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性别比

“中国人口性别比”:我们知道什么,还应该知道什么

刘成斌,风笑天

摘要:结合文献梳理,提出了人口性别比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运用相关数据进行检验。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中既存在女性的漏报瞒报,也存在男性的漏报瞒报; 1949年以来中国总体人口性别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关系不对应;婚姻挤压由于存在连续性,靠扩大婚龄差无法缓解;男孩偏好是个文化观念问题,更是个社会结构与制度问题;当前独生子女政策正面临考验;人口调查与数据分析中还存在值得认真面对的技术问题。

关键词:人口性别比;人口数据;人口政策;调查技术

The Retrospection and Reflection of Chinese

Sexua l Ra tio a t Birth

L IU Chengbin, FENG Xiaotian

(Depa rtm ent of Sociology, N anjing University, N anjing 210093, Ch 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nfolds several p roblems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retrospection and gives the checkoutwith the mutual data. The outcome is as following: there is fail to report not only in female but also in male;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total population sexual ratio and sexual ratio at birth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1949 and from then on; to enlarge the difference ofmarriage age can′t put off the marriage unbalance; p reference of son is not only the p roblem of culture but also the fact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policy of one kid is confrontedwith test; there is some technologieswhich we must cost to confront in investigation and census.

Key words: sexual ratio; population data; population policy; technology of investigation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一论断目前似乎已经成为共识,以《男性比女性多出3700万———治理“性别失衡”刻不容缓》、《性别比例失调警报升级》等为题目的报道覆盖各大媒体。报道中均有对视角具有冲击力的“数字说话”: 2005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8. 88,与正常值104 - 107有严重的偏离。江西、广东、海南、安徽、河南五省的出生性别比甚至超过130。“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刻不容缓! 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3000万到4000万,这意味着平均5个男性中将有一个找不到配偶”。但是经过一定的观察,笔者发现性别失衡是不是如此严重还有待证实。我们不排除性别比偏高,但在数据上是不是被“过高”估计或数据本身有问题。由于精力和经费的限制,笔者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但依据纵向研究的方法,对已往数据进行推理则可以说明一定的问题。如果公认的三普、四普的数据在性别比方面尚存在较大的不足,那五普中的性别比数据就更值得谨慎对待。本文基于文献分析的视角,想就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的产生时间、产生的真伪、争论的核心内容做一下梳理,然后在运用最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鉴别有关问题,澄清一些认识。

1文献回顾: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口性别比

回顾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已有文献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四点:

(1)中国是否存在性别比偏高问题

就笔者能够找到的现有文献来讲,最早提出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问题的是康明村在1981年第2期的《人口研究》上发表的“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独生子女性别比例调查”, 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

公布之后,出生性别比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界尤其是人口学界的热门话题。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对于中国是否存在性别比偏高问题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争论过程。一条主线是肯定派——肯定中国性别比偏高问题的存在。80年代初,康明村通过对新疆石河子地区的调查发现新生的独生子女中出生的男婴多于女婴,并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康明村, 1981) ;在80年代中后期学术界通过大量数据调查发现,出生性别比失调不再是局部的而是广泛存在的人口现象,并且存在农村性别比稍高于城市、随着生育孩次增加性别比升高、头胎为女孩的二胎性别比大大高于头胎为男孩的二胎性别比等特点(王元璋, 1985;刘爽, 1988) 。

而另外一条线索是否定派。20世纪80年代初邹平通过对北京地区的调查,发现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山区存在不少婴儿瞒报户口,当然由于“男孩偏好”,瞒报的大多数是女婴(邹平, 1983) ; 90年代初,有学者利用相关统计数据的对比发现了人口性别比数据中存在的疑问,比如,离调查年份越近的性别比越高,而离调查较远年份的性别比逐步恢复正常值,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口性别比偏高是“假”的,因为这部分漏报或瞒报的女性婴儿事实上已经存在,只是在人口统计的数据中没有被“算”出来,等过了一定的时间段,这一部分人口会逐渐显现在统计中;并且通过1990年普查数据进行存活人口反推,可证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在于出生过程中女婴的瞒报、漏报、错报现象(徐毅等, 1991;曾毅等, 1993) 。乔晓春认为,“我国人口普查得到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反映的只是统计事实,对此问题的分析必须慎重,不能随意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因为从数据本身还不足以发现原因”,“我国1982年普查有漏报,而本次普查(1990年普查)漏报更为严重。我国实际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在近十几年来可能有所提高,但估计不大可能超过107,现实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真实的提高’和‘虚假的提高’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乔晓春, 1992) 。李伯华则认为,“1989年全国城镇出生性别比;实际上最高也不会超过107. 7;同期的全国农村最高也不会超过110. 2. 根据这一推论,女婴的漏报、瞒报,至少使普查获得的1989年城镇与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分别提高了3. 6和4. 2”。进而城镇的出生性别比上升是种“假上升”,而农村的出生性别比是“真”与“假”两者的影响大致持平(李伯华,1994) 。贾威则指出收养子女数据中存在大量未统计的女婴,这对人口性别比偏高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贾威, 1995) 。因此这些学者认为出生性别比超出正常值主要是漏报、瞒报造成的,中国并不存在事实上的性别比偏高问题。

国家计生委1988年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中的性别比,与其之前的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与人之后的1990人口普查相比,差异都很大。国家计生委在1994年公布的《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 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根据笔者的推断,国家计生委的这一观点就是采用曾毅等人的分析结论和观点。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农村与城市都存在出生性别比逐步攀升的问题,尤其是随着B超技术的普及,农村“性别选择性流产”呈现泛滥之势,而且B超机的使用与出生性别比升高在时间上呈现同步性;由此生育选择与男孩偏好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岩复, 1995;穆光宗, 1995;高凌, 1997;李南, 1999) 。到了21世纪初,学术界普遍以认可出生性别比偏高为事实,讨论的主题集中在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相关原因,并研究与预测可能的社会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研究从‘存疑’进入到了‘求解’的新阶段”(《人口研究》编辑部, 2006;楚军红, 2001;陈友华, 2002;乔晓春, 2004;辜胜阻等,2005) 。

(2)中国存在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安、查瑞传认为中国历史上出生性别比一直较高,因而这种偏高具有自己民族的特性。另外由于男孩偏好民间土方人为地进行性别选择的现象一直存在,甚至有人重男轻女到溺弃女婴,瞒报户口等情况(马安、查瑞传, 1984) 。

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引起了国际相关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艾尔德认为中国三普数据中出生性别比偏高是“中国强制性计划生育造成的溺杀女婴的结果”(Aird, 1990) 。澳大利亚学者赫尔利用我国1987年1%人口调查数据阐述与剖析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趋势,其可能性解释有三种:其一是溺杀女婴;其二是产前性别鉴定技术与人工非法流产女婴;其三

是漏报女婴(Hull, 1990) 。瑞典学者乔汉森等人“关于失踪的中国女孩的新的人口学分析”,认为“中国存在女婴漏报及一岁以下女婴死亡率过高”(Johansson, 1991) 。

曾毅等人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1988年2‰生育节育调查、全国29省市出生缺陷监测等有关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第一位原因在于女婴的漏报,第二位原因在于日益严重的妊期非法性别鉴定,第三原因是溺弃女婴的陋习。作者通过“存活反推法”得出结论“我国1989年、1990年出生性别比偏高部分的约4个百分点是由于女婴漏报造成的”。顾宝昌分析了出生性别比与生育妇女的文化程度、居住地、原有子女性别等因素的相关性;马瀛通则综述了出生性别比与受孕性别比、胎儿死亡性别比、死产性别比及性别选择人工流产等有关(曾毅, 1993; 顾宝昌, 1994; 马瀛通,1994) 。

张翼认为,“一般地,影响出生性别比变化的因素主要有:生物学因素、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学因素,影响出生性别比的生物学和人口学因素,在不存在外来力量干扰的情况下,不会轻易使其偏离

常态,只有社会学因素,才是比较活跃的干预动因,因为人口再生产本身就是社会再生产的一部分”,所以张翼从社会学的脉络出发,认为“家族主义与以家庭为最小生产单位的农业劳作方式,家庭人口再生产对男婴的需求与国家人口再生产对出生人数的限定,以及妇女经济地位的相对低下等,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升值的基本社会动因”,进而张翼指出“在影响人口再生产的三只手:国家、家庭和市场中,惟有借助于国家强有力的调控手段,才能使失衡的出生性别比在短期内渐次回落”(张翼, 1997) 。马瀛通等构建了马冯陈(MFC)数学模型,通过对不同出生次序和孩次性别次序别出生性别比集中趋势进行研究分析,创造性地证明中国出生性别比高的原因在于高孩次婴儿的出生性别比

高(马瀛通, 1997) 。

到了21世纪初,学者们根据最新人口调查数据,对中国高出生性别比的时间趋势、区域差异,

影响其产生的人口、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作进一步探讨,发现人口出生性别比的进一步加剧;并分析了更普遍化和更强烈的男孩偏好;进而确认了社会与文化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楚军红, 2001;陈友华, 2002;乔晓春, 2004;辜胜阻等, 2005) 。还有学者运用教育年鉴数据与统计年鉴数据的比较检验五普人口中的漏报的具体数据与性别比问题,“通过用小学入学人数对五普低年龄组的人口数据,发现五普17岁以下年龄组人口净漏报2042. 03万,以此调整的2000年五普总人数在125315万到126087万之间。比公布的总人数少496万到1268万,其净漏报人数大约在804万到1576万,净漏报率为0. 65%到1. 27%。同时得出五普中0 - 4岁组的性别比为114岁左右”(张青, 2005) 。

复旦大学的吴擢春等人利用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部门日常登记资料,用队列实证研究方法探讨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原因。他们的结论认为“选择性人工流产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女婴漏报,第三是变相溺婴,它们对出生后一周内出生性别比异常的贡献分别为0%、20%、10%左右”(吴擢春等, 2005) 。按此论文的说法,这三个因素合起来解释了性别比异常的100%。刘爽通过对62个国家在20世纪80 - 90年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横向比较分析发现,人口出生性别比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十分稳定的指标,绝大多数国家的出生性别比都是处在105 + 2的范围内;

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发达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更稳定、更趋于正常值;而发展中国家随机波动比较大,超出正常值范围的年份也多,这可能有统计数据质量的问题,也可能是出生性别比在事实

上本身就高(刘爽, 2005) 。刘晓兵等人以陕西省三个村的调查为依据,认为2000年以后,农村女童的按时登记和及时登记远远低于男童,而延迟登记则远远高于男童;从制度变迁的路径来看,儿童

出生登记的程序越来越复杂,涉及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其结果是登记水平越来越低(刘晓兵等, 2006) 。

有学者指出我国农村实行的二胎照顾政策(头胎是女孩就照顾生二胎,如果头胎是男孩就不照顾)本身就含有男孩偏好和性别不平等的信息,给社会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并且,根据实证调查将生育胎次不同的妇女的生育心理进行归类: (1)将要生育第一胎的妇女是“害怕心理”———害怕生女孩; (2)第一个生了女孩的妇女大概是既“内疚”又“渴望”———“渴望”第二次生育时能生男孩以弥补自己的“过错”; (3)第二次生育还是女孩的妇女则有两种心理:一种是更强的“补偿心理”或者说“超生心理”,另一种是“绝望心理”和“自我否定心理”,甚至走向自杀,而所有

这些“心理活动都说明了性别歧视文化对农村妇女命运的深刻影响”(穆光宗, 2006) 。

慈勤英认为,性别比失衡“最深层的原因是社会广泛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过多强调利用打击非法性别鉴定和非法选择性引流产等行政、法律手段,在没有社会性别平等建设行动的干预下,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短时间有所收效,也难以坚持和稳定,政策执行力度稍有放松,则会反弹”,所以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关注不仅要关注出生前性别选择技术和行为的控制,更应强调对出生后女性的生存保护以及对分性别死亡率的关注,后者才是出生性别比已然升高之后的一个解决对策,也即通过尽可能的保有已出生的女性,期望成年后的性别比有所降低或至少不再升高(慈勤英, 2006) 。

(3)性别比偏高的影响与后果

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针对当时出生性别比失调做出预测,认为在21世纪初将出现婚姻挤压,大约有5172%～9. 33%的男性找不着配偶(王元璋, 1985) 。进而此类的惊呼引起了政府和全社会的强烈担忧与极大关注。所谓强烈担忧是指政府与全社会对近期出生性别比失调将导致未来的婚配性别比失调所表示的高度牵挂与忧虑。所谓极大关注,是指政府与全社会对近期出生性别比失调将导致未来婚配性别比失调所表示的高度关心与重视。针对中国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有不少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当这一代人长成后,男性明显多于女性,性别严重失调将会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曾毅,顾宝昌,涂平,徐毅,李伯华,李涌平1993) 。

李南运用数据推理的方法,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高出生性别带来的2010年开始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不可避免的初婚市场失衡等问题,并认为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继续上升是非常可能的(李南, 1995) 。张翼认为,性别比升高是许多社会问题的胚芽,具体点说,会带来“家庭结构失衡、小学与中学学生的性别比失调、婚姻市场的压力所导致的买卖婚姻会加剧、男性单身家庭会增多、性犯罪的比例可能会上升、离婚率将高居不下、某些具有性别特色的职业如幼儿园阿姨和护士等也会受到冲击”,甚至男同性恋者会增多等(张翼, 1997) 。陈胜利等人使用人口年龄递进模型,分四种方案对男性择偶拥挤态势作了预测,对结果进行了比较。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影响择偶的重要时段在2040年前后,届时男性比女性将多出2000万左右,而壮年未婚高峰亦将以同样的规模出现在21世纪50年代。从2020年以后的几十年间,我国婚配比例将始终处在男多女少的状态,男性择偶拥挤的状况将难以改变(陈胜利等, 2006) 。“长期出生性别比偏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女性赤字(男性剩余) ”(原新等, 2006) 。

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调引起了国际关注。2004年,美、英两位学者写的《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Bare B ranches: Security Imp lications of Asian Surp lusMale Population)一书引起关注,该书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调与安全问题挂钩,指出中国男性人口过剩可能会给国内外社会安全造成威胁。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推测,并没有得到历史的或者区域的证据支持。不过,仅就一种现象来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光棍村”的存在,在人往高处走、人口多外流的贫困乡村,男性单身现象的确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但目前更多地表现为基本人权(婚育权)保障问题,而不是社会安全问题(参见莫丽霞主编:《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后果研究》) 。

随着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域范围逐步扩大,偏高程度普遍加剧,性别比失衡的后果越来越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根据2002年8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除西藏和新疆外,全国其它省份的出生性别比都高出正常范围,人口覆盖面高达98%以上。出生性别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福建、河南、陕西、广西、湖南、安徽、湖北、广东和海南等9个省和自治区,而且有7个省份的出生性别比在120以上,最高的海南省和广东省,分别达到135. 6和130. 4。假如这些数据不存在过高的水分,其即将带来的社会后果不能不让人担忧。

(4)性别比偏高的预防对策

上个世纪80年代学者们纷纷建议努力提高妇女地位,给女孩以物质资助,特别是给予独生女优待,并严厉处罚遗弃和溺杀女婴者。后来的学者们设想了一系列措施和对策应对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有学者提出对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改变传统的婚育观念,建立新型的人口道德,并通过招赘婚居,提高女孩的养老价值和“传宗接代”的预期效益价值,淡化宗族和家族观念;有学者则认为加速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通过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变和法制的完善来淡化人们的男孩

偏好;也有学者提出应全方位构建完备的社会保障、利益补偿制度,树立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新风尚,提倡尊重妇女生育的社会价值;还有学者建议改革现有生育制度,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的前提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严梅福, 1999;王翠绒等,2004;田雪原等, 2005;辜胜阻等, 2005) 。基于性别平等意识指导下,不少学者主张“只有建筑在性别平等基础上的生育政策才是和谐和可持续的政策,才可能真正导向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发展”(穆光宗, 2006;慈勤英, 2006) 。

2反思与推算:我们还应该知道的问题

(1)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是不是真实的? 漏报与瞒报到底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性别比失衡的估计?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也已经有部分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做了相应的检验。例如,曾毅等人利用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1988年2‰生育节育调查、全国29省市出生缺陷监测等有关数据,以“存活反推法”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第一位原因在于女婴的漏报,第二位原因在于日益严重的妊期非法性别鉴定,第三原因是溺弃女婴的陋习。尤其作者认为“我国1989年、1990年出生性别比偏高部分的约4个百分点是由于女婴漏报造成的”,“20世纪80年代出生性别比超出正常值部分至少有1 /2到3 /4是由漏报女婴引起的”,其原因在于“超生男婴的受罚也心甘,超生女婴的就不值得”,所以瞒报漏报的都是女婴,进而导致性别比升高。

但是曾毅的研究中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是“存活反推法”的时间间隔问题:作者所用的是运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来反推1989年、1990年上半年“漏报”的情况;这种时间间隔太短。通常情况下,由于“担心计划生育惩罚”而瞒报漏报的计划外人口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予以补报,除非间隔一定的时间周期后,遇到比较重大的事情(比如孩子上学、外出打工)需要用户口或身份证时才会予以补报;其次是数据(来源)口径问题:作者运用不同系统不同口径的数据进行检验漏报瞒报存在一定的不可靠;比如作者运用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调查来反推20世纪80年代出生漏报的数据,并以此调整出新的出生性别比估计值,得出“女婴漏报大多年份是男婴漏报的2倍以上”的结论,“其中1987年1月到1988年6月出生男女婴儿漏报率分别为2. 6%、5. 51% ”。这个地方最关键的问题是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调是由谁主持与执行的,如果是计划生育部门主持或参与执行的,在其调查过程中,被调查对象“躲避超计划生育处罚”的神经更为敏感,所以瞒报漏报的问题更无法解决。鉴于此,本研究运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基础,运用

具备一定时间间隔的同类数据(均为普查数据)即第四次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对比来检验第三次人口普查中的性别比失衡是不是真实的。假如数据漏报瞒报的情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那么,对我们认识今天的性别比失衡程度也有一定帮助。

从方法上来讲,单纯地看性别比,我们并无法判断20世纪80年代初人口瞒报漏报对性别比的影响。尤其是在我们要搞清楚男婴是否也漏报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把分析单位停留在男女比例这个合成单位上,只有通过分性别的数据才能分别证明男婴与女婴的漏报问题。因此我们通过分年龄分性别数据的对比来寻找瞒报与漏报的数据。考虑到时间间隔与数据口径的统一,我们选择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0 - 9岁年龄组、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对应的8 - 17岁人口组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对应的18 - 27岁年龄组的人口进行检验1982年人口统计中及1990年人口统计中的瞒报漏报问题。

表1 1982年三普数据中0 - 9岁人口组变迁情况

图1 1982年0 - 9岁各年龄组男性人口数在三、四、五次人口普查中的对照图

从上面两个图示可以清晰地发现, 按照第三、四、五次数据绘制的人口数据图存在“问题”。因为按照人口发展过程, 2000年18 - 27岁人口数据线肯定应该低于或重合于1990年8- 17岁人口数据线,同理1990 年8 - 17 岁人口数据线肯定应该低于或重合于1982年0 - 9岁人口数据线。考虑到人口发展过程中的疾病、事故等引起的意外死亡率,上述关系肯定是低于而不会重合。但是图中显示男性人口统计数据当中1982年0 - 5岁各年龄组的变化均违反“逻辑”,女性人口统计数据当中1982年0 - 5岁各年龄的变化也违反“逻辑”。由此可以肯定, 1982年0 - 5岁各年龄组的人口存在较大的瞒报漏报情况。

图2 1982年0 - 9岁各年龄组女性人口数在三、四、五次人口普查中的对照图

为了更清楚地显示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对上表数据进行转化:即以1982 年0 - 9 岁十个年龄组的男女性人数为基础,找出三次人口中对应各年龄组的人口数据变动情况:即求出1982 (0 - 9岁)三普、1990 ( 8 - 17岁)四普、2000 ( 18 - 27岁) 五普之间的数据差。

表2 三次人口普查中对应各年龄组人口的数据差(单位:人)

表3 三次人口普查中对应各年龄组人口的数据差(单位:万人)

如果依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准, 1982年0 岁组人口经过8 年的时间,在1990年四普数据中对应组的男性增加63. 2万人,女性增加57. 4万,说明1982年出生的人口中男婴瞒报漏报的数目比女婴还多近6万人; 1982年1岁组人口经过8年的时间, 男性增加33. 2 万, 女性增加3611万,说明1981年出生的人口中女婴比男婴瞒报漏报的数目多2. 9万;而1982年2岁组人口的变化显示, 1980年出生的人口中,在1982 - 1990年间男婴补报的人口高于女婴4. 1 万;依次类推, 1979、1978、1977年出生的人口中,在1982 - 1990年间男婴补报的人口高于女婴的数据分别为0. 2万、3. 0 万、1. 8 万; 当然,类似的, 1976、1975、1974、1973年出生的人口中,在1982 - 1990 年间女婴补报的人口高于男婴的数据分别为1. 1万、4. 9万、11. 3万、10. 9万。

如果依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标准, 1982 年0 岁组男性人口存在漏报瞒报99. 7万人, 1982年0岁女性人口存在漏报瞒报129. 4万人;同理, 1982年1岁组男女人口分别漏报瞒报73. 7万人、101. 0万人; 1982 年2 - 9 岁的男性人口经过18年变化均呈现减少,这一部分数据即为这18年间的意外死亡数; 1982年2、4、6岁的女性人口数与0 - 1岁组一样呈现增加(补报) ,但3、5、7、8、9岁年龄呈现减少。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呈现在1990年、2000年中的增加数或补报数是已经除掉相应期间内“死亡数”之后的净增加数;呈现在1990年、2000年中的“死亡数”是已经除掉相应期间的“补报数”之后的净减少数。由于这些年龄段的人口均属于非正常死亡年龄,因此不能用全国的自然死亡率数据来推断其中的死亡人数变化,所以,这一部分补报数据或死亡数据的推断仍然存在较大的漏洞与疑问,

但目前鉴于相关数据的限制及讨论篇幅的限制,我们在承认这一遗憾的前提下,仍然可以断定的是, 1982年低龄组人口统计中男女均存在较大的瞒报与漏报。以1982年0 - 4岁组人口为例,在不计相应非正常死亡率的前提下,存在的漏报率如下(表4)。

表4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中0 - 4岁年龄组的漏报率(不计死亡率, %)

综合来看,如果是以1982年0 - 9岁十个组别的人口来看, 1982 - 1990 年间女婴比男婴补报的数据多16. 10万;但如果只以1982年统计中0 - 4岁五个组别的人口来看, 1982 - 1990 年间男婴补报的数据比女婴补报的数据多10. 26万;考虑到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考虑到瞒报漏报儿童一般会在上幼儿园或学前班即小学入学前补报户口,由此补报进入人口统计数据,所以我们倾向于只采用1982年0 - 4岁五个组别的数据,即第三次人口普查当中确实存在大量的婴儿瞒报漏报现象;这五个年龄组的人口在1990年普查中男婴补报的数据高于女婴,但2000年人口普查中女婴补报的数据高于男婴。总体来看, 1982年0 - 4岁组人口统计中,男婴女婴均存在大量的瞒报漏报现象;到2000年为止,女性人口补报的总数大于男性人口补报的总数,即1982年0 - 4岁人口组中女婴漏报确实要略高于男婴漏报数。但是那种认为女婴数据存在瞒报漏报,“超生男婴就如实上报、甘愿受罚”(曾毅, 1993)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2)总体人口性别比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们在这里提出这一问题是基于以下逻辑思考:如果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连续性升高,那么,

总体人口性别比也应该逐步上升———即使上升的幅度很小,如果总体人口性别比不是连续性上升,那么是否意味着“人口出生性别比连续升高”的说法不成立

呢?

图3 1949 - 2005年出生性别比与总体人口性别比趋势图

数据来源: 1949 - 1994年出生性别比来自张翼.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原因与对策[ J ].社会学研究, 1997, (6) ; 1995年以后的出生性别比来自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 Z].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总体人口性别比中1978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1985 [ Z]. 1978年以后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01 [ Z].

与印度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图4)相比可以发现,我国的出生人口比在1990 年代之前有两个特点:一是相对于印度的由低到高的持续上升,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一直跳跃性变化并总体呈现升高趋势; 二是与印度的连续性升高趋势不同, 我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呈现波动状态;所以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是一直偏高的问题,而不是1980年代升高的问题。至于1990年代之后的升高,笔者认为是事实上的升高与数据失真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图3中可以看出,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在1982到1988年间曾经有过一个“高峰”,进入1990年代后,连续性上升,到了1997年以后连续三年高于120; 这说明“出生性别比升高”确实存在;但是,

图4 印度总体人口性别比趋势图

数据来源: Paula Griffiths; ZoeMatthews;Andrew Hinde: 2000

与总体人口性别比相较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一是1980年代及其前的出生性别比波动并未对总体人口性别比造成显著的影响; 二是1990年代初期到1997年的出生性别比连续上升的同时,总体人口性别比却在下降,这是为什么? 第三阶段是, 1997年以后总体人口性别比也处于上升趋势,出生性别比虽有回落趋势,但仍然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其中第二个阶段,可能存在两种原因,一个是女性人口数据大量补报,第二是男性人口大量死亡,查找对应的人口死亡率可以发现,这一时间段的男性死亡率并不明显出现上升(参考1990 - 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 ,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男性死亡率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为第一种可能,即女性数据的大量补报。假如说现在大家惊呼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的性别比攀升现象经过20年后通过“女性数据大量补报”而趋于平衡的话。是不是今天的惊呼会成为一个笑话———首先是我们没有能力搞清楚数据,而是在假数据面前惊呼,即使是存在性别比升高的问题,是不是其严重程度远远低于我们所预测的严重程度。

表6 1990年未婚人口数据 (单位:人)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4 [ Z].

(3)性别比失衡的后果问题。婚姻挤压到底会严重到什么程度? 是否有可能通过扩大婚龄差来解决?

笔者思考这一问题是基于大多数研究对性别比失衡的后果的惊呼。首先我们是否思考一下,正常性别比范围内的婚姻就不存在婚配方面的失衡吗? 比如独身主义者比例的提升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婚配失衡? 在一定条件下,出生性别比与相应的未来婚配性别比则存在一定的非确定性相关关系。出生性别比相应于未来婚配时的性别比(简称婚配性别比) ,绝不是简单的队列时间推移关系;出生性别比相应于未来的婚配性别比只是一个影响因素,其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出生率与分年龄死亡率变动形成的年龄结构变动对婚配性别比的影响(在死亡水平稳定或差异不大的条件下,出生率变动的大小起主导作用) ,要远大于总体出生性别比对婚配性别比的影响;还有婚龄差的影响;总之,出生性别比的异常与否,绝不意味着未来婚配性别比的异常与否。那么,问题是:婚龄差或婚龄梯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缓解婚姻挤压? 国家是否通过一定社会舆论与宣传可以改变性别

图5 1990年未婚人口数据中的婚姻挤压

上的婚龄差取向? 由于利用2000年以后的数据推论存在过多的不确定性———比如男性“夭折率”会高于女性多少,迁移人口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婚姻挤压的程度都是未知的。所以我们引用1990 年四普统计中关于适龄婚姻人口的未婚人数来证实婚姻挤压程度。

四普数据显示“在各种夫妻年龄结构中,男大于女1岁所占比置最大,男女同岁所占比置次之”。“1990 年全国人口普查100%机器汇总资料表明,在22122. 8万对生活居住在一起的夫妻中,丈夫年龄大于妻子年龄的为15489. 7万对,占70. 02%;丈夫与妻子同年龄的为2864. 4万对,占12. 95%;丈夫年龄小于妻子年龄的为3768. 7万对,占17. 03%。从丈夫与妻子的年龄差看,男大于女1岁的夫妻年龄结构所占比重最大,占夫妻总对数的13. 90%;其次是夫妻同龄,比重为12. 95%;第三位是丈夫比妻子大2岁,比重为12189%。各种夫妻年龄结构的比重,是以丈夫大于妻子l岁和夫妻同岁为中心,向两个方面逐步降低:一方面随着丈夫大于妻子的岁数增大而降低,另一方面随着妻子大子丈夫岁数的增大而降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4年》,398页) 。在此种婚龄差的情况下, 1990年20岁到34岁婚姻适龄人口中性别均处于失衡状态,普遍存在男性婚姻挤压, 20 - 24岁的男性婚姻净剩余人数达到1467. 2296万人; 25 - 29岁的男性婚姻净剩余人数达到676. 3228万人; 30 - 34岁的男性婚姻净剩余人数达到287. 4203万人。20 - 34岁未婚人口中男性净过剩数量达到2430. 9727万人。那么,如果人们愿意接受适当扩大的婚龄差,是否可以实现婚姻挤压问题的解决呢? 从上述数据推理的话,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各个年龄中都是男性处于婚姻挤压,它是连续的,而不是间 断的,进一步查阅统计数据可知, 1990年未婚人口中35 - 39岁男性净剩余人口达到242. 5895万人。由此可以推论,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内,如果人口意外死亡率没有太大变动的话, 1990年至今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所导致的未来婚姻挤压并不能够通过扩大婚龄差来解决。

(4)预防措施问题:“男孩偏好”只是个文化观念问题吗?

相当多的人认为,出生性别比偏高是个男孩偏好导致的人工选择流产等性别选择行为,这是不是说文化问题是非经济的? 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不是通过经济发展能够解决的,还是只是个奥格本意义上的“文化滞后”的问题? 这里应该分两步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步,到底该如何解决文化的影响,还是这种文化偏好本身就不是“异常”? 即使承认男孩偏好是“问题文化”,但是,文化的影响是通过具体的技术环节来实现的,中国目前如何有效控制与改变具体的技术环节? 具体地说,中国80年代以来总体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超常偏高,虽然都起因于生育上的男孩偏好,但这种男孩偏好若不付诸于生育行为,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这种偏好只有通过影响受孕胎儿的性别,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并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即保男流女) ,才能出现中国80年代以来总体出生性别比的超常偏高。

第二步,男孩偏好的根源是什么? 按照涂尔干的观点,性别偏好是个社会事实,那它只能用别的社会事实来解释。也就是说,性别偏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还有合理存在的社会结构事实。之所以存在男孩偏好与性别选择,根本原因在于男孩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比如养老功能。那么,国家与政府是不是应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替代男孩所具有的养老等功能。如果保障制度不解决,单单喊口号“生男生女一个样”“关爱女孩”是解决不了性别偏好与选择的。

第二步与第一步的区别在于,第一步只是“扬汤止沸”———在表面上解决问题,即通过现有技术环节遏制性别偏好的实施;第二步则是“釜底抽薪”———针对文化观念中的男孩偏好不能仅仅依靠口头宣传来改观,必须有具体的社会保障措施改革覆盖到那些有性别偏好的人身上———让他们解除了性别选择中各种顾虑因素,才能真正改变其性别选择观念。所谓物质存在决定精神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并不完全否认第一步的重要性。2004、2005年全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独生子女证领取堆积,这主要原因是2004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等有利于独生子女领证的利益导向机制。据此可以推断,经济的和社会基本保障层面的措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考虑到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因此,在国家大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在继续抓紧技术层面上防止出生性别选择的前提下,应该构建社会基础保障,彻底消除“养儿防老”等男孩偏好的社会结构因素,由此干预性别选择的效果才更为理想。

(5)性别比与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该变革?

应该说性别比升高与国家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从推理上讲,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再生产模式从“多生求男偏好”转变到了“少生求男偏好”,相比较而言,多生比少生的情况下更利于性别平衡,因为多生可以实现“一胎不是男孩的话可以实现再生”;而少生原则则是限制再生,所以“性别选择”“人工流产”等现象就应运而生了。

Shelley Clark用印度的经验数据证明,男孩偏好对家庭出生孩子的性别有两个明确、可预测的影响:首先,印度数据表明小家庭比大家庭有更高的男孩比例;其次,在家庭规模受到控制的情况下,社会和经济地位低下或来自印度北方的夫妇不仅主观上更想要男孩,而且达到了其目的

( Shelley Clark, 2000) 。

由此出现的问题是,少生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是否有改变的必要,还是为了控制总人口数量而不在乎性别比问题。这次(2007年)两会上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29名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声称独生子女政策负面效应明显,“独生子女不能跟兄弟姐妹一起玩乐,只能成天围着父母转,其自然成长的天性受到压抑,不利于其健康成长。从人的情感层次讲,至少可分为亲情、友情和爱情,亲情方面包括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婶婶、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等。现在堂、表这些层次都没有了! 这是人伦的缺陷,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叶廷芳认为“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不合理,特别是面对“上学难、看病贵”的当前国情,一对青壮年夫妇负荷显然过重。因此他们建议,我国应尽快停止独生子女条例的实行,恢复原先的“一个不少(但必须是自愿) ,两个正好”的方针。

(6) 研究视角与方法问题

现有人口性别比研究中提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主要有三个方面。(1)慈勤英通过分析google 网上的相关文章指出“在发言探讨中国性别比问题的文章中,仅有14. 8%的文章谈到了性别平等,关注‘男性婚姻困难’的有6. 4% ,远远大于关注‘女性权益’的4. 1% ”,社会当中普遍存在的新闻报道大多以“光棍”,“找不到老婆怎么办”甚至“将来谁为光棍养老”等为标题进行大肆报道,背后其实都是男权主义,男权中心社会是性别比失衡的根源所在(慈勤英, 2006) 。是不是换成女权主义的视角,性别比失衡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呢? (2)还有分析方法。“距调查时间较近的年份出生性别比较高,距调查时间较远的年代又恢复正常”的方法本身存在错误推理的问题,因为,不同年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不可同比的,只能追踪或同期群比较某年出生的人口性别比是不是随着年份增长而趋于平衡。(3)样本量与调查技术问题。近年来,在全国性会议材料、报刊、研究报告甚至学术刊物中,仅凭为数极其有限的一村、一乡或一县的一年的出生婴儿数,就对所计算出的出生性别比冠以"正常"或"失调"的结论,已是屡见不鲜;从统计学讲,出生性别比的观察服从大数定律,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出生性别比样本量要大到多少才可下结论;以及当前我国的人口普查与抽查中(1‰、1%、10%)如何解决瞒报与漏报的问题;即使解决不了,在承认一定“容错率”的前提下,如何估量瞒报与漏报所造成的准确影响,消除这一影响后问题的严重程度又是多少? 这恐怕是当前学界必须认真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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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作者简介:

刘成斌(1977—) ,男,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6年博士研究生。 风笑天（1954—）男, 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乔晓春

文章来源：《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2期

中国社会学网 https://www.sodocs.net/doc/b113912908.html,

中国的人口结构

.中国的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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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结构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2005年底开展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这次调查以全国为总体，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次总体，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最终样本单位为调查小区。这次调查的样本量为170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1%。在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通过调查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调查的各项任务已基本完成。调查汇总的全国总人口及其结构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总人口 2005年11月1日零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为130628万人，与2000年11月1日零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126583万人相比，增加了4045万人，增长3.2%；年平均增加809万人，年平均增长0.63%。根据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年末总人口为130756万人。 二、流动人口 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增加296万人，跨省流动人口增加537万人。 三、城乡构成 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56157万人，占总人口的42.9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74471万人，占总人口的57.01%。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6.77个百分点。 四、性别构成 全国人口中，男性为67309万人，占总人口的51.53%；女性为63319万人，占总人口的48.47%。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6.30，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下降0.44。 五、年龄构成 全国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26478万人，占总人口的20.27%；15-59岁的人口为89742万人，占总人口的68.70%；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7.6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2.62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0.76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 六、民族构成 全国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18295万人，占总人口的90.56%；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333万人，占总人口的9.44%。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 七、受教育程度 全国人口中，具有大学程度（指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为6764万人，高中程度（含中专）的人口为15083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为46735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为40706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具有大学程度的人口增加2193万人，高中程度的人口增加974万人，初中程度的人口增加3746万人，小学程度的人口减少4485万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 八、家庭户人口 全国共有家庭户39519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3694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3人；集体户人口为6934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减少了0.31人。城镇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97人，农村为3.27人。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调研报告

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不断创新完善领导机制、管理体制、工作机制、保障体系，基层基础工作不断加强，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整体水平逐步提高，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给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但是应当看到，我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特别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正常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据统计，20xx年xx县综合性别比为100：115.57，高于正常值8.97个比点，二孩、多孩性别比更是 偏高于正常范围。这表明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情况仍然复杂，形势依然严峻，任务还很艰巨。这也是影响我县人口安全、有效化解社会隐患的最大障碍因素之一，务必引起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一、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主要原因 一是群众的婚育观念落后。中国是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愚昧、落后的封建意识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及生育观念，农民“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认为不生男孩就断了后，只有男孩才能延续香火，光耀门庭。加上目前农村的生育政策是一胎为女孩的可以有计划地批生二孩，于是对现行政策采取了一种制度化规避行为，在生育二胎及二胎以上胎次时基本倾向于生男孩。 二是落后生产力的制约。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尤其是农村地区，生育男孩首先是生产上的需要。因为在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沿用着传统的生产方式，重体力劳动主要靠男性承担，女性由于生理、体力方面的差异，只能作为辅助性的劳动力。此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养老送终主要依靠自己的儿子孙子。许多人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断了香火便是大逆不道，对祖宗之“大不敬”，因而相当一部分人不得不倾向于“养儿防老”。 三是打击“两非”案件查处力度不够。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b超的普及应用，某些 从医人员受不法利益的驱使，在孕检的名义下为孕妇作性别鉴定大开方便之门，轻者给亲朋好友大开绿灯，拿胎儿性别的“答案”送人情;重者在金钱攻势下，丢掉原则，忘却职 业道德，接受贿赂，违反规定泄露“b超”透视结果，牟取暴利，尤其是二胎及二胎以上 的性别鉴定及性别选择性中止妊娠更为猖獗。 二、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带来的主要问题 首先是婚姻挤压加剧。婚姻挤压是出生性别比失衡最直接的后果，表现在婚姻市场上就是男性数量大大地多于女性。据预测，我国在2020年时，25至40岁的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口和婚姻模式的重大变化，中国在未来必然会面临一个有大量男性因无法找到配偶而终身不能结婚的状况，这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压力。特别在贫穷落后的乡村，不少年轻女性涌入发达地区，造成适龄女青年奇缺，形成一批“光棍”大军。有的地方很多大龄男青年只能跨越年龄界限，找年龄比自己小很多的女人作妻子，造成严重的“婚姻透支”现象，不少条件较差的男人只能“望女兴叹”。

中国人口结构分析

第二章中国人口结构分析 2.1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是指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种结果。构成这些标准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年龄 2.性别 3.人种 4.民族 5.宗教 6.教育程度 7.职业 8.收入 9.家庭人数 人口结构介绍 反映一定地区、一定时点人口总体内部各种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数量比例关系。又称人口构成。它依据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自然的、社会的、地域的特征，将人口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所占的比重，一般用百分比表示。 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有性别、年龄、居住地、民族、阶级、文化、婚姻、职业以及宗教信仰等标志，但就其性质特征而言，人口结构类别可归纳为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人口地域结构 3大类。 人口的自然结构 依据人口的生物学特征划分，主要有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人口的自然结构既是人口再生产的必然结果，又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和起点，对人口发展规模和速度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重要的影响。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对人口自然结构起制约作用。 人口的社会结构

依据人口的社会特征划分，主要包括阶级结构、民族结构、文化结构、语言结构、宗教结构、婚姻结构、家庭结构、职业结构、部门结构等。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社会结构及其变动；人口社会结构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的社会结构对人口再生产有重大的影响，不同的阶级、民族、文化、宗教、婚姻、家庭、职业和部门，其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不同，平均寿命也有相应的差异。 人口的地域结构 依据人口的居住地区划分，主要有人口的自然地理结构、人口的行政区域结构和人口的城乡结构。人口的地域结构状况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有关，合理的人口地域结构有利于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人口地域结构也是形成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平均寿命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人口结构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产物。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作用下，人口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等，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变动的规律性。了解人口结构变动的趋势，对于进行人口预测，制订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制订人口政策和社会经济政策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理想的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各因素中，年龄和性别是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结构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理想的年龄结构应符合“人口低增长和长寿命”二大特征；人口低增长是指年出生人口的低增长（人口出生率在14.0?～16.0?），年出生人口高增长（人口出生率高于16.0?）和负增长（人口出生率低于14.0?）均会使人口结构恶化！理想的性别结构应符合“同年龄的男女性别人数相等或相近”。 由于人口出生率较难控制（特别是进入少子化社会以后更难于实现），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化，主要通过抑制或鼓励育龄妇女的生育胎次来实现。要实现代际均衡（零增长），在发达国家，其总和生育率应达2.13胎；在发展中国家，其总和生育率应达2.3胎。要实现代际低增长，在发达国家，其总和生育率应达2.2胎（中产二胎，金领三胎，少数多胎或少胎）；在发展中国家，其总和生育率应达2.3胎～2.5胎（蓝领二胎，中产三胎，少数多胎或少胎）。 理想的人口结构如下图：

调查10年后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中国人口发展面临挑战，人口问题专家彭希哲接受本报专访时认为：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以及出生率常年偏低将成未来十年我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 据《羊城晚报》11月18日报道彭希哲认为，在实施了30 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面临的与人口有关的挑战更加复杂和严峻。老龄化趋势已无法逆转，民工荒、婚姻挤压等矛盾也日益凸显。中国政府应当尽快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 左右的水平，以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和环境资源的长期均衡协调，避免过快的老龄化进程和人口总量在未来迅速下降。十年后，中国或有三千万男人被迫打光棍 羊城晚报：与人口发展相关的话题中，目前公众比较熟悉的一个词汇是“剩女”，您怎么看？ 彭希哲：人口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在时间上可能不同。比如说，民工荒一出现马上就感受到了，但婚姻挤压现在还不明显，会在未来十年间凸现，而且主要不在城市。在偏远穷困的农村，问题严重的不是大龄未婚女性(剩女)的问题，而是男光棍的问题，是娶不起老婆、娶不到老婆的矛盾。由于这些地区与外界联系不紧密，研究者包括媒体看到的，可能跟实际情况有脱节。

未来10年，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结构失衡的后果会逐渐凸显，这就是婚姻挤压。我国目前的出生性别比还是118，就是每出生一百个女孩，会出生118个男孩，这种状况已经存在了近30年。中国人一般在20岁到44岁结婚，现在这个年龄段的男性比女性多了1500万，这个比重在未来10年中会持续上升，结果是，也许会有将近3000万男性找不到老婆。 男光棍与剩女是不一样的，剩女的问题大多是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而男光棍常常是被动的，是因为中国人口里少了几千万女性，必然有人不得不打光棍。 羊城晚报：近两年，民工荒也备受关注，有人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将或已经到来。您怎么认为？ 彭希哲：“刘易斯拐点”本身存在争议，我也基本持否定态度。“刘易斯拐点”有很多限定条件，许多条件我们现在都不符合。我们现在每年新增加劳动力人口在1300万到1400万，这个数字在未来还会逐年减少，主要是过去人口出生减少的结果。尽管这会导致劳动力供应的变化，但不会因此而产生这么严重的民工荒。 民工荒与我国经济布局的变化相关联，原来大量民工到东南沿海，现在随着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加上城市化进程的全面铺开和新农村建设，民工能去的地方越来

性别比失衡问题调研报告

性别比失衡问题调研报告 1、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不断创新完善领导机制、管理体制、工作机制、保障体系，基层基础工作不断加强，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整体水平逐步提高，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给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但是应当看到，我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 2、加大法制与监管力度，从源头上堵塞性别比失调的漏洞。计生、卫生、公安、纪检等部门要联手形成强大合力，集中整治b超市场和技术服务市场，严厉打击非法利用b超进行鉴别性别行为和非法进行选择性终止妊娠行为，并且要将打击“两非”的突击性工作变成一种经常性工作来抓。对性别鉴定、选择性别流引产、遗弃女婴等行为实行重奖举报制度；所有医疗机构、单位要严格遵照《湖南省生育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育龄妇女尤其是第二胎孕妇进一步加强孕情生育监测跟踪服务；对残害欺负女婴、女孩者一定要从重从严惩处，力争公捕公判，以增强威慑效果，坚决刹住性别比居高不下的势头。 3、加强宣传教育，以形成全社会“关爱女孩”的浓厚风尚。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正常的新生儿性别比是维持人类社会稳定的基础，新生儿性别比失

衡会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很多危害。同时要大力倡导婚育新风，转变婚育观念，让人民群众树立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顺其自然，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对不承担赡养义务的女儿给予道德上的谴责和法律上的惩罚，在全社会营造女儿积极赡养父母的良好氛围，让女性跟男性享有一样的权利，也承担同样的义务，真正做到男女平等。 4、进一步发挥利益导向机制作用，加大奖励扶助力度。实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落实奖励优惠政策是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问题的.重要措施。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女孩成长和计划生育女儿户的奖励扶助、土地分配、养老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等优惠政策,并抓好落实。教育、科技、民政、财政、劳动保障、水利、农业、工商、扶贫等部门,在制定有关政策时要落实对女孩及计划生育女儿户的同等优先原则,千方百计为他们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充分发挥利益导向的作用,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5、加快发展，切实提高妇女地位。在大力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加快发展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尤其要尽快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和农村低保等制度，切实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让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使他们逐步从“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同时要努力提高妇女地位，使女性与男性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参加工作的权利以及参政议政的权利。引导农村妇女发展生产，学习科学技术，为她们提供农业技术和

2014年中国人口总数及其构成分析

2014年中国人口总数及其构成分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呈现总量扩张、增量提速的发展态势〃人口抚养负担正逐步加强。 其次〃老年人口分布不均〃老龄化呈现转移趋势。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众多〃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发展形势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形势相对严峻〃西部地区的人口压力相对较小。从时间走势来看〃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正逐渐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 此外〃未富先老迹象显现〃经济发展压力增强。 2014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达到13755万人〃占全国比重10.1%。 2003-2013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来看〃大部分国家都是在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进入到人口老龄化阶段〃相应地这些国家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而本世纪初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物质财富积累则相对不足。如〃2001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7.1%〃按照联合国标准正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而当年人均GDP仅为1041.6美元〃不及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1/20〃仅为美国和日本的3%左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012年〃我国人均GDP虽然大幅增长至6188.2美元〃但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多数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发展压力依然较强。 我国人口老龄化产生的根本原因： 相关报告：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全景及未来趋势报告》 从表面看〃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原因比较简单〃即出生率下降、人口寿命提高。但是〃受社会发展的客观因素影响〃不同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形成背景有一定区别。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既受到人口转变的一般因素影响〃也受到计划生育的特殊因素影响。 一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一般因素。从理论上来讲〃人口转变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人口的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逐渐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 一般来说〃按照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高低不同〃可以把人口转变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第二阶段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人口增长率；第三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长率。从国内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来看〃人口转变的起点一般是高位均衡阶段〃而终点则是低位均衡阶段。可以简单理解为〃人口转变进入低位均衡阶段时就表明人口转变基本完成〃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开始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如〃从死亡率看〃我国的人口死亡率在建国以后开始逐渐下降〃1949

[整理]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

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 作者:翟振武 在人口的变化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最引人注目。从1973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运动，直接目的就是降低人口增长率，翟振武减缓人口规模的扩大速度。如今，经过千千万万计划生育干部的艰苦努力，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但是，由于巨大的人口惯性，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在以每年1000万以上的速度增加。与此同时，作为生育率下降的后果之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却出现了老龄化的趋势。无论是人口总量的继续扩大，还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对未来的中国都是严峻的挑战。而且，人口数量控制与人口老龄化还是一对矛盾。人口数量控制越严格，人口老龄化速度越快，老龄化状况越严重。如果放弃人口控制政策，令生育率反弹和上升，人口总量虽然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是，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却会因此而减慢。面对人口规模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我们该如何清醒地认识这对矛盾，明智地选择应对政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而急迫的问题。 1人口总量与人口年龄结构的矛盾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等多家单位的预测，即使保持目前生育水平不变的话，中国人口的增长还要持续40年左右，到2040年达到高峰值15.4亿左右，才能实现零增长及负增长（见表1）。也就是说，尽管资源在短缺，环境在恶化，但庞大的人口规模压力在21世纪的前40年，不仅不会减轻，反而会进一步加重。中国大陆人口总量还要在现有规模上再增加近3亿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口总量预测的假定条件之一是生育率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1.86左右）。这是一个实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政策条件下的预测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龄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如果把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作为衡量老龄化程度的指标，我们看到，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左右，中国刚刚跨入老龄社会的门槛。以后，这个比例呈加速上升状态。2010年为8.38%，比2000年提高约1.4个百分点，而到2030年以后，老龄人口比例在10年内提高近7个百分点，从2030年的14%快速上升到2040年的20.9%。在全社会中，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老年人口的数量从2000年的近9000万人上升到2040年的2.9亿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2000年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总和（1.6亿）的2倍。以致近年来，“中国将成为国际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

上海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具体情况3年数据分析报告2020版

上海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具体情况3年数据分析报告 2020版

序言 本报告以数据为基点对上海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具体情况的现状及发 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立体的阐述和剖析，相信对商家、机构及个人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上海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具体情况数据分析报告知识产权为发布方即 我公司天津旷维所有，其他方引用我方报告均需注明出处。 上海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具体情况数据分析报告主要收集国家政府部 门如中国国家统计局及其它权威机构数据，并经过专业统计分析处理及清洗。数据严谨公正，通过整理及清洗，进行上海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具体情况的分析研究，整个报告覆盖人口总数量，0-14岁人口数量，15-64岁人口数量，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人口总抚养比，少年儿童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等重要维度。

目录 第一节上海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具体情况现状 (1) 第二节上海市人口总数量指标分析 (3) 一、上海市人口总数量现状统计 (3) 二、全国人口总数量现状统计 (3) 三、上海市人口总数量占全国人口总数量比重统计 (3) 四、上海市人口总数量（2017-2019）统计分析 (4) 五、上海市人口总数量（2018-2019）变动分析 (4) 六、全国人口总数量（2017-2019）统计分析 (5) 七、全国人口总数量（2018-2019）变动分析 (5) 八、上海市人口总数量同全国人口总数量（2018-2019）变动对比分析 (6) 第三节上海市0-14岁人口数量指标分析 (7) 一、上海市0-14岁人口数量现状统计 (7) 二、全国0-14岁人口数量现状统计分析 (7) 三、上海市0-14岁人口数量占全国0-14岁人口数量比重统计分析 (7) 四、上海市0-14岁人口数量（2017-2019）统计分析 (8) 五、上海市0-14岁人口数量（2018-2019）变动分析 (8) 六、全国0-14岁人口数量（2017-2019）统计分析 (9)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原因及对策研究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原因及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加之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我国人口数量正在稳固平稳的增加。但是，在数量增加的背景下，出现了性别比失衡的社会问题，严重危害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利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文通过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从原因入手进行对策概述，具体在更新原有计划生育政策、提高政府计划生育管理能力和转变性别歧视观念等方面进行解决问题。希望本文可以为广大计划生育工作部门提供一些思想指导和技术意见，为我国更好的迎合国际态势、发展和维护人权主义贡献力量。 标签：性别比失衡；计划生育政策；男女平等 0 引言 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程度是相对一定范围而言的，我国的性别比失衡具有持续时间久、分布地域不均的特点。针对这个现象，我国长期坚持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进行更新换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出台的“二孩政策”就是对原有政策的全新调整，通过完善工作流程、提高工作人员专业素养、转变社会落后风气、落实社保制度等途径加快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解决。 1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具体现状和原因 1.1 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现状 伴随社会不断发展，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阻碍。从历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从80年代以来就有迅速升高的趋势：1982年的性别比为108.5，而到2004年性别比已经达到了121.2，虽然在这个危险的峰值之后数据有些回落，但是性别比通常是在103到107的范围内进行波动，随后十余年的数据皆大大超过这个范围。我国人口基数大，约占世界人口比例的五分之一，即使是小数据也同样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性别比失衡存在着空间地区分布不均、持续时间久、城乡差异大等特点，治理解决方式较为复杂多样，需要在统一领导下因地制宜采取措施。总体来看，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较为严重，这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反映了某些地区经济、制度的不完善。 1.2 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具体原因 造成我国多年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多重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传统文化思想的牵制。中国传统的父系社会极大的提高了家庭对男孩的期盼，大多数家庭认为生育男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宗接代，也只有男孩才有资格成为家庭的继承人；二是“两非”非医学需要技术的兴起。提前鉴定婴儿性别，选择进行人工流产是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这些技术严重违背了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现状与思考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现状与思考 人口年龄结构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又称人口年龄构成，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人口年龄结构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又是今后人口再生产变动的基础和起点。它不仅对未来人口发展的类型、速度和趋势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将产生一定的作用。 在高中的课本中，也有关于人口迁移的描述，在世界大战期间的迁移以及工业革命时的迁移。人口迁移会导致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现在长三角，珠三角就有很多人口迁移过去，我们来南京上学有部分就把户口迁移过来了。这也会引起人口结构的变化。 当人们关注着快速增长的中国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压力时，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悄然老化，使我们又面临另一个严峻的挑战：人口老龄化问题。 1953年和1964年第一、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基本属于年轻型，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伴随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升高，使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转变加快。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初步进入成年型，到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变为典型的成年型。此后，人口年龄结构继续老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向老年型转变。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据200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3%，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又上升了1.3百分点，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仍在进一步发展。由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产生了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凸出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凸出的部分也在移动，从未成年到成年，最后到老年。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的转变。 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转变密切相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都是随着人口转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逐渐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时间。我国则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且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经历着更加迅速的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比较快的变化，即从相对年轻型人口结构，直接转变为相对老年化的人口结构。 目前，虽然中国已步入老年型社会，但尚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未来中国人口类型将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深度老龄化，进而转化成重度老龄化，银发浪潮将成为21世纪我国主要的人口问题之一。如何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达成双赢的局面，是我们亟待研究思考的问题。而这 需要广大人民的实施。 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这是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民富国强的标志。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防止老龄化，而是如何应对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主要措施是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服务。此外，还需要大量的适合老年人心理、医学等诸多方面的专业护理服务。

天津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数据调研报告2018版

天津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数据调研报告2018版

引言 本报告针对天津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现状，以数据为基础，通过数字分析为大家展示天津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现状，趋势及发展脉络，为大众充分了解天津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提供重要参考及指引。 天津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调研报告对关键因素人口数，0-14岁人口数，0-14岁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数等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天津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数据调研报告相关知识产权为发布方即我公 司天津旷维所有，任何机构及个人引用我方报告，均需要注明出处。 报告力求做到精准、精细、精确，公正，客观，报告中数据来源于权威政府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如中国国家统计局等，并借助统计分析方法科学得出。相信天津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数据调研报告能够帮助机构和个人更加 跨越向前。

目录 第一节天津市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现状概况 (1) 第二节天津市人口数指标分析 (3) 一、天津市人口数现状统计 (3) 二、全国人口数现状统计 (3) 三、天津市人口数占全国人口数比重统计 (3) 四、天津市人口数（2015-2017）统计分析 (4) 五、天津市人口数（2016-2017）变动分析 (4) 六、全国人口数（2015-2017）统计分析 (5) 七、全国人口数（2016-2017）变动分析 (5) 八、天津市人口数同全国人口数（2016-2017）变动对比分析 (6) 第三节天津市0-14岁人口数指标分析 (7) 一、天津市0-14岁人口数现状统计 (7) 二、全国0-14岁人口数现状统计分析 (7) 三、天津市0-14岁人口数占全国0-14岁人口数比重统计分析 (7) 四、天津市0-14岁人口数（2015-2017）统计分析 (8) 五、天津市0-14岁人口数（2016-2017）变动分析 (8) 六、全国0-14岁人口数（2015-2017）统计分析 (9)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上)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上) 早在 1993 年 4 月 19 日，当"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中国第三次人口普 查 1981 年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年出生婴儿性别比为 10847 之 后，出生性别比的问题就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有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研究，也成了国内人口研究最为关注的一 个课题。 1986 年，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提议与倡导下，在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与人口研究单位 联合召开了全国出生性别比专题研讨会，广泛、深入地分析与探讨了全国 及各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成因及其相关问题，当时在国内这是前所未有， 在国际上也实属罕见。 迄今为止，有关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数都未突破 1986 年全国出生性别比专题研讨会对 1981 年出生性别比升高进行归因分析的 思维定势。 近期，一些西文学者及宣传媒体，对始于 80 年代初的中国出生人口 性别比逐年升高成因，所作出的种种猜测、质疑与分析基本是老调重弹。 之所以如此，主要因为至今仍未有令人置信的相关成果可以诠释，使 尚存疑点得以消除、尚存问题得以圆满答复所致。 美国密西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主任巴巴拉。

安德森教授和布赖恩。 西尔弗教授，针对有关中国 80 年代来出生性别比变动研究的近期成 果与结论，在 1994 年关于中国的生育与出生性别比专题研究报告中，明 确而坦率地指出虽然我们对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升高进行了一些可能性解 释的探索，但要肯定地回答这一问题，只能期盼于今后的研究。 重新认识出生性别比的概念、理论及其值域问题所谓出生性别比，通 常是为了便于观察与比较所定义的每出生百名女婴相对的出生男婴数。 出生性别比对某一人口一定时期内出生的婴儿总数而言，可有人口出 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对分孩次而言，可有分孩次出生性别比。 所谓某人口出生性别比，是指该人口某一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出生的男 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 例如，某人口 1975 年的出生性别比为 105，则表明在 1975 年出生总 人口中，每出生 100 名女婴相对应的男婴出生数为 10520 世纪 50 年代中 期 1955 年 10 月，联合国在其出版的《用于总体估计的基本数据质量鉴定 方法》手册Ⅱ，Ⅱ认为"出生性别比偏向于男性。 一般来说，每出生 100 名女婴，其男婴出生数置于 102～107 之间。 "此分析明确认定了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为 102～107 之间。 从此，出生性别比值下限不低于 102、上限不超过 107 的值域一直被 国际社会公认为通常理论值，其他值域则被视为异常。 1967 年美国优生协会出版的《优生季刊》第 14 卷第 2 期，刊登了印 度孟买大学经济系普拉文。 维萨里亚的"登记相对完整的国家及地区出生性别比"一文。

最新秘密数据：2012年中国真正人口数量及年龄结构

2012年中国真正人口数量及年龄结构 1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马建堂：2012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540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出生人口163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10‰，比上年提高0.17个千分点；死亡人口966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5‰，比上年提高0.01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5‰，比上年提高0.16个千分点。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69395万人，女性人口66009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3（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比上年末下降0.05；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70，比上年末下降0.08。 从年龄构成看，60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比上年末提高0.27个百分点；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我建议媒体朋友们关注这个数据。去年中国15-59岁或者15岁以上不满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下降，比重继续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减少了345万人。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人口711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03万人；乡村人口64222万人，减少1434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比上年末提高1.30个百分点。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户分离人口）2.79亿人，比上年末增加789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70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84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710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88万人。 今日国家统计局召开发布会公布2012年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2012年劳动人口的总量2012年是9.37亿，减少了345万，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相当长时期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要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马建堂称，感觉跟朋友们发布这么一堆数据，就担心一些很有价值的数据淹没在数据的海洋里。你说是不是我对人口下降这个问题有忧虑，我也不否认。计划生育政策，我作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来说，不一定很合适说，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些自己的想法。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对人口的控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取得了很了不起的进步。我们用了30年左右时间，人口增长模式就到了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模式，少生了一两亿人，对推动我们国家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分析及主要特征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分析及主要特征（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成因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它是过去和当前人口出生、死亡、迁移变动对人口发展的综合作用，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又是今后人口再生产变动的基础和起点。它不仅对未来人口发展的类型、速度和趋势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将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的背景 自二战之后，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三代式变化，总的来说，规模最大的三个年龄群体是婴儿潮一代，X一代和Y一代。婴儿潮一代是二战后196-1964间出生的，他们是塑造营销环境最强大的力量之一，现在他们大多处于中，壮年，是消费能力最强的一群。X一代是指1965-1976年出生的一代，他们更热衷于消费和广告，同时又十分谨慎，关心环境，他们更关注工作满意感甚于为晋升牺牲个人的幸福和成长。Y一代指1977-1994年出生的一代，也是现今我们大学生所属的一代，年龄分布于青春前期到30岁。他们大多熟悉网络和电脑，热衷时尚，数码产品，是市场的新力军。 （三）人口年龄结构类型 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的指标很多，主要有：①老年系数。又称老年人口比重，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②少儿系数。指少年儿童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③老少比。指人口中老人与少年儿童人口的百分比。④抚养比。又称负担系数。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⑤老年抚养比和少年儿童抚养比。指老年人口或少年儿童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根据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一定指标，可将人口区分为 3 种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即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 人口金字塔又称人口性别年龄金字塔，是直观地表示人口性别和年龄结构的横列式条形图，便于说明和分析人口现状、类型和未来发展趋势。其画法是将各年龄男子与妇女人数（或百分比）按"男左女右"分别在纵轴左右画成并列的横的条形，按年龄顺序"下小上老"排列。人口学家常常把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最常用的表示方法是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图。下图是三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的示意图与实际图。 第一种，扩张型，下宽上窄，呈真正的金字塔形。这种类型表明

对中国近年人口性别结构简况的探析

对中国近年人口性别结构简况的探析 发表时间：2013-10-17T16:11:32.933Z 来源：《赤子》2013年8月下总第288期供稿作者：鲁倩倩 [导读] 我国出生性别比有明显的城乡和省际差异，城市和农村都偏高，但农村的偏高于城市，且出现偏高的时间早于城市。 鲁倩倩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 071000） 摘要：人口学一词是1885年法国人口学者顾拉特在其书中提出的，同时也提出了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依据人口的生物学特征划分，人口自然结构划分为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其中，人口性别结构反应了一定范围和时间内，人口总数中男女人数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它反映了某国家或地区人口的性别结构是否合理或协调。人口的性别比例，不仅与恋爱、婚姻、家庭和人口的再生产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也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稳定等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人口；性别结构；性别比；两性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035（2013）08-0000-01 一、概念 人口性别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构成中，新出生的男性或女性各在其总人口中的比例。表达式是：性别结构=男性（或女性）/总人口。按国际常用标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域大致为103-107，这是世界各国长期经验统计的大数定律，任何明显偏离这个正常范围的均被看做是异常，即男女比例失衡。 二、出生性别比的一般特征 （一）全国平均的出生性别比偏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尤其第四次人口普查以来，人口性别比偏高已愈发明显，已引起有关政府部门和学者的关注。1952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7:100,随后五次分别为105:100、106:100、111:100、117:100、118:100。据《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公布的数字，我国目前男女出生性别比为119.86，远高出了正常范围。 （二）出生性别比偏高具有地域差异。 我国出生性别比有明显的城乡和省际差异，城市和农村都偏高，但农村的偏高于城市，且出现偏高的时间早于城市。东南沿海城市出生性别比偏高，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出生性别比较低，前者低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后者是因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减淡。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 人们对第二胎的性别选择意识由弱增强，特别是一孩为女性的育龄夫妇，在孕育二胎时偏向男孩，而第三胎的出生性别比更是失衡严重，多数家庭因传统观念影响为生男孩而生育了多胎，这导致出生性别比随胎次的增加而递增。 三、出生性别比产生的原因 （一）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最大的原因。 “传宗接代”、“男尊女卑”“养儿防老”等价值观，尤其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农村，人们普遍认为男孩价值大于女孩，男子更有利于抵御风险、获得财富，对整个家庭有巨大的支撑作用，回报大于投入。男性创造的价值可以进行社会评价，女性创造的价值不参加市场交换。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及两非现象。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医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利用医学技术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如B超和人流技术，使得女婴流产数量远远高于男婴，男性出生比例增加，男孩偏好意愿变为现实。 （三）女性受歧视的原因。 由于女性社会地位偏低，权益维护尚欠，资源获取机会不利、收入水平偏低、权益保障显弱，男女平等程度实现不够。种种对女性的歧视，使得男性优越的地位在生育性别选择方面有更大的凸显。 （四）出生的女婴漏报、瞒报等。 另一易忽略方面，有些家庭为生育男孩而生育多胎，为躲避政策惩罚，生育之后不上报、不为孩子“落户口”，这样，有关部门的数据中统计中会有部分女孩并没有被计入数据。虽然这种现象不是占很大比例，但确实存在。 四、出生性别比长久偏高的后果 （一）危机。 1.婚姻危机。 男女性别比的失衡，使数千万大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从而成为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而且易造成对婚姻市场的挤压，使男性初婚年龄推迟、女性初婚年龄提前、夫妻年龄差异扩大。女性占据择偶的主动地位，形成女性婚姻市场，提高了婚姻成本。同时，也会对婚姻市场有地域挤压，引起婚姻危机。 2.道德危机 当有一批适龄的人员游离于正常的婚姻生活之外，会引发性交易、性犯罪问题，影响一夫一妻制家庭模式，破坏婚姻稳定性，导致离婚率上升、残损家庭增多。另外，因女性数量相对减少，女性商品化、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现象将会出现，侵犯妇女和女童的权益，冲击伦理道德的基本秩序。 3.深层次危机----对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影响。 由于传统的女性就业岗位男性不愿或很难进入，使男性就业岗位不足，这将使更多的男同胞面临更多压力，形成就业挤压。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各项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性别比失衡将会带来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的负面影响。 （二）从人口学理论方面，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在相同的生育模式和死亡模式动态变化条件下，人口总量随出生性别比的升高而减少。长期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会造成总人口性别比失

江苏省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数据调研报告20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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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报告针对江苏省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现状，以数据为基础，通过数字分析为大家展示江苏省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现状，趋势及发展脉络，为大众充分了解江苏省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提供重要参考及指引。 江苏省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调研报告对关键因素人口数，0-14岁人口数，0-14岁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数等进行了分析和梳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江苏省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数据调研报告相关知识产权为发布方即我公 司天津旷维所有，任何机构及个人引用我方报告，均需要注明出处。 报告力求做到精准、精细、精确，公正，客观，报告中数据来源于权威政府部门及相关行业协会如中国国家统计局等，并借助统计分析方法科学得出。相信江苏省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数据调研报告能够帮助机构和个人更加 跨越向前。

目录 第一节江苏省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现状概况 (1) 第二节江苏省人口数指标分析 (3) 一、江苏省人口数现状统计 (3) 二、全国人口数现状统计 (3) 三、江苏省人口数占全国人口数比重统计 (3) 四、江苏省人口数（2015-2017）统计分析 (4) 五、江苏省人口数（2016-2017）变动分析 (4) 六、全国人口数（2015-2017）统计分析 (5) 七、全国人口数（2016-2017）变动分析 (5) 八、江苏省人口数同全国人口数（2016-2017）变动对比分析 (6) 第三节江苏省0-14岁人口数指标分析 (7) 一、江苏省0-14岁人口数现状统计 (7) 二、全国0-14岁人口数现状统计分析 (7) 三、江苏省0-14岁人口数占全国0-14岁人口数比重统计分析 (7) 四、江苏省0-14岁人口数（2015-2017）统计分析 (8) 五、江苏省0-14岁人口数（2016-2017）变动分析 (8) 六、全国0-14岁人口数（2015-2017）统计分析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