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人口政策的变迁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变迁

公共事业管理2013104094 陈旭

中国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属于限制人口增殖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有特殊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第二胎；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这一生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既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过快增长的要求，又提出了提高人口出生素质的要求；既提出了国家提倡什么，又提出了国家抑制什么；贯彻了从实际情况出发，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不一刀切的精神；少数民族也要计划生育，但生育数量可以适当放宽。

这一生育政策是当今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需要，它既照顾了宏观及其长远利益，也照顾了微观及其当前利益，缩小了国家和家庭在生育需要方面的差距，得到了绝大部分育龄群众的支持，因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举世公认的成就。最近几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都在替代水平以下的低位水平就是证明。但是，这一生育政策现状的铸就也是来之不易的。

下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政策的变迁案例

1.鼓励生育阶段(1949年～1953年)

这一阶段，政府对生育及人口增长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并出台了限制避孕和人口流产的政策，鼓励人们生育。

1950年4月20日，国家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了《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1952年，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卫生部制定了一个面向全民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将适用于机关部队妇女干部的规定在全国推广。1953年，卫生部又以“与国家政策不符”为理由，通告海关禁止进口避孕用具和药物。这些政策都强化了人们多生多育的观念和行为。

2.政策转变及反复阶段(1954年～1959年)

鼓励生育的政策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后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远远高于预期的人口数，与当时我国有限的资源与落后的综合国力形成对比，震动了政府领导人。从中央领导到学术界都提出一些节制生育的观点。

1955年3月中央在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报告上指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1956年初，中央公布了《1956年～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在纲要中明确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但是“大跃进”及随后的大饥荒，改变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方向。大跃进的浮夸做法使得当时的一些领导人对人口形势产生了乐观情绪，“人多力量大”、“人多可以办大事”的想法在一些主要领导人心目中再次占据主要地位。随着主张限制人口增长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全国被批判，节制生育的政策主张被扼杀在摇篮里。

3.提出计划生育号召，在部分市、县的试行阶段(1960年～1969年)

大跃进失败的反思和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现实人口增长的压力，使控制人口和节制生育的思想得以复苏。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这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党和政府并没有放弃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方针，仍在实行限制人口增殖的生育政策，但社会环境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计划生育机构名存实亡，有的甚至被“革

命委员会”给取消了，节制生育的实际工作停顿了，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

4.限制人口增长的“晚、稀、少”政策逐步形成和全面推进阶段(1970年～1980年)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经济滑坡，人口增长，1969年全国总人口突破八亿大关，使得人口与经济本来已尖锐的矛盾更加突出。这种客观现实迫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民经济恢复后不得不重申控制人口的重要性。

1971年7月，国务院强调指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群众的自觉行为。”

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正式提出了“晚、稀、少”政策，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1973年，人口发展第一次列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1974年末在中共中央转发河北省《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肯定了按“晚、稀、少”要求结婚和生育的政策。

1978年6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晚、稀、少”的内涵;会议还提出了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新要求。

5.全面推行一胎化的紧缩政策阶段(1980年秋至1984年春)

“晚、稀、少”的政策推行后非常有成效，但是，由于人口增长惯性的存在，根据有关方面的预测，要实现在20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的目标，必须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同时由于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活较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他们的生育欲望有所扩张，而“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后补偿性生育的人口也开始进入育龄阶段，因此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都有所反弹。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在全国推行紧缩的一胎化政策，也就是“独生子女”政策。

6.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阶段(1984年～1991年)

由于实行的“一孩”政策与广大群众的生育意愿严重冲突，使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成为“天下第一难”。在实施“一孩”政策中，为达到人口控制目标，采取了许多行政、经济等强迫手段，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

为了缩小政策与生育意愿的差距，缓和干群矛盾，1984年4月13日中央转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七号文件，文件要求进一步完善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政策。

主要是:①在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②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③严禁徇私舞弊，对在生育问题上搞不正之风的干部要坚决予以处分。即所谓的“开小口子，堵大口子”。

1988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专门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国家计生委的《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提纲》。会议规定了现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具体内容: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第二胎;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7.多样化的生育政策时期(1991年～2014年)

1991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实际生育控制能力与政策间的差距，实事求是地做出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切合实际地将1991年～2000年人口计划控制目标定在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2.50?以内，即总人口2000年末控制在13亿以内。

2001年12月29日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施行)，将原有的政策性规定法律化为:“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城乡结构和地域民族特征，各省市制定了地方计划生育条例，形成了现行的生育政策格局。概括起来为:①城镇地区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四川等六省、市的农村，基本实行汉族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②除上述六省、市外，有五个省、区规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有19个省、区规定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间隔几年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简称一孩半政策;③有29个省、市、区规定夫妇同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其中有七个省还规定农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间隔几年可以生育两个孩子;④各地条例还对少数民族、残疾、再婚、归侨、特殊职业等各种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可以生育两个或更多的孩子。

根据以上60多年来新中国人口政策的变迁，这里可以根据中国现在的社会现状预测下未来将会采取什么样的人口政策。

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历经两年研究指出，我国的人口政策亟待转向，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整。

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上月底发布的报告《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中，这些学者建议，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

二胎政策可以这样理解：农村户口的话，头一胎是女的就可以生第二胎，但是前提条件是年满28周岁的夫妇，否则两胎要相隔四年才可以生第二胎。如果头一胎是男的，无论是什么户口都好，只能生一胎。这是汉族的基本情况。少数民族的政策是这样的：少数民族人口是中国人口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少数民族居住区一般人口密度较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很快，为了少数民族的繁荣昌盛和民族素质的提高，近几年来，在少数民族中也实行计划生育。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和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本地的生育政策。

针对计划生育何时调整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马旭表示，二胎放开政策涉及到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国家现状是开始出现了低生育水平。因此，国家根据人口状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调整，比如说黑龙江、辽宁、吉林等省市开始探索放开二胎，也就是从原来的双独可以生二胎，变化成单独可以生二胎，但这主要是农村地区，马旭认为可以开始逐步放开二胎生育政策。

马旭认为，中国二胎放开的调整路径的核心是“分类”，马旭说，中国不同省份的各方面状况差别很大，比如辽宁、黑龙江、吉林，再比如上海、广东，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和人口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应逐步分类，人口政策调整跟经济人口数量构成等状况挂钩，绝对不能一刀切，应该是分类、分省份、分步骤逐步放开。马旭认为，一线城市、发达城市、人口多的城市可以放缓。

专家研究认为，分区域分步放开“二胎”，可以避免同时全部放开带来的人口大起大落，也可避免放开“单独”带来的花费时间较长、贻误时机等问题。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介绍，学界通常用人口抚养比下降来定义人口红利，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人口总抚养比于2011年跌至谷底，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中国丧失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就是人口红利期结束的表现。在专家看来，调整生育政策可缓解20年后的高度老龄化局面，使中国再次获得人口红利。这一生育政策是当今中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逐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需要,它既照顾了宏观及其长远利益,也照顾了微观及其当前利益,缩小了国家和家庭在生育需要方面的差距,得到了绝大部分育龄群众的支持,因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举世公认的成就。

制定我国的人口政策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这既由于影响和制约人口因素的复杂性,也由

于人口能够作用于其他因素的复杂性。因而,对于依据什么来制定我国人口政策的认识,在人口学界也有一些不同观点。有的认为:中国现阶段的人口政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国家的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分布、年龄、性别构成等性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有的认为,任何统治阶级在制定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利益的人口政策时,总是从经济与人口发展的相互关系、从人口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以及从求得民族繁荣等客观现实出发;还有的认为,要想制定出科学的和行之有效的人口政策,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综合考虑各种客观因素和人的心理因素。如果缺乏一定的依据,是不可能制定出科学的人口政策的。

这些看法虽然大同小异,但还是反映了强调的重点和视野涉及的范围是不同的,有的强调要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有的侧重从人口与经济、人口与自然环境等国情出发,有的则提出要有利于民族的繁荣,有的提出要考虑人口的心理因素,等等。上述看法都是无可非议的,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制约人口政策制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就是再增加一些也是能够罗列出来的。问题是,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必须考虑的,哪些是可以考虑也可以不考虑的,我们必须予以区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人口政策的主要依据,考虑那些必须考虑的因素,从而使我国人口政策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既有利于民族的繁荣昌盛,也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主要依据以下三方面来制定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制定人口生育政策的思想理论依据。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思想认识路线,就会制定出什么样的政策来。

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不是就人口谈人口,而是运用唯物论的方法,把人口现象、人口运动及其整个过程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加以考察,从而既科学地阐明了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也阐明了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人多也好也坏的两点理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理论、中国是大国也是小国的理论、人均是主要尺度的理论,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为我们制定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们在人口问题上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我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现状及其交互作用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客观国情依据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都是从自己的国情及其需要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素质偏低;经济较为落后,底子薄,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各种社会设施和社会福利的人均水平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各种资源总量可观,但是总的人均水平则归于世界上最低行列;自然环境虽然空间较大,但是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相对紧张,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已接近饱和。

我们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已经承受了来自人口的巨大压力,我们不能再继续加压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承认现实,在已有国情的条件下寻求快速发展的路子。在人口方面,要尽量减少出生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在经济方面,在充分利用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大力采用最新技术,以尽快提高社会平均劳动力生产率水平;在社会方面,改善社会设施,增进福利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资源方面,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在开发新资源的同时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提高单位资源的贡献率;在环境方面,合理人口分布,减少污染或破坏,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使生态得以平衡,并处于良性循环状态。

以上国情诸多要素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其中特别是人口要素,既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既与资源有着关系,又与环境有着关系,人口的数量过多和素质偏低的现状正在通过许多途径给经济、资源、环境以不良的影响。我国国情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要求我们制定一个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

绝大多数人的生育观念定势及其可塑性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社会心理依据生育观念

是人们生育需求的反映。生育需求即生育动机,有经济的、社会的、精神的、宗族的、夫妻之间的等等多个方面。

由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形成的人们生育观的定势,虽然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但不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决定点和最后临界点。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和生育极限性才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决定点和最后临界点。从出发点到最后临界点的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是有较大幅度的。我们决定人口政策内容及其量点究竟在较大幅度的哪一点上?

对此,我认为,在控制人口过速增长方向已定的条件下,主要就决定于经过努力工作后人们心理的承受能力了。能承受得了,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最终就能落实,也会有很好的政策效果。承受不了,就会造成诸多矛盾,出现各种阻力,人口生育政策就不能完全落实,政策效果也不会是理想的。因此,我们在制定人口政策时,要认真考虑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和人们的不断变化着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执行人口政策时,要从育龄群众现实需要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急人所急,帮人所需,不断加大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提高他们对人口生育政策在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才是从实际出发的,才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也才能顺利地得到贯彻执行。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发展和变化之中，作为影响和指导人口再生产过程的生育政策也是如此。生育政策与其他任何社会经济政策一样，它的稳定具有相对性，没有绝对稳定不变的社会性政策。因此，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发展和变化是正常的、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

这种在动态中不断调整和完善人口生育政策思想,早在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就已明确坦言：“如果不从现在起用三、四十年特别是最近二、三十的时间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控制人口的增长，……这将会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1984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一次研究人口向会议上也指出：“党的政策不能脱离实际。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政策，今后，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完善”。因此，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是永远的，到下一个世纪的某个历史阶段现行生育的政策肯定会进一步完善，成为影响和指导人口再生产过程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育政策。完善后的人口生育政策，将在许多方面继承现行生育政策的符合人口再生产的质和量规律要求的内容，将得到城乡广大人民和育龄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们会更加自觉地按照政策要求行事，人口过程将会更加协调和自然。它不但会促进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繁荣昌盛，而且还会给中国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好的人口条件。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

当代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分析

当代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分析 内容摘要：对人口转变理论的研究始于近代，目前在社会学和人口学关于人口转变的理论存在着死亡率和流行病转变理论、生育率转变理论、人口迁移转变理论和人口转变的现代化理论。但当加入民族国家的概念考察某一时段某一国家的人口变化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四个因素:一、这个时期开始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二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三、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四、移民的数量。本文回顾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重大转变，详细阐述我国人口变化的种种特征以及探讨深层次原因，预测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人口问题如:老龄化、人口红利等等。 关键词：人口转变、死亡率、出生率、人口寿命、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 中国作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08年末中国大陆人口13.28亿，占世界人口的20%、亚洲人口的33%。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 一、自建国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翻开我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它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西汉时人口为5959万多人，到1949年全国人口已达5.42亿的规模，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24.36亿的22.25％。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生

活条件有了基本保障，加上城乡医疗卫生及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历史上曾经制约人口增长的战乱、饥饿、疾病等因素的作用大为削弱，导致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则大幅度上升。1949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20.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6.0‰，到1957年这两项指标则分别为10.8‰和23.23‰。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转变。到1957年时，全国的人口已增至6.47亿，建国后的8年间人口净增了10，486万人，平均每年净增1311万，形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随着人口迅猛增长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有关人士已开始觉察领悟到其后面所隐含的问题。1957年3月，吴景超先生发表了《中国人口新论》，提出了我国的人口增长应有节制，陈长蘅、陈达、顾孟余等也都提出了同样问题，孙本文先生亦明确提出我国的总人口应控制在8亿之内。马寅初先生也指出：“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他在1957年7月的《新人口论》一书中，侧重分析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提出应大力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晚育等。但是当时这些意见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结果随着1962年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结束和国民经济的开始回升，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使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造成我国人口又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二个高速增长期。在1962至1973年的12年间，全国人口从6.73亿猛增到8.92亿，年平均净增1992.4万，人口年均自

中国历代人口数量及变化的因素

中国历代人口数量及变化的因素 中国的人口数量，现存最早的一项全国性和分政区户口统计数为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6000万，此前只留下零星的地区性数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民国期间也做过多次人口调查，但直到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才通过科学的普查，获得了除台湾、港澳地区以外的准确人口数字。 下面根据有限的原始资料和目前的研究水平，对中国人口历史的发展作一简单概述。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时，秦朝的人口估计有3000万或更多，但到西汉初大约只剩下1500万至1800万，至西汉末的公元2年增加到6000万。王莽时到东汉初，总人口下降到3500万。到东汉后期的永寿三年（157年）稍后，才重新突破6000万。 从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到220年三国鼎立形成这个期间，人口损失估计达60%，仅存约2300万。4世纪初的西晋约有3500万。此后南北分裂，北方进入十六国时代，人口多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后的大业五年（609年），才恢复到6000万左右。 隋末的战乱，造成人口降幅超过50%，到唐初仅有2500万。至安史之乱前夕的755年，又增至约9000万，达到新高峰。唐后期和五代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到960年宋朝初建时估计只有4000万，其境内仅3000万左右。 北宋时期人口持续增长，大观四年（1100年）境内人口超过1亿，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人口合计也在1000万以上。两宋之际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下降，但此后南宋和金的人口都有增长，至13世纪初，宋、金、西夏、大理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合计已超过1.2亿。蒙古灭金和西夏造成空前浩劫，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仅剩1000余万。元统一时实际人口约7000万。到14世纪中期增加到8500万左右。 明初的人口不足6000万。但到17世纪初，全国人口已突破2亿。但明末的天灾人祸和清初的残酷战争，又使人口降幅达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估计已降至1.2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恢复至1.5亿，以后很快破2亿大关，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创造了4.3亿的新纪录。太平天国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导致南方人口稠密地区的巨大损失，人口下降超过1亿（最保守估计也有五六千万），以至到1912年尚未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1953年新中国人口普查结果为5.8亿（不含台湾、港澳）。 中国的人口数量在世界人口总数中一直占有很高的百分比。除了东汉末年处于人口低谷、所占比例可能略低于10%以外，其余历史阶段占世界人口比例基本都在20%以上，一般在30%左右。 中国历代人口变迁的特点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人口数量的衍变，具有以下一些明显特点。 1、增长缓慢。从公元2年的6000万增加到1850年的4.3亿，总数仅增长了7倍，年平均增长率仅约1‰。

历史时期人口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参考文献：《——年中国人口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 《汉书?地理志》 《史记》 金承禧 经济学 一，历史时期地人口数量 人是生产者，它创造了巨大地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人又是巨大地消费者，它所创造地巨大地财富就是为了供人消费.人又具有自身再生产地特性，因此，人口增长状况对地理环境影响很大.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国家，在历史长河中，人口数量地增减变化很大，但从总地趋势来看是增加地.关于秦汉时期以前地人口数字，由于资料不足，因此难于说准.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从秦汉时期开始，各个王朝都对人口地统计十分重视，千方百计要弄清自己控制地劳动者地数量.因为劳动者是基本地社会生产力，能够创造物质财富，是统治者剥削地主要对象，兵役、徭役地多少都与人口有密切地关系.因此秦汉以后地人口记载就颇为丰富.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历史时期影响人口数量地增减和地区分布地因素，除自然增值、死亡和天灾外，则主要是政治动乱和战争.同时人口地迁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西晋以后，由于北方地战乱及其自然环境等方面地影响，人口大量南迁，从而使北方人口减少，而南方人口则增加.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先秦时期 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地人口调查是在秦代完成地，这些统计材料没有留下来.但在秦亡时被刘邦接管.当刘邦入关进入咸阳后，萧何则“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从而使刘邦“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后来当刘邦路过曲逆县（今河北省定县东南）时，问御史：“曲逆户口几何？”御史回答：“始皇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可以想见当时地各县户口数是清楚地.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秦时地人口和战国时期差不多，也就是两千万人口左右. 公元二年西汉户口数是现存最早地全国性人口数 这个人口数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地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地户口数，户，口.比秦时增加了近四千万人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经过西汉初年吸取秦亡地教训，与民休息，出现了“文景之治”地局面.汉武帝时又大肆扩张土地，社会发展.因此才出现了西汉地盛世，一般来讲，人口地增加是经济发展地表现，因为人口地增加，必然要带来生产粮食及其它供应品地增加.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这个统计数字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地人口、地理、历史、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军事等都具有重大地意义. 从西汉地人口统计情况来看.当时北方地人口数多于南方，南方相当于北方地四分之一，反映出当时南北方经济发展地一般情况，说明北方经济发展好于南方.当时边郡地人口是稀少地，无法与内地相比，这和秦时地情况一样.秦时为了改变边地地广人稀地情况，采取“徙民实边”地办法. 个人收集整理勿做商业用途 到了东汉时期，由于西汉末年地战乱，促使北方人向南方迁徙，说明西汉时期北方人认为南方地气候不适宜于汉居住地观念已经发生变化.总之来说，东汉时期北方各郡县地人口一般都有所减少，个别有增加，而南方一般都有所增加，有些郡甚至超过几倍，这除过一般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而这样的奋斗目标又是同人均1000美元的追求相联系的。1980年9月,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现状

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新中国人口发展历程 中国人口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人口发展已经结束了高增长的历史，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这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 （一）人口总量的发展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把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的八年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3、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8年净增人口1.57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说课讲解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 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 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 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中国人口转变理论

当代中国人口转变的理论分析 专业： 指导教师： 学生姓名： 学号：

摘要：中国人口转变发生在中国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初的死亡率下降得益于新中国的建立，公有制的分配制度和医疗卫生体系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婴儿死亡率。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中国人口转变是在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国家人口政策控制之下发生的。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关键词：中国人口转变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一、概念： 人口转变理论是指人口再生产模式由高水平的人口均衡向低水平的人口均衡的转变，人口再生产经历了一个由高死亡率、高生育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经过低死亡率、高生育率和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转变为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模式的全过程。它描述的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趋势，反映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与人口在生产的内在联系。二、分析方法： 当加入民族国家的概念考察某一阶段一国人口的增减时，有四个最基本的要素需要考察：一是这个时期开始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二是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三是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四是移民的数量。 具体到中国，中国人口转变的制约因素及研究方法有：1.社会生产方式等经济因素，人口转变过程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及相应的经济制度转变是影响人口转变的决定因素。2.计划生育政策因素，我国在短时间内实

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除社会经济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人口政策影响。中外学者一致认为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是计划生育政策，大致占60%~70%。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促进我国人口迅速转变的重要原因。3.社会文化因素，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对现代化进程有很大的影响，并影响到生育。在现代文明已经比较发达的条件下，传统文化还有很大影响，中国人口控制工作的巨大成就，实际上已经利用了社会文化中的有利因素。4.其它因素，技术因素和制度因素、流行疾病模式因素、人口质量因素等。 三、具体分析： 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最初的死亡率下降得益于新中国的建立，公有制的分配制度和医疗卫生体系有效地降低了农村婴儿死亡率。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迅速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69年的5.7下降到1979年的2.7，下降了50%以上。人均收入、教育水平是对生育率影响最大的两项社会经济参数。中国人口转变是在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国家人口政策控制之下发生的。 中国人口伴随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经过了50年代和60年代无计划的高速增长、70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下降、80年代的徘徊波动，终于在世纪之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完成了人口的“两个转变”。 中国人口发展经历的两个不同时期： 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

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

主题：政策变迁和政策调整 结合下文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生育政策，回答文后问题。 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政策始终是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和人民幸福的基本国策。而如何结合国情制定适宜的生育政策，无疑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 1．新中国早期的生育政策 1949年末，全国(不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总人口为54167万人，出生率为1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总和生育率为6．14。1953年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1953年6月30日24时，中国总人口为60193．8万余人。 1956年9月15—1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 1957年7月，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新人口论》，强调为了经济的发展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 2．我国六十年代的生育政策 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第二十九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1968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973年12月11—27日，国务院计划生育

中国人口转变阶段及特征

中国人口转变阶段及特征 图一.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Form：Internet 图二：人口自然增长率折线图Form：Internet Part one：Imformation from Internet： （l ）1949年至196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一个阶段。不妨称之为“前转变阶段”。从全国的情形来看，除了大跃进和三年灾害期间非正常的生育减少和生育回升以外，其它年份生育率居高不下，这一点与出生率的变动几乎完全一致。生育率维持在平均6个孩子的水平上。（2）1969年到1977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2个阶段，为生育率快速下降的阶段，可简称为“快速转变的初始阶段”。生育率从接近6急速降到3以下。和出生率一样，几乎下降一半。

（3）1977年到1991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波动中转变的中期阶段”。生育水平在2－3之间波动。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计划生育本身的手段也十分有限，所以生育率下降在接近极限的时候外部的控制力和内部的反控制力就构成了持久的冲突，形成了“拉锯战”的局面。在本阶段，我们多年的努力已经使“生育率”接近更替水平。但由于超越了特定的生育率转变的文化边界，所以出现波动也在所难免。 （4）1991年到1999年为生育率转变的第四个阶段，由于这段时期的生育率变动出现了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所以不妨称之为“持续的低生育率阶段”。与前一阶段比较，它的特点一是曲线下延比较平滑，二是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这一阶段的成绩可以说是既梦寐以求。又来之不易。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大致达到了而且多年来维持了一个1.8左右的低水平。 Part two：information by my understood： 1、从数据中可以看出，1949—1970年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死亡率逐年下降，而 出生率在本质上是居高不下的，这个阶段完成了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阶段到低死亡率、高出生率和高人口增长率阶段的前半截转变。 2、第二阶段是出生率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70年至今）。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已 经降到较低的水平上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态势，由于出生率不同的变化态势，又可以分出若干发展阶段：其一是粗出生率直线式急剧下降的阶段（1971－1980年），在整个70年代，出生率大幅下降。其二是出生率波动中缓慢下降的阶段（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多年年份的出生率在略高于2O％。的水平上波动，而死亡率则稳定在 6.6‰上下的水平上。其三是出生率在一个低水平上继续缓慢下降的阶段（1991－1999）。出生率开始了拾级而下的下降趋势。这样，整个第二阶段经过70年代的快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和90年代的缓慢下降，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缺口开始逐渐收拢，人口转变逐渐趋向完成，即中国从1980年到2000年大致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后半截，即转变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阶段。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 田雪原《人民日报》（2009年12月4日07 版）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加速推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以降低生育率为主旨的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目前社会上对我国人口政策还有不同看法和一些猜测，需要澄清；同时，步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以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历史的足迹 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出生率上升到37.0％。，死亡率下降到14.0％。，自然增长率创下23.0％。的新高。这表明，在短短的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就完成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随后迎来第一次生育高潮。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三次会议（扩大）的讲话中，提出抓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的设想，展露出新中国人口政策的雏形。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虽然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但没有真正贯彻下去。在10年“文革”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新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新中国人口政策及其影响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人口的态度从放任人口增长变为有意识要限制人口增长，再到后来颁发“计划生育”这个稍有点震惊世界的政策，直到2015年实施的普遍二孩政策。这些改变并不是空穴来风，其间夹杂的人民生存生活发展问题、国家经济发展及自然环境的恶化等等问题都十分复杂，所以任何政策的下达都是要经过全方位的考虑及利弊分析的。中国对人口的管理过程一波三折，这都是政府对经济等各方面的统筹结果。 关键词：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二孩政策，老龄化，经济发展。 正文：从不干预人口增长，到计划生育一家一胎，再到2015年的二胎政策，新中国的人口政策可谓一波三折，其中的考虑和牵扯颇多，每一个政策都有其原因和一系列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毛主席说过：“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还指出“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也完全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生产”，“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2版）所以政府放纵人口增长，并没有政策对人口增长进行直接干预。另一方面，在当时特定地背景下，苏联鼓励人口增长、奖励多子女母亲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了新中国政府的支持并广为传播。此外，有关部门从维护妇女的健康角度所颁发的限制打胎、节育和人工流产等规定则从侧面鼓励了人口的增长。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国家的进步和落后、富裕和贫穷，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不成正比，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富裕强大，以及社会文明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政治制度。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联合发布的《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以及1952年12月卫生部制定的、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意实施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草案）》，以保障妇女生育安全和保护母亲和婴儿的健康为原则，明令禁止非法打胎，并对妇女打胎、节育及人工流产做出了非常详细的限制性规定。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史海纵横》2009年第一期）建国初期政府关于禁止人民群众进行节育、人工流产和避孕的这些规定，以及对节育用具的严格管制，虽然是着眼于母亲和子女的健康，但却使广大有节育要求的群众失去了节育的可能性。所以直接导致这段时期，全国人口全力增长。 直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为6.02亿，远远高于当初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说的：“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巨大的人口基数和不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使得人口大大增长，但同时尤其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并没有与人口等比例增长，人民在吃、穿、住、交通、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也就产生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这种背景下，1955年3月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中明确“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毛泽东也提到“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反复与摇摆：新中国人口政策发展历程社会观察22

论述中国古代人口的变迁

论述中国古代人口的变迁 摘要：纵观数千年来中国人口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人口总量的增长是中国人口发展中最明显的特征。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总体来说迁移的形式有自北而南迁移、政府强制性的移民、由内地向边疆的开发性移民、北方少数民族的内徙与西迁等。关键词：历史时期；人口增长；迁徙；动因 中国人口的历史发展，源远流长。尽管古往今来栖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作为整体的中国人口本身，却往往因为资料的残缺或失真，而难以被准确地描述。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来，相关研究已累累硕果。依据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中国人口历史发展的基本概貌。 1、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 秦朝以前时期（书上） 秦汉时期 秦始皇时代的人口总数在2000－3000万之间，但在经过战国末年长期的战争之后，人口数量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下降，所以当时普遍存在的是劳动力的不足，而不是人口压力。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在大规模征调民众服劳役和兵役时不得不采取残暴的强制手段，而且已显得捉襟见肘，如对征南越的军队派不出更多的增援和补给，在设置新政区后也无法迁入更多的移民。秦亡以后和西汉初年，秦朝的新领土丧失殆尽，西南和南方全部为当地民族夺回，或建立了实际上独立的政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秦朝的驻军、行政人员和移民数量太少。到了东汉时期，由于西汉末年的战乱，促使北方人向南方迁徙，说明西汉时期北方人认为南方的气候不适宜于汉居住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总之来说，东汉时期北方各郡县的人口一般都有所减少，个别有增加，而南方一般都有所增加，有些郡甚至超过几倍，这除过一般的人为原因外，可能也由于南方的自然条件诸如气候变化等方面为北方人所习惯，才出现不断向南方迁徙的缘故。 两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不但大量内徙，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不同政权，即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可以想见当时人口迁徙的盛大状况。因此当时的江统、郭钦等人提出“徙戎论”，即要把内迁的北方民族迁回原地。 隋唐五代时期 隋朝人口最多时达 5600 ——5800 万，即经过魏晋时期的四百年反复，基本恢复到东汉时的最高数。隋在短时期内使人口有了大量增加，是由对户口登记的重视， 585 年，隋在全国“大索貌阅” 宋、辽、金、时期 宋时的人口在 1 亿左右，而 40% 在北方， 60% 在南方。之所以此一阶段人口上升，是因为这一时期耕地面积有了很大增加，辽的人口大约 400 万。金时的人口最高为 6 千万人。加上当时的南宋、西夏（ 300 万人）、大理和其它部族，当时全国大约有 1 亿 2 千万人。 元明清时期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进展中最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就是相对价格较低的劳动力要素。丰富的人力资源来源于庞大的人口总量,因此２１世纪中国经济的进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利用水平。 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和失真、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和转型时期 就业政策滞后效应等客观因素,中国人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大量的扭曲现象,人力资源利用水平和就业效率低下。此外,一方面中国总体人力本钱投资严峻不足,而另一方面在少数行业和局部地区却出现了“教育深化”的现象,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本文从人口转变的背景出发,对中国人力资源、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就业效率进行了简略分析,对未来如何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了探究性的思考。 一人口转变的历史与现状 １世界人口转变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发达国家(这里主要是指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由欧洲移民定居而逐渐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人口转变最早始于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８世纪的西欧,但主要发生在１８世纪中叶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即在上述各国先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的过程之中完成。工业革命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各国改善营养状况,改进社会医疗卫生设施和相关条件,使历史上长期威胁人类社会的高死亡率显著下降,而出生率则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在某些时期内甚至得以提高。这样,原先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间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间的“生死距差”(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ａｐ)不断扩大,从而使这些国家由过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变更的第一阶段,过渡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早期。 １８７０年以后,欧洲各国中的生育决策发生了较大转变,生育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间的生死距差逐渐缩小,西方各国进入了低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第二阶段晚期。 人口变更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相比,是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１５０-２００年右左。从２０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国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更的第三阶段,基本实现了向现代人口均衡的转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出现短暂的“婴儿潮”(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ｉｎｇ)现象,但人口变更之总格局基本确定。进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普遍下降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除现代医药技术的引进和推销之外,战后国家的独立、社会经济的进步、教育的普及提高、生活的改善等对这些国家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出生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已经凸现的生死距差进一步扩大,人口规模急剧膨胀。 六、七十年代,进展中国家开始熟悉到人口膨胀的严峻性,并相继实施操纵人口的政策。从七十年代起,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大多数进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下降,陆续从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和急剧提高的增长率阶段,向以开始下降的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更第二阶段晚期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各国进展不一,办法各异。迄今为止,大部分进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尚未完成,现代人口变更新的均衡状态尚未确立。 ２.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变化及其特征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９０年,中国人口总数由５．８亿增至１１．６亿,年均增长１．８１。在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率相差甚大。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４年,平均每年增长１．５７,

中国古代人口政策的变迁

中国古代人口政策的变迁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普遍二胎”政策，“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生政策成为历史。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人口政策也是依各朝国情和发展的需要而适时作出调整的，并随之呈现出了不同的人口发展趋势和人口规模…… 中国人口最早何时开始骤增 中国人口统计数据最早见于西晋人皇甫谧所撰的《帝王世纪》一书。学术界认为较靠谱的是东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的数字，当时已出现“料民”这一人口调查统计活动，此时中国有“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 先秦时，各诸侯国出于强国、征战和称霸的需要，纷纷推出积极的人口政策，鼓励生育。如东部齐国，管仲治齐时，国内采取奖励生育政策，对外推出移民政策，欢迎“外国人”到齐国定居；被吴国打败的越国，越王勾践尤重人口发展，国内所有育龄妇女只要生孩子，从医疗到护理，费用国家全包。 西部的秦国，秦孝公继位后也赶紧调整人口政策，重用商鞅，实施变法，对内奖励农耕，改善老百姓生

活，提高生育能力；对外“利其田宅，免其兵役”，欢迎三晋百姓移民秦国，为日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 到秦始皇时，秦国进一步加强人口管理。十六年（公元前231年）开始要求男子登记年龄，即《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谓“初令男子书年”。据《帝王世纪》，秦代时中国总人口达“二千余万”，这是中国总人口首破0.2亿。 汉朝，中国人口增长加速，形成了中国人口史上第一个生育高峰期。刘启（景帝）当皇帝末年（公元前141年），中国总人口已超0.3亿；到西汉后期又翻近一倍，约0.6亿人，中国首过半亿人。据《汉书?地理志》：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 西汉人口增加如此之快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力有关，更重要的是，西汉朝廷采取了鼓励生育的措施。据《汉书?惠帝纪》，汉惠帝时“民产子复勿事二岁”，生了一个孩子即可免徭役2年。 中国总人口过亿出现在哪个朝代 据路遇、滕泽之著《中国人口通史》数据，三国鼎立前后，中国版图内总人口，加上少数民族仅约0.19

浅谈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浅谈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人口数量这个概念对中国人口政策及中国人口现状的进行了描述，并讨论了中国人口政策应该如何调整。 关键词：人口政策人口现状政策调整 前言 在我的认知里，对于中国的人口，周遭的人似乎一直在强调“中国的人口太多了！”，“中国的土地就要承受不住中国人口的增加了！”等等。特别是今年十一黄金周电视报道的各大旅游景区出现的游客“井喷”现象，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但是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表达：“中国人口面临严重下滑趋势”。有专家表示，如果中国的人口继续现在1.18的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8年呈现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呀！所以我认为，中国现阶段应该果断调整人口政策。一中国人口政策 中国自7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实行以计划生育为主的人口政策。它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20世纪70年代,中国正式提出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或者称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口号,是一种指导性的减缓人口增长速度的政策,从数量上看,其政策是以更替水平为界;从时间上看,其政策是以有利于妇女生殖健康与优生的第一孩晚育、第二孩生育间隔够4年为条件。到1979年,更改为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4年又调整为允许有实际困难的家庭(主要是第一胎生女孩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直到如今的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么多年来这个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主调的人口发展战略没有改变。由于大多数人只生育一个孩子,这不仅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而且是促使人口尽快负增长,因而实际上是压缩人口规模的战略。 但是，我认为，这种政策是存在很大漏洞的，看看中国人口现状就知道了。二中国人口现状 我认为，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最大的弊端就是会使中国人口在未来严重削减。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就是由于计划生育，直接害死了我好几个兄弟姐妹。而不久前，陕西省镇平县发生的怀孕七个多月的产妇冯建梅被计划生育人员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