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的生死观念

儒、道、佛的生死观念

汤一介：儒、道、佛的生死观念

2019-04-20 05:00 来源:中山国学堂

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哪种重要的哲学和宗教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都对中国人有着深深的影响。虽然它们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不同，但却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

儒家的生死观: 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

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

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

仁”、“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而无愧于天地之间。

因此，对于儒家说，痛苦不在于如何死，而在于是否能作到“成仁”、“取义”。在儒家的生死观念中，所感到痛苦的是“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道家的生死观: 顺应自然，与道同体，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照道家看，生和死无非都是一种自然现象。

老子讨论生死问题的言论较少，他认为如果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可以较好保存自己，这和他所主张的“无为”、“寡欲”思想相关联。他还说：“死而不亡者寿”，王弼注说：“身没而道犹存。”

照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人的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人能顺应自然而同于道，那么得道的人就可以超越有限而达到与道同体的境界，所以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同于道”即是“与道同体”，它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

庄子讨论生死问题比较多，在《大宗师》中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老、死都是自然而然的，死不过是安息。进而庄子认为生死无非是气之聚与散，所以《知北游》中说：“人之生，气之聚也；

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如果死和生是相连属的，我对之有什么忧患呢？

《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往吊，见庄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以为然，但庄子认为生死就像春夏秋冬四时运行一样，所以“生之来也不可却，其去不能止”（《天运》）。

西晋的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他说“夫死生之变，犹春秋冬夏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说“生”是“生”，但对“死”说“生”是“死”，对于“生”说“死”是“死”，但对于“死”说“死”是“生”。因此，说“生”、说“死”只是从不同的立场上所持的不同看法，故应“生时安生，死时安死”，这样就可以在顺应自然中得到超生死，而与道同体了。

那么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以什么为苦呢？照道家看，以不能顺其自然为苦。在《应帝王》中有一个故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个故事说明，一切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虽出于好心，但破坏了其自然本性，则反受其害，这是庄子的忧虑。照庄子看，人往往喜欢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从而“苦心劳形，以危其真”，这样就会远离“道”，而陷入痛苦之中，故“苦在自然之未能顺”。

禅宗的生死观: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苦在无明之未能除。

佛教认为，人世间是一大苦海，人生有不能逃避的“八苦”，即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蕴聚。人之所以不能逃避这种种苦难，是由于“无明”（不觉悟）引起的。佛教的教义就是教人如何脱离苦海。要脱离苦海就要照佛教的一套来修行，出家和坐禅等等都是不可少的。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五、六百年，在中国形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若干个宗派，其中以禅宗影响最大。

禅宗的真正缔造者是唐朝的和尚慧能，这个佛教宗派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为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慧能认为，佛性就是人的本心（或本性），明了人之本心，即洞见佛性，“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

“佛性”是什么？照慧能看，佛性就是每个人的内在生命本体。如果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握其生命的内在本体，那么他就达到了超越生死的成佛的境界。用什么方法达到这种超越生死成佛的境界呢？禅宗立了一直接简单的修行法门，它把这门法叫作“以无念为宗”，即以“无念”为其教门的宗旨。所谓“无念”，并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不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触事物时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

因此，人并不需要离开现实生活，也不需要坐禅、读经、拜佛等等形式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照样可以达到超越生死的成佛境界，

“挑水砍柴无非妙道”。这种达到超越生死成佛境界，全在自己一念之悟，“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叫“顿悟”，瞬息间克服“无明”（对佛理的盲无所知）而达到永恒的超生死的境界，这就是禅宗所追求的“成佛”境界。

中国的禅宗虽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还是不觉悟。

因此，人应该自自然然的生活，“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著，便“日日是好日”，“夜夜是良宵”。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脱生死的道心。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无明），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悟，就无所谓“苦”了。

总观中国的儒道佛对生死问题的看法虽不相同，但是否其中也有共同点？照我看，儒道佛都不以生死为苦，而以其追求的目标未能达到为“苦”。儒家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为“苦”，即以不能实现其道德理想为“苦”；道家以“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苦”，即以不能顺应自然为“苦”；禅宗以“于外著境，自性不明”为“苦”，即以执著外在的东西，而不能除去无明为苦。

今天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科学技术有了空前的发展，把人作为自然人看，对人的生和死都可以或者大体可以作出科学的解释，但人们的生死观仍然是个大问题，因为它不仅是个科学问题，而且也是个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问题。由于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的不同，因此会形成不同的生死观，这大概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我们把中国古代儒道释对生死问题的不同看法作为一种理论问题来讨论，这大概和其他理论问题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05期）

儒道佛生命本体论的比较

儒道佛生命本体论的比较 作者: 孟淑媛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曾说，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是人，是生命的学问。作为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资源，儒家、道家、佛家都在不同的层次上重视生命价值和终极关怀，追求生命的超越意境。只有从本体论着手分析，才能透视儒释道生命哲学境界和旨趣的差异及其根源。 一、儒道佛哲学本体论的不同纬度 儒释道生命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面对社会混乱无道的世势，面对生老病死等人生根本问题，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纬度有根本的不同，导致他们在宇宙本体论、生命本体论、生命存在论、生命价值论以及在生命境界上迥然异趣。 1、儒家天人关系的轴心——社会纬度 儒家自孔子开始开启了经世致用的世俗哲学。孔子的视野中，最大的天和道就是仁礼之天道，孔子的学说和人生都是围绕恢复周礼展开的。孔子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并提出“顺正命、防遭命”和“尽人事、知天命”的思想。在天人关系上，体现了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的倾向。另外，孔子本身是不相信鬼神的，但却非常重视祭祀——礼文化的“神道设教”功能。所以，孔子在鬼神之事、死后有知无知等问题虚与委蛇，不给正面的回答甚至表现的常常矛盾。荀子道破了孔子迂回的奥妙：“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1]（第233页）汉人刘向在《说苑?辨物》中也认为，孔子不信鬼神，只是强调神道设教。[2] 后期儒家在天人关系上，分为两条路线：一是鼓吹天命、天道，为王道服务。董仲舒、韩愈借天人感应、天能赏攻罚罪理论，把天命等同于君命、王道，用以神道设教；二是，认为天道无为、人道有为，“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荀子的天论、王充的天道自然论、柳宗元的天人不预，认为天命、天道其实就是自然规律、客观规律，可以利用。对于命运，儒家的态度因此有些矛盾，在政治领域，强调巡天道、顺天命；对于个体来说，强调人对自己人生、命运的主宰，孟子说“求诚在我”，程颐说“唯义无命”、“求在我者”，陆九渊甚至提出“吾心即是宇宙”，朱熹说“人事尽处便是命”，仅把命的地盘留给无可奈何的偶然性上。荀子力主“知之不若行之”，王充著《论衡》揭扬朱“疾虚妄”和“见用实事”，韩愈批佛，理学崇理，核心都是反复强调道德践履的道德经验主义，有着很强的现实功利性。 所以，从天人关系来说，儒家最高的道就着眼于人、社会本身：儒家高度肯定人的力量、智慧、权力和价值，在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上，力图建立以人

张载对佛教生死观的批判

张载对佛教生死观的批判 张载（1020年－1077年），字择南，号二疏，晚号正蒙先生，北宋理学家，临安人。他是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和文化名人，也是周敦颐、张栻并称为东南学派的创始人。张载 出生于北宋初年，他的思想被誉为“宋代中期最富创造性的学说之一”，对儒学和佛学的 批判尤其深刻。张载与欧阳修齐名，是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张载不仅对中国儒学进行了有力的辩护，还对佛教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他在其著 作《注释大学》中详细阐述了对佛教生死观的批判，并提出了一系列理性批判观点。 在他的观点当中，佛教认为生死是由于业力的原因所造成的，这种观点根据了佛教关 于因果报应的理论。张载对此进行了斩钉截铁的反驳。他认为佛教的生死观首先就是错误的，因为佛教对生死的解释是建立在错误的宇宙观基础上的。佛教认为，世界是由无明和 观念两种性质组成的，而这种宇宙观是错误的。佛教将世界看成是虚幻的，认为一切皆空，以此作为对生死的解释。在张载看来，这种把万物皆空的观念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他认为，佛教中的“空”概念，只是一个虚无的存在，根本没有实际意义，佛家的一切观点都不过 是无理之辞。所以他认为佛教的生死观是没有根据可言的，不值得借鉴。 在张载看来，佛教的生死观是一种极端的悲观主义观点，它把人类的生命看成是一种 痛苦的存在。佛教将生死看成是痛苦的源泉，认为只有超越生老病死的世界，才能摆脱痛苦。而张载则认为，生命本身是有尊严的，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事实，但并不 代表生命本身就是痛苦的。他认为，尊重生命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生命是宝贵的， 应该珍惜生命，对待生死也应该积极乐观。他教育人们要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要有对 生命的感恩之心。 张载还对佛教的涅槃观进行了批判。佛教认为，涅槃是解脱的最终目标，可以使人彻 底摆脱生死的苦难。然而张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佛教的涅槃观是对人生的否定。 他认为，涅槃只是佛教自欺欺人的想象，这种虚无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生活的 意义不在于追求永生，而是在于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他主张人们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去追求 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活得有意义。 张载对佛教的生死观持有批判的态度，他认为佛教的生死观是建立在错误的宇宙观基 础上的。他认为佛教将生死看成是痛苦的存在是一种极端的悲观主义观点，而生命本身是 有尊严的，应该珍惜生命。他还批判了佛教的涅槃观，认为涅槃观是对人生的否定，生活 的意义不在于追求永生，而是追求有意义的人生。张载对佛教生死观的批判展示了他深厚 的学问和卓越的思辨能力，对中国哲学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佛教死亡观探析

佛教死亡观探析 佛教是一门倡导解脱和觉悟的宗教，对于死亡也有着独特的观点和见解。佛教认为， 死亡是众生必经的过程，而且是一种解脱和超越的机会。下面就来探析一下佛教的死亡 观。 佛教认为死亡是必然的。佛教强调一切有生命的众生都将经历诞生、老去和死亡的过程。在佛教经典《佛说阿弥陀经》中，佛陀告诉众生：“汝等若不入彼国，若生于其国， 亦当老病死。”这说明了死亡是无法逃避和避免的。 佛教认为死亡是一种解脱和超越的机会。佛陀教导众生通过修行和觉悟，可以超越生 死的界限，实现解脱和涅槃。佛陀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说：“须菩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意味着一切有形有相的事物都是虚幻的，包 括人的生死。只有超越生死的觉悟，才能真正获得解脱。 佛教强调死亡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佛教教义中有“生死轮回”的概念， 即众生在死亡后会再次投生，不断经历生死。佛陀在《法华经》中说：“众生不断生死已 无量劫，未来亦复数无量劫。”这说明了生死轮回的无尽和无始。佛教认为，只有通过修 行和悟道，才能从轮回的苦海中解脱出来。 佛教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平和和接纳的。佛教强调以无我无求的心态面对死亡，不执着 于个体的生死。佛陀在《达摩流传继志》中说：“佛说一切世间法皆是为苦，诸佛世尊为 是均是为苦，故有我者皆是为苦。”这意味着佛陀认为个人的存在和生死都是苦的起因， 只有超越个人的境界，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佛教对待死亡有其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它认为死亡是不可逃避的，但也是一种解脱和 超越的机会。佛教强调生死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只有通过修行和悟道才能真正解脱出轮回。佛教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平和和接纳的，不执着于个体的生死。通过对佛教死亡观的探析，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佛教对生死的看法，以及佛教所倡导的解脱和觉悟的境界。

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生死观

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生死观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生死观源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历程，其内涵十分丰富，展现了中国人对生命与死亡的理解、关注、敬畏和追求。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生死观。 一、生命的尊严 生命的尊严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生死观的核心价值。中国古代文化强调“求生存”的观念，并将之视为各种价值追求的前提和基础。在封建时代，对生命的尊重表现为“仁爱万物”的思想，体现在儒家思想中，即人与人应该互相帮助、尊重、包容，才能实现和谐共处；在佛教和道教中，则是“众生平等”的观念，强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具有无限潜能，需要被尊重、发掘和利用；在民间传统文化中则是对祖先和家庭的崇拜，认为家族的延续是通过爱护幼年婴儿和尊重长者来实现的。 二、死亡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化中，死亡被视为一种过渡，是生命的结束，也是新生命开始的开始。死亡在哲学上被认为是“无常”的代表，象征着一切的不确定性和无法预知性，在对生命的尊重和珍视中，古代中国人常常将死亡被视为一件深刻而神秘的事物。在封建时代，死亡被视为“人生大事”，丧葬礼仪也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反映了儒教的道德价值和尊重社会规范的态度。佛教认为，人生会有轮回，死亡只是一次过渡，只要皈依佛教可以得到永生；道家则认为，人生虽有尽头，但生死是循环的、相互包容的，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而在民间传统文化中，则是将死亡视为“返本归真”、“归于自然”的观念，扬弃自然信仰和“人在天命”的思想。 三、生死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生与死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人际交往等方面表现出来。在世界观中，生与死是天地间最基本的阴阳哲学，象征着复合性的、动态的和相互转换的规律。在人生观中，生与死是人类生存

儒家生死观

一、生死观的本体论前提：人固有一死，生死乃自然法则使然 二、积极的入世精神：人固有一死，但一息尚存，就当努力 三、生当鞠躬尽瘁，死则死得其所 四、四、生命诚可贵，做生活的强者 《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死亡哲学》高洋 强昱,陈战国.超越死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智慧[M]. 儒家死亡哲学倾向于道德哲学基础；道家死亡哲学注重于将个人生死融入到宇宙之中；佛家死亡哲学强调生死轮回，生死涅。 儒家的死亡哲学是建立在儒家“仁”、“义”、“礼”传统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具有鲜明的道德哲学的色彩，对于中国传统死亡哲学影响深远。道家死亡哲学赞美死亡，但并不是厌恶生存，热恋死亡。它试图打开百姓狭隘的认识局限，冲破以“自我”为中心的盲目，让人们走出狭隘的物质与精神世界，以大道那样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宇宙般的胸怀对待生死。佛教死亡哲学则是强调生死即涅槃与瞬间即永恒是，其实质上说的是不离生死而超越生死，不离时间而超越时间。传统佛教中，只有脱离了生死轮回才能进入涅槃，只有离开脱离了生死轮回才能进入涅槃，只有离开了有限的时间才能进入永恒 生与死是人生的两端, 每个人不论是轰轰烈烈地度过一生, 还是平静地走完人生旅程, 最 后都要殊途同归地完成一次生命的终结。生与死是对立的统一。世间万物,有生有死, 但惟有人类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死亡对每个人而言的终极性。人永远追求永恒和绝对, 但在现实的局限性即人总有一死的前提下, 给人的无限性追求以彻底的摧毁。因此, 人对于人生意义、目标及种种终极性的追索都无不起源于生死问题的思考 人是什么？人即灵魂。人是可以思考可以互相交流的肉体，他有理性、可以规划、可以感知、有创新等各种能力。二元论认为，什么是死亡，死亡可能是心灵和肉体的分离，也许是伴随着躯体殒灭的永久分离。物理主义认为死亡是什么，灵魂这种额外的实体并不存在，心灵也只是肉体所拥有的一项特殊的能力，所以，心灵也就伴随着身体正常运作能力的毁灭而毁灭。死亡，简单地说：就是一系列功能的终结。 1人可能是肉体和其他某物的结合体，心灵.

儒道佛对人生的看法

阅读感想 人生下来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婴儿，慢慢的我们成长，经历幼年、少年、青年，然后步入中年，继而逐渐老去进入老年阶段，最终死亡。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个人对人生的看法都是不同的，那么儒、道、佛对人生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是“儒”，儒家的人生态度是“入世”、“有为”、“现实”的人生态度。儒家既不关注外在的自然的探寻，也不关注向上的、向天国的追踪。在方向上，既不向外，也不向上，它就是进入现实社会。 并且儒家强调“有为”，强调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与使命，重视为社会和他人贡献。儒家对人生最大的启示就是它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两句话最能代表着儒家这种有为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都是人的一个积极有为的一种行为方式。这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 而儒家的“现实”就是关注生命，关注生命层次的提升，而不去玄思、探索一种神秘境界，这是儒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儒家立足于社会现实，注重对人自身的修养，强调家庭观念，以及对社会的改造。 其次是“道”，道家的人生态度是“超世”、“无为”、“超现实”的人生态度。道家的“超世”可以这样说，就是道家的思维跟儒家不一样，儒家思维看问题都是在面上看，那么道家是一个否定性的思维，它就是对现实的制度、社会的运作、人与人的交往，它都是采取一个批判态度，用哲学的话说，就是超越经验、超越常识、超越对立、超越区分，来追求一种人道一体、天人合一的境界。 且道家的“超世”又和“无为”相联系。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他对知识、理性的东西，持超越的态度。哲学上讲超越的概念，说无为而无不为，就是“因物之性，顺物之情，顺势而动”，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依顺事物的本性，依顺人的本性真情，依据本性和规律去办事。这就叫无为。因此，道家讲的无为，前面必须要有两个字加以规定，这就是“自然”。所以我们在谈道家无为思想时，一般就说“自然无为”。换句话说，道家的无为就是要顺应事物的本性而为，它有一个超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在里面。

儒、道、佛的生死观念

儒、道、佛的生死观念 汤一介：儒、道、佛的生死观念 2019-04-20 05:00 来源:中山国学堂 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哪种重要的哲学和宗教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都对中国人有着深深的影响。虽然它们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不同，但却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 儒家的生死观: 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 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

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之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修道进德）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以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人生的“不朽”。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明朝的儒者罗伦有言：“生必有死，圣贤无异于众人。死而不亡，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其惟圣贤乎！”圣贤不同于一般人只在于他生前能在道德、事功和学问上为社会有所建树，虽死，其精神可“与天地并久，日月并明”。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联系。 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社会责任，那么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是安宁的、问心无愧的。 由此看来，儒家并不以死为苦，那么儒家的学者有没有痛苦呢？照儒家看，从个人说，如果“德之未修，学之未讲”是个人的痛苦，而更大的痛苦是来自其社会理想之未能实现，南宋的文学家陆游在他临终前写了一首诗留给他的儿子：“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在死前的痛苦不是为其将死，而是没有能看到宋王朝的统一。 南宋末还有一位儒者文天祥，在他临刑时的衣带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尽义，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何，庶几无愧。”文天祥视死如归，因为他以践履孔孟的“杀身成

论宗教的生死观

导论 早在此400多年前，《从哈姆雷特》曾说：“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其实自人类有生以来，就一直在思索着生与死的问题。托尔斯泰也曾说过：要是一个人学会了思想，不管他的思想是什么，他总想到自已的死亡。人有生有死，因而生有人生，人的诞生与死亡是分不开的。生意味深长，但死并不逊于生；生是一个奇迹，而死亡却是一个谜？因为人类至今仍无法了解死亡的真面目。人作为希图超越自身的理性动物，能了解这一切是尤为重要的。由此王阳明说：“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① 天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生在世，总免不了有三灾八难，生老病死。对于生与死的思考和探索，会永远伴随着人类，而成为文化的一道主要而独特的风景。②在这风景中，宗教的死亡观确是更加引人注目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是照亮和指引人类理性的明灯。因此要相对死亡有所认识，要想有深入的探讨，就必须要了解研究宗教的死亡观。针对与此，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对宗教的死亡观进行论述： 一、认识你自已，死是什么？ 二、原始民族对灵魂的信仰 三、宗教的死亡观 1、佛教的死亡观 2、道教的死亡观 四、结论 一何谓死亡 我曾记得有这样的一首诗词：有的人死了，他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现在许多哲人志士从不同的角度给死亡下了概念。 1、生理层面。医学上将一切生理作用的停止视为死亡，但也有人曾在医学界重新界定了死亡的概念。把生理的死亡分为临床死亡和生物死亡，临床死亡发生于心脏停止活动的一刻（因此也称心脏死亡），血液循环完全停顿，神经也不在有反应，临床死亡直到某种程度是可以逆转的，现在的仪器可使这状态逆转过来，使心脏重新搏动，长时间的延续下去。生物死亡在于细胞组织的解体和不可逆转的破坏，但不是所有的组织都同时死亡，脑部的组织尤为决定性，因此生物的死亡也称为脑部的死亡，这种死代表人真正的死1。 2、哲学平面的死。在此死亡指的是形上层面的事，是此世生命的过程决定性的结束，时期的海德格把人生当作走向死亡的存有物，即是说生命和死亡相互寓居，是在人有自由但不完全自由的过程中的互动情况2。彼得（D。DEPETER）和拉内（K，RAHNER）认为死在现象上是种破坏和毁灭，事实上，是借着死亡事件的发生，完成了生命所追求的，达到了人生观的目的与意义3。佛教在强调轮回（无我）的思想体系中，把死亡视为按照因果律所发生的作用或因素上改变，众生在三界六道生死世界循环不已4。 3、天主教神学平面。此时死亡是一种逾越，由生前的时空中转入决定性的境界中，死亡是现世生命的终结，并非毁灭，而是生命的转变。教会当局认为死亡是因着罪恶进入了世界，虽然人具有一个易死的肉体，但天主预定人不死，因此死亡曾与造物主的计划背道而驰，死亡作为罪恶的后果而进入了世界。但耶稣基督转化了死亡的性质，即耶稣基督身为天主子也经历过死亡，他完全 1呼召与回应P 507 2神学辞典NO 154 3末世论P 240—243 4末世论P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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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佛”生死观认识与比较 生与死只是自然生理过程,本来没有生命伦理可言的,但生死不仅仅牵涉到生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与大众心理和社会文化相关联,对它的思考反映了人关于生命的本体意义和终极追求问题的深思,体现了人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的总体把握。对生死的思考是生者对死者的礼遇,是生者对向生趋死的态度。于是生死问题从而成为道德哲学最高的问题。“儒、道、佛” 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三大支柱,真正理解中国“儒、道、佛”生死观思想,吸取其中积极的伦理思想可以引导和改变人们的现实生死态度,平衡人对于“生”的贪恋与对“死”的畏惧,使人可以正面的、积极的面对“生”与“死”。著名学者郑晓江说“精神见之于举止的合和体。”很明显生死态度是由生死观本体、生死价值观主宰着的一种对生死认识的总体趋向。 一、“儒、道、佛”对待生死的观点 (一)儒家对待生死的观点 儒家强调通过人生前不懈的努力来追求生命的价值,在有生之年树立人生的丰碑,从而达到生命的不朽。对待生的看法是儒家生死观的重要内涵。《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之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话基本上表达了儒家用创造不朽以抵抗对待死亡的态度。所谓立德,即通过道德修养,突破自己的所思所求,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成为人们学习的人格楷模,从而生前受人爱戴,死后受人推崇;所谓立功,指生前为国家、民族做出光辉业绩,功垂天地,惠及后世,从而世代受到人们的敬仰。象孟子所赞颂的大舜一样,“创业垂

统”,“为法与天下,可传入后世。”(《孟子?离娄》)所谓立言,就是说出具有社会性、人类性、导向性的言论,写出超越时代的永恒性著作,留下思想给后人作精神财富。儒家的三不朽境界,就是让人努力奋斗,立德、立言、立功进而扬名于后世。生命是有限的,唯有不朽的名能够留芳百世,以此就能超越死亡,达到死而不亡。孔子所谓“未知生,焉知死”表层意思是还没有搞明白应当怎样活,又怎么能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深层的意思是,如果人能活得很明白,就自然而然知道怎么样对待死亡了。 (二)道家对待生死的观点 道家的生死观主要体现在《道德经》和《庄子》中,道家生死观的最高目标是要达到由生至,死而不亡的境界。老子说:“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亡者寿也。”(《老子?三十三章》)庄子认为,人的形体总归要死去,腐烂之后化为黄土,但人们可以通过“坐忘”(自我忘却)、“心斋”(心灵的斋戒)忘掉身体的存在及欲望,在精神上与无所不通的“道”合为一体,借助于道的永恒,达到个体生命的永恒。老子说:“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十三章》)庄子说:“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庄子?天地》)入于天就是融迹于自然,就是生命的超越。“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庄子?大宗师》)人一旦忘掉肉体生命的存在,便能大彻大悟,心情就会像朝阳一样清新明澈(朝彻),就可以见到绝对的 道(见独)。从此便超越时间,超越肉体的生命,获得永恒的生命,最终到达羽化升仙的境界。 (三)佛教对待生死的观点

浅析儒家与佛教生死观念的相互影响和融通

浅析儒家与佛教生死观念的相互影响和融通 摘要：儒家生死观与佛教思想相互影响。儒家以佛教的生死业报轮回说为补充，充当其道德教化的新佐证，既为个体“行善从德”提供了功利性依据，又为现实社会“义命不符”提供了前世因缘，佛教蕴的注重个人行为责任思想与儒家相契合。同时儒家又影响佛教，使儒家道德规范成为佛教所接受和倡导的准则。 关键词：儒家生死观；佛教；业报轮回；融通；教化 一、以佛教的生死轮回说为补充，充当儒家道德教化的新佐证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流传千年，与其理论的深刻精致是分不开的。严格说来，它所探讨的主要是人死后的问题，关于死后世界的描述吸引了芸芸众生。佛教的许多观念与儒家倡导是孑然对立的，如佛教宣称人生虚幻，鼓励人出家修行，这在倡导以孝为先，积极面对人生责任义务的儒家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一直充斥着佛家和儒教思想的争斗。但是，佛教的很多经典理论，日渐深入人心，这些理论恰恰又能为儒家的很多主张提供佐证。因此，在世俗层面，在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上就存在儒佛并存混用的局面。尤其是佛教的业报轮回观念。 (一)佛教的生死轮回理论，为个体“行善从德”提供了功利性依据 佛教的生死轮回理论认为：人的生命并不是只有一次，而是有新一轮生命的继起。但是来世并一定为人，要在天、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六道中轮回。这种轮回是无休止的。也没有规律可循，到底在哪一道中重新轮回。佛教认为，一个生命死后来生要生于何道，不是命定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做人时的行为决定的。做人时多行善事，死后会生于善道(天、人、阿修罗)，做人时多行恶事，死后会生于恶道(畜生、饿鬼、地狱)。要看你今生的所作所为，即佛家讲的“业”。这种由生前行为的善恶决定下世生于何处的理论叫做“因果报应”。轮回也是因果报应的结果。 从佛教的立场看，生命是为了受报和还愿而存在的。过去许的愿，一定要实践承诺；过去造的业，必须要受报。因此，生命是因为因果的事实而存在。 佛教的这一理论，是对儒家学说的补充。儒家把人的贫富、贵贱、寿天等归结为气秉的不同，与人们在现世的作为无关。儒家只是让人们按照人的本性去做，不计得失，而佛教从另一个角度则看到了人们造善业的功利性结果：我今天的积德行善是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会在下一阶段的生中落得好的去所。即一定会有好报。元代的刘谧在其《三教平心论》中极力阐述了佛教的这种影响。他说“释氏设教，非与儒相背驰，故释氏化人，亦与儒者无差等。儒者阐释诗书礼义之教，而辅之以行政威福之劝，不过欲天下迁善而远罪耳。固然而有赏之而不劝，罚之而不惩，耳提面命，而终不率教者。及闻佛说为善有福，为恶有罪，则莫不舍恶而趋于善，是释者之教，亦何殊于儒者之教哉?”在他看来，尽管儒佛均劝善止恶，

中华民族生死观

第一节中土生死观概观 和世界各民族的先祖一样，华夏民族的远祖，从有遗迹可考的一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开始，便有了死而不亡的观念和相应的葬礼。到氏族公社制时期，形成了崇拜祭祀英雄祖先魂神的制度和“家为巫史”的风俗。奴隶制产生后，鬼神观念进一步清晰，由人为宗教规范化被统治者利用作统御人民的工具。《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谓殷商统治者把率领民众敬事鬼神置于礼治(伦理教化)之先。人死为鬼神，是当时社会人士无容置疑的一致观念。鬼，据《尔雅》解释，是“归”即回老家的意思，意谓入死后灵魂的归宿。英雄人物和统治者的鬼，被称为“神”、“神明”，意谓有不可见而奇妙难测的作用。《礼记·郊特生》曰：“气也者，神之盛；魂也者，鬼之盛。”《左传》昭公二十年记郑子产之言曰：“用物精者，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说神、神明是精气强盛的人的鬼魂，一般人死后为鬼。或说神为阳，鬼后阴。鬼神的住处，或说“魂气归于天”，或说鬼住地下、冢墓中，人死为鬼神的观念及建筑于此种观念的祭祖习俗，长期以来基本上被华夏社会的全体成员所接受，至今在农村尚普遍遗存。这种人死为鬼神的观念，成为佛教轮回说被中土人士广泛接受的基础。 从西周开始，随生产和文化的发达，形成了以人为本、鬼神为次的思想和制度。《礼记·表记》：“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统治者改变了殷商首重敬事鬼神的制度，将伦理教化及调节人际关系的“礼制”等人事置于首位，将华夏人士的思路导向现实生活的人事，逐渐形成了华夏民族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和政治伦理为中心的文化形态。至人智大开、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与同一时期印度思想界诸家多以个人解脱的宗教性追求为旨不同，中国的诸子百家，虽然也还承袭自古相传的鬼神观念和祭祀制度，但对此类问题多存而不论，对人死后生前的问题无多考虑，其思考的着眼点，都在于现实社会的政治和伦理教化，及以政治、伦理教化、个人修养为一体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儒家持理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生死观，眼光不出政道人伦圈子。道家哲学思考的落脚点也不离现实人事，持自然主义的生死观。先秦诸子中对鬼神问题最为重视的墨子，虽然撰有《明鬼》篇论述鬼神无处不有，提倡“尊天事鬼”，但其出发点，也和儒家、道家一样，仍在政治和伦理教化，其提倡事鬼，旨在利用鬼神在冥冥中鉴察人善恶而行奖罚的民间信仰，有效地进行社会教化，督促人们自觉按社会的伦理规范约束自己，不出所谓“以神道设教”的立场。 到了汉代，随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及沿“近人”的路子思考的深入，伦理现世主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儒、道两家打出“贵生”(《孝经》)、“重生”(《太平经》)的旗号，成为逐渐形成中的汉民族人生观、生死观的标帜。贵生重生，肯定、挚爱人生，思考范围、价值取向只着眼于现实人生的世俗生活，成为汉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另一方面，儒、道等诸家的哲学思考，形成了天人合一、辩证取象，以道、太极、元气、阴阳、五行、八卦为结构的模式，成为诸家共同的哲学框架。当理性实用主义的人生态度和天人合一、辩证取象的哲学模式结合，思考生死、身心问题时，从中土的知识阶层中，便产生出一种主张人死神灭的无神论思潮，这股思潮涌流不绝，渐趋澎湃，在佛教输入后，遂将其批判的矛头对准佛家的轮回、因果报应说，成为佛教在华弘传的强劲阻力。就人死神灭与否的问题，佛教徒与无神论者展开过多次论战，将中土人士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推向深化。汉民族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使在中土流传的一切思想都不得不受其制约，使儒学始终以政治伦理为中心，使道教以长生不死为信仰，使佛教主流禅宗以顿悟成佛，当念解脱，获得一种洒脱、超然的生活艺术为特质。 佛教入华后，中土思想界基本上为儒、佛、道(合道教与道家)三家鼎立的格局，维持近二千年之久。三家的生死观，免不了在互相吸收融摄、互相排斥斗争中发生相互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死观，大抵出入、依违于三家之间，接受佛家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者固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正文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作者：不详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1773 更新时间：2021-4-12 导论 所谓生死观，顾名思义，主要指对于生与死的基本看法，其中包括：如何看待生命、人到底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何在以及如何看待生命进程中必定会降临的死亡等一系列问题。人生在世，无论贫富贵贱，不管职位高低，也不论年龄大小，生死问题是谁都无法逃避的[①]。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新技术日益更新换代。近年来，尤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的历史在发展上出现了飞跃，科技越来越发达，物质文明越来越进步，近一个世纪以来，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远远超过了所有这之前人类史上所创造的物质价值。过去人的梦想甚至是幻想，在科学发展的今天，被一个个实现了，古代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甚至传说中的“常娥奔月”在现在看来都早已不足为奇。宇宙之迷被一个一个地破解掉了，理性与科学似乎成了万能。科技使人类获得了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人类俨然就成了世上的神，然而，人类事实上还并非是神，而万能也不等于是全能，当人面对自身的问题——人类的生与死的问题时，科学

却丧失了自身强大的威力，一向以“理性动物”自命的人类，终究摆脱不了“动物性”的局限，生来便陷入了智慧与愚昧的矛盾的困扰之中。 生死问题关系到每一个人最切身、最根本的利益，对它的解答是人们决定人生态度、人生目标，建立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死之迷的破解较之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等现实问题，显得更为现实，更为重要。 其实，早在人类文明发韧的初始，人类就受到了生与死的问题的侵扰，按《圣经》上的记载，人类史上第一个死去的人——亚伯尔，成了第一代人类的困惑，人类自古就在不断追问人的生来死去：人的生命究竟渊源于何处？人是一死永灭还是有来生后世？任何人，从原始人到现代人，不论帝王将相抑或平民百姓，也不论英雄领袖还是江洋大盗，只要他理智健全，无不有各自对生死问题的答案，即使有人并不承认思考过这个问题，但生与死的问题必定在他的潜意识中萦绕盘桓过。人类的老祖先们打起初就开始了对生死之迷的破解，也提出了广为当时社会所接受的答案。然而，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毕竟没有人带着记忆从生前来到这个世界，也没有在死亡后又重返世界。总之，人类拿不出直接自明的证据证明人生前死后的状况。因此，生死之迷便成了人类文明征途中一道无法逾越的洪沟，而现代人所崇尚的、冠以“万能”的科学，在研究科学的研究者时，显得是如此的软弱无力。

儒释道三家的人生境界

儒释道三家的人生境界 儒释道是中国古代的三大哲学流派，这三家在人生境界的理解上各有不同，每一家都有其独特的观点和价值观。下面将分别探讨儒家、佛家和道家对人生境界的看法。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人生境界的核心是“仁”。儒家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成为一个具备仁德之德的君子。仁者，爱人、恕己、尽责、宽容。在儒家看来，人应该以仁为己任，通过修身养性，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与人为善，以和谐的态度对待他人。儒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儒家追求的境界是在社会中做出贡献，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 佛家则追求的是超脱尘世的境界，其人生境界的核心是“涅槃”。佛家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解脱，超越生死轮回的束缚。佛家强调放下欲望，超越世俗的执着，通过修行实现心灵的解脱。佛家追求的是超越个体的智慧和境界，通过觉悟和慈悲来摆脱人生的苦难，达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佛家的人生境界是追求真理和智慧的境地，超越个人的欲望和苦难。 道家注重自然与天人合一的境界，其人生境界的核心是“道”。道家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追求与自然的和谐。道家主张顺应天道，与自然共生共存，通过修炼内功，达到身心灵的和谐。道家认为，人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内心的宁静和自然的状态，追求无为而治的境

界，即不主动干涉和扰乱自然的运行。道家的人生境界是追求自由、无拘无束的境地，超越功利和欲望的束缚。 儒释道三家对人生境界的理解各有不同，但都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和谐。儒家追求的是社会伦理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佛家追求的是心灵解脱和超越苦难的境界，道家追求的是与自然的和谐和无为而治的境地。每一家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和境界追求，都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和指导。无论是追求仁德、涅槃还是道德，都是对人生境界的深入思考和探索，都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和境界的提升。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在儒释道三家的哲学思想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境界。

儒释道生死观之比较

儒释道生死观之比较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在《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文化随着时代的演进而随时在变，各时代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决不能认为存在着一种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或代表的一成不变的文化……儒家思想始终并没有成为任何一个时期的唯一的统治思想。”且不说孔子以后，经战国、秦代到西汉初期，儒家学说并未“定于一尊”，战国是百家争鸣，秦代崇尚法家，汉初也是以黄老为显学。即使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大师董仲舒等人其实是以阴阳五行附会儒术，西汉末年发展成为虚妄荒诞的谶纬之学。 魏晋以降，支配国人精神世界的是儒释道。择要简述：魏晋何晏王弼祖述老庄，并用老庄解释儒家经典《周易》，使之玄学化;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佛道盛行;隋唐两朝虽说儒学昌明，但执思想界之牛耳的则是佛道两教;宋代虽然创立了新儒学（理学），但民间信仰趋向于佛道;这一趋势直至明清不因朝廷供奉孔儒而式微，仍在赓续，余脉不断。 生死观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渗透和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儒释道三家文化“和而不同”，生死观当有各异。笔者不揣陋识，试作比较。 儒家思想侧重于今生今世的躬行实践，对来生后世缺乏追求和设想，孔子断论“未知生，焉知死”，一语道破;道家注重修炼，着眼于此生此世的长生不老或羽化升仙;作为舶来的一种哲理化的宗教，佛教的“来世学”（如因缘、业报、无常、无我的思辨体系和冲决利欲罗网，求得“正觉”“解脱”的修习次第）无疑补充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缺欠。值得一提的是，儒释道三家经过长期的冲撞、交流，也导致各自发生局部质变，如原本宣传出世和个人解脱的佛教在唐代后逐步掺入了功德度人、注重入世的意涵。 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因此它更注重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强调一个人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實现其

儒释道生死观

儒释道生死观作者：曲黎敏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天人医易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 东方源远流长的“死生之学”令西方震惊。总体而言，在死亡的观念上，西方大多抱有悲观的态度，如死亡是人生“黯淡的旅伴”（尼采），“死亡是人生计划和希望的总失败”（萨特），死亡是“灵魂离开肉体的监狱而获得释放”，研究哲学是“死亡的练习”（柏拉图）。相形之下，东方关于生命的理念则明显乐观，它牢牢掌握因循自然的原则，对生与死有着大无畏的态度，甚至在中国，从来都不尝有过地狱的概念，至多是鬼界，在那里有阎王或恶鬼，但也有栩栩如生、娇媚如常人的好鬼。道教索性另造仙界，生命不是向下，而是向上变形。释家更为博大精深，死亡之学更为圆融，甚至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学问，在那里，死亡也成为一种艺术，成为一种具体的经验，是“活的艺术”或“生的艺术”的补充与圆成。 1．儒家生死观 对痛苦的人生而言，死亡不啻为一种解脱，但人性的贪痴还要为灵魂找到一个归宿。“灵魂”两个字可以说是人类尊严与梦想的一种体现。它使人类有别于处于生物链上的可悲的动物，它使人类不再局限于四季与风花雪月的轮换中，而是去思索永恒，时空也不再是毫无意义的伸展与延续，它关涉到人的生命理念的日益成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人类文明的历史始终饱含如此这般的焦渴。人们寻寻觅觅，上下求索，肉身与灵魂，现世与来世，人们试图超越和战胜那个令人痛苦的死亡的界定，优游于此岸，如同太阳每日照常升起，我们能够不断地逃脱、进入，而不是死亡那没有时间的永恒死寂。 但这太难了，如果说这边温暖、明亮，那么另一边则是无穷的寒冷与黑暗，无法想象，死与生，由于它的不可重复性，而成为人类认识生命的盲点。一个秘密，无法言说，于是孔子这伟大的圣人便教我们将人生的重心放在此岸，强调生命的本质不在来世，而在现世，能够善始善终，生命的价值感就在其中。“人死曰鬼”，“鬼，归也”。魂属阳，属气，归于天，魄属阴，属形，归于地，人的生命就这样化解。“魂魄不离形质，而非形质也，形质亡而魂魄存，是人所归也，故从鬼”。（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人的生命本由天地和合而成，最终又归于天地本源。“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礼记·祭法》）万物都在此规则中，但孔子并没有就此否定死亡于人生之意义。招魂与祭祀是人类的“尽爱之道”。人们扶柩而哭，披麻戴孝，袒衣散发，都是人类爱心及敬神的体现。他一方面教导人们厚葬尸体，让人的肉身在土地本源中得到深深的慰籍，另一方面，又鼓励人们用思念和灵牌来保佑那逝去的灵魂归于正途，永远不要迷失于这来去之路。魂兮归来，永远不要忘了，你的生命曾在这里驻足。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活人与死人相安无事，彼此为对方在各自的世界里点亮了一盏互相安慰的灯…… 2．道家生死观 相对于儒家的理性平实，道家及道教则将死死生生推衍得有声有色。死亡不再是一场令人震惊、无法理喻的恶梦。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一个新的、乐观的死亡哲学就以这样惊世骇俗的方式登场。不以生为喜，不以死为悲，人生不过是从无气到有气，从无形之气到有形

佛、道、儒

佛、道、儒

第一、佛家讲“超世”,道家讲“出世”,儒家讲“入世” 佛教主张“无生”，认为现实对人来说都是苦海。对现实人无能为力，所以要忍受和超脱----即“超世”。要忍受和超脱，就要放弃各种欲望，追求超脱生死轮回的"苦海"而进入涅磐（无苦的极乐世界）。佛教主张舍弃对现实物质的追求，注重精神的修持和对来世的向往。 道教认为,个人修养的提升乃至成仙明道，根本在于个人的修炼，跟别人没有关系，主张远离人群到深山老林找块地方修炼。道教的修炼方法上也充分反映了道教的“出世”思想。道教运用内丹和外丹进行修炼。所谓内丹就是气功,外丹就是服用长生不老药。而修炼内丹和外丹都是个人的事,秘密的事,需要远离社会，所以,道教是主张"出世"的。 儒家是主张参与社会的,而且主张个人的自我完善是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实现。比如儒家的人生目标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是把人自身的发展与对家庭、社会的贡献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儒家是主张"入世"的。 第二、佛家重心理,道家重生理,儒家重做人 佛教对“心”的诠释，有诸多层次的分析说明，更用许多的比喻来阐释我们的心，进而教导我们如何找心、安心、净心。“心理学”西文原意为“阐释心灵的学问”，后来引申为“研究人类自身问题的行为科学”。这种发展演变符合佛教对宇宙人生的阐释，所谓“心能生万法”。佛教从心的角度概括世界万物的一切，

并对人的行为问题进行根本性的探讨与阐释，因此，佛教早已构建一套成熟的心理学知识体系。佛教的教义几乎都在谈心，在诸多经论中随处可见，其中以“唯识学”对人类精神的分析，最具现代心理学色彩。 道教主张以生为真实，追求延年养生、肉体成仙。道教认为，人的生命由元气构成，肉体是精神的住宅，要长生不死，必须形神并养，即有“内修”“外养”的工夫。 儒教是礼法，要求如何做人，每个人应该怎么做。儒教崇尚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哪怕削足适履也要人来适应宗法社会的纲常，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讲的是净，道家讲的是静，儒家讲的是敬。佛家讲的是养心，道家讲的是练气，儒家讲的是修身，真正求道者三者缺一不可。第三、佛道儒三教各自特征 佛教兼伦理和功利、理性和巫术而有之,透露出一种特有的生存智慧和处世机巧。道教保留了更多的原始宗教的成分,具有相当的巫术性质，更多的适应了当时底层民众的需要。儒教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伦理型或道德型宗教的特征。 道家在传承的过程中，逐步走向了一条比较隐逸的道路。道家不太喜欢做“普渡”的工作，也就是不太重视对全民的“普及义务教育”。道家传授弟子特别重视弟子的“根性”，也就是所谓“天资”。你的根性不行，你不是这块料，道家就不会收你做弟子。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生死观主要是指客观主体对于生与死的看法。而这里的客观主体当然指的是人本身，而作为人，不论你贫富贵贱、地位高低、年龄长幼，生死问题都是无法回避、逃避的。而即使当今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对于人最为根本的生死学问题仍然无法给出完整的解释与答案。所以，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都在不断地探索生死的终极内涵与价值，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死观。我们的社会始终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对于生死我们依旧显得无可奈何，难以有质的超越与认识。相反，社会发展带来的各方压力使我们在生死面前更加苍白无力，或者说我们根本无暇静心去思索人的发端与终结。社会出现了大量的自杀、抑郁、极端抱复与犯罪等现象，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些人无疑是对生死观认识的极度缺失或迷失。 而对于古人来说，他们面对自然山川、面对人间苦楚、面对生死无常，往往停下脚步、沉下心来思考“人为何而来”、“生命的意义何在”、“人的生命结点有将去往何方”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其实是对前人思索的借鉴与传承。并希望在汲取传统文化中生死观的可取之处为我所坚守，为我所共鸣，以此可以更加从容地看待生死的变迁。那么什么是可取的呢？在我看来，每个人由于都存在生活于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社会中，在潜意

识里其实早已形成自己对于生死的模糊判断与看法。所以可取的首要要求在于能与个人潜意识的未成形的生死观达成一定的共识，不可能因为外界的影响，而彻底改变人的内心的深层思维。其次可取还在于要符合自己对于生命价值的追求与认知、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方向与判断。只有在个人与社会的生命价值判断中找到平衡点，我们才有可能合理而舒适地生活于这个社会。这样的生死观才会有现实意义与价值。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释道三家的文化精髓而组成的，那么儒释道的生死观便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传统社会对于生死的认识。通过对儒释道为代表的生死观认识，探寻生命的意义，唤醒人们对生死的意识，形成自己的生死观。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思想在数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始终占据着统治位。儒家有着鲜明的入世思想，这也是其不同于其他教派的地方。儒家的创始人即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礼”，关注社会和人伦问题，强调政治与伦理的教化。对于儒家 而言“仁”和“礼”是人一生的最高道德表现与追求，甚至于这种道德信念超越了世俗的生与死。这也是儒家生死观的根本表现与态度。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从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生与死并没有区别，永恒不变的是对于“礼”的坚守。然而对于生死的看法从孔子的语言之中，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孔子在回答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