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1900年农历5月26日，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第16 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摺本（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它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容极为丰富，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1〕。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出土都可以说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珍贵文物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对我国学者利用这批文献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的学术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1909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有关情况略作回顾，并对这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动向试作讨论。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运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方面，国外学者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因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包括这方面的容。自1909年至今，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09年至1949年建国前为第一阶段，1949年建国后至1976年"文革"结束为第二阶段，"文革"后至今为第三阶段。一第一阶段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09年至1925年《敦煌掇琐》出版以前是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资料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到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走的敦煌文献珍本。直到此时，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斧、王仁俊、元忠等，都前住伯希和寓所参观或研读、抄录。同年9月，王仁俊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敦煌石室真迹录》；11月，罗振玉出版了他和斧辑录的《敦煌石室遗书》。以后，又陆续出版了《石室秘宝》（民国初年，存古学会辑）、《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罗振玉辑）、《敦煌零拾》（1924年，罗福葆辑）、《沙州文录补》（1924年，罗福苌辑）、《敦煌石室碎金》（1925年5月，学会编）等。上述著作几乎公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敦煌文献的录文和照片图版〔2〕，历史文书和历史典籍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所公布的历史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唐后期、五代、宋初西北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被迫调动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乘机向唐州县发起进攻，自756 年至763年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以后又从东向西至786年攻占了整个河区。公元840年，位于蒙古高原的漠北回鹘汗国因乱被黠嘎斯击溃，部众大批西迁，进入河西与天部地区。842年，吐蕃王国因部权力之争而发生乱，势力大衰，其在陇右、河西和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统治开始动摇。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大族议潮率众起义，在控制了瓜、沙二州后上表归唐，唐廷遂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任命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此后直至11世纪上半叶，议潮家族和议金家族相继控制归义军政权达100多年。归义军的控制区域，兴盛时包括整个河西及沙州以西的一些地方。9世纪晚期以后则仅有瓜、沙二州，其东的、地区被由西迁回鹘建立的甘州回鹘占据，凉州一带则是吐蕃系的温末部的活动地域；其西则有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由西迁回鹘建立的西州回鹘王国和以于阗为中心的于阗王国等少数民族政权。因这一历史时期的历代中原王朝始终未能有效控制上述地区，故当时的官修史籍对吐蕃管辖时期西北地区的情况和归义军政权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有关情况记载极为简略，且多讹
误。幸赖敦煌文献保存了一大批属于这个时期的官私文书和史籍，为学术界探讨吐蕃、归义军史和同期西北民族变迁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我国学者在最初接触敦煌文献时，就开始了对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即有多件与归义军有关的文书，王仁俊还以"按语"的形式介绍了几件同类文书。他依据所见文书否定了《新唐书·吐蕃传》有关淮深卒于咸通十三年（872年）的记载，考定淮深应卒于大顺元年（890年）；确认《西汉金山国圣文神武白帝敕》即《旧五代史》等史书所记"自号金山白衣天子"的奉之敕，并推测奉之尚白是受摩尼教的影响；指出《议金壁画题名》中之议金即《旧五代史》所记之沙州义金，检出了《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纪传中有关议金的材料。王氏还依据《新唐书·吐蕃传》指出议金是在奉后以长史身份主持州务，他联合回鹘，通使中原，遂以留后被中原王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王仁俊对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由于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太少，所以他的按语在许多地方沿袭了传世史籍的错误。《敦煌石室遗书》也辑录了不少有关归义军的资料。其中斧《唐宗子陇西氏再修功德记碑》跋注意到了此碑文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指出据此碑可知在氏归义军部曾发生"争夺之事"；但他推定的时间不确，也未能对"争夺之事"作进一步考察。《敦煌石室遗书》中由元忠撰写的《沙州石室文字记》，是第一篇利用敦煌文献结合史书有关记载研究归义军史的论文。此文指出《新唐书·吐蕃传》所记淮深后即由议金继任不符合历史事实，其间尚有奉和索勋曾为节度使。该文还正确考定了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次序，即议金、元德、元深、元忠、延禄、宗寿、贤顺，并确定了宗寿取代延禄的时间在咸平五年（1002年）。上述次序虽尚缺延恭一任，但作者已指出延恭有可能担任过沙州节度。文最后指出景祐四年（1037年）西夏取瓜、沙、肃等州后，并未能对沙州实施有效统治，故有沙州继续向中原王朝进贡之事。这篇文章为确立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奠定了基础，有关西夏未能有效控制沙、瓜的观点也极富启发性。罗振玉为《鸣沙石室佚书》所收《延绶别传》录文撰写的目录提要则进一步指出继淮深者为淮□，淮□以后，尚有嗣者，虽沙州中间偶有篡夺，然不久即灭。氏主河西，直至唐终。从而彻底推翻了《新唐书·吐蕃传》关于议金在咸通年间即以长史身份主持归义军的错误记载。1913年至1914年，罗振玉依据史籍记载和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先后撰写了《补唐书义潮传》和《瓜沙氏年表》（两文均见《雪堂丛刻》，1915年）。前文首先指出了《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吐蕃攻陷沙州过程的疏失，推断沙州陷蕃应在贞元元年（785 年）。继而考察了议潮起事、收复河西、遣使入朝等历史事件的过程。并确定了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即咸通八年（867 年）议潮入朝后，淮深嗣为节度；淮深卒前淮□嗣；淮□卒前托孤于议潮婿索勋，勋乃自为节度，并在景福元年（892年）得到朝廷任命；后议潮十四女又于乾宁元年（894年）率将士诛勋，以议潮为节度，并以其长子弘愿任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次子和三子则分任瓜州刺史和甘州刺史；后梁开平年间的沙州节度使奉可能是议潮末。罗氏的成果奠定了氏归义军政治史的基础。他关于陷蕃年代的考证推进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判断议潮攻克凉州应在咸通二年的说法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篇文章最重要的贡献是关于氏归义军节度使世次的考证，以后的研究都是在此框架基础上逐步深入和具体化的。罗氏此文的主要不足是未能参考王仁俊有关淮深卒年的研究成果。后文在元忠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按时间顺序对有关资料进行了梳理、编排和考订，在一些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如确定了议金在贞明年间已执掌归义军大权，氏取代氏的时间当在贞明以前；指出在归义军氏时统治区域有瓜、沙、甘、肃等十一州，到五代时归义军所领仅有沙、瓜二州；在"年表"的序言中确定接替元忠的应是延恭，并推测在延恭后可能还有延禄一世；确定了宗寿卒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子贤顺继任。限于材料，此文仍未解决大部分节度使的卒立时间。1924年，王国维《于阗公主绘地藏菩萨题记》跋（载《沙州文录补》），据英藏《开宝八年归义军节度使延恭施舍疏》，判定《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关元忠卒于太平兴国五年和卒后由其子延禄继任的记载是错误的。指出在元忠和延禄之间尚有延恭一世，元忠应卒于开宝
以前。但王氏未能确定此于阗公主是延禄之妻，误认为是延恭之妻。王国维还在跋中开探索于阗史事之先河，对唐初以来有关于阗的情况作了初步考察，并推测圣天是回鹘人。在这一时期公布的材料中，还包括一些归义军时期的牒、状、契约、书信和吐蕃管辖敦煌时期的文献。此外还有反映唐前期敦煌历史情况的《大唐陇西府君修功德碑记》等。时人虽未能对上述资料进行有价值的研究，但却为以后人们探索相关问题提供了原始资料。有的资料直至今日仍被人们引用、研究。第二个方面是对历史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历史典籍有些是佚籍，有些是有传世本的史籍。佚籍的价值自不待言，有传世本的史籍也因其抄写时间较早而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所以，我国学者对早期接触到的历史典籍自然十分珍视。这一时期公布的佚籍有《鸣沙石室佚书》收录的《春秋谷梁传解释》"僖公上第五"、《春秋后国语》、《春秋后语》、《春秋后语》、《晋纪》、《阃外春秋》等。罗振玉所撰目录提要分别据传世文献考出以上史籍的名称，并说明其对研治各时期历史的价值。《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则影印了《略出籝金》和包含有历史佚籍片段的《古类书》三种。《沙州文录补》公布了《开元天宝残史书》。此外，这一时期公布的文学作品《唐太宗入冥小说》和《妇吟》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王国维的有关跋文结合传世文献对唐太宗入冥事进行了探索。写本传世史籍这一时期公布了《隶古定尚书》"顾命"的图版和录文，"夏书"四篇和"商书"七篇的录文，斧、罗振玉分别指出上述写本均为未经天宝中卫包改定的隶古定原本。王仁俊和、罗二人还将写本"顾命"与传世本进行了校勘。罗振玉《吉石庵丛书》（1916年）影印了《尚书释文》"尧典、舜典"。《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了《春秋经传集解》"僖公五年至十五年"、"僖公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昭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定公四年至六年"，《春秋谷梁传集解》"庄公、闵公"和《汉书·王莽传》残篇。罗振玉的有关跋文分别考定上列第一、三件为初唐写本，二、四件为六朝写本，第五件为唐龙朔年间写本，第六件为唐太宗时写本。罗振玉还将上述写本与传世本进行了对勘，具体指出了写本可订正传世本之处。《敦煌石室碎金》收录了罗振玉校录的《春秋左氏传·昭公残卷》和《汉书·匡衡禹孔光传残卷》。第三个方面是对有关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佛教史方面，《敦煌石室真迹录》和《敦煌石室遗书》、《沙州文录补》公布了包括碑文、窟铭、牒、戒牒、遗书等与佛教寺院有关的文书，但未及对这些文书进行研究，相关的按语和跋每有失误。道教史方面，《敦煌石室遗书》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卷一、卷十的录文，《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影印了这两件文书的图版。王仁俊按语（载《敦煌石室真迹录》）认为写本《化胡经》是唐初僧人伪造，并云《化胡经》一造于晋、二造于唐、三造于宋、四造于元。斧《老子化胡经考》（载《敦煌石室遗书》），搜集了许多传世史籍中有关老子化胡的记载和《化胡经》佚文，但有的佚文是《化胡经》类文献佚文。罗振玉《老子化胡经补考》（载《敦煌石室遗书》），指出元代所传《老子化胡经》已与唐代所传之本不同，并已认识到有关《化胡经》的文献有《化胡经》和"化胡经类"文献的区别。罗振玉还对《化胡经》写卷的文字进行了校订。《沙州文录补》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序》，王国维跋指出此序应为明帝撰。摩尼教和景教方面，分别公布了《摩尼经》和《景教三威蒙度赞》的录文、图版。王仁俊按语认为《摩尼经》为唐写本，辑录了史书中一些有关摩尼教记载，但误将摩尼教视为回教。斧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罗振玉又对文有所补充，但他们关于摩尼教传入中国的论断都属于推测。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学术杂志》1921年11期），在参考国外有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又发掘出一批反映摩尼教在中国流行情况的汉文资料。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1卷2号，1923年），认为摩尼教传入中国是在唐武后延载元年（694年），并考察了此后其流行与遭禁的有关情况。第四个方面是对唐代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最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也是王仁俊。1911年，他刊布了《唐写本开元律·名例疏》（《敦煌石室真迹录·已集》），录文后附有他撰写的《唐开元律案证》。"案证"结合传世《唐律疏议》考定写本为唐开元律疏《名例》的一部分，认为此写本当即唐尚书都省所写，发使散于天下的五十本之一。"案证"用写本与传世本对勘，互相校补，
指出传世本并非开元二十五年律疏，因而写本对于了解唐律的演变及开元律疏的修撰过程都有重要意义。《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唐代《水部式》残卷录文，罗振玉目录提要据《白氏六帖》考出其名，指出该卷可补《唐六典》、《新唐书·百官志》缺失者十处，并据该卷结合传世文献考察了唐代的海运情况。《敦煌石室碎金》亦刊布了罗振玉校录的"律疏"和《唐律疏议·杂律下残卷》，罗跋考定了写本与传世本的不同。同书还刊布了《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王国维1919年跋云此卷系由日本狩野直喜博士所录，王氏经过考证，认为其为唐武德职官令。此名虽不够准确，但作者仅依据该卷的一小部分即判明了其性质，为后来者进一步考定其准确名称奠定了基础。第五个方面是对地志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敦煌石室遗书》公布了《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等地志的录文。罗振玉有关跋文和校录札记（均载《敦煌石室遗书》）考定《沙州图经》作于开元天宝年间，《西州图经》作于唐乾元以后至贞元以前；并据写本订正了《元和郡县图志》和两唐书《地理志》等史籍的缺失。《敦煌石室碎金》则公布了《敦煌录》。《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和《贞元十道录》等全国性地志。此前，师培已于1911年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国粹学报》辛亥第四号）中，据《新唐书·艺文志》和《太平寰宇记》，考出了《贞元十道录》的名称和作者，并指出了该卷与传世史志的异同。罗振玉所撰目录提要则考出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名称和作者，并举例说明两个残卷可补正《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和两唐书《地理志》等书的缺失。《敦煌石室遗书》还刊布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的录文，此书虽为僧人游记，但因保存不少有关历史地理的资料，故有的学者也将其列入地志类。罗振玉跋据慧琳《一切经音义》考定出此卷书名，并据其容推断该书成于玄宗朝。罗振玉还撰写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校录札记》，指出写本的别字异文和伪误。第六个方面是对有关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因受材料的限制和当时学术取向的影响，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直到1924年，《沙州文录补》才刊布了数件户籍、手实和户状等户籍类文书。但当时学者尚不能分辨户籍、手实、户状等的区别，将这类文献均名为户籍。王国维的有关跋文依据传世文献和户籍类文书探索了唐代的户籍制度，并以户籍所载应受田数、已受田数与唐代文献中有关均田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开启了运用户籍文书研究唐代均田制的先河。复《敦煌掇琐》的出版，标志着第一阶段第二时期的开始。《敦煌掇琐》虽亦为敦煌文献资料集，但其中的资料均系作者直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中选录。继复之后，胡适、向达、王重民、于道泉、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抄录、拍照、研究敦煌文献。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已能接触巴黎所藏敦煌文献的大部分和伦敦所藏敦煌文献的一部分，与前一时期相比，资料来源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介绍、公布或带回的敦煌文献录文、照片的围也更加广泛，其中与历史有关者亦明显增多。同时，我国学者加强了对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其中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年）辑录了不少有关历史的资料。而罗振玉又推出了《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39年），影印出版了自家搜集、收藏的敦煌文献，其中亦包括一些与历史有关的文书（有些已公布过录校本）。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本2分，1930年）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本1分，1939年），不仅具体介绍了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史料价值，还从学术发展史的高度对敦煌文献之类的新材料与学术新潮的关系进行了精辟论说，并呼吁国人利用敦煌文献以研究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氏的这两篇序文特别是前一篇影响深远，指引数代学人加入到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的行列中。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氏也率身垂。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3年）中，曾利用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探讨世民在玄武门事变中取胜的原因，以实例向学术界展示新史料可"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本1分，1930年）亦曾利用敦煌写本吐蕃诏书以印证作者的结论；《妇吟校笺一卷》，则以诗证史，每有所得。关于归义军和金山国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时期又有进展。楷第《敦煌写本〈义潮变文〉跋》（《图书季刊》3
卷3期，1936年），利用《议潮变文》结合史籍记载，初步探索了归义军政权周边的吐浑、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情况。同作者之《敦煌写本〈淮深变文〉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本3分，1937年），推测"克复凉州之役，必是淮深首功"；继而进一步考察了安西回鹘政权与甘州回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两个政权的关系，认为甘州回鹘是"旧河西回鹘部落，非自安西移来者"；该文还探讨了河西五郡陷蕃的次序和具体过程，首次揭出《元和郡县志》中沙州于建中二年（781年）陷蕃的记载，但作者似乎没有注意到此前罗振玉关于沙州陷蕃年代的考证；作者认为以沙州为中心的归义军政权在唐宋间延续近200年，系因这里的居民以汉人为主体，指出归义军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上述氏两文的结论虽与后来的研究尚有一定距离，但他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并开创了以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的先例。向达《罗叔言〈补唐书议潮传〉补正》（《辽海引年集》1947年），对沙州陷落和收复的时间及淮深死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其结论对国学术界影响很大；该文还首次利用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探讨归义军史的有关问题，扩大了归义军史的史源。但该文涉及的一些问题已被上举《敦煌写本〈淮深变文〉跋》和藤枝晃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学报》12册3分-13册2分，1941-1942年）解决。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6期，1935年），依据作者在巴黎搜集的敦煌文书，对金山国史事进行了考证。使"千载坠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填补了氏归义军和氏归义军之间的一段历史空白。虽然此文有关金山国的立国时间及部分文书年代的判定存在问题，但作者公布的材料至今仍是研究金山国史的基本史料。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燕京学报》35期，1948年），认为承奉"白衣天子"名号是受到弥勒教的影响。此外，向达《玉门关阳关杂考》（《真理杂志》1卷4期1944年）和《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5卷4期，1944年），开辟了利用敦煌文书结合传世文献和实地踏勘研究敦煌历史地理的新途径。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说文月刊》3卷10期，1943年），开始尝试利用敦煌写经题记考察敦煌世族。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1947年）则利用莫高窟供养人题名和历史文献，对敦煌的索、氾、令狐、安、、、、阴等大姓做了探索。对历史典籍的介绍和研究仍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成果主要反映在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中，《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先是以系列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后由北平图书馆汇为两辑印行（第1辑刊于1936年，第2辑刊于1941年）。此书虽以介绍新发现的古代典籍为主，但也包含了作者对其进行考证、研究或与传世本对勘的结果。该书介绍的历史佚籍有《春秋后语》之《语》上、中、下和《语》上、下，同时探索了《春秋后语》全书各卷的容；《阃外春秋》卷一和卷二（部分），对其作者作了进一步考证，指出了罗振玉的疏失；《帝王略论》，考出其作者为虞世南；《籝金》，指出《略出籝金》系球所作，并对球的事迹作了初步考订。此外还有《唐高宗天训》、唐仁亶《九谏书》和被怀疑并非今本的《晋书·何曾传》。传世史籍介绍了《古文尚书》16件，《今字尚书》3件，《春秋经传集解》和《春秋谷梁传集解》各1件，《史记集解》1件，《汉书》3件；分别判定了各件的抄写年代，勘对了写本与传世本的异同。3件《今字尚书》均被定在卫包改字之前，并据以判定在卫包前已有《今字尚书》。重规《敦煌唐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志林》2期，1941年），通过对比写本与传世宋本的异同，考察宋人删改《尚书释文》的情况。越政《敦煌左传残卷校记》（《艺观》4期，1929年），勘对了鸣南藏敦煌写本《左传》与宋本的异同。史方面。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依据写经题记初步考察了敦煌莫高窟窟寺之创建与寺观之名。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自序"利用敦煌文献结合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考出了15所寺院的名称，并对这些寺院的寺址与兴建存废等情况进行了初步探索。胡适《神会和尚遗集》（亚东图书馆，1930年），录校了《神会语录》、《普提达摩南守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等神会的著作，并撰有《荷泽大师神会传》，开整理敦煌禅籍之先河。寅恪《武曌与佛教》（《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本2分，1935年），据敦煌本《大云经疏》考
出武则天所颁《大云经》，乃薛宗义取后凉昙无谶旧译《大方等大云经》附以新疏而成，推翻了旧史所记武氏时有沙门伪撰《大云经》的说法；《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国学论丛》1卷2号，1923年），依据敦煌写本题记考出了吐蕃译经大师法成的史迹。道教史文献的研究仍是围绕《老子化胡经》进行。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国学季刊》4卷2号，1934年），在比较彻底地清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敦煌本《化胡经》在"化胡说"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国钧《老子神化考略》（《金陵学报》4卷2期，1935年），指出《化胡经》与三道派有关。牟润《宋代摩尼教》（《辅仁学志》7卷1、2期，1938年），指出十卷本《化胡经》已列入唐官方道经。逯钦立《跋〈老子化胡经玄歌〉》（《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2号，1947年），认为《化胡经》卷十中含有太武帝灭佛的背景因素，并推断此卷为北时作品。朱维之《大景教三威蒙度赞及尊经考》（《基督教丛刊》14期，1946年）及《景教经典一神论》（《基督教丛刊》18期，1947年），结合史籍探索了敦煌景教文书反映出的问题。社会经济方面，这一时期仍是以整理、公布资料为主，但也有少量相关论文问世。《敦煌掇琐》辑录《宅舍图》、《户状》、《户籍》、《差科簿》各一件，反映经济关系的各类契券、凭据、案卷、牒状等二十余件。《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辑录各类契券近二十件，有关社邑的文书数件。《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影印了罗氏收藏的两件户籍、一件户状、一件有关长行马的案卷与一件《枝头白刺头名簿》。《食货》4卷5期（1936年）是《唐户籍簿丛辑》专刊，将当时见于中日文书籍、杂志的二十件敦煌户籍、差科簿（时称丁籍）收集在一起。希圣《小序》指出户籍、丁籍是重要的经济史料，对研究均田制、百姓负担和社会组织都有重要意义。曾了若《隋唐之均田》（《食货》4 卷2期，1936年）是最早尝试利用敦煌户籍研究均田制的专题论文。虽然他据之得出的结论为现在一般学者所不取，但他的研究仍加深了人们对均田制的了解，其研究方法在学术史上亦有积极意义。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4卷7期，1936年），利用敦煌写本《水部式》结合唐代文献探索了唐代关于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碨的管理、河上交通的管理及海上运输的有关规定。对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此期亦有进展。董康依据藤提供的照片校录了《神龙散颁刑部格》，并与唐律做了比较研究（《书舶庸谈》，1926年）。罗振玉也对该文书作过探讨。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介绍了《唐律》和《唐律疏议》各二件，考证了各件的书写年代，指出了写本与今本的异同。王氏还据写本律疏考出传世本《唐律疏议》中之"疏议曰"，系因宋元人不明律疏之义"连疏于议"所致，发数百载之覆。金毓黻《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说文月刊》3 卷10期，1943年），最早对p.2504号文书进行了校录和研究，据《旧唐书·职官志》考定该件为《天宝官品令》，指出该件可与《职官志》、开元令互相印证，并列表具体展示其可补《职官志》之漏、误处。虽然此文对文书的定名未能成为定论，但作者的探索对唐令的研究仍有一定意义。从文献学角度研究地志类文书，此期趋于沉寂。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介绍了一件新发现的带有原题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考证其年代在证圣二年，不同意罗振玉的定年。王氏还介绍了两件《大唐西域记》残卷，附有与今本对校的校勘记。纵观第一阶段的两个时期，我国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前一时期我国学者所能接触到的敦煌文献十分有限，但他们不遗余力地多方搜求，并且几乎全部公布了他们见到的有关历史的文献。虽然在今天看来他们所公布的资料在文字录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资料在此后几十年一直是史学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材料来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掌握的资料很不系统，其研究成果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对归义军史的探索和对历史典籍、史文献、法律文献、地志类文献等方面的整理和研究仍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所做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世界上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罗振玉父子在这一时期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贡献最大。后一时期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他们所介绍的敦煌文献的围也比前一时期广泛得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展了对金山国史的专题研究，对史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对历史
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则更加系统化，开始出现按类或按专题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创造的用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和将文书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等新方法，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应以王重民和向达的贡献最大。但后一时期我国学者接触敦煌文献的主要方式是亲赴巴黎、伦敦查阅，他们拍照、抄录的大量文书除《敦煌掇琐》外，大多未能像前一时期那样公开出版。这样，不能出国的人只能主要依靠前一时期公布的资料或出国者赠送的照片进行整理和研究，其研究围受到很大限制。而这一时期我国赴欧洲访求敦煌文献的几位学者的治学重点又均不在史学方面，这当然会对历史研究在整个敦煌文献研究中所占的地位产生影响。就整体而言，后一时期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古籍，热点在文学，对历史典籍的重视是因其系古籍的一部分。与同期的日本学界相比，我们的研究领域有待拓宽，如那波利贞对寺院经济文书和社邑文书等世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我国尚无人涉足；一些方面的研究深度也有差距，未能出现如《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那样全面、深入、细致的论文。
文献学
文献：文献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像、声音等为主要记录手段的一切知识和信息的载体。“文献”一词出自于《论语八佾》篇中，（先秦）“文”与“献”是两个词，“文”指文章典籍；“献”指贤人贤才，特指博学多闻、熟悉礼仪掌故的人。（汉唐以后）“文”是叙事的依据，“献”则是论事的依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对“献”的解释已经与本义发生变化，“献”的含义已日益向“文”转化。自此以后，人们对“文献”的概念，逐渐变为专指文字记载的东西。1983年7月2日发布的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把文献规定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我们对文献的定义是（见句首）。与传统的“文献”含义相比较，现代“文献”含义不仅包罗了传统意义上有文字记载的一切图书资料，掌握某一方面知识技艺的专门人才，还囊括了现代所有的知识记录和信息载体。 作用：文献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工具之一。文献具有存储信息、传递信息两大基本功能。 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对历史文献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典藏传播、整理利用以及历史发展进行研究，进而探索其特征和规律的学问。其任务在于为各种学术文化的研究提供翔实的资料，尤其要为历史学的研究建立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古代多属于校雠学的范畴） 文献学的成就：1.廓清后世对经书的误解和歪曲 2.钩稽考证汉人经说 3.撰著新疏新解4.汇释群经（《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 甲骨文献：又称“卜辞文献”，是殷人占卜的记录，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献。王懿荣是甲骨文献价值的第一位鉴定人。刘鹗《铁云藏龟》，是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专书。 金石文献：分别是指以金属和石质材料为载体的文字记录。金文文献：在青铜器上铸刻文字，始于夏商，盛于周代。石刻文献起源大体与金文文献同步。石经是儒家经典的大型石刻文献。始于汉魏，绵延到清代，内容由“七经”发展到“十三经”。墓志碑刻是古代石刻文献的主体，现存最早的碑刻文献著录是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 金石学：对各种青铜器和石刻进行全面研究的一门学问。 经部文献：包括儒家经典“十三经”、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各种注释阐发之书以及为解经需要而衍生的各种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典籍。 十三经：儒家十三中经典的合称。十三经的概念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其发展演变过程是:汉代把《易》、《诗》、《书》、《礼》、《春秋》立于学官，名“五经”（“熹平石经”）；唐代增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四种，名“九经”；唐文宗开成间刻石于国子学，又增加《孝经》、《论语》、《尔雅》，称“十二经”（“开成石经”）；到宋代，复增《孟子》，合称“十三经”。“十三经”是经部文献的核心，是集我国古代儒家经典之大成的总集。 十三经注疏：汉代及魏晋时代学者对十三经所作的注和唐宋时代学者所作的疏，合称“十三经注疏”。 二十四史：形成过程是：“前四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
古代敦煌舞蹈之历史探源
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９月上旬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敦煌舞蹈在任何历史文献中都未有相关记录，也没有敦煌舞蹈这个名称。直到敦煌壁画被考古学家发现，壁画上众多舞蹈形态为现代舞蹈艺术家们研究中国舞蹈的历史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素材，更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灵感与启发，在现代舞台上创作复活敦煌舞蹈。敦煌舞蹈由内而外、以舞说情，以古代乐舞为原型和基础，结合现代舞元素，既反映了敦煌壁画上的原始舞姿，又具有现代舞的艺术效果，可谓穿越古今、绝妙无比。本文拟对古代敦煌舞蹈进行历史探源，从中探析敦煌舞蹈的形态特征与艺术特色，再现这一古老而现代、优美、华丽的舞蹈艺术形象［１］１。 一、古代敦煌舞蹈的文化、艺术渊源敦煌舞蹈顾名思义与敦煌莫高窟有莫大的关系。敦煌莫高窟始建于秦朝，是当今世界洞窟艺术中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历史 最悠久的宝库。其中已被发现和修复的敦煌壁画记录了从汉唐至明清的人间百态，令人 眼花缭乱、流连忘返。敦煌壁画的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包括经济、社会、宗教、民俗、生活、文化等方方面面，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聚宝盆。敦煌莫高窟中几乎每一个洞窟内均有壁画，而其中大部分壁画都有舞蹈形象。它们惟妙惟肖、千姿百态，中国舞蹈史自汉唐以来的发展演变历程在敦煌壁画中如画卷般娓娓道来。因此，对中国舞蹈史来说，敦煌壁画无疑有着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中国古代敦煌舞蹈的文化渊源。 古代敦煌舞蹈是中国古典舞蹈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古典舞是历代舞蹈表演者和创作者经过长年累月对中国传统民间舞蹈和民族舞蹈的创作、提炼、加工、整理和实践检验，形成和流传于世的舞蹈典范。通 常而言，世界各地的古典舞都具有程式严谨、动作规范、技巧高超等特点。除此之外，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古典舞还具有反映各个国家和民族特色的风格特点。中国的古典舞，以汉民族为例，其舞蹈姿态绝大多数寄生于戏曲舞 蹈之中。在出土或被发现的大量古代雕塑、壁画、石砖、陶器、绘画等文物中，汉族古典舞的造型与姿态随处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生代的舞蹈艺术家们在考古研究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对中国古典舞进行挖掘整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完成了中国古典舞教材的编 撰工作，更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古典舞蹈 表演者和创作者。他们的舞蹈作品技艺高超、刚柔并济、圆润细腻、情景融汇，颇具精气神完美合一的艺术感染力和手、眼、身、法、步高度协调的艺术表现力。 如前所述，中国古典舞是在传统民间舞蹈和民族舞蹈基础上经过更加细腻的艺术加工发展而来。它寄生又跳出了传统中国戏 曲的规范范围，按照舞蹈本来的艺术特性，根据舞蹈特有的审美要求与标准，将舞蹈在戏曲中的技术性内涵变换为舞蹈艺术内涵。除了戏曲艺术，武术也是中国古典舞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艺术渊源。例如敦煌壁画中画师们刻画了许多神韵各异、体态优美、造型独特的女性飞天姿态，飞天即源自武术中的想象和动作。许多艺术史专家将敦煌壁画中飞天的舞蹈形象视为最高的敦煌艺术成就。飞天作为敦煌舞蹈的主要 艺术形象，使敦煌舞蹈成为中国古典舞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鉴于此，古代敦煌舞蹈的艺 术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中国古典舞的艺 术渊源。二、古代敦煌舞蹈与汉唐舞蹈的渊源 从春秋楚舞继承发展而来的汉代舞蹈，以细腰、长袖、折腰、翘袖等当时顶尖技术动作著称。直到今天，细腰、长袖、折腰、翘袖等舞蹈动作依然常见，它们使舞姿更为曼妙，也构成了汉代舞蹈的两个最为主要的特征：一是舞袖。今天所谓的长袖善舞即是源自汉代舞蹈。汉代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对舞袖都有着特别的钟爱和喜好。二是扭腰。作为人身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枢纽部位，腰部随节奏变化的舞动，既带动了上半身，又舞动了下肢。汉代舞蹈中的扭腰可以左右倾折，也可以前俯后仰，其善变丰盈的特点加上舞蹈演员们不同 圆曲线条的体态使她们婀娜多姿、引人入胜。汉代舞蹈中的舞袖与扭腰不仅显现出舞者在舞台上的秀美，而且纤腰长袖、翘袖撅臀的她们将Ｓ形身形姿态刻画得惟妙惟肖。 唐代是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唐代舞蹈艺术在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也受益匪浅，成为后世历朝历代所膜拜的时代艺术。唐代舞蹈在继承汉代舞蹈精华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新的、反映唐代文化艺术深厚实力的表演形式。众所周知，唐代是以女性的体胖为美，美女的标准是丰腴、丰满和富态。唐代舞蹈表演者们惯用歪头、出胯、冲身等技术动作， 构成了三道弯体态，形成了舞者们曼妙的Ｓ形曲线。在舞蹈表演过程当中，表演者们一般不会将手部暴露出来，从而保持了华丽、自成一体的舞衣的整体感和圆润感。舞衣随着舞者的摆动而形成飘逸的弧度，更为舞蹈表演增加了些许美感。唐代舞蹈空前繁荣，是各阶层喜闻乐见、普及广泛的艺术 表演形式和娱乐活动。 敦煌舞蹈继承和发扬了汉唐舞蹈的特色，成为敦煌艺术中不可分割的宝贵部分。敦煌舞蹈较为经典的舞姿即是汉唐舞蹈中都十分注重的Ｓ形姿态。在《大梦敦煌》、《丝路花雨》等大型舞蹈剧中，创作人员基本都是依据敦煌壁画中Ｓ形姿态的细节来加工、提炼，最后再现的。此外，创作人员还依据敦煌壁画创作出静态含蓄的不动乐舞造型，于情感嫁接和延续中寻觅流畅淑美、自然平和、流动自如的具有十足艺术表现力的舞姿动作和连接流线。《大梦敦煌》、《丝路花雨》等舞蹈剧在创作人员的编排下，融入了现代人的真情实感，将敦煌壁画上静止的姿态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凸显敦煌舞蹈倾、拧、斜、曲的流动韵律和表演风格［２］１３１。 三、古代敦煌舞蹈形态特征与艺术特色古代敦煌舞蹈是现代敦煌舞蹈的前生，是源自敦煌壁画和彩塑中历朝历代的舞蹈造 型， 它们后来被舞蹈创作者和表演者提炼、加工、编排，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舞蹈艺术形式。敦煌舞蹈极具异域风情，它的诸多舞蹈元素来自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繁荣时期的中外融合。绝大多数敦煌舞蹈研究者和敦煌舞蹈艺术家认为，敦煌舞蹈所反映的敦煌壁画上的舞姿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第一是飞天；第二是唐代经变画；第三是金刚力士与天王，即阳刚硬朗的男性舞蹈；第四是北凉至北周的伎乐天；第五是世俗舞蹈，即市井街头流行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舞蹈；第六是莲花童子，即儿童舞蹈；第七是彩塑菩萨，即是以佛教中的菩 萨造型为舞者的舞蹈。敦煌壁画和敦煌彩塑 作为敦煌莫高窟艺术宝库中的重要部分，它古代敦煌舞蹈之历史探源 □易 辛 案博览 档Ｄａｎｇ＇ａｎＢｏｌａｎ 66
敦煌石窟简介
敦煌石窟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洞内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四万多件。此后莫高窟更为引人注目。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掠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1924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其中一些贪官私藏了一些，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最后只剩下八千多件了 敦煌壁画以北朝和唐代为最盛。北朝壁画多“本生故事”，宣扬一种彻底的牺牲精神。北朝的时代是一个战乱的时代，民生多灾多难，备受苦难的人民把理想寄托在这些佛教理义上。到了唐代社会安定，壁画宣扬的良辰美景恰是对盛唐繁荣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折射，作品充满健康、乐观的情调。 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石窟中以莫高窟建窟最早，内容最丰富。其余石窟,均系莫高窟的分支,西夏和元代的作品还可补莫高窟之不足。敦煌石窟上起十六国，下迄清1000余年间连续不断，形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敦煌石窟艺术体系。 莫高窟的主要艺术成就是塑像和绘画。这里的塑像是泥塑，不同于云冈和龙门的石像。这主要是因为三危山石质较粗，不能凿成佛像，所以工匠们才用泥塑。相传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而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年代应为北凉（5世纪初），此后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由历代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累积完成，因而也呈现出不同时代的风格。北魏时期的塑像，体格高大，额部宽广，鼻梁高隆，眉眼细长，头发呈波浪状，袒露着上身，留下了印度艺术的浓重印记。隋代的塑像，面相丰满，鼻梁相对稍低，耳朵相对加大，脸部线条柔和了，整个身体比例虽然还不尽相称，但已中国化了，体现出一定的民族风格。唐代，莫高窟的雕塑达到了顶峰。这些雕塑完全抛弃了模仿痕迹，面容温和慈祥，神情庄严从容，服饰华美。天王像表现了男子的健美，让人感到威严、正直、勇猛、坚毅；菩萨像身段秀美，面庞圆润，嘴角带着微笑，胸臂袒露，衣裙轻薄，形象酷似现实中的妇女。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举世闻名的佛教遗址，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前临宕泉，东向三危山。据唐代碑文记载，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至十四世纪，边续千年凿窟造像不断。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各个朝代，形成南北全长1680米的石窟群，共存洞窟700多个，其中有彩塑和壁画的洞窟492个，彩塑2000多身，壁画45000平方米，木构窟檐五座。莫高窟是现今世界上规模最宏大、历史最久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良好的佛教遗址。 莫高窟各窟均由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综合构成。洞窟建筑形式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佛龛窟、佛坛窟、大像窟等。塑绘结合的彩塑主要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像等。壁画内容丰富博大，分为佛教尊像画、佛经故事画、佛教史故事画、经变画、神怪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等七类，是古代社会历史形象的反映。精美的彩塑与壁画系统地反映了各个时代的艺术风格及其传承演变。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科技价值。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发现了藏经洞，出土了四至十四世纪的文书、刺绣、绢画、纸画等文物4万余件。其中文书，大部分是汉文写本，少量为刻印本。汉文写本中佛教经典占90%以上，还有传统的经史子集，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官私文书"等。除汉文外，还有古藏文、梵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等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敦煌文书的发现是研究中国与中亚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文学、艺术、科技等的重要资料。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后历经劫难，大批敦煌文物与石窟中的一些壁画和彩塑，先后被英、法、日、俄、美等国的盗宝者劫运国外，流散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图书馆与博物馆。这是"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本世纪初以来，以藏经洞出土文书与敦煌石窟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在全世界兴起，已成为当今国际上的一门显学。莫高窟，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944年，在莫高窟设立了保护研究的专门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大为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敦煌四部籍与中古后期社会的文化情境
敦煌文献中包含大量中古时代（魏晋至五代）的典籍写本残卷。依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统计，经部的儒典大约有二三十种261卷[1]；史部大约有六七十种[2]；子部大约有七八十种；集部大约有三四十种。四部合计大约有二百种左右。敦煌文献的主体佛教典籍，不下千种（近三百种见于大藏经著录），道教典籍大约数百种（道藏著录、未著录各半），属于子部。此外，在古藏文等文种的敦煌文献中，也有典籍文献。 敦煌典籍写本尽管基本上是些残卷，但它们却可能是印刷术出现以前，我国手写本（含少量刻印本）典籍的最大一批遗存，无论在文献学意义上还是在文化史以至中古史意义上，都堪称国之瑰宝。从这批典籍写本产生的时代看，有六朝本，有北朝本，有隋唐本，有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从文本的性质看，有白文本，有注疏本，有音隐本，有略出（辑要）本等；从写本的功用看，有读本，有生活实用本（如药书、历书等），也有的像是著述者的工作用本。不少写本后面有著作者或抄写者、持有者留下的题记。用现代学术眼光看，典籍写本包含的诸如此类情况，都是重要的学术信息。可以说一卷卷敦煌典籍写本，犹如浓缩的历史化石。它的字里行间凝聚着历史文化的多样情境，蕴含着前所未知的文化变迁过程。九十多年来，前辈学者筚路褴缕辛勤探讨这批典籍，揭示它们的历史文化内涵，不断地增进人们对敦煌典籍及相关情境的认识。我们这部书稿，是想在前贤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整合性的归纳与梳理；并对典籍宝藏蕴含的各类学术信息（特别是深蕴其中的历史文化情境），试做一些新的探索和表述。 这批典籍卷子经历了唐朝五代宋初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属于我国中古时代的后期。它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我国又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启动的时代。这次社会变动发轫于隋朝末年。在当时席卷全国的农民战争中，士族大土地占有制受到冲击，延续了三百多年的门阀制度走向衰落。中古农奴制的主要形式覆客制趋于废弛，依附大族田庄属于贱口身份的众多农奴，摆脱了贱口依附关系，许多人转化为均田民（良口身份）[3]。到开元天宝之际，“恣人相吞，无复畔限”[4]，均田制亦告瓦解，地主大土地占有制急剧发展，贫富分化再度加剧。“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5]发生在社会底层（广大农村）的结构性变动波及到政治领域，撼动着传统的文化思想、道德观念以及社会风俗等多个层面，在唐宋之际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断地促动着这些层面的变革。作为传统文化的文本载体，中古四部典籍的形式和内容是相对稳定的，一般并不随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动荡而变化；但是在社会渐进式变革的大背景下，典籍文本的著述、注疏、节辑、读用、保存和流传，毕竟都同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相关联，有关的人事、风尚和趣向，或多或少地在典籍文本上留下各式痕记。这类“痕记”是历史的“雪泥鸿爪”式记忆。对它加以解读分析，就会从这些“痕记”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曲折地呈示出同变革时代的启动相关的某些史相脉络；有的还会带有中古向近古转进时代的特征。 导论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描述或勾勒这些史相脉络： 一、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 二、社会文化变迁在敦煌典籍中的“痕记”。 三、敦煌典籍所见敦煌地区的学术与文化。 一、敦煌先唐典籍及其文化意涵 敦煌四部籍的文本显示，中华传统典籍文化经过长期流传筛洗，至隋唐之际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主流与核心部分。它大致包括以诸经（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孝经、尔雅等）、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诸子及某些文学总集为代表的典籍文本。到唐五代时期，这些典籍基本上仍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而存在，并稳定地传承着。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是唐代以前撰写的各类典籍注本的先唐抄本、唐初抄本，一直在敦煌行用着，一直
浅析敦煌舞蹈的产生过程及其艺术特色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b02571196.html, 浅析敦煌舞蹈的产生过程及其艺术特色 作者：张馨月 来源：《文艺生活·下旬刊》2016年第05期 摘要：本文以敦煌舞蹈的产生过程及其艺术特色为重点研究内容，论述了敦煌舞蹈的动 作原型是以敦煌壁画为基础，以及在敦煌壁画的基础上使用特定的编创方法创作而成。敦煌舞蹈的独特艺术性，为后世的中国舞蹈开辟了新的道路。 关键词：敦煌舞蹈；产生过程；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J7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15-0097-01 一、敦煌舞蹈的动作原型 在舞剧《丝路花雨》问世之前，中国还没有敦煌舞这个说法，敦煌莫高窟内的历经数十个朝代上千年的壁画中，那些灵动飘逸，千姿百态的舞姿造型，点燃了舞蹈创作者的创作激情。敦煌舞蹈的原形主要是以敦煌壁画为基础，在众多的佛教题材壁画中用作舞蹈原型的主要有天宫伎乐、飞天伎乐、化生伎乐、护法神伎乐以及供养人等伎乐。天宫伎乐指一切从事乐舞活动的菩萨、神众；飞天伎乐是对佛的礼赞、供献、歌舞和散花；凡是在莲花上的乐伎都可以称为化生乐伎；护法神乐伎有天王、金刚、药叉、迦陵鸟等。有这么多壁画的舞蹈形象但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墙壁上的舞蹈“复活”？于是编导们开始用铅笔描摹下壁画的线描，可是这些单体的线描就像是一个单独的字或者词语，而舞蹈要求的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这个时候怎么办，使用怎样的舞蹈语汇让它组成能够叙事，能够表情达意的舞蹈语言，舞者们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在不断的摸索中舞者们试着把线描上的舞姿模仿出来，从如何形成舞蹈，舞蹈的开始，变化到结束，中间的过程如何体现，通过舞者们的聪明智慧，在反复的尝试和摸索中，编者们终于找到了隐藏在这些舞姿背后的玄机，这些精致的敦煌壁画中的舞姿竟都是一个个“S”形构成。①这个发现是一个质的突破，舞者们根据这个发现进行着模仿和尝试，在敦煌舞蹈中，我们所要表现的不仅是“复制”壁画造型的身体动作，更主要的是上升为意识形态的精神境界。 二、敦煌舞蹈的创作方法 在前面模仿的基础上就是用编导基础技法对壁画做“造型连接”。素有“流动的雕塑”之称的舞蹈艺术可以充分体现出敦煌壁画的优美，他能用肢体直接呈现出壁画中的造型、动态。在仔细观察后便可发现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保持身体对抗的状态下，两个末梢（手与脚、手与头等）最大限度的分离，形成拽、扯、拧的方式和感觉，同时配合运用头与腮（倒头、腆腮）。它还具有独特的“三道弯”，这既不同于“顺势”、“协调”的古典舞，又不同于地域风情浓厚的民间舞。
谈谈敦煌文化
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赏析 谈谈学习敦煌文化 学院：旅游学院学生：张麟磊学号：021 摘要：敦煌莫高窟历史悠久，它以佛教文化精髓为主，期间经过了近千年的开凿，有近五百个洞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以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壁画艺术三大艺术特色。是我国古代四大石窟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是研究我国古代佛教传入、发展的重要的基地，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习俗、民族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料。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历史文化、佛教文化、丝绸之路、东西方贸易要道。 敦煌莫高窟位于我国今甘肃省敦煌市，是我国古代四大石窟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敦煌莫高窟位于古代路上丝绸之路的中心位置。被接天山、准格尔盆地，南接青藏高原、祁连山脉，西接塔里木盆地、中亚。东接河西走廊、关中、中原、黄河长江流域。因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处于交通要冲。且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对中西贸易、文化交融起到了桥梁作用。 历史上的西域，生态环境很好。虽处内陆地区，但塔里木内河网密集，树木丛生、气候温和湿润，绿洲也就随处可见。可见，当时的西域是一个非常适宜人居的地方。加以位置处于东西贸易的十字路口，发展起诸多的小国也就不足为奇。例如：楼兰古国；精绝国；古格王国等等。所以，敦煌莫高窟的出现就是一个必然了。 随着汉武帝时期使者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的屏障。史学家司马迁称此行为“凿空”。逐渐古印度文明也伴随着路上丝绸之路这条路线无声的传入到了我国，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属佛教了。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我国。时至东汉，从西域回来的一匹白马驮着佛家经文《四十二章经》来到了首都洛阳，就地就修建了一座白马寺。白马寺的建成标志着佛教正式的在我国暂稳了脚跟，佛教从此也开始了它在我国的地方化、民族化。“永平求法”，佛经大量译出，佛教也就在我过广为流传。 敦煌莫高窟最早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直至清康熙四十年(1701),期
敦煌文化传承的价值
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是一位已在敦煌参加工作半年的大学生，我深爱着这片热土，作为敦煌的儿女无时时刻刻关注着敦煌的变化和发展。 我在大学读的是城乡规划专业，由于这个原因我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接触到大量敦煌历史变迁的知识。我们不仅拥有极具文化魅力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而且在保护和发展敦煌石窟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不畏艰难、无私奉献的专家、学者甚至是群众。时至今时今日，他们和他们的后人仍然不辞辛苦的奋斗在敦煌石窟保护和发展的前线。同时他们也创造了一种精神，一种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一精神无疑增加了敦煌石窟的文化精神内涵和魅力。 近几日，我有幸参加了在敦煌党校举办的“敦煌文化讲座”,主讲人马进驰先生对敦煌文化讲述让我感到非常惭愧，因为作为一个口口声声说热爱家乡的学生，我发现我多家乡的认识竟是如此缺乏。连自己的家乡都不了解，何谈热爱家乡？ 我们有举世瞩目的文化瑰宝，我们有让世人赞叹的精神财富，作为敦煌人民的一份子，我们有历史的责任去发扬它，传承它，但这一发扬和传承如何体现在敦煌人民身上，我们需要深思，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因此，在素质教育和新课改的大背景下，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在小学、初中、高中的课程中每周安排一节敦煌学概论课，课程时间安排在升国旗后的第一节课。
二课程内容应浅显易懂，既方便教学的开展又有利于学生理解，让历史老师或者语文老师做好相应的准备就能授课。 三在期中和期末和其它课程一同考试，成绩计入综合成绩，并与升学挂钩。 四每学期给学生安排一次敦煌文化的游学，并配备讲解员，去敦煌文化的载体（比如莫高窟）感受敦煌文化的魅力，接受敦煌文化的熏陶。 敦煌文化的魅力的继承和发扬不应该局限在一小部分社会群体身上，他是我们青年的责任，更是社会的责任，敦煌的少年和青年们在敦煌学的氛围中耳濡目染，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对个人来说是种热爱家乡，热爱人民的教育，也是文化和历史知识的积累，更是精神文化层次的提升乃至升华。其次对这座旅游城市而言是城市内涵和魅力潜移默化的提升，因为我们的学子大部分要都要去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学府求学，他们走出敦煌就是外界认识敦煌的窗口，是这座城市最实在的名片，他们是素质影响着敦煌的形象，也间接影响着敦煌的旅游业。最后，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要认识到敦煌文化的传承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民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将敦煌文化和精神千秋万载的传承下去。 在倡导科学发展和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响应着深化改革开放的精神，若能实现这一愿望，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对得起创造这一切灿烂文化的先贤们，也没辜负一代又一代在艰苦卓
敦煌文书
敦煌文书《新集两亲家接客随月时景仪》初探 一、文书信息 该文书编号为p.2042（背），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全文（残）二十五行，行字不等，共574字，整幅书于同一纸上，字迹虽不甚工整，但对于较好释读全文尚无大碍。 该文书题为一卷，实际是写至一半而止，篇末同纸另写有佛经四行，内容与该文书无关。该文书性质为书仪，内容是亲家双方的往来书信用语。 二、释文 1新集两亲家接客随月时景仪一卷并序 2若夫立身之道，以礼为先，敬爱其亲，谦恭是本。故《礼记》云：“礼经三百， 3威仪三千，道德二仪，非礼不威；教训正俗，非礼不备。”若夫长幼婚姻， 4岂无褒誉？临时怆悴，目不知所措。今撰编次汉明，节候寒温，对答 5往来，具陈于后。正月，首春，犹寒。主人先叙云：“三阳初发，同 6庆新年，暄景向林，寒风渐散，蒙赐婚眷，敢慕高门，不胜戴荷。客答云： 7“节气共同，清阳之首，万物含春，暄景尚林，余寒渐散，幸蒙高眷， 8许接清颜，得诣门庭，不胜战悚。”二月，仲春，渐暄。主人先叙云： 9“春仲和景，百草争新，柳色含春，梅花艳变，蒙赐婚眷，喜接清颜，贵 10客来过，不胜戴贺。”客答云：“节气共同，清阳叙中，应节和风，景 11色辉林，花开俪色，持奉高德，喜接清颜，不胜战悚。” 12三月，季春，□寒。主人先叙云：“清阳来景，瑞色含辉，渌柳 13垂條，花开艳□，蒙赐婚眷，贵客来过，不胜贺戴。”客答云：“ 14节气共同，时当春末，柳絮飃飗，蝶蜂游花，光鲜物丽，蒙赐婚 15眷，得诣高门，不胜战悚。”四月，孟夏，渐热。主人先叙云：“朱明首 16夏，渐向炎光，鸟转□林，□绿居树，蒙赐婚眷，贵客来过，不胜戴贺。” 17客答云：“节气共同，时当首夏，渐向炎光，□转清拔，蝶气黄业，忽 18 □颜色，战悚难胜。”五月，仲夏，盛热。主人先叙云：“夏中之节，暑气 19炎毒，蒙赐婚眷，喜接清颜，贵客来过，不胜战悚。”客答云：“节气共同， 20时当炎毒，太阳艳□，蒙赐婚眷，得诣高门，不胜战悚。”六月，末夏，暑热。 21主人先叙：“朱明末景，炎气飃飗，三伏热□，蒙赐婚眷，贵客来过，不胜戴 22贺。”客答云：“时候共同，时当炎□，暑气林交，向逼□□，朱明叙末，得诣 23高门，不胜战悚。”七月，孟秋首，余热。主人先叙：“□□□节， 24风散余炎鹊应天河蝉声□起蒙赐婚眷贵客 25不胜戴贺。”客答云：“时候共同，时当秋首……。”（下阙）
敦煌文献概述(20210217035908)
敦煌文献概述 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 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瓜沙二州离得不远。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行政单位叫归义军。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不光指莫高窟。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河对岸就是三危山。（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 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 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 米左右。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 。八国联军进北京。8 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出了敦煌，分两路。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东西文化交汇三岔路口，壁画
敦煌文献概述修订稿
敦煌文献概述 Document number【AA80KGB-AA98YT-AAT8CB-2A6UT-A18GG】
敦煌文献概述 一、敦煌石窟、莫高窟、藏经洞几个概念 汉河西四郡，（河，特指黄河，一般的叫水）霍去病开的。武威，旧为凉州，张掖旧叫甘州，酒泉旧叫肃州（甘肃名称就这么来的），安西即瓜州，敦煌沙州。瓜沙二州离得不远。安史之乱以后，被西藏吞并，吐蕃。当时把边关的重要军事力量调回内地平息安史之乱，顾不上边关了，就被吐蕃包围了。包围了十年之久，敦煌投降了。所以敦煌里的西藏文物比较多。晚唐，敦煌大族张议潮起义，把吐蕃赶走了。派出使者到长安，说归顺唐中央。行政单位叫归义军。归义军时期很长，敦煌很多的文物如壁画都是这个阶段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敦煌石窟：指敦煌地区的多处石窟，如西千佛洞，榆林窟（榆林河峡谷，安西县西南）等。不光指莫高窟。旅游的话到不了榆林窟，不开放。莫高窟也只是开放有限的洞窟。敦煌城南就是一座山，鸣沙山。鸣沙山月牙泉，汉朝就有了。鸣沙山往东有条河，把山冲断，出现了崖壁，朝东。莫高窟就开在这些崖壁上。河对岸就是三危山。（台）苏莹辉《敦煌学概要》莫高窟740多个石窟，时间最早的是前秦，最晚的是，千年之久。 16号窟，有耳洞，编为十七号，藏经洞，长宽高各3米左右。耳洞地面高一点，要上两三级台阶。把经卷都搁里边，包袱皮包上，像是有计划似的。放得满满，把洞口封上，抹平，画上壁画，谁能看出来这还有个洞啊。就这样，静静的，五百余年后被发现。 研究洞窟里的壁画，塑像，经卷形成了敦煌学。 二、藏经洞的发现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甲子纪年是“庚子”。八国联军进北京。8月，慈禧携光绪逃到西安来了，西狩，来西安打猎来了。就在这个时候，藏经洞发现了，肯定顾不上了。道士，不是和尚，王圆禄发现的。 （敦煌是丝路的交汇。出了敦煌，分两路。南路到龟兹——于阗，翻过雪山——伊拉克叙利亚，过地中海，到欧洲了。北路到吐鲁番——喀什——翻过大雪山即，葱岭（帕米尔高原）。东西文化交汇三岔路口，壁画很有异域特色。敦煌萧条是因为西夏的占领。不让你往外运了。宋以后的丝路就断了。元明就更不行了，管都不管了，算外国了，控制不了就把边界把里收，到清朝，才往外开。但也没开到唐朝的范围。现在的疆域规模基本上是清朝奠定的。）王道士，没什么文化，认几个字。修缮洞窟，积功德，把老壁画泥上再画上新的，岂有此理，他不懂老的壁画有多值钱。他还把很多个洞窟打通了。我们现在去看是有云梯的。开通通道破坏了很多壁画。不是他一个人干，还有两个小喇嘛，你看，他们这小团队也是多元的。（此处有笑声）。
敦煌文献库
敦煌文献库 内容简介： 敦煌文献库是专门收录敦煌汉文文献的大型古籍数据库，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策划、总编纂、总监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 上个世纪初于敦煌莫高窟发现、而后流散世界各地的数达5万件之多的汉文和藏文、梵文、于阗文、回纥文、吐火罗文文献，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奇珍。不仅使大批亡佚已久的古文献重现于世，更在世界范围内有力推进与中世纪中亚和中国相关之歴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以及文化艺术之研究，并形成国际性显学---敦煌学。 敦煌文献库辑录现藏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英、法、俄、德、日等国之敦煌汉文文献3万余件，分为佛书编（佛教经卷）、遗书编（经史子集四部典籍写本）、文书编（官文书，私文书及寺院文书残卷），各据原件照片或复印件制成高精度的数码影像，并以爱如生独有的数字再造技术制成保留原件所有信息的数码全文，采用还原式页面，逼真再现敦煌文献的各种复杂书式，包括眉批、夹注、图表、标记及怪僻字、重迭字、翻转字、涂抹字等。总计全文超过1亿字，影像超过30万页，数据总量约100G。同时配备强大的检索系统和完备的功能平台，实现毫秒检索只字不差，图文对照逐行可勘，整理标注随心所欲，编辑下载按键即得，为研究利用敦煌文献开出新生面。 技术标准： 页面显示：还原式全文页面，逐页对照原版影像 检索路径：分类检索（类、目） 条目检索（题名、时代、作者、篇目） 全文检索（任意字、词、字符串） 高级检索（进阶、逻辑、关联） 研读功能：放缩（影像放大阅读） 全屏（影像全屏阅读） 去灰（影像去除灰度阅读） 翻转（影像旋转180度阅读） 连缀（影像前后页连缀阅读） 设置（全文设定版式和字体） 标注（全文添加标点和批注） 书签（全文添加书签和分类管理） 打印（全文打印） 下载（全文编辑拷贝） 辅助工具：研究提示（查找相关研究成果） 常用字典（查找难字读音及释义） 采用字库：方正楷体S-超大字符集 适用环境：Windows8/7/vista/XP/server2003/2008 出版信息 敦煌文献库分为五集，自2011年至2016年陆续出版，（初集已出）
敦煌舞飞天形象的形成分析
Yi Shu Ping Jian 敦煌舞飞天形象的形成分析 陈韵旭四川师范大学舞蹈学院 摘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敦煌飞天形象是具有丰富的中华艺术文化的。飞天形象融合了历史与民族，独具魅力，值得我们去继续研究。本文分析了敦煌舞蹈中的飞天形象的基本内容，展示了飞天形象形成的多方面因素以及飞天舞蹈形象的审美价值，给广大人们带来了新的审美感受。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关于飞天形象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入，并且把它和商业社会进行结合，既而让它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其生命力更加的强大。 关键词：敦煌舞影响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J7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19）13-0054－02 古典舞在现代社会有了创新性的发展。飞天这个艺术形象出现在敦煌壁画中，随着历史的发展，飞天形象融入到了现代艺术之中，成为了艺术表达的一个特殊形象。从目前来看，敦煌舞的飞天形象具有较好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敦煌舞飞天形象的内容 古典舞蹈的敦煌形象和创意中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形象，那就是“飞天”。这一形象来自敦煌的壁画，而且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古典舞之间有较大的差异。飞天形象经常是以轻快而优美的动态，飘逸的舞姿来传达一种理念。在日本就有学者提出了关于飞天这一形象，在1949年，他从佛经角度去阐述了“飞天”这类形象，在整个描述中，它强调了飞天艺术与歌舞、音乐等方面的关系，借助佛学的特殊性来介绍了飞天艺术。从壁画中我们看到的飞天形象基本上是在穹顶或者壁画中，一个单位内成组的或者担任的欢乐腾飞的姿态。在舞蹈中，飞天的形象一般是通过飘逸的丝带、绵软的身姿、灵动的动作来表现的。这些动作和一般的舞蹈之间有明显的区别，人们只要看到了就能够区分出来。 二、敦煌舞飞天形象形成的影响因素 （一）敦煌壁画 在敦煌石头窟中，壁画中的飞天形象都非常的婀娜，画中人舞衣带飘飘，其中还持有乐器、花卉，整个画面看起来优美且精致。在不同的时期，壁画的飞天形象出现了不同的表达，但是整体上仍能看出一种祥和而安宁的意境。敦煌壁画中的形象比较特殊，色彩大胆，线条粗犷，带着一种人类蒙昧时期的气息。飞天形象中不管是简单的线条，还是后期灵动而完整的形象，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其中的飘逸和优美。飞天形象的衣饰突出，在飞舞过程中出现了衣带当风的美妙感受。而且在飞舞的过程中伴随着流云和花朵，能够营造出一种如梦似幻的意境。整个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可以说是既严肃又活泼，动静结合。这一独特的艺术形象逐步的融入到舞蹈之中，进而成为一项比较突出的表演艺术。 （二）传统舞蹈 总的来说，飞天形象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本身受到了传统舞蹈的影响，虽说飞天形象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但它的形象却保存得很完整。目前我们可见的飞天形象数量最多，而且风格最为典型，其中研究价值也非常高。在飞天舞蹈中传承了夸张和理想化的内容，展示出美学中的飘逸、洒脱与和谐的美。而且其中还含有传统舞蹈的重要元素。比如飞天形象飞天的过程不是像西方的翅膀，而是借助云彩和衣裙来产生一种凌空翱翔的姿态。这与中国传统的水袖舞、宗教舞蹈和宫廷舞蹈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值得一提的是飞天形象中还包含了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比如敦厚、自然等特点。 （三）民族融合 舞蹈艺术中的飞天形象不仅是特殊的艺术形象，而且还承载了多种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就包括了民族内容。在古老的印度，飞天形象就存在了，在漫长的发展中，飞天形象也把中原和印度文化融合在了一起，在不同的文化碰撞下，让敦煌的壁画更具有特色。 54
敦煌医学文献
敦煌医学文献 以甘肃敦煌莫高窟所藏医学卷子本为主的一批出土的隋唐及其以前的医学文献。 以甘肃敦煌莫高窟所藏医学卷子本为主的一批出土的隋唐及其以前的医学文献。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40 000余件手写本和少量的木刻本。国内外学者视这批文献为珍宝，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整理研究，成果斐然，以致形成了新兴的国际显学——敦煌学。医学文献只占敦煌文献的很小一部分。自敦煌文献发现之后，我国又陆续在新疆、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发现了许多古卷子写本，其中也有少量的医学文献。现代学者一般将它们归入敦煌医学文献进行研究。 目前敦煌文献除北京图书馆藏有一万余卷之外，其余都为当时英、法、俄、日等国探险者所获，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以及德国、俄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据马继兴研究，现存于国内外的敦煌医学卷子约有93种，其内容涉及医经、五脏、诊法、伤寒、医方、本草、针灸、养生等方面。这些医学文献的年代多撰成于六朝及其以前，也有部分系隋唐时期的医学文献。这些文献中有许多长期失传的医药古籍，以及一些流传至今的古籍最早的传写本。它们最能反映早期医学文献原貌，因而对研究中国医药发展史，澄清医药文献的部分疑难问题，以及对校勘、补缺和探求宋以后木刻本的源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五脏论”一类的文献在《汉书·艺文志》中就已著录多种，但宋以后已罕见原书。因此，后世对这类以讨论脏腑学说为中心的古代医书原貌知之甚少。敦煌出土的《张仲景五脏论》、《明堂五脏论》、《耆婆五脏论》等，使古代脏腑理论研究有了新的依据。 医方本草是敦煌医学文献的主要部分。出土的张仲景的<伤寒论>卷子残卷，其文字内容更接近原始原貌，可以用来校正宋代以后通行的各种《伤寒论》刊本之疏误和遗漏。敦煌出土的卷子本草类著作有9种之多，其中《本草经集注》残卷保留了将《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用朱、墨分书的原始形态。唐代政府组织编撰的<新修本草>，以及唐代孟诜《食疗本草》的残卷，为现代辑佚复原这些本草名著提供了珍贵材料。此外，20余种医方残卷记载了丰富的病种和所用药方，可以充分反映唐以前医家宝贵的临床经验。 20世纪有关敦煌医学文献的研究日益增多并不断深化。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少数敦煌出土的医药专著。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研究者们在原始资料的复制方面致力尤多。随着世界敦煌学的发展和复制技术的进步，世界各国对敦煌出土文献陆续影印出版，从而促进了敦煌文献的研究。90年代以来，中国有关敦煌医学文献的系统研究蓬勃开展，出版了《敦煌古医籍考释》等多种学术专著。目前，敦煌医学文献的研究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向纵深发展。
纪录片《敦煌》解读
中国历史文化类题材纪录片的发展 纪录片《敦煌》解读 2010年3月，央视传媒和敦煌研究院联合出品的十集大型纪录片登上中央电视台，该记录片播出以后很快的得到了广大观众和一些敦煌研究学者的肯定，可以说，敦煌的制作播出，是关于中国纪录片领域一段喧嚣历史的真正转折点，无论就其立意、制作，乃至播出，虽不说是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但却象征着中国电视从专业角度而言的一种真正的成熟面貌。[1] 近几年学者和业内人士对于纪录片《敦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探究纪录片《敦煌》可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二、对纪录片《敦煌》将历史性和艺术性完美融合的表现形式进行研究，看其是如何通过它的表现方式起到一个提炼，延伸，并通过这种对生活的提炼和延伸给人以启示的教育作用；三、通过对纪录片《敦煌》的研究，吸取其中的优秀经验，为以后中国纪录片的拍摄提供宝贵的经验。 在结构上，文章将分为四个部分来对纪录片《敦煌》进行解读。第一个部分将重点从中国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整体状况和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需求状况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研究；第二个部分以我国现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为背景进行分析，结合纪录片《敦煌》的内容和特色去分析其引起广大学者和观众关注的原因；第三部分将就纪录片《敦煌》表现形式来进行研究，从纪录片的故事化表现形式及情景再现的表现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证；在第四部分，将以纪录片《敦煌》为我国的纪录片所带来的启示来进行叙述，虽然这些宝贵经验现在还停留在一个创新试用的阶段，希望这些研究可以为我国纪录片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一、中国历史文化类题材纪录片的发展 （一）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纪录片创作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纪录片的创作标榜着人文关怀精神，高举纪实主义大旗，成功的把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推入了一个巅峰。而自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至今，中国的纪录片开始走下坡路，观众们对纪录片的热情慢慢消退，各种电影电视、综艺娱乐和新闻节目成为电视上最受关注的三大板块，纪录片却在这些节目的不断发展壮大中日益受到冷落，这使得纪录片在创作上也逐渐进入一种萎缩的状态。
敦煌文献介绍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 作者：杨秀清 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
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敦煌佛经还有不少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佛经），如《大乘四法经》、《因缘心论颂》、《异译心经》等，不仅可补宋代以来各版大藏经的不足，还为佛教经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门径。敦煌佛经中还有不少被认为是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即所谓“伪经”，这些疑伪经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敦煌文献中的梵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及与汉文对照的佛经，对摸清汉译佛经的来源以及考证佛经原文意义作用很大。敦煌文献中各类佛经的目录也不少，其中既有全国性目录、品次录、藏经录，也有点勘录、流通录、转经录，还有乞经状、配补录、写经录等，是研究古典目录学不可多得的材料。此外，敦煌佛经，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写经，由于校勘精良、错讹较少，对校勘唐以后的印本佛典也大有裨益。 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寺院文书，其中包括寺院财产账目、僧尼名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