其所以为士之内在精神。而社会亦失其领导中心，政治学术相次溃败，唐亡而五代继起。就历史形势言，晚唐与五代十国，断不能与晚汉以至三国之一段时间相提并论。中国历史自秦以下，亦不断有衰乱世，但亦不得谓之黑暗世。若必求中国历史上之黑暗世，则惟晚唐与五代，差可当之。其时，政治乱于上，学术衰于下，士之一领导中心已失其存在，而传统社会则犹未彻底崩溃。尤其在南方十国中，社会基础尚未大变，文化命脉尚未全绝，惟在极端摇动中。无以名之，则姑可名之曰“黑暗社会”。

宋代兴起，政治粗安，朝廷乃知极端以养士尊士为务。然就中国历史言，传统的士阶层之正式复兴，则已在宋兴六七十年后。教育界有胡瑗，政治界有范仲淹，必待此两人出，乃重见有中国传统之所谓士。然其时社会已不再有门第，政府以考试取士，而进士皆出自白衣。此一形势，直至清末，余特为定名“白衣社会”。白衣率从农村中崛起，其形势略同于汉武帝之时。所不同者，政府考试制度已大为开放，民间又有印刷术发明，书籍流布，较前远易。故两汉察举制度兴起以后有门第，而宋代士阶层复起，终不能再有门第形成。

其时民间学术传布，印刷术之外，复有书院讲学。印刷术与书院，均已远起于唐代。而在社会上发生大影响，引起大作用，其事则始于宋。宋代政府贫弱，远不能与唐相比，而社会学术之盛，则唐亦不能媲于宋。南宋政府益贫弱，而学术转

钱穆作品总集

廿四岁论语文解(子部) 卅二岁论语要略(子部) 卅六岁刘向歆父子年谱(子部) 卅六岁墨子(子部) 卅六岁阳明学述要理学 卅七岁惠施公孙龙(子部) 卅七岁国学概论 卅七岁周公 卅八岁王守仁理学 四十岁孟子要略(子部) 四一岁先秦诸子系年(子部) 四三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子部) 四五岁国史大纲(史部) 四七岁史记地名考考据(史部) 四八岁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 五十岁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 五一岁政学私言 五四岁中国文化史导论 五四岁湖上闲思录 五六岁文化学大义中国文化 五六岁人生十论 五七岁庄子纂笺(子部) 五八岁中国思想史 五八岁中国历史精神 五九岁四书释义(子部) 五九岁宋明理学概述理学 六一岁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六三岁庄老通辨学术思想史(子部) 六三岁秦汉史(史部) 六四岁学龠 六四岁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学术思想史(经部) 六七岁中国历史研究法 六七岁论语新解(子部) 六九岁中国文学讲演集 七四岁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 七五岁朱子新学案理学 七五岁朱子学题纲理学 七五岁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 七六岁史学导论 七七岁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 七九岁中国史学名著为文化学院授课 讲辞之第一部书 八十岁孔子与论语(子部)

八十岁孔子传(子部) 八十岁理学六家诗钞(集部) 八二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学术思想史 八二岁灵魂与心学术思想史 八四岁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 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八五岁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国文化 八五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八七岁国史新论 八七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八七岁双溪独语为文化学院授课 讲辞之第二部书 八八岁古史地理论丛考据 八八岁中国文学论丛 八八岁中国学术通义学术思想史 八九岁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理学 八九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九二岁晚学盲言 九五岁新亚遗铎 九五岁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 九五岁中国史学发微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民国八四年初版)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绿色代表手头有红色首图开始借阅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七下历史第一单元课后测试

历史七下第一单元课后测试(链接中考) 1．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唐代制度，在下有……为政府公开选拔人才；在上有……综合管理全国行政事务。这两种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后一千年的稳固基础。”材料中“公开选拔人才”的制度是指（） A．分封制B．三省六部制C．科举制D．八股取士2．“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描述的是（） A．赵州桥B．长城C．丝绸之路D．大运河 3．下列哪一史实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顺应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大趋势？（） A．隋文帝灭掉陈朝B．隋朝创立科举制C．隋朝统一度量衡D．隋朝开通大运4．盘点中国古代繁荣强盛的时代，唐朝当位列其中。唐朝之盛始于贞观年间，开元时达极盛。下列关于“开元盛世”的相关表述不准确的是（） A．姚崇、宋璟、杜如晦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能干廉洁、办事效率高 B．全国各地兴修水利，耕地面积扩大 C．召集县令进行考试，结果有40多人因不合格而被淘汰 D．倡导节俭，抑制奢侈风气 5．某皇帝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在治国过程中轻徭薄赋，广纳贤才虚心纳谏，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盛世局面，史称（） A．文景之治B．光武中兴C．贞观之治D．开元盛世 6．621年，魏征归顺唐朝，受到太子李建成重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器重他的才干和耿直，不计前嫌，委任为谏议大夫，这说明唐太宗（） A．轻徭薄赋 B．简法轻刑 C．选贤任能 D．恩威并施

7．唐朝时期，民族之间的交融进一步发展。唐玄宗时，册封回纥首领为（） A．“天可汗”B．怀仁可汗C．云南王D．渤海郡王8．白居易的《登观音台望城》写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诗句描述的是唐朝（） A．农业生产的发展B．丝织工艺的精湛 C．垦田面积的扩大D．长安商业的繁荣 9.吐蕃是我国藏族的祖先。唐朝时唐蕃关系友好。历经1200多年的唐会盟碑至今依然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以下人物中为唐蕃和睦作出重要贡献的是（） A．鉴真B．玄奘C．文成公主D．元昊 10．唐代有男女同服之俗，男女同样参加骑马、打球、饮酒、舞蹈等活动。唐代的女服还曾流行由波斯（今伊朗）传入的胡服。材料直接反映出唐代（） A．经济的繁荣B．政治的清明C．文学艺术的兴盛D．社会风气的开放11．唐代中后期，“波斯锦”“胡锦”“番锦”通过丝调之路，不断输入中国，内地也生产“胡式锦”。这主要表明（） A．唐朝采取开明民族政策B．中外交流开启唐朝盛世 C．唐朝中后期手工业衰落D．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加强 12．唐朝从“小邑犹藏万家室”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转折点是（） A．开凿运河B．安史之乱C．黄巢起义D．靖康之变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石家庄市重点名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调研语文试题含解析

石家庄市重点名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调研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钱穆：凤鸣高冈 邹金灿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 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 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读钱穆《国史新论》札记

读钱穆《国史新论》劄记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自2013起，陆续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及最近的《国史新论》。对先生的学养与学识深深折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老辈学人，钱穆先生有坚实的古文基础，用词考究，文章无赘言，古文韵味犹存，读之需缓，细细品味，余音绕梁，回味无穷。当然要想看懂这些半白话文，

字典须常伴左右，百度更是必不可少。 书名为《国史新论》，但内容主要在阐述夏商周三代之后中国传统文化。重点从中国传统社会演变、传统政治、传统知识分子、传统教育、考试制度和历史人物几方面进行纵向讲解，同时伴有与西方社会在诸方面的比较。 所谓新论，即总有一些与传统史学不同的见解。 对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表述提出异议 “封建”一词是西方舶来品，“封建”就是分封建国，中国在秦汉之前可以说封建，但秦汉之后中国的行政建制是以郡县制为主，所以此处如果再以行政建制定义封建就会有问题。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了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贺教授的解释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称为中国古代社会为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业社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最重要的一项职能是抵抗外族入侵，从汉唐到魏晋南北朝，中原地区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夺还是很顽强的，因为地方上还有世家大族可以各自为战。而有宋之后，中国传统的贵族被彻底平民化了，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自耕农社会，在对外战争中一旦中央在军事上战败，地方上就会一泻千里。 再来说“集权”，近些年来由于清宫剧的风靡，很多人都会觉得所有朝代的皇帝可以独断专行，无所顾忌。事实真是那样吗？稍微想一下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皇帝只有一个人，天下那么大，事务那么

国史新论 读书笔记 钱穆

钱穆《国史新论》读书笔记 读钱穆的书总是有一种鞭辟入里，而又通俗易懂的感觉，同样《国史新论》也没有逃脱这样的思维，作者用一种新颖的方式介绍了自己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解读，让人们能够从一个新的方向上去理解我们的社会。读完钱穆的书我们可能会感慨，像这样能够把中国古代政治看得透彻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对于本书的感想。 首先是对于封建的看法。 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之被称为封建的时代其实在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时代，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封建领主分封采邑给其附庸，层层分封，从而形成西欧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是建立在西周分封制的基础之上的，自武王与周公之后，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巩固，面对如此巨大的国家版图，如何治理成为了摆在西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在此基础上，西周封建制应运而生，周王室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治。”[2]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西周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阶段，封建制度逐步瓦解，诸侯不再安于自己的职分，因此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场面，随着诸侯争霸的的不断升级，以及最终秦国的统一六国并在整个国家内实行郡县制，中国的封建社会由此解体。“春秋时期贵族大夫保有着自己的土地，并向周天子进贡，而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虽然在名义上有着天子地位，但实际上各个诸侯国拥有自己的土地，使得分封制度被打破。”[3]而长久以来被国人所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其实就是指西周时期至秦朝始皇统一之前，而秦朝之后由于国家大一统的局面产生，君主独揽国家大权，因此在实质上这并非是一种封建制。 如果说中国自秦朝以来不是封建社会，由君主专权应该被叫做君主专制，而在实际意义上这又不是一种全部意义上的君主专制。在中国古代，君主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比如三公九卿制以及之后的三省六部制，这些制度体系的创建，在很大意义上对于维持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政治理论方面来说，先秦政治思想并不从主权方面着眼，既不主张君权至上，也不主张民权至上，而是一种君职论，强调君主在统治时只不过是在完成一项作为君主的职能。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在中国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中，官僚集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有很多昏庸无能的君主，但国家机器却能够正常运转。在钱穆先生看来这种政府形式应该称之为“士人政府”。“主导社会及政府的，并不是皇帝或者贵族，或者如中世纪欧洲时的宗教，而是士人。”[9]士人传统的真正开启是在战国时期，其后历经汉朝孝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第社会，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等等，都是从社会中选拔受过教育的士人进行政府管理。因此，不能断言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亦或者是君主专制。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被广大人民所熟知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是以阶级斗争和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标准，但“毕竟来自西方历史传统之下，并没有很好的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下的封建社会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不同，”[23]但为什么在中国人眼里马克思的历史论断能够很好地被广大人民所熟知，而钱穆的观点却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保持其傲然的姿态，这一点有着很深的历史因素。但总体来说作为一个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人来说，应该很好地辨明自己的立场，并且基于社会现实而不是偏听

钱穆 国史新论

自序 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已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寝馈史籍，数十寒暑，发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治社会史实作大体之叙述。一文化史，推广及于历史人生之多方面作综合性之观察。一思想史，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第一部分先成《国史大纲》一种（商务出版），第二部分续成《中国文化史导论》一种（正中出版），第三部分于四五年前，曾在昆明继续公开作四十次之讲演，而未整理成稿。其他尚有《政学私言》一种（商务出版），亦于第一第二两部分有所发挥。积年所有杂文及专书，亦均就此三部分集中心力，就题阐述。要之，根据已往史实，平心作客观之寻求，决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之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如是学术始可以独立，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 顷来蒿目时艰，受友好敦促，拟继续撰写《国史新论》一种，大体所见，仍与前成各种无多违异。惟旨求通俗，义取综合，限于篇幅，语焉不详。其为前数种所已经阐发者，能避则避，能略则略。读者傥能就此新撰，进窥前构，庶可益明其立论之根据。总之，求在发明古史真相，其于国人现代思潮有合有离，非所计及。 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路看墓地。中国以往四千年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与建设将来新中国惟一不可背弃之最实基础。此层必先求国人之首肯，然后可以进读吾书，而无不着痛痒之责难，与别具用心之猜测。至于语语有本，事事着实，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读者恕其疏失，匡其未逮。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特于刊布之先，再揭其宗旨纲要如此。 本书暂收论文五篇，第一篇《中国社会演变》，第二篇《中国传统政治》，成于一九五○年。第三篇《中国知识分子》成于一九五一年。第四篇《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乃是年冬在台北之讲演稿。第五篇《中国文化之演进》乃一九四一年冬在战时陪都重庆之讲演稿，为拙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之总提纲，一并附缀于此。前三篇曾刊载《民主评论》，并单印为《中国问题丛刊》，第四篇曾刊载于《考诠月刊》之创刊号。兹汇编单行，特向民评社志谢。读此书者，如能参读作者旧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及《政学私言》，及随后所成之《中国历史精神》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诸书，当尤可明了作者之理论根据，及作意所在。 中国社会演变 一 中国是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一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解答。中国史上秦以

钱穆先生全集

钱穆先生全集 第一册：国学概论 第二册：四书释义 第三册：论语文解 第四册：论语新解 第五册：孔子与论语 第六册：孔子传 第七册：先秦诸子系年 第八册：墨子惠施公孙龙 第九册：庄子纂笺 第十册：庄老通辨 第十一册：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第十二册：宋明理学概述 第十三册：阳明学述要宋代理学三书随劄 第十四至十八册：朱子新学案（全五册） 第十九至二十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下） 第二十一至三十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全十册） 第三十一册：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第三十二册：学龠 第三十三册：中国学术通义 第三十四册：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第三十五册：周公秦汉史 第三十六至三十七册：国史大纲（上、下） 第三十八册：中国文化史导论 第三十九册：中国历史精神 第四十册：国史新论 第四十一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第四十二册：中国历史研究法 第四十三册：中国史学发微读史随劄 第四十四册：中国史学名著 第四十六、四十七册：史记地名考 第四十八册：古史地理论丛 第四十九册：文化学大义 第五十册：民族与文化 第五十一册：中华文化十二讲 第五十二册：中国文化精神 第五十三册：湖上闲思录人生十论 第五十四册：政学私言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五十五册：文化与教育 第五十六册：历史与文化论丛 第五十七册：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 第五十八册：中国文化丛谈 第五十九册：中国文学论丛 第六十册：理学六家诗钞

第六十一册：灵魂与心 第六十二册：双溪独语 第六十三、六十四册：晚学盲言（上、下）第六十五册：新亚遗铎 第六十六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第六十七、六十八册：讲堂遗录 第六十九册：素书楼余沈 第七十册：总目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艾康：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艾康 本来我一向不是很欣赏钱穆那个时代的作品，我总是觉得那个时代的作品总是像是张恨水之流，半文不白，有时候还有点佶屈聱牙，但是这回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却让我手不释卷，其实说“手不释卷”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本书我是在网上看的电子版，真正开始看的时候已经离作业提交的时间没剩几天了，只得匆匆的看了一遍，现在真是很后悔，要是早能体会到这本书的好与值得一读之处，我一定能不必如此行动匆忙，也能写出一篇更好的读书笔记。 在这部书的序言的落款，我看到了“一九五五年八月”这样的落款，当时我便非常惊讶，因为单单是钱穆先生在序言中所表露出的思想，怎么看怎么像是当代非常有造诣的冷静的历史学家的作品，换句话说，钱穆先生在这本书最令我敬慕之处就是在那个激情与理智界限模糊的年代，可贵的保存了比时代更多一分的冷静。在这本书里面，最令我感慨颇深的一句话就是：但我们也不该凭借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即使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需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情。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如此冷静理智而又读起来发人深省、让人看着动情至深的语言，我好久没有见到了。钱穆先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给我的感觉仿佛是置身世外，一切历史仿佛不再是中国的历史，这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了某种东西，等我将我体会到的这种东西付诸语言的时候，我把它冠以一个名字：“历史研究的距离感”，就是指钱穆先生和历史保持了一个很恰当的距离，以一种尽量自身道德中立的姿态，超然于历史之上，然后得出结论，而不像是很多历史学家，特别是跟钱穆差不多时代背景的一些历史学家，受当时时代的影响，我读他们的书，总感觉他们是想和历史“争辩”一些什么，而要争辩的是什么的，无非是说现在的时代什么都好，而过去的时代就是一堆狗屎，所谓激扬文字，也只是当时读来痛快，过后其中的内涵，我却都淡忘了。我认为历史研究的“道德中立性”十分重要。

从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开始——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郭宋立：从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开始 ——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郭宋立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开篇第一句话是：“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在我看来，此“知”不只是“知史实”，更是“知如何判史实”，即如先生所说的“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我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便是从矫正自己的二“知”开始。 以前若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传统政治，我很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蹦出“封建专制”来，并且略带鄙夷。至于为什么“封建”、为什么“专制”，除了“皇帝”、“家天下”这些宽泛的概念以外就无言以对，更不论“封建专制”呈现怎样的形态、对于传统中国的意义了。 就拿“专制”来说，今人多以为在中国古代，“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只要皇帝足够强大，就能随时收回臣子的生命和权力。这里就混淆了“皇帝”与“政府”的概念。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至少在宰相还存在的明朝之前是如此。 其实本国制度自有其合理性。西方政治思想发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他们国土小、人口寡，所以城市居民参与政治决议比较容易；同时海洋民族受环境限制，一旦发展就要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中国则是地大、人口多、以农业立国，发展模式从来都是向心凝结，因此不适宜推行近代西方的民选制度。所以，“我们若非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已

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由此可知，一国的制度必然有其根源所在，而每一项新制度的运用必须与本国传统相配合。 此外，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了解本国历史，能帮助我们解答今日的困惑。譬如说如今我们在政府系统里办一件很简单的事，常常要经过市县乡镇等好几关的重重审批，行政效率很低。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变迁里就能找到答案。以官级为例，汉代“郡太守-三公-九卿”之间升级转换灵活，故各级安于本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高；及至唐代，因州县多分级，朝廷为奖励地方官而升调快速，但上下级难以流通，官品中渐分清浊，行政效率开始降低；此后的元明清代在地方政治上也就延续这一传统。所以，如今的行政效率低还是表象，官场清浊明显则是问题核心。几百年的清浊孕育了中国式的“关系”，若不是出身名门，或者和名门联姻，一个县长想要做到省长真的是难上加难，更不要说由“吏”变“官”了。 了解本国过往历史还能为社会改革提供借鉴。以唐代两税制为例，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以一代三直接收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等于是农民没有户籍限制且各种义务劳役都取消了。不料手续虽简单，但到政府要用钱用劳役时还是要增加新项目，等于是加倍增收税目，化繁为简终更繁。对照今日呼声甚高的“取消高考户籍制度”，若是没有周密的配套制度，想要一劳永逸地以学籍为终极认证，那么很容易造成各地有条件者涌向北京、上海、海南等高考录取率高的省市。这样一来，本地、非本地考生的高考“税目”都会增加，竞争程度还可能追平原本的高考大省，化繁为简终更繁。所以，如钱穆先生所言，没有一个制度创新者是想迫害他人的，但往往导致社会秩序更不如前。不改不行，但要改还是得严谨再严谨。 虽然两税制带来这么多的弊端，但因历史“种种条件在引诱，在逼迫”，使它在稍加修改之后能一直运用下去。这里涉及到中国文化根基的问题。钱穆先生写道：“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并不安放在都市……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

中国史推荐阅读书目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明）于谦 1.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 2.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3.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5年。 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5年。 5.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商务印书馆，2001年。 8.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9.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 10.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 年。 11.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12.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13.孟森：《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 14.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科学出版社，2008年。 15.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 16.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17.朱东润：《张居正大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18.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7。 19.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20.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 22.史景迁著，李孝悌译：《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1年。 23.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2005年。 24.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 25.冯天瑜：《“封建”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014-04-24

钱穆著述年表

钱穆著述年表 年代表重要著述 1918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1919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1925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1926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店1926年出版。 1929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 1930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1931 《国学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1932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店1932年出版。 1935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1940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1942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1943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1945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1948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1949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1950 《中国社会演变》，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1951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问题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1951年12月出版。 1952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店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1953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3年6月出版。 1954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1955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店摘1955年3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03月出版。 1957 《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57年3月出版。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 《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57年10月出版。 1958 《学》，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58年6月出版。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8月出版。

读钱穆《中国历史精神》有感

读钱穆《中国历史精神》有感 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没有历史，文化，就没有民族，反之，没有民族就没有历史和文化，三者相辅相成。欲了解历史精神，必了解其变化和持久，在永恒中有变化翻新，在变化中有连绵持续的精神。我们感觉是中国人，不仅仅是我们出生在中国，有中国国籍，更重要的是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一种独特的中国民族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这些在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去了，何时提都不过时。 所以说要灭亡一个国家首先要灭亡其历史，改造一个民族，首先要改造其历史。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记忆，其也变成了行尸走肉。所以要了解历史，尊重历史。 研究历史，从现在找问题，从过去找答案。 中国为什么能从乱到治，从治到乱，直到现在的大治，因为有前赴后继的士君子，维持着这种精神，有一群历史文化涵养的人，怀抱理想，救国图存，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个人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毕业，不要认为教育只是学校的事，国家，社会，家庭乃至人类也是尽到教育的责任。

“因此中国今天的教育风气，小学生第一目标在进中学，中学生第一目标在进大学，大学生第一目标在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如此便成了一种赛跑式的教育，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机会比赛”。 而中国传统儒家教育传统是，人人皆可尧舜禹，即道德人格之尊严，使每个人感觉到都站在平等地位上，都尽自由地可能有成功，可能得满足。 所以在国民教育之外，要注重培养每个人的人文精神，尊师重道，道，事物的规律，基本准则，无所贵贱，无所高下，人人平等。所以现在骂人不讲道理是对人的最大侮辱。 “中国这五十年来的教育，似乎只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教青年人谋求职业，不是在教整个的人生，不感得需要一个超乎一切的最高中心，共同尊崇的最高对象。如此般的社会，哪能不各有距离，又哪能从其内心深处获得互相沟通?试问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又如何得团结凝聚?” 振聋发聩啊。“当前的最大问题，仍在如何重建这一个“道”，即重新发扬我们的历史文化。重新提示出我们一向所看重的“人格尊严”和“道德精神”。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需要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凝聚力和居安思危的远见。

读《中国历史精神》有感

读《中国历史精神》之感 坦诚的讲，作为一名工科生，很少有机会认真去阅读一本讲述中国史学精神的书籍。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也局限于教科书上的只言片语，所以对于中国很多的历史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次借着这次写读书报告的机会，认真拜读了钱穆大师的《中国历史精神》。 在读这本国学大师的巨著之前，我首先了解了一下作者钱穆大师。钱穆是中国国学研究大师，毕生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并且钱穆先生有强烈的现实感，针砭时弊，对中国的史学精神有重大的影响。《中国历史精神》分为七讲和一些附录，七讲包括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以及道德精神。钱穆先生从他所处的时代给我们辩证的分析了中国历史的丰富以及中国历史精神的可贵。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处于行将崩溃的地步，前人们在这样岌岌可危的时代努力探索着中国救亡图存的途径，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不管大一统的方法失败了，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成功了，也不管那个政党失败了，或者这个政党成功了，中国的统一和强盛那是最终必成事实的。而当代中国缺少的不是经济不如别人，而是从精神方面来讲的一种信仰。 钱先生说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为“道德的精神”，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由道德精神形成的，这一种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内心所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向前积极争取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中国近代不知多少人羡慕西方的文化和社会，也不知有多少人提出过学习西方或者全盘西化的道路，但是这种思想是忘记中国历史精神的行为，是盲目的跟从，是没有底蕴的前进。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历史，最终的结局必将是消失与灭亡。因此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也是我们人生的事业，是了解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途径。 中国民族经历过千辛万苦，经历四五千年的历史生命，直到现在始终存在着，就是依靠着这一种道德精神。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没有能像中国这样大、这样久，这是因为中国往往在最艰苦的时候，能发挥出他的道德精神来挽救危机，这就是我们的宗教，中国以往的文化精神正在此，以后的光明前途也必在此。 读完钱先生的这本书，我才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博大与深邃，我才感觉到自己所欠缺的就是对中国古文化的了解，就是对中国四五千年历史的认识。在这样一个物质丰富的社会中，各种道德问题的突显与文化的落后正是说明我们缺少的也是对“道德精神”这种信仰的的追求，因此，中国若想前行，必须要有这种历史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一生为故国招魂——读钱穆《国史大纲》有感

一生为故国招魂——读钱穆《国史大纲》 有感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在校长梅贻琦的主推下，成立国学院，并聘请了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赵元任。 与之相对应，北大亦有大师支撑国学体系，独树一帜且名播天下者，有傅斯年、胡适等一众大师。其中有一位，学历不出众，但国学精深，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这位大师，便是名著《国史大纲》的作者，钱穆，钱宾四先生。 对于钱宾四先生，我幼年时便已有了解，先生生平多苦难，一生辗转江左、北平、西南、港台诸处，晚年虽入居台湾素书楼治学授课，然胃病甚剧，患黄斑变性症，终至双目失明。 《国史大纲》一书，成书于1939年六月，大致推算草拟书文的日子应当是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彼时的中国，正值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之际，社会动荡，满目疮痍。钱先生于此种社会现状下，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岩泉寺，钱先生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

当时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以及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先生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全书始末。 书中开篇便写道：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减，

钱穆著作

钱穆著作 1918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1919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1925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1926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局1926年出版。 1930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1931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 1932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局1932年出版。 1935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1940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1942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1943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清儒学案》全稿成后，被国立编译馆遗失，幸留有序目。 1945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1948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1949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台北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1950 《中国社会演变》，台北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1951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出版社1951年12月出版。 1952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1953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1954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1955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再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