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与日本战俘

八路军与日本战俘

作者：胡新民

摘要：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至少有千余日军被俘和投诚人员后来还成为了“日本八路”。

原载《党史博采》2015年第八期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日本方面，还是中国方面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战绩都有所夸大。日方有学者认为，日本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有的“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关于正面战场，有中国有学者认为抗战史研究之难在于“蒋介石扩大敌方伤亡数10倍”。而敌后战场的战绩，也不断有人质疑。比如抗战的第一个胜仗平型关大捷，就有中国学者认为，“把平型关小寨伏击的歼敌数字从200夸口到3000”。

关于平型关大捷，不管有些什么评价，但它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对此概括成一句话：“八路军大败之于平型关。”(吕思勉：《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第249页)不过每当提到平型关大捷的时候，不免有点遗憾，因为连一个日本俘虏都没有抓到。《剑桥中华民国史》称：“共产党人只缴获到大约100条枪，而没有抓到俘虏;日本士兵顽抗到底，幸存者破坏自己的武器，然后自杀。”当时的国民党的《委员长武汉行营的贺电》称八路军“一战攻克平型关，毙敌遍野，俘虏甚多”，显然也是一种典型的夸大。但当时中国人的确是太想生擒一些日军俘虏了。

国共双方都千方百计地想俘获日军

平型关之战结束打扫战场时，115师副师长(实际上是政委)聂荣臻专门强调：多抓些俘虏拉到太原街上示众。但是，不但一个俘虏都没有抓到，而且好些八路军指战员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例如有一位营长背起一个半死不活的日本伤兵准备送往急救站救治，但这个日本兵刚缓过气来就一口咬掉了那位营长的耳朵。还有一位通信员在收线时发现了一个身受重伤的日军，当通信员准备为他包扎伤口时，却被那个伤兵一刀刺进腹部.......。据说当地农民抓到了一个日军俘虏，在准备押送给八路军时，却因这个俘虏疯狂反抗，被愤怒的农民打死了。115师师长

林彪在战后总结的《平型关战斗经验》中坦率地指出：“日本兵至死不肯缴枪，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的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后来的史料证实，除了林彪指出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军的“战阵训”。“战阵训”规定，要面对死亡，活着不当俘虏，不忍受屈辱，不投降，直到战死。如果做了俘虏还活着，就等于是叛国投敌。即使是逃回，也要受到军法审判。

但是俘获敌人对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瓦解敌军确实有特殊的意义。国民党军队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众所周知，抗战之初，尽管正面战场顽强抵抗，迟滞了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的步伐。但是节节退守，要抓到日军俘虏肯定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一直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才算是有了机会。长沙会战可以说是正面战场打得比较好的战斗，对全国抗战也起到了鼓舞作用。不过，在俘获日军方面也难有进展。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对于敌我伤亡人数，国民党的军令部长徐永昌称一直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他在日记中记载：因为第九战区在不同场合的宣传口径并不一致，如毙敌人数有“三万几千”和“四万一千”之说，俘敌人数有“八千几”与“二百四十七”之说。蒋介石对此次会战非常关注。在战斗结束后来到南岳，亲自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他在会上说：“这次长沙会战，敌人来了不能抵抗，敌人退了不能追击，几次战斗毫无俘获。”“像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曾瀛洲：《抗战中的南岳》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第128页-129页)

共产党之所以被称之为抗战的中流砥柱，与俘获了不少的日军并实行正确的俘虏政策确实有一定的关系。

八路军抓到的第一个日本战俘是在1937年11月4日，由115师的343旅参谋长陈士渠亲自擒获的。此事在当地一时引起轰动。八路军抓到批量俘虏的时候是在在1938年2月。2月18日，120师359旅旅长王震率部奔袭平社村车站，因未达到战斗目的，于22日撤出了战斗。120师师长贺龙于23日晚亲自赶到参战部队，指示他们总结经验，再攻平社村，把车站拿下来，捉几个日本俘虏。贺

龙对指战员们说：“现在天天传八路军打胜仗，就是看不到活的俘虏。你们这回再攻平社车站，少缴几支枪不要紧，一定给我抓几个俘虏回来，看看他们还骄横不骄横。我就不相信鬼子那么厉害，抓不住他。有人说，抓住的鬼子都不走。不走?你就抬起他走，怕他不来?”果然，这次战斗抓到了几名日军俘虏，有的还真的是被捆起来抬回来的。从此以后，359旅参战时总是想方设法多抓俘虏。例如在“收复七城战役”的三井地区作战中就俘获了28名日军。

在俘获日军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是359旅在“上、下细腰涧战”中抓到了一批日本俘虏。有军史学家称，“上、下细腰涧战”是第二个平型关大捷。此战发生在1939年5月，共歼灭日军50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一批及大量军用品。在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有十几个日本鬼子在草丛中负隅顽抗。参战的359旅717团团长刘连转命令：“不要打死他们，抓活的!”最后生俘11人。在打扫战场时又收俘日军伤兵53名。战斗结束后，有些战士对这些俘虏恨之又恨，说恨不得把他们都枪毙。王震知道后严肃地对战士们说：“这些日本人已经放下了武器，成了俘虏，他们也应该有尊严。”王震还亲自对这些俘虏进行了教育，359旅敌工科长、懂日语的赵安博担任翻译。当时的《抗敌报》刊载的消息中刊登了一名被俘的日军士兵的话：“我能和王旅长见面，觉得非常高兴，在我的生命史上写上了最光辉的一页。是他指示我新的光明的道路。对他，我将永久的保持着感谢和尊敬。”“的确，这表现了八路军的正义。在此次战斗中，旅长的军事能力，也可见一斑，我也不能不承认此次日军的全盘失败，”“以前我对八路军有许多偏见，实在惭愧得很。最后我祈祷王旅长、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和胜利。”在这些被俘的日军中，有的留在了359旅，后来参加了由日本反战人士组成的“反战同盟”。

日本战俘在中国

欢送日军俘虏大会上，八路军战士在唱歌 抗战期间到底有多少日军被俘？ 日本士兵向来以难被俘虏著称，抗战期间有多少日军被俘虏众说纷纭。中共对外公布的战报有过俘虏日军人数的统计。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战中一共俘虏日军6213名，另有746名日军主动向共军投诚。被俘日军总数为6959名。但1944年10月的统计数字显示，八路军、新四军俘虏日军约2400人。还有常见的研究数据称，1940年主动投降的日军人数仅占当年俘虏日军人数7%，1942年为18%，1943年增到48%，到1945年主动投降日军比例升至125%。 而国军俘虏了多少日军还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在一些战俘收容所和大战役之后有零星的数据。 国民党方面设立过两个日本俘虏收容所。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位于西安，后迁宝鸡，从1939年到抗战结束，第一日本俘虏收容所共接收“日本战俘500余人”，其中大部分还是“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兵”——1939年以前八路军没有形成战俘管理制度，日军战俘上交国民政府。

图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被俘虏的日军士兵 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始建常德，后设在贵州镇远县，1944年后又迁于重庆。该所的日本战俘“通常是500余人，最多时达到700余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1943年7月视察时统计，“自从1937年7月镇远收容所开始收容俘虏以来，总计收容603名俘虏，其中有约150名俘虏死亡。”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的重庆分所大约关押过约400人。 作为对外公布的战报，国军公开的数字也肯定有夸大。据称，台儿庄战役俘虏日军719人，第三次长沙会战俘虏日军139人，印缅远征军俘虏647名日军，湘西会战俘虏247名日军。这还不包括一些小规模战役俘虏的日军数量。 相比于中共军队宣称俘虏的近7千人，即使把国军两个战俘收容所的俘虏人数和战报中俘虏人数相加，大约也才2600人左右，远远低于中共军队俘虏的人数。 而日本方面的数据，跟国军数量较为接近。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说，“随着遣返输送的进展，由中国政府方面和共军方面(极少数)移交的俘虏，1946年5月末的数字为：陆军1212名，海军40名，商民106名，共计1358名。另外，从延安返回日本的战俘约300人，200余名俘虏死在国方战俘营中。”可见日本方面的数据只有不到2000人。不过冈村宁次统计的仅仅是日军士兵，不包括随军家属、役夫，还有不少的韩国人、台湾人和琉球人，部分已加入八路军的日本战俘也没统计进去。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山西平型关伏击日军部队，击毙日军1000余人。这是中日全面开战以来中方取得的第一次完胜，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不过，这场战斗中却没能俘虏一名日军士兵。

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

日本战俘在西伯利亚：第一个冬天5万人死亡 日本和俄罗斯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多年以来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制约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切是后来决定将日本战俘从各个工矿企业撤回、将他们……遣返回国并且逐步关闭战俘劳改营的原因。日本和俄罗斯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多年以来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制约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从苏联继承了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就包含了日本战俘问题。本文以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材料以及从苏联劳改营生还的当年日本战俘的见证和回忆及其他相关文献为根据，解读日本战俘为战后苏联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集结在苏联远东边境一带的苏联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第二方面军 150多万军队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表明：在整个远东对日战役中，苏联红军击毙日军共计8万多人，俘虏日军约60万人。 苏联方面没有做好接收日本战俘的准备 被拘押在中国东北临时战俘营里的日本战俘被分期分批地押送到苏联境内。日军战俘总数为60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战俘被安置到苏联的远东和东西伯利亚，由于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工具匮乏，除特别重要的战犯和一部分战俘是乘火车前往苏联的之外，不少战俘是徒步离开中国东北临时日军战俘营。还有一些战俘被安置到哈萨克地区以及顿河流域的坦波夫州等地。 负责接受并管理日军战俘的苏联机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该局最初是为了管理被俘的波兰官兵而于1939年9月19日成立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下设战俘营管理局，战俘营管理局下设各劳改所，每个劳改所主要管理人员有所长1名，劳动主任1名，政治部主任1名，军医官1名。这些机构负责战俘的生活起居、劳动培训、劳动分配以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 进入各劳改所之后，劳改所所长命令对战俘们实行为期3周的检疫隔离，按照战俘们各自的房号有序地去浴室洗澡，浴室就在院子里。洗澡之前，战俘们必须将头发、腋毛等毛发全部剃光，将衣服脱下捆好放入干燥炉里消毒杀菌。在战俘们度过了检疫隔离期之后，就开始做劳动准备了。战俘们必须做的另一件事情是接受苏方人员

被宽大的日本俘和被处决的242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被宽大的日本战俘和被处决的242名国民党高级将领[转] 1062名日本战犯中，1017名分批释放，只有40名罪行严重的分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没有一个判死刑。” 抗日战争时期对日本战俘的改造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权保障政策争取人权和实现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奋斗目标之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法规条例,如《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等等。在中国共产党颁布的这些保障人权条例中,就人民的居住行动自由、抗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生命财产安全等项内容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①中国共产党不仅注重保障人民的人权,而且在对日本战俘的优待和改造方面,也体现了共产党人尊重人权的精神,这在人权史上留下了值得回顾的一章。 现在网上许多人对优待日本俘虏很不理解，甚至唧唧歪歪，这是对党思想工作不了解所致。。。 共产党的思想工作，绝对是最好的，任何人只要被俘虏，经过思想改造，党绝对可以做到使其坚定站到自己一边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不管是国军，伪军，还是日本鬼子。。。 在抗日时期就有日本俘虏组成的反战同盟，教授我军军事知识，甚至直接参加了对日寇的作战，许多人立下功绩，甚至献出生命。。。比如我空军军最早的飞行员就是在原日本战俘的帮助下训练的。。。

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大约有3万日本战俘，经过改造，培养了大量的左翼力量，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甚至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回国后，这些人成为日本左翼中坚力量，坚决的打击日本右翼势力，培养了大量日本亲华力量。我们许多耳熟能详的日本人，都是毛泽东的粉丝。。。 使日本政府始终不敢小窥中国的影响力。。。 这些日本战俘用行动洗刷着自己的罪孽，为自己在中国所犯的不可原谅的罪行赎罪。。。。 党所做的一切是值得的。。。。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的力量消灭自己人 1949年后，党进行了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些被杀、被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全部参加抗日战争，其中不少高级将领都是抗日名将，民族英雄。被杀242名民国高级将领中，，其中上将与辛亥元老5名、中将 78 名、少将159名。 上将与辛亥元老 1、何海清辛亥革命元勋（1875--1950）上将 1950年处死。 2、宋鹤庚辛亥革命元勋（1883--1952）上将。1952年死刑。 3、夏之时辛亥革命元勋（1887--1950）1950年枪决。 4、邓玉麟辛亥革命元勋（1881--1951）1950年处决。 5、宋鹤庚字皋南，护法健将1883年生，1952年死刑，立即执行。” 中将

日本91岁侵华老兵在卢沟桥上下跪谢罪

日本91岁侵华老兵在卢沟桥上下跪谢罪 日军侵华老兵91岁的本多立太郎跪在“七·七事变”的发生地卢沟桥上，他身旁站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王新华(左)和《我认识的鬼子兵》作者方军。

2005年5月19日，日军侵华老兵91岁的本多立太郎在“七·七事变”的发生地卢沟桥上 2005年5月19日上午10点45分，卢沟桥。 一位来自日本的耄耋老人，缓步走上因久经风霜而凹凸不平的桥面。在桥的中间，他突然双膝跪下，面向西南，默然垂首。 他就是91岁的日本侵华老兵本多立太郎。他以下跪的方式，为自己在60多年前那场战争中的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 “落日卢沟桥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卢沟桥曾是出入京都，迎送客人的门户。“这里本是一块和平之地，当年竟成了战场。”在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王新华说。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此后长达8年的艰苦抗战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七·七事变’的时候，我在日本《朝日新闻》工作。日本报道说，日本军队为了保护本国国民，被迫与中方交战。有一些日本国民相信了，但也有一些人怀疑，包括我。当时

军国主义势力在日本国内很猖獗，有很多蓄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迹象。”本多立太郎说。 本多立太郎，1914年生，日本北海道小撙市人。1939年5月应召入伍，隶属日军第15师团51连队第2大队6中队，8月被派驻到江苏省金坛县，1941年5月回国。 “我曾经杀过一个中国战俘，他被反绑着手，面对着我微笑。夕阳把他镀成金子的颜色。日军军官抡起军刀声嘶力竭地喊：‘赶快把他们都处理掉！’我哆嗦着，一刀刺进他的胸膛，他‘啊’了一声，倒在长江的浪涛里。鲜血在长江里翻腾，四处是滚动的尸体，四处是我们犯下的罪恶……” “我永远忘不了那‘啊’的一声，和夕阳里他从容的微笑。”本多立太郎说。 噩梦醒来是早晨。从1986年2月起，本多立太郎开始在日本国内演讲，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迄今，他已巡回演讲1027次，听众累计达18万人次。 2003年5月和2005年1月，本多立太郎曾两次到中国南京谢罪。 2005年5月16日，本多立太郎第三次自费来中国谢罪。他第一次到了北京，第一次到了日本当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地方——卢沟桥。

八路军与日本战俘

八路军与日本战俘 作者：胡新民 摘要：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至少有千余日军被俘和投诚人员后来还成为了“日本八路”。 原载《党史博采》2015年第八期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日本方面，还是中国方面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对战绩都有所夸大。日方有学者认为，日本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有的“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关于正面战场，有中国有学者认为抗战史研究之难在于“蒋介石扩大敌方伤亡数10倍”。而敌后战场的战绩，也不断有人质疑。比如抗战的第一个胜仗平型关大捷，就有中国学者认为，“把平型关小寨伏击的歼敌数字从200夸口到3000”。 关于平型关大捷，不管有些什么评价，但它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对此概括成一句话：“八路军大败之于平型关。”(吕思勉：《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第249页)不过每当提到平型关大捷的时候，不免有点遗憾，因为连一个日本俘虏都没有抓到。《剑桥中华民国史》称：“共产党人只缴获到大约100条枪，而没有抓到俘虏;日本士兵顽抗到底，幸存者破坏自己的武器，然后自杀。”当时的国民党的《委员长武汉行营的贺电》称八路军“一战攻克平型关，毙敌遍野，俘虏甚多”，显然也是一种典型的夸大。但当时中国人的确是太想生擒一些日军俘虏了。 国共双方都千方百计地想俘获日军 平型关之战结束打扫战场时，115师副师长(实际上是政委)聂荣臻专门强调：多抓些俘虏拉到太原街上示众。但是，不但一个俘虏都没有抓到，而且好些八路军指战员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例如有一位营长背起一个半死不活的日本伤兵准备送往急救站救治，但这个日本兵刚缓过气来就一口咬掉了那位营长的耳朵。还有一位通信员在收线时发现了一个身受重伤的日军，当通信员准备为他包扎伤口时，却被那个伤兵一刀刺进腹部.......。据说当地农民抓到了一个日军俘虏，在准备押送给八路军时，却因这个俘虏疯狂反抗，被愤怒的农民打死了。115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