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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

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
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

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及封建专制浅谈

葛喜生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系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鏐之后,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堪称自学成才而荣登中国最高学府历史教授宝位的奇才。著作等身,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中国史学名著》、《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古史地理论丛》等,其夫人及门生整理结集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凡1700万言。早年因《刘向、歆父子年谱》出名,被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赏识推荐至燕京大学教国文,后又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教授历史,大陆解放后赴香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后创办新亚书院。为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1967年受蒋介石之邀定居台湾台北,去世后骨灰撒在太湖之滨魂归故里。钱穆一生致力于历史学教育、研究和弘扬国学精神,年逾八旬双目失明仍治学著述不辍,此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窃慕钱先生大名,购《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5年2月北京第二版)拜读。一口气读了《中国社会演变》等篇,觉得钱穆把握中国历史社会的特点比较到位,故在中西方社会对比方面还是有自己的见地。虽然他对中国古代历史了解得比较多、比较深,对各时期历史的特点归纳分析比较精当,但是,由于他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看问题常常只是浮于表面而没有深入本质。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仅存于夏商周,是自上而下的分封,西方的封建社会则是由下而上的契约式的,实不知他已将形式代替了本质内容,特别是他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并不是唯物史观的封建社会概念,夏商周实际上是奴隶制社会。他没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正确认识,认为全国人民都在同一个法律下生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平民可以经举贤良、察孝廉或参加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登上政治舞台。殊不知统治阶级掌握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和土地所有权,而平民只是受统治和剥削的对象,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使平民中的才智之士参与政治这只是巩固统治的手段,本质上还是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就以汉朝按每二十万人每年选一个孝廉来说(汉朝的选举方式有举孝廉、贤良、方正,而以举孝廉为主),西汉平帝时人口最高了达近六千万(元始二年,也即公元2年,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东汉和帝时人口最高达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就按六千万人算,那么,每年也就选补官吏三百人,泱泱大国之政府每年仅补充这区区三百人够吗?分配到一百多个郡,每个郡还不

到三人,谁能相信一个郡的官吏就那么几个人呢?请看有关历史资料:《后汉书·百官》里对政府和军队的官吏设置有较详细的说明。从政权系统看,中央比二千石以上(含比二千石)的高官有三公九卿、光禄大夫、执金吾、太子太傅、大长秋、太子少傅、将作大匠、侍中、城门校尉、司隶校尉等,其下各有丞、令、黄门等名目繁多的各级官员,以九卿之一的少府为例,其下有四令(太医令、太官令、守宫令、上林苑令),令下又有诸丞,太官令下有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太医令下也有药丞、方丞之分,可见中央系统人多牛毛。中央以下,十二州各设刺史一人,均有从事史、假佐。郡设太守一人、丞一人、尉一人,国亦设相一人、丞一人、尉一人,郡国“皆置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公府曹,无东西曹。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其监属县,有五部督邮,曹掾一人。正门有亭长一人。主记室史,主录记书,催期会。无令史。阁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这么一算,书佐不计就有大小官员七、八人,县呢?“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凡县主蛮夷曰道。公主所食汤沐曰邑。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本注曰:丞署文书。典知仓狱。尉主盗贼。凡有贼发,主名不立,则推索行寻,案察奸宄,以起端绪。各署诸曹掾史。本注曰:诸曹略如郡员,五官为廷掾,监乡五部,春夏为劝农掾,秋冬为制度掾。”算起来县一级政权大小官吏至少也有五六人(仅令、丞、尉各一人、曹掾三人计)。再到基层“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最后,还有里魁、什、伍。乡、里不算,单算县及县以上各级,则全国在一千多个县一级政权服务的官员就需六千多人,加上一百多个郡和国的官员一千多人,加起来地方政权就七千多人,再加上直接为中央政府和皇帝服务的数量庞大的官吏,总计当有万人以上吧。《文献通考·卷四十七·职官考一》说:“汉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万二百八十五员(哀帝时数,兼诸府州郡胥吏)。后汉七千五百六十七员。”这是最保守的估算,实际上东汉时的官吏应远不只七千五百多人。拿离东汉不远的三国时期的魏国来对比,一个郡约有官吏二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十五》载:“又有高阳刘类,历位宰守,苛慝尤其,以善修人事,不废於世。嘉平中,为弘农太守。吏二百余人,不与休假,专使为不急。”这里所述的“嘉平”是魏帝齐王曹芳的年号,是在公元249-254年,离东汉灭亡才三十多年,此时因战乱北方人口大减(魏国人口最高峰时才四百四十三万多),而一个郡却有二百多官吏,那么东汉时一个郡的官吏人数应不少于此吧。再看《三国志·魏书八》裴注“㈤魏书曰:渊知此变非独出俭,遂为备。遣使谢吴,自称燕王,求为与国。然犹令官属上书自直于

魏曰:“大司马长史臣郭昕、参军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言:……”这段说的历史背景是,魏景初元年公孙渊在辽东称燕王,据有辽东、带方、乐浪、玄菟四郡,魏明帝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派司马懿剿灭公孙渊,公孙渊惧怕被剿灭,所以让其燕国官吏七百八十九人上书魏国陈情,以此度之,每郡约二百官吏,与嘉平时的弘农郡官吏人数相当。参照魏国的标准算,东汉时郡及以下的官吏应有二万多人。这样算来,东汉每年察孝廉的官吏只占整个官吏队伍的1.5%弱,退一步算,连举贤良方正也算进去,数字加翻二倍,也只是4.5%左右,更何况被察举的孝廉和贤良方正有一大部分就是大官员和世袭贵族的子弟。如曹操是举孝廉出身(《三国志·魏书一》载:“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其父曹嵩即是位列三公的太尉,其祖父曹腾为费亭侯、中常侍大长秋。军阀袁术也是从举孝廉为郎(《三国志·魏书六》云:“袁术字公路,司空逢子,绍之从弟也。以侠气闻。举孝廉,除郎中,历职内外,后为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而从其高祖袁安算起,到曾祖袁敞、祖父袁汤再到生父袁逢、叔父袁隗已是四世三公。东汉末的另一大军阀袁绍与袁术系堂兄弟,则是因祖荫而直接为官的(《三国志·魏书六》云:“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稍迁中军校尉,至司隶。”裴注云:“绍生而父死,二公爱之。幼使为郎,弱冠除濮阳长”)。因此,文官系统绝大多数的官员还是贵族官僚家庭出身,农家子弟能有幸被察举为郎吏的则应是非常突出、非常典型的人,这些人大多数是低级官员,能象西汉公孙弘、东汉“巨孝”江革那样上升到高层的属凤毛麟角。到魏文帝曹丕废汉立魏,将察孝廉的比例提高到十万人口举一人,也仅是在比例上比东汉时多一倍而已,在绝对人数上则大大少于东汉,因此并没有更大的改观。

再看军队,常规军队系统“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侯。其余将军,置以征伐,无员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其职吏部集各一人,总知营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禀假掾史主禀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奸,主罪法。”即将军以下每一部均有校尉、司马、假司马、军候、假候、屯长、兵曹掾史、禀假掾史、外刺、刺奸,共五部也有近百来人。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各是一个系统,不能全部都有这些将军,平常应该也有四五个将军吧。护卫皇宫的光禄勋所管的警卫(准军队)系统又有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各中郎将下有郎官、中郎、侍郎、郎中等,羽林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补。”这说明军队系统官员也多如牛毛,精英则也是世袭的多。

可见举贤良方正、察孝廉,并不能改变绝大多数平民的命运,参与政治统治的“皇恩”并不会在全民中一体均沾。大官员数代人均为大官的不在少数,典型的如东汉杨震家族(其上几代祖先杨喜是跟随刘邦打天下杀项羽立功的,东晋末期的武将龙骧将军杨佺期及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他的后代)、袁安家族皆是四世三公,更有甚者,荀氏家族从东汉末的朗陵令荀淑起经曹魏、两晋直至南朝宋御史中丞荀伯子为止前后连续共十代人在朝为大官,两三代人延续在朝为官的家族则多如牛毛。汉代的官吏察举制度到曹魏时发展为“九品中正制”,此一新制度实行的结果形成了士族门第观念和贵族大门第的兴起,晋南迁以后江南贵族大门第(如王、谢、庾、桓等家族)长期把持政权机关重要位置,北方诸国所任用的重要官员大多数来源于当地的汉族历代士大夫大门第(如崔、卢、裴、薛等家族)和前朝皇亲贵族(如元、宇文、长孙、独狐等家族),真正从平民而登高官之位的屈指可数。所以,钱穆的观点是错误的。再说科举制,据《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考二》考证,唐朝时每年录取的进士一般也就二十多人,最多的一年是垂拱三年六十五人(整个有唐一代登进士科者三千多人),比起汉朝的举贤良方正和察孝廉来则更少,而取得进士的人还有试吏部一关,此关未过纵等十年犹是布衣。宋朝每年开科举士的人数则达四五百人,科举选拨的人才占到整个官员队伍的20%左右蔚为可观,但宋朝在整个中国历史的时间只有十分之一,能说明整个中国历史事实吗?

钱穆先将奴隶制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认定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然后又根据士在社会上的存在状态和生存方式将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游士社会”(战国、秦)、“郎吏社会”(两汉)、“门第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隋至唐中期)、“黑暗社会”(唐晚期、五代)、“白衣社会”(北宋至清)(参见《国史新论·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这只是看到了各阶段朝代的某些特点个性,而没有看到其共性。以此外在的个性表现来论述各朝代的突出特点是可以的,但作为划分社会性质的标准,则大谬。如这种方法可行,那么我们一样可以按战争的标准将春秋战国称之为“无义战纷争社会”,两汉为“扩土守土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为“兼并混战屠杀社会”,隋唐五代为“东征西讨军阀混战社会”,宋朝为“战败求和社会”,明清为“疆土守不住社会”;按学术思想的标准则春秋战国为“诸子竞说社会”,两汉为“尊儒社会”、三国两晋南北朝为“玄学清谈社会”,隋唐为“佛道社会”、两宋为“理学社会”,明清为“八股文社会”;此外两汉“崇孝尚节”,唐朝“诗歌大盛”,两宋官员“无常职”,明清“闭关锁国”等等都是各朝代的特点,举不胜举。这样,各个阶段就没有可比性了,与其他国家也没有可比性了,历史学就不能成为科学。只有树立了唯物史观,才能将历史学置于科学

的基础上。

在《国史新论》关于政治制度的几篇文章中,他极力美化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1950年他著《中国传统政治》一文,举明朝以前丞(宰)相可以反对和否决皇帝的意见、谏官可以劝谏规正、反驳皇帝、皇帝的诏书须宰相副署才有效等等事例,否认封建专制的一般存在,只承认明太祖朱元璋撤丞相后以至清朝设军机处加强皇帝集权才是较黑暗(参见《国史新论·中国传统政治》),1974年他到韩国延世大学演讲时还说:“在中国历史上,固亦为断有专制皇帝出现,但不得谓中国传统政治,即为一种专制政体。”(参见《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这真是钱穆看走眼了。除了是傀儡皇帝外,皇帝的意志是完全可以通过罢免丞相而得到贯彻的,如果说皇帝连这一权力都没有了,那么当权的权臣则无人能制,岂不也是权臣专制?皇帝专制与权臣专制又有何区别呢?东汉顺帝以后的几个皇帝都是未成年时就被大将军梁冀立为皇帝(冲帝二岁、质帝八岁、桓帝十五岁),皇帝无力专制还不是梁冀专政?梁冀被桓帝清除后,还是桓帝专制,桓帝以后灵帝更昏庸,宦官弄权,也是一种专制,其后弘农王、献帝又是被军阀董卓玩于掌股,接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再接下去有东晋的权臣桓温、桓玄,唐朝穆宗、敬宗、文宗时期的宦官王守澄、梁守谦、仇士良,等等,不都是专制吗?只是专制的方式不同,专制的主体不同而已,怎么能否认封建专制的存在?历朝的历史,不是昏庸暴虐的皇帝专权,就是外戚、宦官当权,或是军阀擅权、割据。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当皇帝与权臣互相争权时,定免不了一场血腥杀戮,君不见魏帝高贵乡公曹髦奋起与司马昭争斗而被刺死的下场吗?既使西汉霍光辅佐汉昭帝可谓开明,但他后来也可以废除昌邑王,立宣帝,虽然汉宣帝还算是个不错的皇帝,但霍光立帝不也是少数个别人的专制意志吗?象唐太宗、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治理国家稍有民主风气之时有几多?如果说中国古代历史中某些时候存在君臣互相牵制制衡的机制可以为现代作借鉴,那么是可以接受的,但由此而否定封建专制的存在、更进而对古代政治制度大加赞赏,则是今人所断不能接受的。如果古代政治民主开明不存在专制,那又何必推翻呢?钱穆不是在为旧制度唱赞歌又是何居心?在钱穆的心里和眼里,根本就没有“人民”这一概念和这一社会历史的主体,有的只是官僚、贵族、士大夫!

钱穆的才学可谓极高,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当无人能企及,然其识却远比不上建国后仍在大陆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家,甚至连梁启超都比不上。钱穆与梁启超显然是两种类型的人。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革命的宣传家、发起人。上世纪初,梁启超就分析了中国旧史学的“四蔽”、“二病”并振臂高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参见《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三·新史学》(中华书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梁启超思想激进、文笔动人,

对以往的历史著作持否定态度,认为以现在的眼光看,古史书只能作史料看待(本人认为古代的史书就是古时候人们在当时历史条件和历史观下的史学表达方式,而不能说古代就没有史学)。钱穆则是个细致而又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微观上很精细,对具体史实的研究常有杰出表现,可以算是很有“学问”,宏观上极力赞美、维护传统文化,缺乏时代气息。钱穆讥梁启超有史才而史学不足,却不知他与梁启超相比在史识方面直有天壤云泥之别。梁启超与钱穆,按我看来,一个是有新理念的优秀设计师,一个是保守而认真的施工员;一个是善于策划的档案馆馆长,一个是细心的资料整理员;一个是大胆的指路人,一个是满载着心爱的旧货努力赶路的倔强马车夫。

钱穆比梁启超晚出生22年、晚去世61年,按理说他应比梁启超站的历史高度更高,可是,当历史前进的时候,他却没有随着前进,当先进思想兴起的时候,他却没有接受新思想,一方面他在《国史大纲·前言》中教导国民要“对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和敬意”不可“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自居于历史和思想的顶峰,莫不是又应了司马迁的话: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善治思想史的他始终抱残守旧、僵化反动,妄图开历史倒车,终被无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今又有人以弘扬国学、继承传统为名,将钱穆高高抬起、顶礼膜拜,岂不是历史的悲哀?

初草于二〇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修订于二〇一一年九月三日

《中国文化史》课程感想

我上<<中国文化史>>课程有感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而该课程带我畅游其中,了解中国文化,一个学期下来觉得自己是从古代一路走来,走到今天,终于我懂得了好多好多的,原来是那么的丰富多彩的。这一课堂,扩大了我的知识面,丰富了我的灵魂,让我受益匪浅。 记得一次课堂上,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中国的传统节日。以前过节假日时,都不是很清楚它们的由来,只是从老一辈人的口中了解到一点知识。如今,我已大抵了解了,每一个节日背后都有它的故事,流传至今。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国传统节日形式多样。中华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创造了特色鲜明的节日文化。形成了汉民族所共有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节日文化形式,这是华夏儿女世代传承的文化精华。如中秋节,我们有嫦娥奔月的传说;端午节,为了纪念伟大诗人屈原,人们才有了现在的吃粽子这一风俗。 “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1]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在传统节日庆典活动中展现的具有一定地域文化特征、带有强烈民俗文化色彩、包涵伦理道德和精神内涵、具有独特歌舞形式、曲艺音乐特点的传统文化精华。中华民族在传统节日里不仅拥有共同的民间庆典习俗,同时还拥有是充分张扬地方个性、思想内容真挚纯洁、表现形式浪漫开放,形象鲜明的图腾和神仙崇拜等极其丰富的民间文艺表演形式,是中华传统文化绚丽多彩的表现形式。另外,从节日文化的角度看休闲文化,一个共性的东西,那就是祥和安逸;在传统节日中无一例外地张显出汉族文化的厚重,那就是天人和一、喜庆团圆、和谐共荣,因而形成了传统节日的共同习俗。在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视角看休闲文化,还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山水文化,寄情于山水是汉民族旅游休闲的开始,千百年来,著名的山水名胜区从来都是人们真心向往的好地方,在许多名山大川中都留有历代文人、雅士、高道、圣僧的碑刻、居室、观堂、寺院,成为人们观光览胜、谈古论今、缅怀先贤的好场所。再有,不同地域的名山、古镇、村落拥有不同的宗教(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儒教文化)、民俗和一些约定俗成的民间文化娱乐节目,就是祈福、平安。这是人们渴望得到的和欣赏的,因此,人们在休闲的时刻深深地沉浸在了这种浓浓的情谊中。传统文化、民俗文化是休闲文化的母体,其文化的基因是一脉相传的。所以,我们不能忘记,要把它们永远地流传下来。 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发展, 历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能够反映民族特征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意识, 是具有民族特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前赴后继, 英勇顽强形成的精神支柱, 是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基本精神。得到普遍认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含以下几方面:1.1 崇尚伦理道德;所谓“在其位, 谋其政;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要求形成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高尚道德价值体系, 作为个人必须要有做人的底线。每个人都有相适应的个人的地位、责任、义务和权利。说自己该说的话, 做自己该做的事。1.2 注重人文理性;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实体存在, 重视人的精神存在, 注重对人进行礼乐的教化。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以人为本, 人被看作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根本。天地之间人为先、人为贵, 重视人生、重视人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构成了以人的价值和人

钱穆作品总集

廿四岁论语文解(子部) 卅二岁论语要略(子部) 卅六岁刘向歆父子年谱(子部) 卅六岁墨子(子部) 卅六岁阳明学述要理学 卅七岁惠施公孙龙(子部) 卅七岁国学概论 卅七岁周公 卅八岁王守仁理学 四十岁孟子要略(子部) 四一岁先秦诸子系年(子部) 四三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子部) 四五岁国史大纲(史部) 四七岁史记地名考考据(史部) 四八岁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 五十岁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 五一岁政学私言 五四岁中国文化史导论 五四岁湖上闲思录 五六岁文化学大义中国文化 五六岁人生十论 五七岁庄子纂笺(子部) 五八岁中国思想史 五八岁中国历史精神 五九岁四书释义(子部) 五九岁宋明理学概述理学 六一岁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六三岁庄老通辨学术思想史(子部) 六三岁秦汉史(史部) 六四岁学龠 六四岁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学术思想史(经部) 六七岁中国历史研究法 六七岁论语新解(子部) 六九岁中国文学讲演集 七四岁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 七五岁朱子新学案理学 七五岁朱子学题纲理学 七五岁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 七六岁史学导论 七七岁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 七九岁中国史学名著为文化学院授课 讲辞之第一部书 八十岁孔子与论语(子部)

八十岁孔子传(子部) 八十岁理学六家诗钞(集部) 八二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学术思想史 八二岁灵魂与心学术思想史 八四岁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 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八五岁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国文化 八五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八七岁国史新论 八七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八七岁双溪独语为文化学院授课 讲辞之第二部书 八八岁古史地理论丛考据 八八岁中国文学论丛 八八岁中国学术通义学术思想史 八九岁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理学 八九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九二岁晚学盲言 九五岁新亚遗铎 九五岁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 九五岁中国史学发微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民国八四年初版)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绿色代表手头有红色首图开始借阅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对高中历史教学的启示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eb10902417.html,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对高中历史教学的启示 作者:刘畅 来源:《中学政史地·教学指导版》2012年第11期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的主体内容是余秋雨老师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等部分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本书重在探讨现代人对漫长的中华文化史的感悟,内容精彩纷呈而明白晓畅。作为一名高中历史教师,笔者被余秋雨老师上的历史课深深地震撼和吸引了。通读此书后,不由得有了一种想法:尝试着将由此书中汲取的灵感和启示应用到自己的教学中。 一、教学安排——高坡滚石,大胆取舍 对于中华文化史的讲述,余秋雨老师并不是按部就班地泛泛而谈。在余秋雨老师看来,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些文化亮点应特别关注,因为它们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而对于后期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则应快步走过。余秋雨老师讲甲骨文、屈原、司马迁等均用四课时,而讲元文化、明清文化等只用一课时,即高坡滚石型,前详后略。当然,余秋雨老师的教学安排有很大的自由度,不像中学历史教师,既要考虑课程标准,又要顾及联考、会考等。但“用教材教,而非教教材”是新课程历史改革的重要理念,“用教材教”提倡教师对教材的二次开发。高一历史教学内容繁多,如何取舍一直是很多教师面临的难题。笔者认为,历史课教学既要纵横古今,又要突出重点。如何判断重点?首先,坚持客观标准——课程标准和教学指导意见。其次,坚持自己的判断,做个性化的整合。最后,坚持以生为本,重点讲解学生普遍难以理解的问题。 二、教学形式——深度碰撞。有效讨论 对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这样的历史场景,笔者一直心向往之。遥想那时,大师云集、百家争鸣、谁与争锋。当我读到《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时大有怦然心动之感。余秋雨老师的教学形式比较特殊:课堂的主体部分是师生讨论,课后师生间会进行“闪问”、“闪答”。余秋雨老师的讲解和总结总是精练和开放的,而不是简单地呈现结论。这里是灵感与智慧的深度碰撞,这里对历史的集体思考生成了一个个风生水起的文化现场。反观我们的高中历史课堂,仍存在一些低效甚至无效的“虚假繁荣”,如此深度的讨论景象则非常鲜见。如何才能提高课堂讨论的有效性?笔者的思考和尝试如下:首先,充分动员。通过动员,使学生认识到知识经济时代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简单准备。多在周末或节假日给学生布置讨论题目。最后,求同存异。我们把伏尔泰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作为讨论的原则,使学生真正感受到民主的氛围和研讨的价值。 课堂讨论实例:关于陈独秀的评价(材料略)。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中华文化四十七课》读后感

成长 ------读《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有感 一开始是抱着完成任务的心态看这本书的,但是不得不感谢有这样一个任务,因为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静下心来看书真的是一种享受,因为忙忙碌碌近半年,这是上大学以后第一次认真看一本书,认真的尝试静下心来。 避开书本身的内容,我的感受有两点:首先,这本书提供了一种解读文化的方式,即以课堂讨论的形式,在课堂上与学生通过提问和答问的形式来阐释文化的要点,使书不那么枯燥;然后,不得不说北大的学生是真的牛,对于博大精深的各种文化总能解读一二,语言表达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思维很清晰,在言谈之中流露出一种文化人的气质,看到这些我只能掩面自羞然后在那一瞬燃起奋发图强的热情。 前面都是因为读书所产生的一些附加的感受,也算是一点点的成长吧,现在才是看完这本书以后真正的感受。对于中国人来说,文化似乎是一个不太陌生的词汇,但是其实真正的对文化的本质我们的了解少之又少,关于它的起源,关于它的发展历程,关于各个发展时期的主要特色和亮点,真正可以说真的理解透彻的恐怕只有那些文学大师了吧,所以在看到第一章中,余秋雨将文化的起源比作是童年的歌声时,我就觉得可能跟着这本书我会和它一起成长了吧。 看完这本书,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章《童年的歌声》和第

七章《世界性的老子》。 在第一章中余秋雨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记忆,最好从哪里开始呢?”有人说应该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开始,因为中华文化是在诸子百家的背景下展开的;有人说应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因为对于文化的记忆来自于生产生活,而物质是记忆的基础;还有人说美丽的神话传说才应该是文化的开端……余秋雨先生说文化的开端是一个文化被唤醒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充溢的是文化童年的歌声,而这歌声来自于甲骨文。在这个有关于甲骨文的探索的故事中,我记得这样一段让人内心一热的话“牺牲的形态可能是悲壮的,比如像王懿荣;可能是窝囊的,比如像刘鹗;可能是无奈的,比如像王国维;也可能是怪诞的,比如像罗振玉。这些中国现代学者的生命,成了一种祭坛前的供奉,而中华文化的童年歌声,却被大家听到了。”或许就像第二章的标题一样,文明在冥冥之中是一种诅咒,它的神秘莫测就像是埃及金字塔前面的狮身人面像的微笑一样,神秘也让人敬畏,也正如同惠特曼所说的一样“文学的魅力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连在一起。”至于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或许不是靠已经获得的结论,而是靠永远的悬念。但是不得不说那些为了文化而献身的人是多么的伟大,他们用倒在血泊的巨响谱出一曲文化童年的歌声,唤醒了人们对于文化的记忆。 关于文化的记忆或许现在说的最多的就是先秦各种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庄子等,但是余秋雨先生最最尊崇的

中国文化:复兴古典同济天下视频课尔雅满分答案

中国文化:复兴古典同济天下尔雅视频课答案1.1 1 以下哪句话不是《毛氏大序》中的表达?(C) A、诗者,志之所之也 B、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C、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D、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2 历代《诗》学争论的分歧或可简单总结为(AB)。 A、小学训诂层面争论 B、大学义理层面争论 C、今古文争论 D、汉宋争论 3 柯小刚认为古今《诗》学的大分歧涉及(CD )。 A、《诗经》成书年代 B、《诗经》的作者 C、《诗经》性质 D、读《诗》的方法

4 柯小刚认为重建《诗》学首先要提的是大学层面的义理问题。(√)5 柯小刚认为,《诗》中只有儿女情长。(×) 1.2 1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作者是(D)。 A、苏格拉底 B、柏拉图 C、洛克 D、亚里士多德 2 王船山《诗广传》论《关雎》言(B)。 A、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B、性无不通,情无不顺 C、圣人达情以生文 D、君子之心有与天地同情者 3 李翱是(A)文学家,著有《复性书》。 A、唐代

B、宋代 C、明代 D、清代 4 柯小刚认为《诗经》所记载的内容同社会道德和国家政治没有关系。(×)5 柯小刚认为,诗风正则道德行。(√) 1.3 1 柯小刚认为,宋人疑《毛诗》主要立足于(C)。 A、文字 B、政治 C、教化 D、真实性 2 柯小刚认为,清人疑《毛诗》主要立足于(D)。 A、义理 B、政治 C、教化 D、学术

3 《诗》之为经奠定于孔子的编订和削删。(√) 4 柯小刚认为,后世的经学讨论日趋繁琐。(√) 1.4 1 宋人疑经是认为《毛诗》的(D)还不够。 A、艺术化 B、义理化 C、文学化 D、道德化 2 现代诗经学者认为,我们不需要《诗经》体现出的(B)。 A、文学价值 B、道德观念 C、艺术风格 D、历史风貌 3 柯小刚认为,出版于1931 年的《古史辨》是现代疑经的先驱。(√)4

七下历史第一单元课后测试

历史七下第一单元课后测试(链接中考) 1.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唐代制度,在下有……为政府公开选拔人才;在上有……综合管理全国行政事务。这两种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后一千年的稳固基础。”材料中“公开选拔人才”的制度是指() A.分封制B.三省六部制C.科举制D.八股取士2.“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描述的是() A.赵州桥B.长城C.丝绸之路D.大运河 3.下列哪一史实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顺应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大趋势?() A.隋文帝灭掉陈朝B.隋朝创立科举制C.隋朝统一度量衡D.隋朝开通大运4.盘点中国古代繁荣强盛的时代,唐朝当位列其中。唐朝之盛始于贞观年间,开元时达极盛。下列关于“开元盛世”的相关表述不准确的是() A.姚崇、宋璟、杜如晦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能干廉洁、办事效率高 B.全国各地兴修水利,耕地面积扩大 C.召集县令进行考试,结果有40多人因不合格而被淘汰 D.倡导节俭,抑制奢侈风气 5.某皇帝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在治国过程中轻徭薄赋,广纳贤才虚心纳谏,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盛世局面,史称() A.文景之治B.光武中兴C.贞观之治D.开元盛世 6.621年,魏征归顺唐朝,受到太子李建成重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器重他的才干和耿直,不计前嫌,委任为谏议大夫,这说明唐太宗() A.轻徭薄赋 B.简法轻刑 C.选贤任能 D.恩威并施

7.唐朝时期,民族之间的交融进一步发展。唐玄宗时,册封回纥首领为() A.“天可汗”B.怀仁可汗C.云南王D.渤海郡王8.白居易的《登观音台望城》写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诗句描述的是唐朝() A.农业生产的发展B.丝织工艺的精湛 C.垦田面积的扩大D.长安商业的繁荣 9.吐蕃是我国藏族的祖先。唐朝时唐蕃关系友好。历经1200多年的唐会盟碑至今依然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以下人物中为唐蕃和睦作出重要贡献的是() A.鉴真B.玄奘C.文成公主D.元昊 10.唐代有男女同服之俗,男女同样参加骑马、打球、饮酒、舞蹈等活动。唐代的女服还曾流行由波斯(今伊朗)传入的胡服。材料直接反映出唐代() A.经济的繁荣B.政治的清明C.文学艺术的兴盛D.社会风气的开放11.唐代中后期,“波斯锦”“胡锦”“番锦”通过丝调之路,不断输入中国,内地也生产“胡式锦”。这主要表明() A.唐朝采取开明民族政策B.中外交流开启唐朝盛世 C.唐朝中后期手工业衰落D.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加强 12.唐朝从“小邑犹藏万家室”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转折点是() A.开凿运河B.安史之乱C.黄巢起义D.靖康之变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阅读心得体会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阅读》心得体会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代先贤用自身的终身感悟沉积下来的精华。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社会上最具活力的大学生,既是文化的吸收着,也是中国未来的建设者。因此;大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数千年来沉淀下来的精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可以增加对历史的了解,丰富自己的知识面,再者也可以培养民族自豪感和增加民族的凝聚力。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和谐社会的创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新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文化教育既要传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成果,又要结合现代社会的客观情况。大学生是社会上极其特殊的一个群体,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离不开大学生的积极参与。传统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为此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大学生了解的方式也必然是丰富的,复杂的,不断变化的。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教育人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大学生作为社会上最富有朝气的群体,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中,要求当代大学生具有先进的思想观念,不断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我们的传统文化将“修身”与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中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治其国,欲治其国,必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诚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平天下”。由此可见修身是为人、为事的根本,修身不成则一事无成。当代大学生常不注意自身修养,如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在宿舍不打扫卫生等给别人造成了很大困扰,为此大学生应从平常小事做起,修身养性。 传统还注重人际关系,强调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正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强加给别人,这个社会将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当代大学生时有缺乏为他人着想的现象,大家同在一个寝室,却不和睦相处,经常为一些琐事斤斤计较,甚至有时还大打出手。 传统经典、路还很长。自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也算接触到不少的古典文献著作,可是真的细究起来才发现,自己知之甚少。老师讲解时,时常会抛出一些问题来让我们回答,可是如果不是读过相关书籍的话,是很难解答的,平时要有很多的积累,通过长时间的琢磨才有可能求得一知半解,相比于班上一些有一定扎实的传统文化的知识素养的同学来讲,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经典著作并不应止步于你学习语文的那几年,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实都可以找到属于不同阶段的中国文化经典来知道你的人生,而我们要做的是保持一颗进取的心,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尤其是以具有传承意义的儒家、道家为主。 从现代来看,中国文化在外国是很受欢迎的,很多外国学者都在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中国文化概论学习有感

中国文化概论学习有感 在学习这门学科之前,虽然已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十几年,但是对中国文化这一概念其实并不十分明晰,这学期,通过把中国文化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来讲,我才有机会从更深的层次去接触和认识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概论课上,听老师讲的最多,最为深刻的就是佛家思想,每一次听课都让我感觉到自己认识的肤浅,钦佩先哲们的超脱与伟岸,每一次都让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中国文化的广袤,通过文字演进,书法艺术,儒家文化,佛家文化,宗族文化的学习,真正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于我个人而言,我是比较喜欢佛家文化。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众生皆是佛,或者说有佛性。佛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既深且广:印度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产生很大的刺激和提升作用,使宗教的超越信仰开始补充、校正、融入以世俗主义为核心的本土传统价值观与人生观;同时,大量佛家名相与词汇,大大丰富了汉语语汇,融入我们日常用语,潜移默化地影响思维方式,比如:世界、实际、相对、绝对、觉悟、因缘、方便、解脱、彼岸、净土、平等、众生、现行、知识、唯心、慈悲、刹那、劫难,还有:口头禅、三生有幸、不生不灭、不即不离、五体投地、六根清净、、花花世界、想入非非、一丝不挂、大千世界,等等。 通过学习,我们了解到,学佛人的人生目标应该是和明确的“断恶修善,成佛作祖”,希望成佛以后救度苦难的众生,让众生摆脱轮回,成佛正果,破迷开悟。佛家思想中因果报应、灵魂转世的信仰深

深扎根于人们心中,善恶皆有报、一切皆缘分、随缘放下等等,也许我们并不能向达摩祖师一样经历苦行最后得以修成正果,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去靠近静以修身,德以养性的境界,使自己不致迷失在当今信仰缺失的流亡中。 但是反观当下,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国人喜欢去模仿西方的文化传统,仿佛国外的都是先进的,都是科学的,不管有些国家、有些人是否愿意,中国文化或者说国学,都注定要成为21世纪乃至更长时期内人类所推崇的文化,就如同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一样。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并传播这一理念,不仅将增加国人的自豪感,并且能提醒国人及时静下心,认真面对自己的文化,面对现实的纷纷扰扰,从中发现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理解所谓“中国特色的道路”的含义,也能从中找到个人未来的道路。 作为身处21世纪剧变洪流中的现代中国人,要在挑战中去把握机遇,就更应当以处变不惊的冷静、理性和客观,去重新审视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掘蕴藏其中的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加以继承和创新,进而去开创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石家庄市重点名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调研语文试题含解析

石家庄市重点名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调研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钱穆:凤鸣高冈 邹金灿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 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 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 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 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高中选修《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国文化经典研读》研读经典感悟先贤――读...

高中选修《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国文化经典研读》研读 经典感悟先贤――读... 研读经典感悟先贤――读《<论语>十则》 北京丰台二中李婷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亓东军 教学背景分析 一、教材分析 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在这个多少有些浮躁的时代,我始终认为我们的学生缺少的不是娱乐,而是严肃;缺少的不是对超女快男的关注和膜拜,而是对古代先贤的敬畏和仰视;缺少的不是对韩流的趋之若鹜,而是对传统文化的骄傲与自豪。让学生静下心来读读经典正是对他们灵魂的洗礼,所以高中选修《中国文化经典研读》模块,的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语》是先哲留给我们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但是对于中学生来说必须掌握一定的研读方法才能从中受益。因此,我这节课定位在研读方法上。《论语》语录体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像其他文章那样具有比较完整的结构和严密的逻辑,但是作为一部著作它又的确是有它的内在逻辑联系的,所以《<论语>

十则》比较适合小专题式教学模式:寻找每一则之间的联系,在一个专题的统领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二、学情分析 高二学生已经在文言实词、虚词、特殊句式方面有了一定的积累,再加上他们在初中时也学过七则《论语》,因此理解句子的字面意思并不算困难。但是对《< 论语>十则》的学习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显然是不够的,作为选修课应该注重学生思考的广度与深度,所以如何将看似没有联系的内容进行整合使得学生对孔门师徒的思想有一个宏观的认 识是选修课应该考虑的问题。 综合以上考虑,本节课的教学目的有两个: 1.理解《论语》中“学”、“志”的基本内涵。 2.了解儒家治学、立志的基本思想,感受孔子光辉的人格魅力以及孔门师徒的开阔胸怀。 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分别是: 理解《论语》中“学”、“志”的基本内涵。 辨析注解以文解文、补充材料前后参照的研读方法。 三、教学方法的选定 根据重、难点的设定,制定教学方法如下: 1.学生阅读《<论语>十则》

读钱穆《国史新论》札记

读钱穆《国史新论》劄记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自2013起,陆续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及最近的《国史新论》。对先生的学养与学识深深折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老辈学人,钱穆先生有坚实的古文基础,用词考究,文章无赘言,古文韵味犹存,读之需缓,细细品味,余音绕梁,回味无穷。当然要想看懂这些半白话文,

字典须常伴左右,百度更是必不可少。 书名为《国史新论》,但内容主要在阐述夏商周三代之后中国传统文化。重点从中国传统社会演变、传统政治、传统知识分子、传统教育、考试制度和历史人物几方面进行纵向讲解,同时伴有与西方社会在诸方面的比较。 所谓新论,即总有一些与传统史学不同的见解。 对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表述提出异议 “封建”一词是西方舶来品,“封建”就是分封建国,中国在秦汉之前可以说封建,但秦汉之后中国的行政建制是以郡县制为主,所以此处如果再以行政建制定义封建就会有问题。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了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贺教授的解释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称为中国古代社会为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业社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最重要的一项职能是抵抗外族入侵,从汉唐到魏晋南北朝,中原地区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夺还是很顽强的,因为地方上还有世家大族可以各自为战。而有宋之后,中国传统的贵族被彻底平民化了,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自耕农社会,在对外战争中一旦中央在军事上战败,地方上就会一泻千里。 再来说“集权”,近些年来由于清宫剧的风靡,很多人都会觉得所有朝代的皇帝可以独断专行,无所顾忌。事实真是那样吗?稍微想一下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皇帝只有一个人,天下那么大,事务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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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心得体会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包容万象、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涵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传统文化学习心得体会。它根植于封建主义的土壤,经过五千年的锤炼,成为中华民族兴国安邦、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成为支撑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广大、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漫漫中华五千年,悠悠历史数千载,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几次全盘否定和摒弃后,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洋文化泛滥、道德标准阙失、心浮气躁、功利化趋势日益严重的今天,依然独树一帜、熠熠生辉。 初步接触中国传统文化时,黯然失笑、心生不屑,觉得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花精力去学习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古董”,耗时费力,跟不上时代潮流,是重蹈封建思想覆辙。怀着较劲找茬的心态,我不屑地捧起那一本本中国传统文化书籍,眼球像扫描仪一样机械地扫看着,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渐渐的自己也被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了。当枯燥的文字,拗口的语句,慢慢为自己所接受;为人原则,处世之道为自己所认可。当接触到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的倡导悟道、求道、体道、行道,无为而无不为;佛教崇尚的的利己利人,功德圆满;《周易》推崇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些思想时,心头更是为之一振,直叹自己才疏学浅,只了解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 古圣先贤用更多的时间总结过去,思考未来,所以他们睿智。他们真正是在用心地活着,好好的活着,真正让自己达到精神与躯体的结合,诠释活着的内在含义。而生活在现代社会忙碌的我们,被太多世俗的东西所束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们目前的障碍物远不止“一叶”。物欲横流、攀比严重、穷奢极欲、功利心强的现代风气,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迷醉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仅局限于

国史新论 读书笔记 钱穆

钱穆《国史新论》读书笔记 读钱穆的书总是有一种鞭辟入里,而又通俗易懂的感觉,同样《国史新论》也没有逃脱这样的思维,作者用一种新颖的方式介绍了自己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解读,让人们能够从一个新的方向上去理解我们的社会。读完钱穆的书我们可能会感慨,像这样能够把中国古代政治看得透彻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对于本书的感想。 首先是对于封建的看法。 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之被称为封建的时代其实在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时代,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封建领主分封采邑给其附庸,层层分封,从而形成西欧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是建立在西周分封制的基础之上的,自武王与周公之后,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巩固,面对如此巨大的国家版图,如何治理成为了摆在西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在此基础上,西周封建制应运而生,周王室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治。”[2]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西周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阶段,封建制度逐步瓦解,诸侯不再安于自己的职分,因此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场面,随着诸侯争霸的的不断升级,以及最终秦国的统一六国并在整个国家内实行郡县制,中国的封建社会由此解体。“春秋时期贵族大夫保有着自己的土地,并向周天子进贡,而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虽然在名义上有着天子地位,但实际上各个诸侯国拥有自己的土地,使得分封制度被打破。”[3]而长久以来被国人所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其实就是指西周时期至秦朝始皇统一之前,而秦朝之后由于国家大一统的局面产生,君主独揽国家大权,因此在实质上这并非是一种封建制。 如果说中国自秦朝以来不是封建社会,由君主专权应该被叫做君主专制,而在实际意义上这又不是一种全部意义上的君主专制。在中国古代,君主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比如三公九卿制以及之后的三省六部制,这些制度体系的创建,在很大意义上对于维持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政治理论方面来说,先秦政治思想并不从主权方面着眼,既不主张君权至上,也不主张民权至上,而是一种君职论,强调君主在统治时只不过是在完成一项作为君主的职能。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在中国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中,官僚集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有很多昏庸无能的君主,但国家机器却能够正常运转。在钱穆先生看来这种政府形式应该称之为“士人政府”。“主导社会及政府的,并不是皇帝或者贵族,或者如中世纪欧洲时的宗教,而是士人。”[9]士人传统的真正开启是在战国时期,其后历经汉朝孝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第社会,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等等,都是从社会中选拔受过教育的士人进行政府管理。因此,不能断言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亦或者是君主专制。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被广大人民所熟知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是以阶级斗争和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标准,但“毕竟来自西方历史传统之下,并没有很好的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下的封建社会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不同,”[23]但为什么在中国人眼里马克思的历史论断能够很好地被广大人民所熟知,而钱穆的观点却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保持其傲然的姿态,这一点有着很深的历史因素。但总体来说作为一个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人来说,应该很好地辨明自己的立场,并且基于社会现实而不是偏听

读《中国文化常识》有感

读《中国文化常识》有感 最近我看了一本叫《中国文化常识》的书,通过深入阅读才知道,作为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文化常识的认识居然还十分肤浅,很多以往接触过的只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阶段的专用古字、古词,在《中国文化常识》里面都可以找到出处,令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吕思勉编注的《中国文化常识》是作者早年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别听书名叫《中国文化常识》就觉得这一定是本枯燥无味的书,其实能否找到当中乐趣,全在乎读者对这本书的定位和用法。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把这本书作为一本古文化说明书来读较为合适,当然,我们没必要一口气把它读完,只需要像查字典一样,当在阅读其它书籍中遇到有关古文化常识上的疑问时,再找出相关的内容出来查对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细嚼慢咽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真相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就是阅读这本书的最大乐趣所在。 那么,我说这本书好,它究竟好在哪里呢? 首先,是内容的全面性。几乎是无所遗漏地将日常生活里碰到的常识项目都能一一列举。其次,是内容叙述的简要性。该书的每一章节内容的叙述都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对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不加冗长的修饰、不作繁复的推

敲。……最后,是解释说明的直观性。该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取用了很多插图和列表去解释所讲的内容,再配合一些专用词汇、术语的注释,令人一目了然。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当然不能够说懂得一点古代文化的常识就掌握了其精髓,那只不过是五千年文明古国里的苍海一舀,但我们不防把学习中国文化常识作为重新修读“中国文化”这一浩大课程的入门,认真汲取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和氧份,并将它们传承下云,发扬下云,那是留给子孙厚重的精神财富。

钱穆 国史新论

自序 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已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寝馈史籍,数十寒暑,发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治社会史实作大体之叙述。一文化史,推广及于历史人生之多方面作综合性之观察。一思想史,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第一部分先成《国史大纲》一种(商务出版),第二部分续成《中国文化史导论》一种(正中出版),第三部分于四五年前,曾在昆明继续公开作四十次之讲演,而未整理成稿。其他尚有《政学私言》一种(商务出版),亦于第一第二两部分有所发挥。积年所有杂文及专书,亦均就此三部分集中心力,就题阐述。要之,根据已往史实,平心作客观之寻求,决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之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如是学术始可以独立,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 顷来蒿目时艰,受友好敦促,拟继续撰写《国史新论》一种,大体所见,仍与前成各种无多违异。惟旨求通俗,义取综合,限于篇幅,语焉不详。其为前数种所已经阐发者,能避则避,能略则略。读者傥能就此新撰,进窥前构,庶可益明其立论之根据。总之,求在发明古史真相,其于国人现代思潮有合有离,非所计及。 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路看墓地。中国以往四千年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与建设将来新中国惟一不可背弃之最实基础。此层必先求国人之首肯,然后可以进读吾书,而无不着痛痒之责难,与别具用心之猜测。至于语语有本,事事着实,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读者恕其疏失,匡其未逮。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特于刊布之先,再揭其宗旨纲要如此。 本书暂收论文五篇,第一篇《中国社会演变》,第二篇《中国传统政治》,成于一九五○年。第三篇《中国知识分子》成于一九五一年。第四篇《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乃是年冬在台北之讲演稿。第五篇《中国文化之演进》乃一九四一年冬在战时陪都重庆之讲演稿,为拙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之总提纲,一并附缀于此。前三篇曾刊载《民主评论》,并单印为《中国问题丛刊》,第四篇曾刊载于《考诠月刊》之创刊号。兹汇编单行,特向民评社志谢。读此书者,如能参读作者旧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及《政学私言》,及随后所成之《中国历史精神》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诸书,当尤可明了作者之理论根据,及作意所在。 中国社会演变 一 中国是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一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解答。中国史上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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