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电杰案”浅析我国刑讯逼供的防治
从“胡电杰冤案”浅析我国刑讯逼供防治
【摘要】刑讯逼供就是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追溯其历史，可以到西周时期，中国古代是以刑为主，刑讯逼供成为了主要办案手段，而在历史书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但其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遗毒，还荼毒着如今这个法治社会，并且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本文就是以一个冤案来分析我国刑讯逼供如何防治，文中将从六个方面，针对我国当今缺乏的相关制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关键字】刑讯逼供非法证据律师在场权国家赔偿
【正文】
案例：2002年3月4日，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的一个小山村中发生了一起血案，死者是村民胡电胜的妻子郭瑞英及一双儿女，死者郭瑞英被凶手用刀捅死，一双儿女被凶手掐死，凶手还残忍的将三名死者的眼睛用尖刀刺瞎。3月20日，胡电胜的堂兄胡电杰被叫到了南乐县公安局，被锁定为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据胡电杰的回忆，案发当天晚上，他正在邻居家打麻将，而且他的母亲也在场，麻将打到深夜便散伙回家睡觉。但在警方的眼里，胡电杰却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理由只有一个，死者家的院墙外有一枚脚印，经过警方的比对，恰好与胡电杰相同。自此，胡电杰遭遇了严酷的刑讯逼供，在连续六天六夜的酷刑下，胡电杰迫不得已在办案人员的诱导下承认了自己的“杀人行为”，并编造了杀人细节。2003年10月15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胡电杰死刑，不立即执行，同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胡电杰倍感冤枉，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04年5月，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下达一审判决，称“鉴于本案确无固定不变的直接证据”，维持原判。2004年12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时，警方提交补充侦查笔录，根据胡电杰所供称“作案后先把刀子放在院门南侧的水道眼里”，经勘查发现，水道眼内的一块砖上有放过东西的痕迹。据此，2006年10月24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判决，胡电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人经济损失19万余元。胡电杰仍坚持提出上诉。2007年10月1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终审裁定，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故撤销判决，发回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然于2008年9月不公开审理了本案，判决结果依然相同，胡电杰再此被判死缓。2009年8月1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四次作出裁定，结论与上次无异。第五次审理时，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决定撤回起诉。2011年1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准许撤诉。此时，距离胡电杰被抓已近9年。但撤诉不等于无罪，胡电杰离开看守所，是因此案“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经南乐县公安局决定，对胡电杰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案例中，胡电杰收到的四份死刑判决书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震惊，更多的
是对当今中国的法制建设缺陷的忧思。在这个冤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南乐县公安局使用的刑讯逼供手段之残忍，可以看到濮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之粗糙，还有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之混乱。这个案子可以说是继“杜培武冤案”以及“赵作海冤案”后的又一个引人深思的冤案，也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完善敲响了警钟。
刑讯逼供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在这个注重人权的时代，刑讯逼供在法治社会的存在成为了众矢之的。舆论的口诛笔伐往往会将办案人员置于的风口浪尖，但无论国家如何三申五令要求办案人员提高办案素质，科学办案，其效果却并不显著。笔者认为，刑讯逼供不仅仅是要在办案人员身上下工夫，我们应该更多的去考虑如何完善我国的诉讼制度，减少刑讯逼供发生的几率。结合本案，笔者将就以下几个方面对刑讯逼供的防治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刑讯逼供的“防”
（一）、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以及侦查人员非法取证的原则，但并未对非法收集的证据效力做明文规定。《高法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采取刑讯逼供手段获取的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更具。可见，我国目前已排除了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但对于其他种类的证据，我国尚无规定。学者们往往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坚持将非法证据无论何种类型都不得予以排除，有学者认为，无论是从“保障人权、惩罚犯罪”还是从“正义与效力来看，我国目前都不适合引入非法证据排除制度。首先，非法证据的排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证人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但被害人的人权却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真实的非法证据排除有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最终还是被害人受到了进一步的损害。其次，非法证据虽然号称“毒树之果”，但如果“果实”是于惩治犯罪有效的，我们是否也应当否定其效力呢？因此，虽然非法证据的获取手段是违法的，但适用非法但真实的证据并不违背其程序正义, 它无义务也无必要因制裁警察的非法行为而丧失在审判程序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另一种观点就是目前大势所趋的应当采用非法证据排除，是因为这不仅仅是保障了公民的人权，也保障了诉讼程序的公正，可以有效的防止冤假错案，还有利于促进公安司法人员严格执法。
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因此，在本案中，胡电杰的口供应当属于非法证据，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过程中应当排除该证据的适用，不能以此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并且，在本案中的第二次发回重审的调查过程中，凶器仍然没有找到，而是根据胡电杰的“口供”找到了“放置凶器”的地方，并又将此作为新的证据适用。此时根据证据的定义来看，此种证据也是一种非法证据，法院本应当排除适用。
（二）、赋予讯问阶段的律师在场权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六机关规定》的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可以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聘请律师为其提供相关法律咨询。但我国并没有像英美法系国家一样设立律师在场讯问制度。笔者认为，律师在场
权是“刑事诉讼主体性理论、人权保障理论、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多元价值平衡的客观要求”。首先，律师在场是对侦查权的一种极大的制约，刑讯逼供正是侦查权滥用的一种后果，如果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场，那么侦查人员就不可能滥用私刑，这是一种权力制约权力。最后，律师在场权也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的一种保障，它将犯罪嫌疑人同侦查机关处于平等地位，而不再是在侦查机关的强制力面前的弱者。再次，我国是承认无罪推定的，而律师在场权的赋予也正是该原则的内在要求，在没有确认其有罪的情况下，首先推定其无罪，给予犯罪嫌疑人一个充分辩解的机会。综合我们的案例来看，如果律师在场权得到了确认，胡电杰就可以在被通知讯问之时就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也就不会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直接确认其为犯罪嫌疑人遭受严酷的拷打。
（三）、完善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制度
在本案当中，濮阳市人民检察院的几次三番的起诉也暴露出来我国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种种问题。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起诉步骤有六个，即：审阅核查案卷材料、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意见、听取犯罪嫌疑人及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见、调查核实其他证据和做出处理决定。根据本案以及司法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部分往往是一笔带过，草草了结，尤其是讯问犯罪嫌疑人部分，很多检察机关并不去重新核实口供，只根据案卷材料加以判断，又是甚至是以口供诱导犯罪嫌疑人做再次陈述，这无疑在另一方面上助长了刑讯逼供的滋生。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应当认真执行该规定，侧重听取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分析口供的真实性以及和其他证据有无矛盾，这样才能有效遏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
当今社会，执法人员屡爆丑闻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尤其令人尴尬的是公安执法人员在普通百姓的眼中是与地痞相当的。在本案中，南乐县的公安人员未等胡电杰作出辩解便立刻用刑，行为手段之恶劣令人发指。这种现象的屡禁不止与我国的人事制度有很大关系，“首先是人口关没有把好，公安队伍知识结构偏低，一些现代化的刑事科学技术推广普及不下去，一些素质极差的执法者仗势违法，带坏了风气，败坏了形象。其次是惩治违法者手腕不强硬。对于违法乱纪者，尤其是违法执法者，负责人更多看到的是案件的结果，加之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很多违法违纪现象往往不了了之。”要解决这种现象，根本上还是要改革公安的人事制度，加强对执法人员的法律教育以及惩治力度，从而提高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
二、刑讯逼供的“治”
（一）、加大刑讯逼供的惩治力度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所以无论我们如何预防刑讯逼供的发生，都还是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种现象。就像前文所述，十几年前的两起冤案的曝光，国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防治手段，但很显然，收效甚微。这一点也体现在了
本案中，根据胡电杰的复述，当时办案人员还获得了领导的表彰，这几乎就是为了办案效率而变相的支持办案人员采取刑讯逼供手段。南乐县的公安局领导懂不懂法？他们自然明白我国《刑法》中还有一条“刑讯逼供罪”，但为什他们还如此滥用私刑，为了破案而将一个无辜的人屈打成招呢？理由当然就是我国对对“刑讯逼供罪”的打击力度远远不够。
我国《刑法》第247条明确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虽然我国设立了该罪名，但笔者觉得，我国在对刑讯逼供罪的落实上仍然有很大的缺陷。首先，就公安机关内部来说，刑讯逼供似乎已经是一个并不少见的现象，无论是上级领导还是具体执法人员，似乎都有默认其为“合法”手段的倾向。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在惩治犯了刑讯逼供罪的执法人员外，还应当对公安机关的相应的领导人做出行政上的处罚，要自上而下形成一种震慑力，才能有效的遏止“刑讯逼供合法”的思想出现。其次，就检察机关来说，它是国家司法工作的主要监督者，应当履行其相应的监督职责，尤其是对执法人员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从外部达到一个较高的监督力度，防止其内部出现串通现象。最后，就国家而言，对刑讯逼供的受害者要予以及时的赔偿。《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4款规定了刑讯逼供的受害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但国家对赔偿的执行往往差强人意。我国法律规定，负有赔偿义务的机关负责做出赔偿决定，笔者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应当由上一级机关或者专门设立一个审查机关来对国家赔偿进行有效的监督。
在本案中，“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就是南乐县公安局给胡电杰的交代，但根据《国家赔偿法司法解释》第7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认为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修正的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一)、(二)、(三)项、第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提出赔偿请求，但下列情形除外：(一)赔偿请求人有证据证明其与尚未终结的刑事案件无关的;(二)刑事案件被害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以财产未返还或者认为返还的财产受到损害而要求赔偿的。”而《国家赔偿法》第17条的第4款才是有关刑讯逼供申请赔偿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此案中，胡电杰可以不需要等诉讼程序终结即能提出有关刑讯逼供部分的国家赔偿。这是对冤假错案发生后的一个救济性补偿，笔者认为，国家不仅应当及时补偿也应当如上诉所说，严惩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才能更好的治理这个现象。
（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这个口号的喊出已经有很多年，我国普法至今，虽然在总体上大有改善，但仍然有不少的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执法人员所代表的国家强制力的畏惧。本案中，根据电视台对胡电杰的采访，当时胡电杰被带走时并没有料到自己会被认作犯罪嫌疑人，相关办案人员让其做什么就做什么，导致最后遭遇酷刑。我们可以看出，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仍然是一个不能松懈的工作。
刑讯逼供已经成为了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块绊脚石，我们应当从各个方面考
虑，借鉴西方国家的诉讼制度，结合我国的国情，解决这个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痼疾，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做到真正的保护人权。
【参考文献】
（1）吕萍、张会中《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新解》，《人民检察》2000年第10期。
（2）崔国筠、王珍玺《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对策》。
（3）李文娟《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的历史沿革和思想根源——兼论当今社会刑讯逼供的防治》，北大法律信息网。
（4）周建萍《浅谈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与采纳》，中国法院网。
（5）张玉鹅《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不应当引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前沿》2005年第7期。
（6）马世奎《关于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思考》，山东律师论坛。
（7）陈卫东《刑事诉讼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浅谈法律中的刑讯逼供
[目录] 1、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主要原因 2、当今为何耍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 3、刑讯有功还是有过的制度分析 4、刑讯逼供行为在实践中难以认定，使这一行为有了存在成长的空间 5、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法律对策 [摘要]刑讯逼供作为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环节出现的一种侵犯人权的不文明现象，在立法上早己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禁止，但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行为本身却并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有了禁止的规定而销声匿迹。 [关键词]刑讯逼供、减少刑讯逼供、提讯。 一、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主要原因 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偏爱口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不得轻信口供，还规定判案不要求必须有被告人口供，但是在实践中，侦查人员没有口供不结案，检察人员没有口供不起诉，审判人员没有口供不判案等情况确实屡见不鲜。大家都知道口供不可靠，办案时过分依赖口供很容易出问题，但是又都千方百计去获取口供，似乎手中没有口供，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刑讯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在野蛮的古老法制中，烈火和沸水的考验以及其他琢磨不定的械斗的“神明裁判”就是刑讯的雏形。古老野蛮法的刑讯产生的根源是将人致于烈火中交给神来裁判。而几行年后的今天的刑讯己经有了自己新的意义，其产生的根源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当代刑讯到底根源是什么？笔者想以刑讯本身为基上噗的榆方法向大家揭开其真正的面纱。 前面提到了刑讯的概念，既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口供在刑事诉讼中被称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属于证据的一种。而且是直接的，原始的证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案件已经发生不能重现，所以其他证据的获得具有很大的困难，激发人的惰性而使用刑讯来获得证明力强的口供。司法机关要口供就是要证据，这里我们推出了第二层的概念——证据。 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是证明犯罪事实的唯一手段。刑事案件是已经发生而且不可能重现的客观事实，司法工作人员查明案件，证实犯罪的唯一途径，就是充分，全面地惧与案情有关的证据，并运用证据，经过正确的推理，判断，查明案件的情况，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离开了证据，要想查明案情，证实犯罪，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所以公安机关要费劲力气来获得证据。不仅如此，证据还是进行刑事诉讼的依据，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谎，就是运用证据的过程。在立案，逮捕，定罪的各个过程中，没有了证据就无法进行下去这里我们有从证据引出了第三层的概念——刑事诉讼。我国的刑事诉讼的要领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从定义中我们就能看出，实际上刑事诉讼是将犯罪与理事责任相连接的纽带，只有通过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才能是国家实现刑罚权，能使一个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刑罚处罚，使无罪的公民的权利得到保护。这里提到了犯罪与刑罚便是我们耍的第四层概念，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一般情况下，犯罪是刑罚是对立的统一，两者的对立主要表现在：犯罪是侵犯法益的行为，而刑罚是保护法
刑事冤案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2016年7?8? 中国近年来刑事冤案的成因分 析及对策研究 ?.讨论背景 ?佘祥林案：1994年1?2?，佘妻张在?失踪，张的家?怀疑张在?被丈夫杀害。佘祥林因涉嫌杀?被批捕，最终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05年，佘妻张在?突然从?东回到京?。京?县?民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罪。 ?赵作海案：2010年5?9?，“杀害”同村?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罪释放。 ?浙江叔侄冤案：张辉、张?平系叔侄关系，因涉及2003年发?在杭州的?起强奸致死案，分别被判死刑、缓期?年执?和有期徒刑?五年。2013年，浙江省?级?民法院依法再审此案，宣告张辉、张?平?罪。 ?内蒙古呼格案：1996年4?9?，内蒙古?治区呼和浩特市?纺?年仅18周岁的职?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起奸杀案凶?。案发仅仅62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即执?。2005年，真正凶?落?并交待犯罪事实。2014年，内蒙古?治区?级?民法院对再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呼格吉勒图?罪。 因为刑事冤案，很多?辜的?的?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甚?失去了?命。刑事冤案不仅对公民的?命、?由和财产造成了威胁，还损害了法律的威严和公正性。在这?桩桩惨剧之后，我们更应该反思这些悲剧发?的原因，并且避免类似案件的再次发?。 ?.刑事冤案的成因
不难发现，在这些刑事冤案中都存在刑讯逼供现象。刑讯逼供是造成刑事冤案的直接原因。在赵作海案中，审讯?员为了尽快破案，采?不让赵作海吃饭休息、??棒和?枪猛敲颅?等刑讯逼供的?式对赵作海进?了轮番不停歇地审讯。就在两天之后，赵作海第?次做了杀害赵振晌的有罪供述。虽然我国法律已明?规定禁?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然存在。 为何刑讯逼供屡禁不?，审讯?员知法犯法，刑事冤案不绝？主要有以下?点原因。 1.制度?? ①有罪推定 我国现?刑事诉讼法第??条规定：“未经?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都不得确定有罪。”，??罪推定的定义：“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被控告者?罪”，这?者之前仍存在?些细微差别。在我国?前的执法过程中，仍然实?的是有罪推定。观念?配?动，执法?员如果对于嫌疑?有先?为主的有罪推定，在之后寻找证据的过程中必然将导致?定的倾向性，这将??提?冤假错案发?的概率。另???，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先被视为有罪，如果想证明???罪，就需要拿出证据洗刷??的冤屈，这样?来，被告?承担起证明???罪的责任，但是同时被告?又?缺搜寻证据的能?，这使被告?和控诉?即执法?员在?开始就处于?种不平等的状态。 ②执法监督体制不健全 在权利机构中，?民检察院具有监督权，对于执法过程中的违法?为有通知纠正的责任。但是只有重?案件，?民检察院才派员到场监督。对于?多数案件的监督只有在其审理执法机关呈递的材料时才发现，属于事后监督。在事后监督中发现问题是很难的，检察院依靠的材料又是执法机关提供的，在监督???乎没有参考价值。 这?点在呼格案中体现得?常明显。由于当时全国推?“严打”，公安、检察院、法院密切配合，以求快批准、快起诉、快审判，打破了司法体系原有的制衡与纠错机制，提?了冤假错案发?的可能。 ③绩效考核制度
论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讲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守法与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一、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 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和公民自觉遵纪守法、参与法律监督的积极性，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第一，法律意识在完善立法工作，促进有法可依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依法办事的前提是有法可以，没有法，或者法残缺不全，那么依法办事就无从谈起。第二，法律意识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中的外在表现，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常言说得好“已不正，不能正人”、“打铁先要自身硬”，执法人员不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就会表现出执法素质差，执法水平低，就会造成执法不公、徇私枉法、执法犯法等现象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法律也无济于事。法律意识是国家司法人员正确理解和掌握法律，准确、及时适用法律的必要因素。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如果是不知法、不懂法或者对法律作出歪曲理解，那么势必会造成冤假错案。因此，司法人员也要具备较高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第三，法律意识是公民守法、依法办事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法律是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和要求。因此，公民能否自觉守法，做到依法办事，在很大程度上，与公民的法律意识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当公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水平时，他们就能认识法律中规定的权利、义务、禁令都是与自己的利益紧密相联的，就能做到自觉守法，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从而就能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否则，则相反。第四，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在实现依法治国、严格依法办事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实现依法治国，关键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正确处理好权与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见诸于报端的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淡薄，把党和人民赋予给他们的权力，当做自己贪污、腐败的专用工具，视党纪国法和人民群众利益而不顾，挺而走险，最终走上不归之路，他们带给自己身边的班子成员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共同犯罪与集体犯罪，在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往往起到了主要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法大于权，而不是权大于法。第五，从法律的监督角度来看，依法治国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这个体系应包括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的真正实现，来源于他们良好的法律意识，否则，这种监督就会显得苍白无力。 二、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要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必须充分认识到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意义。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顺利推进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从行政与司法来看，能否实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取决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如果没有他们相应的法律意识，依法治国工作就难以进行。从守法与护法的角度看，公民能否用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取决于公民的法律意识。我国的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要充分认识到，目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整体水平还不高，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任务还十分艰巨。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把它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总之，认识必须到位，行动必须自觉，工作必须一贯坚持，才能打开工作的新局面。
论严禁刑讯逼供(一)
论严禁刑讯逼供(一) 论文摘要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危害、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行为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被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因此必须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一定措施禁止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 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1）封建社会流毒的影响。（2）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搞刑讯逼供的影响。（3）对刑讯逼供的违法犯罪者处罚不力。（4）办案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低，对口供认识偏面。（5）侦查人员数量少，任务重。由于刑事案件多和破案任务重，而政府拨给公安机关的在编人员少，因而侦查人员数量也相应少。（6）目前的侦察水平不够。（7）法律监督不力。（8）侦察人员对口供过分依赖。 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1、因刑讯逼供有很多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人；2、刑讯逼供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使本来有可能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不愿供述或虚假供述。3、模糊了有罪者和无罪者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4、刑讯逼供严重地侵犯了人权。5、刑讯逼供还会严重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6、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7、刑讯逼供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8、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9、刑讯逼供直接违反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 严禁刑讯的对策：1.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学习，提高严格执法的思想认识。2.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在预防和禁止刑讯逼供方面的监督。3.不断改革公安人事制度。4.尽快添置必要的侦查技术设备。5.提高侦察人员业务素质。6.建立、完善预防刑讯逼供的有关制度。7.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严肃查处实施了刑讯逼供的责任人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存在，屡禁不绝，防止刑讯逼供已成了刑事司法领域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难题。刑讯逼供的存在与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出发点是打击犯罪，然而在办案过程中却不断发生异化，最终以制造新的犯罪为终结，给社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在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一系列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曝光，那么到底什么是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原因何在？为了禁止刑讯逼供，我们又该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哪些措施？ 一、刑讯逼供概念的界定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中也列有专条规定。其中，司法工作人员是指：侦查中承办案件的人员，“肉刑”，是指对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肉体进行摧残或伤害，如殴打、夹指、捆绑、吊起、用警棍电击等。“变相肉刑”，是指罚站、罚跑、罚冻、罚晒、罚饿等；“精神折磨”，是指用药剂催眠、不让睡眠、搞车轮战等；“逼取”，是指逼迫和获取。“供认”，是指供述和承认。“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口供是"刑事被告人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向公、检、法机关所作的口头陈述。 口供在古代有证据之王的说法，受封建社会纠问制及其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一些办案人认为只要有刑事被告人的有罪陈述就能断案，所以为了获得口供会采用各种手段去
论刑讯逼供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原因【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法学 论刑讯逼供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原因 （一）国内研究状况及成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不断发展，法律体系也随之不断健全起来，法制意识已深入人心。在各种法律事务处理中，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但是，在现实运用中，我们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2005年的湖北荆州的佘祥林案、2009年的云南晋宁李荞明“躲猫猫”案以及2010年上半年河南翻版的佘祥林案，湖北赵作海案等都被一一证明是冤假错案，也都被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被刑讯逼供造成的。这些案件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的司法部门，尤其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等侵犯嫌疑人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蔓延泛滥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刑讯逼供的存在，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存在的原因。关于刑讯逼供为何能在我国长期存在且屡禁不止，国内外众多学者及相关专业人士也作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 主要文献材料介绍如下： 《“躲猫猫”真相:狱霸打死疑犯》一文于2009年2月28日刊登在长江日报上，阐述了2009年云南晋宁李荞明在狱中离奇死亡被官方定位“躲猫猫死”的背景经过，用血一样的事实告诫刑讯逼供的危害并提出、归纳了规范监狱管理，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 高铭暄，赵秉志共同编写的《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揽》（上）中详细地介绍了刑讯逼供的渊源，包括介绍什么是刑讯逼供，它是怎么产生的，何时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的。高铭暄，赵秉志，在书中给刑讯逼供以定义并指出刑法立法中明确规定杜绝刑讯逼供制度。 柳诒徵在他的《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共分十九章来介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历史，以“信古”而对抗“疑古”，以“道德决定论”而对抗“物质决定论”，以“敬天爱民主义”而对抗“民族虚无主义”，以《易传》之“阴阳消息论”而对抗“进化论”，从中国古代文化分析了刑讯逼供出现的原因。 杨鹤皋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则侧重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刑讯逼供的产生和发展，从《唐律》对刑讯要件和限制作出明确和严格规范，刑讯的使用也较前代宽厚。规定刑讯
刑讯逼供大全 慎入
刑讯逼供大全（慎入！） 一、那些“江湖上”的刑讯逼供招式据各地新闻报道，刑讯逼供的方法不可谓不多：罚站法、手拷法、电警棍法、皮带抽打法、剥夺睡眠法、搓衣板法、链法、苍蝇蚊子法、吐痰法、烫烟头法、扣板油法、下身敲打法、辣椒擦眼睛法、“自产自销”法、方凳砸脚法、吊钢丝法、饥饿法、株连法、拳头法、竹片法、椅子法、摇晃法、啤酒扳法、冷冻法、噪音掩盖法、针刺法、钢丝敲打法、“金鸡独立”法、读诗法、威胁法、诱供法……1.老虎凳 铁椅上固定坐姿，时长可达数百小时，不让睡觉，控制大小便，控制进水饮食。使得挨打无处躲，双腿极度肿胀，尾椎受损。2.鸭儿浮水 双手反扣铁窗吊起，身体前倾，脚尖点地，十多天不让睡觉。这使得被讯者手脚麻痹，意识模糊。 3.苏秦背剑 双手在背后上下交叉，用铁链子栓紧后吊起，脚尖刚好着地。4.金鸡独立毛巾蒙双眼，用胶带缠紧，双手背身后拷住。绳子一头栓双腕间手铐链子，另一头悬高吊起，让双脚刚刚点地。被讯者双臂要忍受脱臼般的痛苦。5.烤全羊双手抱住自己小腿并用手铐拷住，用一根木棍从双腿弯中间穿过去，抬起来担在两个桌子之间。被讯者屈膝内侧疼痛
难忍，身体可被随意翻转。6.打表 手铐、脚镣连一起，身体向下弯成90度，站数天甚至数星期。被讯者易脑部充血，意识模糊休克。7.浇冷水 用冷水刺激，不让睡觉休息，开冷空调吹。被讯者被迫保持清醒，易感冒、发烧。8.喷芥末油 用注射器往嫌疑人鼻腔喷射芥末油。辛辣味直冲脑门，让人眼泪鼻涕齐下。 二、刑讯逼供在“江湖上”造的恶1.无法计数的冤假错案长期以来，刑讯逼供作为主要破案手段沿用，重口供，轻证据，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这是导致冤假错案的根源之一。刑讯逼供的大量存在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中国每年发生的刑讯逼供案件有多少？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一位公安系统内部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除非主动招供，否则少有不打的。2.打折扣的司法公信力刑讯逼供一直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最受诟病的领域。由于刑讯逼供嫌疑永远不能避免，司法系统的基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同时，冤案的概率也不断上升。三、刑讯逼供何时才能“退出江湖”？（一）推动因素1.立法上的禁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对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非法的证据收集方法作了禁止性规定；《刑法》规定了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罪名，并规定对这类案件要从重处罚。2006年7月，修订后的《最高人民
浅谈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现象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内容摘要 追溯历史，刑讯逼供的现象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合法存在的，当然主要是封建社会体制落后的原因。中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思想、制度、经济等多方面。古代刑讯逼供成文律法明文规定，文革时期刑讯逼供得到默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人权、法制等多方面实现了飞速发展，使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的遏制，正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刑讯逼供一定将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彻底消逝。但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的嫌疑人、在押人员等在司法机关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似乎告诉人们，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有待加强，司法人员对法律的忽视要得到严惩，以及司法机关在押人员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等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这不能不说是影响中国法制社会进程的阻碍。
关键词：刑讯逼供的危害成因刑讯逼供案例对策 浅谈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现象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摘要]： 追溯历史，刑讯逼供的现象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合法存在的，当然主要是封建社会体制落后的原因。中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主要集中在思想、制度、经济等多方面。古代刑讯逼供成文律法明文规定，文革时期刑讯逼供得到默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人权、法制等多方面实现了飞速发展，使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的遏制，正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刑讯逼供一定将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彻底消逝。但是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的嫌疑人、在押人员等在公安司法机关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似乎告诉人们，我国司法人员的素质有待加强，办案人员对法律的忽视要得到严惩，以及公安机关在押人员的权利是否得到保证等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焦点，这不能不说是影响中国法制社会进程的阻碍。 [关键词]：刑讯逼供的危害成因刑讯逼供案例对策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式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多条。然而，法律明文规定并不一定等于生活中的事实。从新闻媒体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刑讯逼供事情的发生。这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造成冤案错案的发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 考察刑讯逼供的危害，宏观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刑讯逼供是以犯罪的手段来对抗犯罪，从根本上讲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直接损害社会公众对法律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正常预期，因而也是对法治社会的一种反动或背叛。英国著名大法官雷德在“沃纳诉首都警察专员署案”的判决中曾写到：“十个罪犯得以逃脱也比一个无辜者被定罪强①。”让十个罪犯逃脱法律的惩罚，可能会导致局部利益的损害，而让一个无辜者被定罪，危害的则是法治社会的整体形象、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对法律权威的信任感。有社会必有冲突。冲突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永恒面对的状态②。解决冲突，就必须靠国家、靠法律来强制和规范，而这种强制和规范，必须建立在社会正义和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上，理性上讲排斥了“同态复仇”的原始蒙昧和“以一种犯罪对抗另一种犯罪”的非理性做法。鉴于刑讯逼供制造的诸多冤假错案，远甚于对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也鉴于刑讯逼供导致的如后述的诸多种种危害，我们必须从思想深处坚决摒弃之。 其次，刑讯逼供粗暴地践踏了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破坏了刑事诉讼过程的公正性。就法律本身而言，它作为一和社会制度的化身，正义是首要价值。而就司法活动而言，它是实现正义的程序和过程，其首要的价值就是公正。任何一种公正的法律理想都必
对刑讯逼供原因的认识
对刑讯逼供原因的认识 【摘要】刑讯逼供是司法公正的毒瘤，严厉打击和防治刑讯逼供早已成为社会和学界的共识。但事实上刑讯逼供案仍时有发生，且有的甚至成为重大恶劣的社会事件。现就刑讯逼供的原因展开分析，并对预防对策提出建议。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对策 12人刑讯逼供骇人听闻：2002年7月12日，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发生一起蒙面入室杀人案（致两人重伤）。南堡公安分局在侦破此案中，将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列为犯罪嫌疑人。2002年7月4日至24日，南堡公安分局局长王建军、副局长杨策等人将在押的李久明提至唐山市公安局刑警一大队审讯。其间，10名干警在李久明手指、脚趾捆上电线，反复、轮流、长时间用手摇电话机电击李久明，迫使李编造了“杀人”过程。后李久明翻供，王建军、杨策等人再次将其从看守所提到玉田县公安局进行长达七天八夜的审讯，进行残忍的刑讯逼供，直到李供认“杀人”。2002年11月，李久明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04年6月8日，被羁押于浙江省温州市公安机关的死刑犯蔡明新供认曾于2002年在唐山市南堡杀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8月将李久明案发回重审，最终认定真凶为蔡明新，遂于2004年11月将李久明无罪释放。2005年5月，法院以刑讯逼供罪判处王建军、杨策有期徒刑2年，参与刑讯逼供的其他人员也分别得到依法处理。 二、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原因 刑讯逼供之所以成为一个顽症而屡禁不绝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当前来看，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是： （一）当前刑事侦查技术部门总体水平仍较低、刑警警力较少，导致对口供破案的依赖性较大 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长期以来我国总体上对公安经费投入不足，导致了刑事侦查技术部门总体投入不足，水平低下。一方面是刑事侦查技术落后，另一方面警力也严重不足。各国警察与人口数量的平均比例是万分之三十五，中国远远低于这个数，基本上是一个警察干3个警察的工作。一些调查显示，警察的工作量是所有公务员中最大的。他们一般每天要工作11至15 小时。一个警察1年的工作量相当于同级政府部门公务员两年半的工作量。警察已成为国家机器上磨损最快的部件，平均每天有不止1名民警牺牲，平均每3天有1名民警因病殉职。⑽不仅警力不足，而且公安机关体制上也存在不足，基层公安机关机构设置分散，承担打击犯罪任务的警种分工过细，往往各自为战，造成破案资源浪费。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侦查员认为，与其不辞劳苦地勘查现场、检验鉴定、调查走访（而且也不一定能破案），不如集中精力获得犯罪嫌疑人口供破案有效。一旦突开口供，其他证据诸如犯罪工具、赃物去向，同案犯、犯罪动机就清楚了。口供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案子就得以侦破。很多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即使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翻供，由于通过口供获得的
从梁继平案例看刑讯逼供
法律论文 从梁继平案例看刑讯 逼供 经实103班 王安琪 1001030318
从梁继平案例看刑讯逼供 摘要：江苏前赣榆县供电局副局长梁继平，45岁生日当天，被赣榆县检察院带走，三天后离奇死亡。其间，10余名检察院工作人员，轮番上阵，对其打耳光、踩大腿、捆双脚……这起案件已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定性为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恶劣事件。这桩典型的刑讯逼供案例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刑讯逼供不应该继续存在，我们应尽最大的努力将其消除！ 关键词：梁继平刑讯逼供人权原因对策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下面这个江苏前赣榆县反贪局刑讯逼供案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5月28日晚，赣榆县检察院反贪局以涉嫌受贿为由，传唤梁继平至赣榆县检察院接受调查。一夜审讯之后，梁继平没有承认任何经济问题，反贪局不愿意放弃此案，决定对梁实施监视居住。 5月30日下午，反贪局局长高家锦把梁继平带到秦山岛旅游接待站,把9名工作人员分成三个审讯小组，轮番上阵。南京市检察院调查发现，审讯期间梁继平被要求举手、抱头、端水盆或沙盆、蹲下起立、仰卧起坐、在地上打滚……其间梁继平还被捆双脚、掀大腿……还有审讯人员用鞋打梁继平的耳光，用脚踩大腿…… 被折磨了三天四夜之后，6月1日凌晨，身高1.8米、重90公斤的梁继平在地上已经坐不住了，审讯人员仍不让他睡觉。直到上午7时30分，审讯小组才发现梁快死了，但审讯人员没有立即打120急救，而是从离审讯地较远的一家私立医院请来了外科医生，对梁做胸外按压、人工呼吸。最后他们见形势不妙，才叫来了赣榆县人民医院医生抢救，后又将梁送往医院，但为时已晚。上午10时41分，医院宣告梁继平死亡。 这是一起非常恶劣的刑讯逼供事件，对于这起案件的判决如下： 原赣榆县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熊正良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无期徒刑； 原赣榆县检察院法警大队副队长杨四松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原赣榆县检察院法警大队法警周明吉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 原赣榆县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因犯妨害作证罪被判有期徒刑7年。 刑讯逼供的发生原因： 刑讯逼供既违法，又违纪。刑讯逼供严重地侵犯了人权，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刑讯逼供易造成冤假错案。在刑讯之下,最终决定罪与无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老实交待者肯定会被定罪处罚,而奸猾狡诈者,特别是累犯、惯犯拒不交待者却有可能被宣告无罪。刑讯逼供是封建社会司法专横的做法……这都是办案的常识。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为什么刑讯逼供总是禁而不止呢？ 首先有办案人员的心理问题原因： 1扭曲的罪犯心态。办案人员先入为主，有罪推定，心中预先设定嫌疑人就是罪犯，一定是罪犯。于是在办案过程中积于求证、甚至于不择手段。如果在面对嫌疑人时，以无罪推定为前提，慎重解析其嫌疑的“罪证”。若能以平常的心态，做细绖的“以无求有”的文章，那么，刑讯逼供一事便一开始就没有了心理根据。
浅谈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中国传媒大学2012——2013学年 第1 学期 课程编码051030 课程名称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题目浅谈如何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学生姓名张淼宇 学号201204313004 班级文化产业管理2班 学生所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任课教师彭珂 教师所属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 成绩
当前，“法”对人们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人们主动依法保障权利、依法履行义务。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一是归结于中国的司法体系不断地完善，二则依赖于现代传媒为法律的传播提供的有力保障。例如现在最受大家欢迎，被誉为“饭后法律茶点”的《今日说法》，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观看一个小故事，吸收一些法律知识，了解我国基本的法律精神和方向。常年浸润于这样的法律知识传播氛围中，受众们的法律知识可见一斑。再加上国内教育范围的扩大，教育质量的改善和条件的提高，法律知识讲授的范围亦不断扩大，各种媒介都通过其特有的形式传递着法律信息，法律信息填充着我们生存的每个时空，宛如空气般存在，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纵观当代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还存在着不少的缺漏和有待完善之处。首先，引发社会大讨论的活熊取胆事件，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法律体系的漏洞。在西方等发达国家早有针对动物的保护法实施，但我国还面临有案件却无法可循的尴尬境地，致使公民行为准则出现不一致性；其次，通过城市治安案件中看出中国的法制进程虽然稳步有序的提升，但影响和传播力度不够，致使边缘人士，如农村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接触不到或者不理解法律条文；此外在一份来自百度文库的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调查报告中显示：有92.11%的同学希望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而且有45.11%的同学认为法律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有用。所以，培养现代法律意识、建立法治精神、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势在必行。 结合我国现状，我用分类方法研究了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手段。人和人之间存在差异性，但人和人组成的群体中却存在共性，藉此，针对不同人群体现出的不同特性，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方案建议。 首先，我将传播对象做了如下分类：青少年、大学生、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普适大众等。 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成长期，在此阶段形成正确良好的价值观对其一生的发展尤其重要。对于所受教育条件和质量好的青少年来说，应力求在日常教育中渗透法制观念的介绍和加强道德建设，正如林肯所说：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而对于处于边远地区的青少年来说，接受高质量教育不甚现实，所以，需要在思想政治课堂上普及法律的精神和知识。 大学生正处于个人生涯和社会角色的交汇点，正在完成“社会人”的转型过渡，
从“胡电杰案”浅析我国刑讯逼供的防治
从“胡电杰冤案”浅析我国刑讯逼供防治 【摘要】刑讯逼供就是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追溯其历史，可以到西周时期，中国古代是以刑为主，刑讯逼供成为了主要办案手段，而在历史书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但其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遗毒，还荼毒着如今这个法治社会，并且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本文就是以一个冤案来分析我国刑讯逼供如何防治，文中将从六个方面，针对我国当今缺乏的相关制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关键字】刑讯逼供非法证据律师在场权国家赔偿 【正文】 案例：2002年3月4日，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的一个小山村中发生了一起血案，死者是村民胡电胜的妻子郭瑞英及一双儿女，死者郭瑞英被凶手用刀捅死，一双儿女被凶手掐死，凶手还残忍的将三名死者的眼睛用尖刀刺瞎。3月20日，胡电胜的堂兄胡电杰被叫到了南乐县公安局，被锁定为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据胡电杰的回忆，案发当天晚上，他正在邻居家打麻将，而且他的母亲也在场，麻将打到深夜便散伙回家睡觉。但在警方的眼里，胡电杰却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理由只有一个，死者家的院墙外有一枚脚印，经过警方的比对，恰好与胡电杰相同。自此，胡电杰遭遇了严酷的刑讯逼供，在连续六天六夜的酷刑下，胡电杰迫不得已在办案人员的诱导下承认了自己的“杀人行为”，并编造了杀人细节。2003年10月15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胡电杰死刑，不立即执行，同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胡电杰倍感冤枉，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04年5月，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下达一审判决，称“鉴于本案确无固定不变的直接证据”，维持原判。2004年12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时，警方提交补充侦查笔录，根据胡电杰所供称“作案后先把刀子放在院门南侧的水道眼里”，经勘查发现，水道眼内的一块砖上有放过东西的痕迹。据此，2006年10月24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判决，胡电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人经济损失19万余元。胡电杰仍坚持提出上诉。2007年10月1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终审裁定，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故撤销判决，发回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然于2008年9月不公开审理了本案，判决结果依然相同，胡电杰再此被判死缓。2009年8月1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四次作出裁定，结论与上次无异。第五次审理时，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决定撤回起诉。2011年1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准许撤诉。此时，距离胡电杰被抓已近9年。但撤诉不等于无罪，胡电杰离开看守所，是因此案“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经南乐县公安局决定，对胡电杰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案例中，胡电杰收到的四份死刑判决书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震惊，更多的
浅谈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1)
浅谈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张娜 【摘要】：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非法获取证据的手段而被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不仅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扰乱了社会秩序。本文从一起刑讯逼供导致的冤例出发，通过阐述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性，从历史、立法、职业等因素以及审讯人员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以及就如何通过加强宣传、完善立法、机制、优化职业环境以及提高司法机关人员素质这几方面遏制刑讯逼供发表了粗略的见解。【关键词】：刑讯逼供案例危害原因对策 培根说过：“一个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一个错误的判决确是污染了水源。”[1]同理，一个没有得到惩治的犯罪行为只会污染水流，而刑讯逼供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却是污染了水源。一个公正廉明的司法机关给民众的信心显然比靠大量存在着刑讯逼供的司法活动所给予的威慑更能够稳定社会。 一、简述及分析 2002年12月5日，商丘市赵作海因涉嫌杀害同村村民赵振晌，被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3年2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做出裁定，核准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2010年4月30日，赵作海案的关键人，已经死亡十多年的“赵振晌”从外地返回赵楼村，2010年5月8日，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省决定，宣告赵作海无罪，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5月9日，赵作海被无罪释放，至此，赵作海已整整服刑11年。[2] 赵作海案之所以成为冤假错案，在于案件审讯阶段，审讯人员对其使用了严刑逼供的方式使得赵作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法律规定的一系列程序下，成为准罪犯，服刑11年。由此引发我们的深思，如果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赵作海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即使案件在十年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赵作海的生命也无法挽回。刑讯逼供一方面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痛苦；另一方面刑讯逼供会引起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危机，增加罪犯对司法机关的敌对情绪，不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因此，研究刑讯逼供的原因，制定相应的遏制措施就显得较重要。 二、刑讯逼供的危害 （一）在受审人员权利方面，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浅谈刑讯逼供
浅谈刑讯逼供 摘要：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权利，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严重影响了政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禁止刑讯逼供，但是，此类案件仍然是层出不穷。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本文将从刑讯逼供法律制度不健全、刑讯人员素质、经济技术等等诸多方面来分析刑讯逼供的成因以及其危害和遏制措施。 关键词：刑讯逼供构成要素屡禁不止原因危害遏制措施 正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的不断进化的历程，而反映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正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臻于完善。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冲突或纠纷解决机制，刑事诉讼制度自身的历史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曲折进程。在古代社会，由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重在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因此许多制度设计简单、粗糙而不合理，涉讼公民的相关权益往往得不到充分保障。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兴起，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目标逐渐由惩罚、控制犯罪转向保障和维护人权，刑
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日益呈现出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总体趋势。然而，就在诉讼文明化日益到彰显的今天，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印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禁而不绝。尽管许多国家都在法津中废止了刑讯逼供，但在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存在。如何通过对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其现实成因的透析，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已经成为各国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提倡依去治国的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现行法律制度某些方面的缺位，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禁而不止，已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陨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
浅谈公民的法律意识
浅谈公民的法律意识 内容摘要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讲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守法与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地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那么，如何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本文将以公民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和成因分析为线索，阐述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对如何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提出了自己的建解。 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写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现状及成因分析，第三部分写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关键词：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普法教育 依法治国法制建设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它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本质及作用的理论观点，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要求及态度，对现行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评价和解释，也包括人们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认识、愿望和情绪等。生活中人们通常所说的“法律观念”、“法制观念”等与法律意识近义。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正确的守法和执法的思想保证，普法教育活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普遍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对于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加以分析，将有助于从我国法律意识现状出发，有针对性地搞好普法教育活动。公民的法律意识是作为独立主体的社会成员在生活工作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心态、观念、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总称。那么，如何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培养和增强公民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呢？对此，笔者有以下见解； 一、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 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司法、执法水平和公民自觉遵纪守法、参与法律监督的积极性，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第一，法律意识在完善立法工作，促进有法可依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依法办事的前提是有法可以，没有法，或者法残缺不全，那么依法办事就无从谈起。第二，法律意识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中的外在表现，直接影响着人民
刑讯逼供现象的几点原因分析
刑讯逼供现象的几点原因分析 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进行讯问时，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者精神折磨等方法逼取口供的行为。[1]刑讯逼供已经不是个别侦查人员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公众行为。不仅在我国存在着刑讯逼供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刑讯逼供，它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找出刑讯逼供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只有弄清楚因果关系，我们才能找准对策。刑讯逼供现象的产生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下面，笔者将从传统文化、法律因素和实践因素等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不会凭空而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作为其生长的土壤。刑讯逼供现象在文明的时代还有生存的空间，是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刑讯逼供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是合法地存在着。在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以及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刑讯逼供被认为是一种合法的诉讼方式。在我国，刑讯逼供发端于奴隶社会，根植于封建社会，自秦以后，各个朝代的规律中基本都有规定，法律上的肯定和认可，使刑讯逼供成为判案必不
可少的一种手段。在奴隶社会的初期，由于神权占据主导地位，处罚奴隶不需要经过审讯，种种酷刑主要是处罚手段，而不是讯问手段。刑讯作为审讯方式是到了周代以后随着证据制度的产生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秦朝的《治狱》和《讯狱》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关于中国古代刑讯问题的法律规定。从唐律开始，确立了有限度、有节制的刑讯逼供。宋朝沿袭了唐律关于刑讯的一整套制度的规定，只是在刑讯的条件、工具等方面略有不同。到了明朝，刑讯的法律规定相对较少，但在实践中，锦衣卫审案可使用夹棍。清朝虽在法律中允许刑讯，但附有一定的条件，并加以适当限制。到了清末及民国初，刑讯受到广泛的批评，并被逐步废除。[2]在历朝中，法官断案最重要的依据就是被告的口供，如果没有被告的供认，即使有其他的证据，也不能定案。于是，取得被告的口供成为解决案件的关键突破口。这也使老百姓心中形成"凡审案必用刑"的观念。 刑讯逼供在我国的历史上合法地存在两千多年，它的沉淀和影响并没有随着法律上的废除而消失，相反，它的合理性还根植在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里。有学者调查发现，有68.1%的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针对自己的刑讯逼供行为, 但仍有近三分之一受访者选择了有条件地接受。在受访者中,有24.7%的人选择了"可以接受,只要没有冤枉",7.3%的人 选择了"只有对罪大恶极的人才可以实施",二者相加,有近
论“两高”司法解释下“刑讯逼供”的释义与认定(初稿)
论“两高”司法解释下“刑讯逼供”的释义 与认定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解释存在分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对“刑讯逼供”的认定设置了过高标准，对“等非法方法”的解释进行了不当限缩，不利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皆通过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刑讯逼供”须使受害者“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却没有明确判定“疼痛或者痛苦”是否达到“剧烈”程度的标准，应当引入“客观标准”辅助“主观标准”对痛苦的“剧烈性”加以判定，减少实践中认定“刑讯逼供”的理解分歧。 [关键词] 司法解释；刑讯逼供；剧烈；特殊标准；客观标准 期刊：法制与社会 作者简介：杨希奇，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263-03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刑讯逼供” 近些年来，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刑事冤案纷纷浮出水面，不绝如缕，这些案件大多涉及刑讯逼供等非法审讯行为。因此，为有效预防、规制违法审讯行为尤其是刑讯逼供，从源头上杜绝冤假错案，建立并健全一套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已经成为法学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共同关注的刑事诉讼程序改革重点。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只宣示性地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但未明确采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机制，故不具有实行性和可操作性。与该法配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却又没有设计具体的排除程序，使得在实务操作过程中欲排除非法证据，根本不知“何以下刀”、“从何下刀”。为补缮程序疏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