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定诈骗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如何认定诈骗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下）
——吴联大合同诈骗宣告无罪案
陈增宝
[裁判要旨]
被告人吴联大，男，1971年出生。
1998年下半年，时任温州市锐力健身运动用品公司（以下简称锐力公司）法律顾问的被告人吴联大从上海樱花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花公司）得知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分公司）正在寻求8BK80开关柜技术项目合作的信息，且中国长城电器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有合作意向，经多次洽谈，樱花公司聘请锐力公司董事吴尚忠为商务经理，吴联大为副经理，并与二吴约定：由樱花公司与西门子分公司签约；由二吴与长城公司签约；每台收费6800元，樱花公司得800元，二吴得6000元等。1999年1月，为了取得长城公司的信任，吴联大等人冒用西门子分公司的名义与长城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长城公司支付保证金80万元人民币。之后，吴联大在收受保证金时，以修正函的形式将原协议主体“西门子公司”变更为“樱花公司”，还从保证金中支付樱花公司22万元、33万元交吴尚忠、25万元自己保管。同月，樱花公司与西门子分公司签订了8BK80开关柜技术咨询、框架、采购协议，约定该项目的生产地点限于上海等内容，由樱花公司支付西门子分公司技术咨询费16万元人民币，西门子分公司将技术图纸及相关文件移交樱花公司。之后，吴联大将图纸等文件送交长城公司，遭拒收。
同年4月，西门子分公司函告樱花公司签约生效。为了既保证长城公司能生产8BK80开关柜，又不使樱花公司违约，经协商，长城公司同意吸收樱花公司为长城集团成员企业，樱花公司也同意将西门子分公司的低压成套电气设备合作项目移交给长城公司洽谈，并达成协议，约定长城公司付樱花公司中介费20万，如合作不成，则如数返还。后长城公司将该协议交吴联大，吴联大在该协议上增加了有关8BK80项目的条款，除与修正函基本相同的内容外，还加上“长城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还保证金”。6月30日，长城公司以吴联大没有履行协议为由，书面要求其退还保证金，吴联大表示拒绝。
案发后，吴尚忠已将33万人民币退还长城公司。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吴联大犯合同诈骗罪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之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温刑初字第194号判决认为：被告人吴联大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80万元保证金的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取长城公司生产开关柜后按协议支付其个人的技术使用费，具有积极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动，遂于2001年1月16日宣告被告人吴联大无罪。一审宣判后，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02年3月12日作出（2001）浙刑二终字第140号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1[1]
[争议问题]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罪与非罪，涉及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这一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老大难问题。一般认为，要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除了对非法占有目的
的理解存在多元化以外，2[2]有关办案人员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认定方法、外化客观行为要素等问题的认识与把握并非一致。虽然近年以来，刑事法学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部门不少人均提出运用刑事推定的方法对付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但由于办案人员对推定的机理、规则、司法价值以及局限性等问题缺乏足够清楚的认识，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难题并未随着推定方法的简单引入和运用而得到彻底、根本的解决。因此，此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争议往往较大，造成审判难。
[学理探讨]
一、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非法占有目的”之有无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当事人利用欺骗方式从对方当事人获取财物、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其中，有的属于诈骗犯罪，需要对当事人追究刑事责任，有的则属于民事欺诈行为，应以经济纠纷加以处理。因为涉及罪与非罪，所以诈骗犯罪与民事纠纷尤其是与民事欺诈纠纷的界定与处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困扰司法、颇为棘手的老大难问题。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就如何区分诈骗犯罪与民事纠纷尤其是与民事欺诈纠纷的界限，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尽管表述各有不同，但无不将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作为区分诈骗犯罪和民事纠纷的界限，把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之判定作为定性的关键。
二、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困境与“推定”出路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和实践部门均认为，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然而，非法占有目的是人的主观上的心理活动，除了被告人本人供认以外（但大多数情况下行为人即使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往往辩称自己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所以依靠供述来直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方法运用场合非常有限），其余场合无法直接运用证据来证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大量的案例显示，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具有智能性、职业性、反侦查、反审判能力强等特点，往往通过各种手段或狡辩来模糊司法人员审查的视线，籍此证实或表明自己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企图逃避法律的追究。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日趋复杂多样，各种诈骗犯罪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越发增加了司法实践中证明、认定的难度。因此，在办理具体的诈骗案件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均面临非法占有目的有无的认定难题，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也往往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难，导致了此类案件的改判率、发回重审率长期居高难下。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理论与实践部门不少人均提出运用刑事推定的方法对付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3[3]正如英国著名法学教授克罗斯和琼斯指出，事实的推定“由于它往往是能够证明被告心理状态的惟一手段，因而在刑事司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官应该对陪审团作出这样的指示，即它有权从被告已经实施了违禁行为的事实中，推断出被告是自觉犯罪或具有犯罪意图，如果被告未作任何辩解，推断通常成立”。4[4]在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中，刑事推定的适用被我国一些学者所提倡：如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认为，“所有金融诈骗罪都可通过
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从而认定犯罪”。5[5]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12月颁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及2001年1月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也全面肯定了刑事推定在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司法认定中的运用。
笔者认为，运用推定、转换思路，通过与主观心理密切联系的外在表现即行为人本身实施的一系列外化客观行为来推定其主观故意，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方法是可取的，符合诈骗犯罪主观目的形成、存续的心理机制。
三、诈骗犯罪主观目的外化行为要素探究
（一）探究外化行为要素的刑法意义
推定的一般机理表现为根据基础事实的存在推断推定事实也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是一种推定事实，其基础事实应包括哪些内容？这显然是推定赖以进行的前提。如果基础事实都不清楚，其推论势必失真。因而，有必要对基础事实的范围和情形作进一步研究。就“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而言，基础事实的范围和情形的确定，是推定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笔者认为，根据非法占有目的形成、存续的心理机制，尽管“非法占有目的”属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但它必然通过一系列外化的客观行为表现出来，在判断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时，必须以其外化行为要素作为基础事实。对外化行为要素的确定，必须以其实施的活动为基础，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从行为人的诈骗技术过程、各个行为环节着手，综合所有事实，经过周密的论证，排除其他可能，才能得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正确结论。据此，如果说明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化行为要素越多、越全面，则推定的准确度自然越高。由此可见，对诈骗犯罪主观目的外化行为要素展开较为系统、全面的探究，不仅是推定得以进行的基础，更是保证推定结论摆脱或然性达致唯一性、真实性的关键，具有十分重要的刑法意义。
（二）合同诈骗罪主观目的的外化行为要素
刑法学界关于合同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化行为要素即推定的基础事实问题认识并不统一、全面，至少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依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来判断。6[6]第二种观点认为，以实际履行能力作为基本出发点，再结合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以及对合同标的物处理情况等因素分析。当然，也有无履行能力却不构成犯罪的例外。7[7]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从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积极行为、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造成损失的真正原因三个方面来判断。8[8]上述观点都看到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具有抽象性、主观性和可变性特点，所以基本上都主张以行为的客观表现去分析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有的强调行为方式，有的强调行为后果，有的强调行为前的能力，有的强调行为后的表现。
笔者认为，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不能过分强调某一点，而应综合考虑，这样才能排除因不确定因素所致的例外情况。根据合同诈骗犯罪的特点，在诉讼
证明和司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过程中，须综合考虑、审查分析以下几个外化行为要素：
1.合同主体资格是否真实
《合同法》第2条规定了合同的概念。根据该概念，合同主体系平等地位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中，交易主体签订合同，目的是为了履行合同，达到交易的预期目的，而交易的安全、顺利进行并最终完成势必首先要求交易的主体必须真实存在。即使是合同民事欺诈，由于行为人的目的是通过履行合同而谋取不当或非法利益，因而在主体资格上一般也不会弄虚作假。反之，行为人在签约时如果是以假的面目出现，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假冒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即可说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虚构合同主体的方式主要有以下情况：一是盗用合法主体的名义；二是捏造根本不存在的主体；三是利用已被撤销的单位；四是一些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的承包者、租赁经营者，明知企业没有履约能力，而以企业名义订立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有些甚至在承包、租赁期满后利用原业务单位对他的信任继续签订合同骗财。审判实践中，行为人往往借用单位的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盗窃单位的上述材料；或者在企业承包、租赁经营合同届满后，仍保留原单位的上述有关材料，与被害人签订经济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以上情况都可以是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一种体现。
2.行为人有无履约能力
履约能力是指合同主体具有按合同约定适当、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只有部分履行能力或者没有提供真实有效的担保，却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与他人签订大大超过自己履约能力的合同，骗取他人财物，可以视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为其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从一开始就有风险转嫁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判断行为人有无履约能力，不能简单地看行为人在签约时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条件。有的情况下，如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行为人虽不具备实际条件，但其在履行期限内具有相应的生产经营能力，履约有可靠的保障，同样应认定其具有履约能力。所以，履约能力应当包括现实性和可能性两种情况。但是，这种履约能力的可能性在签约时就有充分证据证实，不同于虚假的或抽象的可能性，关键在于行为人在签约时必须具备履约能力的充分依据，包括可靠的货源或资金担保，以及与合同交易额相适应的注册最近、生产条件、责任能力等。另外，履约能力的有无与大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生产、交易等经济活动中具有动态变化发展的特点，所以对履约能力的判断，须适时、全面地考察。
3.行为人有无采取诈骗的行为手段
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观心理内容，缺乏可视性和可把握性，须通过具体行为方式及行为的实践效果去判断。手段的非法性是认定主观目的的重要依据。对诈骗犯罪而言，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与实施了诈骗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若行为人没有实施任何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即使最终没有履行合同，也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值得注意的是，合同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与合同纠纷中的民事欺诈行为,都含有欺骗的成分，有欺骗成分的不一定就构成合同诈骗犯罪，还须进一步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欺诈。区别二者，首先要看欺骗的内容，如果一般认为行为人只是在合同标的的数量和质量上欺骗了对方，还只是民事欺诈的话，那么，在合同标的的有无上欺骗了对方，就已超出了经济欺诈的范围。另外，还要看欺诈的程度，即欺诈手段在合同中作用。在刑事欺诈中，行为人完全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为，欺诈手段起全面的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而民事欺诈只是在合同履行内容的某些内容或部分事实采取了欺骗手段，如夸大数量、质量或自己的信誉、履约能力，对合同最终适当、全面履行的影响不是根本性、全面的影响，也既它追求利益的获得是企望通过实际履行实现，属于意思表示有瑕疵的行为，属于一种履约前提下的欺骗。
4.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
行为人完全有履行能力，但没有履行合同的任何实际行动，显然仍表明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仅看行为人有无履行能力，还不能说明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合同双方签订合同旨在通过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行使合同权利，实现各自的经济目的。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履行或继续履行合同的诚意，目的在于利用合同这一手段骗取对方财物，一般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或为履行合同作出努力。即使有一些履行合同的行为，那也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决不是诚心诚意地按合同规定完全彻底地履行合同，履行一小部分合同的目的是为骗财作掩护。上述的实际履约行为不能混同于搪塞应付行为，若以少量的有偿付出而进行更大的无偿攫取，从整体上看并不影响其行为的非履约性和诈骗性。实践中，有一种被称之为“拆东墙补西墙”的连环诈骗手法，表面上看似行为人履行了合同，但实质并非履约，而只是在当事人追偿下行为人以后手骗取的财物偿还前手所骗财物，不具有履约的实质意义。其所实施的履约行为，实际仍是以骗取的财物履行后手的义务，其前手获得财物已侵犯了他人财物的所有权。因此，“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不是一种履约行为，而是一种诈骗行为。
5.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原因
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在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经济纠纷都会出现，并非客观上没有履行合同，就一定是合同诈骗，还需具体分析其没有履行合同的原因。造成合同没有履行的原因可归结为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在合同纠纷的情况下，当事人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如经营决策错误或者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而合同诈骗，行为人由于本身就具有诈骗财物的故意，是由于其主观原因造成合同没有履行。易言之，要看其主观上是否为履行合同而进行了努力。如果其能履行而不履行如不及时组织生产、联系货源等，致使到时而不能履行，这便说明其主观上不希望履约。
6.行为人的履行态度是否积极
其实，这一点与行为人不能履行合同的原因紧密相连，作为分析问题的一个角度，有单独提出的必要。合同生效后，如果行为人没有不法占有对方财物的不良企图，都会积极履行自己的义务，若合同最终未履行也只是由于意外、不可抗力或第三人的原因。倘若行为人在合同生效后不作任何努力，能履行而不积极履行，则说明其有诈骗故意。
7.行为人对财物的主要处置形式
不同的心理态度则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也必然有所不同。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不是按合同的约定进行处置，而是隐匿或任意处分，即用于偿还债务、个人挥霍等，或挪作他用，或用于犯罪活动、投机行业，或携款潜逃，拒不归还或无法归还，这些均属于对取舍的主观选择，其非法占有的目的就非常明显。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强调财物的主要处置形式，指的是确定全部或大部分资金的走向、用途。换言之，应该看被处置财物所占的比例，而不是看其绝对数额。有的案件，
因为合同标的额特别巨大，很小比例的财物数额也会很大，要认定非法占有，要看对全部资金的主要处置形式。
8.行为人的事后态度是否积极
行为人的事后态度，也是区分行为人主观上有无诈骗故意的重要标志。如果行为人因自己的行为导致合同没有履行之后，不是及时通知对方，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减少对方的损失，而是无正当理由地表现出种种不愿承担责任的态度，拒不赔偿、返还对方财物，或找各种理由搪塞应付，东躲西藏，避而不见，甚至收受对方财物后逃匿，可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相反，如果行为人事后能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用实际行动赔偿对方损失，就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外化行为要素
1．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具有交叉竞合关系
应当指出，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之间存在部分法条交叉竞合关系，上述关于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化行为要素，对与合同诈骗罪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的金融诈骗罪来说，同样适用。因为，许多金融诈骗罪是以签订、履行合同的形式进行，犯罪行为的实施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所以在犯罪构成上与合同诈骗罪形成法条竞合关系。就保险诈骗罪、贷款诈骗罪而言，二者都是以保险合同、贷款合同的形式进行，而这种以合同为表现形式的诈骗犯罪，在犯罪构成上是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条件的，从而形成包容竞合的关系。就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而言，其通常也与合同的签订、履行有关。我们认为，在存在重合的场合，完全可以参照合同诈骗罪的有关判断要素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但是，由于金融业务的复杂性、广泛性、交叉性，刑法在规定金融诈骗罪时，难免会基于不同层次、角度的考虑而规制各种金融诈骗犯罪，从而在刑法典规定的各具体金融诈骗罪的法条之间只存在部分交叉、重合关系，这就要求我们结合金融诈骗行为特点对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外化行为要素加以单独研究总结。
2．涉及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外化行为要素的司法解释
关于集资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解释》第三条作了相关规定：行为人实施《决定》（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八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纪要》第三条第(三)项作了如下规定：“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3．涉及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外化行为要素的司法解释之解读
上述《解释》虽然是在1997年刑法修订以前颁布的，但其内容与修订后的刑法并无抵触，因而仍可以参照适用。上述《解释》和《纪要》明确了认定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总的要素，为实践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提供了操作依据，但由
于规定的概括性以及金融诈骗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复杂性，目前，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仍然是刑事司法的难点，也往往是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需要对上述规定进行具体解读。
首先，规定的落脚点在行为人对款项无法返还或拒不返还。从《解释》和《纪
要》规定的内容看，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或其他金融诈骗罪，落脚点都在其对相关资金款项无法返还或拒不返还上。如果行为人在案发前，已将有关款项归还，那么不能认为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实践中，一般就是因为款项未还而案发。
其次，行为人无法返还或拒不返还款项的，与其在获取该款项之前或之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密切相关。若行为人拒不返还，行为的主要表现有：一是携款逃
跑，如携带集资款逃跑或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二是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或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等等，这些都是拒不返还的表现，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非常明显。
其三，行为人无法返还款项的，应当追问无法返还的原因。这类情况，相对
复杂。因为，无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还是具有非法占用目的，均有可能出现无法返还的结果，例如无法返还是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均会出现的客观结果，仅以此尚不能区分两罪，我们不能根据无法返还的结果就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应当进一步追问造成款项无法返还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对此，《解释》、《纪要》均明确地提出了两种情形：一是将款项用于挥霍，即“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或“肆意挥霍骗取资金”。在实践中，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资金加以挥霍浪费，造成无法归还，即挥霍行为与其未归还具有因果关系，则对其未还部分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将款项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即“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或“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因为，行为人将有关款项用于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例如走私、行贿、非法经营犯罪，其结果必然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相关款项势必被没收，行为人对相关款项的最终处置明知，款项无法返还的结果在其意志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况，可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另外，从行为前考察，有的行为人没有经营、偿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也会是造成款项无法归还的原因，所以《纪要》规定：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可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四，规定的“其他情形”应足以表明行为人拒不返还或致使款项无法返还。其中，《解释》规定：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纪要》规定：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这是一种类似兜底条款的概括性规定，为防遗漏进行了“拉大网”式的堵截性表述。对于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其他情形”，司法人员有着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当然，具体认定时应当谨慎从事。总的原则是，其他情形应当在性质和程度上与前几种诈骗方式类似、相当，足以表明，行为人拒不返还有关款项，或致使有关款项无法返还，从而推断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五，刑法已有规定的内容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化行为方式，有的在《解释》、《纪要》中并未涉及，但刑法中作了明确规定，这些行为方式是我们据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应有内容。譬如，就贷款诈骗罪而言，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具体规定了以下几种行为方式：（1）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行为；（2）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3）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4）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5）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就票据诈骗罪而言，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具体规定了以下几种行为方式：（1）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2）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3）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的；（4）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5）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6）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就信用证诈骗罪而言，刑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以下几种行为方式：（1）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的；（2）使用作废的信用证的；（3）骗取信用证的；（4）以其他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就信用卡诈骗罪而言，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了以下几种行为方式：（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3）冒用他人信用卡的；（4）恶意透支的。就有价证券诈骗罪而言，刑法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的行为方式是：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就保险诈骗罪而言，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了以下几种行为方式：（1）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2）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4）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5）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上述足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法定行为方式，有关司法解释未提及，乃是因为刑法的规定已经明确，没有必要重复，应在司法实践加以综合运用。
四、运用推定方法应遵循的几个原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推定的方法具有局限性，主要是推定的结论具有或然性。任何一个推定结论，都难免具有一定的或然性，这是推定固有的局限性所在。而我们刑事审判的结论要求是唯一的，所以在运用推定的同时必须克服其局限性，使推定的结论达到唯一性才能符合刑事审判的要求。为克服推定的局限性，适用推定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适用推定必须确保基础事实的真实性
如在推定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应对签订合同主体资格是否真实、行为人有无履约能力、有无采取诈骗的行为手段、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没有履行合同的原因、履行态度是否积极、对财物的主要处置形式、事后态度是否积极等八个方面审查清楚，相关证据必须确实、充分，在推定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时，对《纪要》列举的七种情况也要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以确保基础事实真实可靠。如果基础事实都不清楚，其推论势必失真。
（二）适用推定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从《解释》和《纪要》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列举的落脚点在行为人对相关款项“无法返还”或“拒不返还”上。一般情况下，行为人有“拒不返还”的行为表现，其非法占有目的就非常明显。问题在于，“无法返还”这类情况比
较复杂。因为，从相关款项“无法返还”的客观结果来推定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是一种由果溯因的反推思维模式，容易走向客观归罪，违反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从逻辑上讲，合同、金融诈骗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势必表现为如《解释》或《纪要》所列的某一种或多种情形，但是，符合其中某一种甚至多种情形，有时尚不足以推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之结论，二者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在非法占有目的这个“因”与未返还这个“果”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如非法集资款不能返还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就不具有一一对应关系。因为未返还完全有可能是非法占有目的以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在没有排除其他可能原因的情况下，而根据未返还这一客观事实就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势必会陷入客观归罪的泥潭。既然如此，那么推定的结论难免具有或然性，存在推定错误的可能。因此《纪要》强调：“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不能仅凭较大数额的非法集资款不能返还的结果，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根据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反映主观的基本原则。也因此，不管是刑事推定还是民事推定，不管在哪个国家，推定只能是一种认定事实的辅助方法，而不能与证明等量齐观，更不能成为认定犯罪事实的主要方法，只是在个别难以用直接证据证明的场合诸如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加以使用，在审判中对推定的方法应该慎用。
（三）适用推定必须坚持综合考虑全面分析的认定模式
为克服刑事推定固有的局限性，需要科学的认定模式。所谓科学的认定模式，就是综合考虑与全面分析的模式，通过综合考虑、全面分析使得基础事实与推断结论之间形成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联系。一般认为，在判断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时，必须以其实施的活动为基础，应当综合考虑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从行为人的诈骗技术过程、各个行为环节着手，综合所有事实，经过周密的论证，排除其他可能，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因为，尽管“非法占有目的”属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但它必然通过一系列的客观行为表现出来。如果说明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外化行为越多、越全面，则认定的准确度自然越高。综合考虑的模式要求审判人员在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时，必须站在公正、中立的立场，既要审查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又要审查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针对被告人反驳能力不强的现实，应该特别强调仔细审查有关案件中是否存在足以排除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况，排除合理怀疑。譬如，在合同诈骗案件中，如果查明行为人具有履行合同的诚意、而由于对方有意违约造成合同最终没有履行，或在签订合同时具有履约能力后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虽经主观努力但仍无法全面、适当履行，或在违约后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主动承担责任等，就不能够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又如，在贷款诈骗案件中，如果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虽有虚假陈述型的欺诈行为、但其目的仅是为了解决生产经营一时急需，或拖欠未还但有还款能力、也未躲藏的；在集资诈骗案件中，行为人在筹集资金时使用了一定的欺诈手段，或拖延偿还期限，但后又承担责任的；在信用证诈骗案件中，行为人仅出于一时使用的融资目的，骗开信用证，后又归还有关款项的，等等，都不能简单地认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四）适用推定必须允许和重视被告人反驳
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结论必须是应然、唯一的结论，是不存合理怀疑的结论，为了达到该效果，必须允许和重视被告人提出反证，并以反证的成立与否确定推定的成立与否。以反驳来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结论加以验证，确立和重视被告人反驳的权利，是克服推定局限性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规则，为推定结论从或然性向必然性飞跃提供了规则保障。所以，《纪要》指出：“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对于确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不具备贷款的条件而采取了欺骗手段获取贷款，案发时有能力履行还贷义务，或者案发时不能归还贷款是因为意志以外的原因，如因经营不善、被骗、市场风险等，不应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应当指出的是，推定的一个特点是允许被告人反驳，推定是以被告人不反驳或反驳无理而成立，但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模式不利于刑事推定的推广运用。因为，不同的诉讼结构和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推定的运用。在实行对抗式诉讼模式、鼓励抗辩的英美国家，推定包括刑事推定在内运用较为广泛，但在我国现阶段，许多刑事案件没有律师参与，一些被告人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均较低，被告人在庭审中的作用较弱，对控方难以实行有效的反驳。所以，我们在推定非法占有目的时，不能因为行为人没有反驳或反驳不力就简单地加以定案，而应更加注重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和综合考虑的认定模式，避免造成冤、假、错案。
五、本案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
从本案的事实看，被告人吴联大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确实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多处冒用西门子分公司的招牌，存在欺诈行为。对此，法院在事实部分作了相应的认定。
但是，被告人吴联大目的是为了让长城公司相信自己，希望西门子分公司的有关技术合作项目能够转让成功，尽快与其签约，从而获取长城公司每生产一台开关柜的高额技术转让费。在客观上，吴联大作为樱花公司的商务代理，具备一定的履约能力，也有积极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动，拒退保证金是事出有因，并不是企图骗取长城公司的财产，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采取欺骗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隐匿合同保证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拒不返还”的情形。长城公司虽在与吴联大接洽初期，受吴联大某些不当行为的误导，但终究是在经过考察了解后，确认有获得西门子分公司技术合作的可能，同意与吴联大等人签约并支付有关款项，亦不属被骗；且长城公司通过樱花公司及吴联大等人的中介，最终达到了与西门子分公司技术合作的目的，已经成为受益者。
因此，综观全案，吴联大在代表樱花公司与长城公司签订和履行技术合作中，一些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尚不足以推定其主观上具有以欺骗的手段非法占有长城公司财产的目的，其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一、二审法院认定吴联大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是正确的。
（作者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9[1]本案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一、二审裁判的详细情况，请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二00三年第一期（总第81期）。
10[2]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法学理论界争议也较大。但实践中一般认为非法占目的应强调对他人财物所有权的全面、永久性的侵犯，即取“非法所有”或“不法所有”的含义，故非
法占有目的不应包含以“非法占用”为目的。详细的分析，可参见拙文：《如何理解诈骗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载赵秉志主编：《刑事法判解研究》2004年第4辑。
11[3]所谓推定，是指根据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基于某一确定的事实，而推断另一不明事实的存在。其中，已查明的事实为基础事实，未查明、需要推定的事实为推定事实。推定的一般机理表现为根据基础事实的存在推断推定事实也存在。当推定事实如作为主观内容的非法占有目的无法直接证明或者直接证明的成本过高时，就可以通过证明基础事实的存在而间接证明推定事实的存在。刑事推定的法律实质就在于改变传统、一般意义上用证据直接证明犯罪事实的做法，而采用证据直接证明与待证事实密切相关的事实，从而间接地证明犯罪事实，即当不存在直接证据或者仅凭直接证据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时，通过间接事实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进行推理，从而得出待证事实为真的结论。通过刑事推定，可以使犯罪构成中某些无法通过证据直接加以证明的要素得到确认，简化了认定事实的环节，可以缓解诉讼证明上的困难，从而切实降低刑事诉讼的社会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对于认定和打击犯罪，防止犯罪分子逃脱刑事追究具有重要意义。参见肖中华、张少林：《刑事推定与犯罪认定刍议》，载《法学家》2002年第3期。
12[4] [英]鲁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13[5]陈兴良：《论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的认定》，载《刑事司法指南》2000年第1辑。
1[6]刘斌：《民刑法上诈欺之比较》，载《法律科学》1989年第5期。
1[7]熊选国：《试论利用合同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载《法学评论》1990年第1期。1[8]蔡俊彬：《合同诈骗与欺诈合同的界限》，载《广东法学》1991年第4期。转引自梁华仁、张先中：《略论合同诈骗罪的几个问题》，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1期。
对盗窃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质疑
对盗窃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质疑 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盗窃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这似乎已成了一条不成文的法律。著名刑法学者殴阳涛教授也认为“盗窃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据为己有或转移给第三人占有为目的。所谓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盗窃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结果，并且希望把他人的财物非法据为己有转移给第三人占有的结果发生。”由此可见，盗窃罪是“目的犯”，它在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并且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笔者认为，构成盗窃罪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观点，既不利于惩罚犯罪，同时又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值得商榷。 第一，在我国刑法条文中，并没有规定盗窃罪在主观方面必须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可见，盗窃罪条中，罪状是属简单罪状，只指出了罪名，而没有规定盗窃罪的主观方面，更没有提及该罪要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构成要件。这说明我国刑法分则中没有规定盗窃罪是“目的犯”，这正是基于司法实务中对盗窃行为人的主观想法、主观目的确实较难真正查清的原因所致。 第二，实践中确有盗窃罪间接故意的情况。如张某抱着弄六、七十元钱好好吃上一顿的想法，去公共汽车上扒窃了一个旅客的钱包，钱包扒到手以后发现包内共有钱1070元，张某将其全部据为已有。该案中，张某盗窃的70元钱是直接故意，但他作为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完全可以预见到该旅客的钱包内可能不止70元钱，而他却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并且这种结果也已经发生了。在我们的办案实践中，类似案件时常可见，普遍均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既然实践中盗窃罪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则勿需加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限制语。 第三，若盗窃罪一定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构罪的必要条件，则既不利于界定罪与非罪，又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和混乱。若坚持认为盗窃罪构成需是直接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在上述案例中，张某的行为则不能定罪，因为1070元钱中超出其“追求”范围的那部分是属间接故意，盗窃数额只能认定70元，这显然是放纵了犯罪；如果认定张某构成盗窃罪，这实际上就是将间接故意推定为了直接故意，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冲突，然而通常又按此确定。 综上，笔者认为在理论与实践中，盗窃罪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应界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应该将其主观心理状态称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这必
张明楷如何理解刑法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如何理解刑法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明楷 刑法分则对一些财产犯罪、经济犯罪，明文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此外，许多条文虽然没有明文规定这一要件，但根据条文对客观行为的描述、刑法条文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等都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司法工作人员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是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要素，就不是构成要件要素。事实上，国内外的刑事立法都表明，构成要件要素分为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与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当某种犯罪明显需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根据相关条文明显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时，刑法条文往往会省略关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规定。盗窃、诈骗、抢夺等罪就是如此。以金融诈骗罪为例。刑法分则之所以仅就集资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因为前者容易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混淆，后者容易与贷款纠纷相混淆，而各自的区分关键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其他金融诈骗罪一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刑法条文省略了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规定。 如何理解刑法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以下主要以盗窃罪为例进行说明。
犯罪构成要件具有两个方面的机能：一是划分罪与非罪的机能；二是划分此罪与彼罪的机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同样具有这两个方面的机能。一方面，由于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以，盗用行为不成立盗窃罪。例如，只是擅自将他人的自行车骑走一会然后又返还的，属于盗用行为；因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所以不成立盗窃罪。另一方面，由于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以，单纯毁坏财物的行为，也不成立盗窃罪。例如，行为人从位于八层的被害人家里搬出电脑，然后从七层的楼梯口摔至楼下，导致电脑毁坏。如果行为人以非法占有目的将电脑搬出，只是因为碰到被害人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将电脑摔至楼下的，仍然成立盗窃罪；如果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仅仅出于单纯毁坏的故意而实施上述行为，则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 非法占有的目的中的“占有”（与作为侵犯财产罪客体的“占有”不同）与民法上的占有不是等同的概念，也不是仅指事实上的支配或控制。因为如果将不法占有理解为单纯事实上的支配或者控制，那么，盗用他人财物时，行为人事实上也支配或者控制了该财物，于是盗用行为具有不法占有的目的，因而成立盗窃罪，这便扩大了盗窃罪的处罚范围。又如，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单位资金时，具有支配、使用该资金的目的，但由于准备归还，所以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而不成立职务侵占罪。如果将非法占有目的解释为事实上的支配、控制，就无法区分挪用资金罪与职务侵占
第八章 犯罪主观方面
第八章犯罪主观方面 本章重点：本章主要阐述犯罪主观方面的概念及意义；犯罪故意的概念，犯罪故意的类型；犯罪过失的概念，犯罪过失的类型；意外事件的概念，意外事件与过失犯罪的区别；犯罪目的、犯罪动机的概念，两者的关系；刑法中认识错误及其类型、意义。本章的重点在于掌握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的概念、类型，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联系和区别，意外事件的概念及其与过失犯罪的区别，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的关系。 本章难点：犯罪行为是罪过心理的客观反映，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反对脱离罪过心理的客观归罪。在我国刑法规定和刑法理论中，犯罪的主观方面是犯罪构成的四个一般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对自己所实施的危害行为负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因此，犯罪的主观方面在犯罪构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本章的基本要求：掌握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的概念、类型，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的联系和区别，意外事件的概念及其与过失犯罪的区别，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的关系。 本章的课时安排：5课时。 一、犯罪主观方面 （一）犯罪主观方面概念 1．所谓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犯罪主观方面是犯罪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2．特征：第一，它是行为人的心理态度。第二，这种心理态度针对的是一定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第三，它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第四，它是刑事责任的 主观根据。 （二）犯罪主观方面与犯罪主观方面要件 1．犯罪主观方面要件的概念 犯罪主观方面要件是指刑法规定的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 2．包括犯罪人的罪过（犯罪的故意和过失）和犯罪的目的和动机，其中犯罪故意或者过失是所有犯罪的必备要件，犯罪目的是某些犯罪构成的必要主观条件，称为选择性要件，犯罪动机不是要件，一般不影响定罪而影响量刑。 （三）犯罪主观方面内容 犯罪的主观方面所关涉的问题，主要是犯罪的故意与犯罪的过失(统称为罪过)、犯罪的目的与动机等；除此之外，还包括某些与犯罪主观方面相关的问题，诸如意外事件和刑法上的认识错误等。 行为人的罪过即其犯罪的故意或过失，是一切犯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主观要件，因此被称之为犯罪主观方面的必要要件； 犯罪的目的只是某些犯罪构成所必备的主观要件，因此也称之为犯罪主观方面的选择要件； 犯罪动机不是犯罪构成所必备的主观要件，它一般不影响定罪，但却影响量刑。 至于意外事件与刑法上的认识错误，作为犯罪主观方面的相关问题，由于它们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也有必要纳入犯罪的主观方面来阐述。 （四）犯罪主观方面与犯罪客观方面的联系 1．二者同为犯罪构成的要件，缺一不可。 2．犯罪主观方面通过犯罪客观方面表现出来，而且只有行为时的罪过才是犯罪主观方
小议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小议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办理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中，常常碰到需要正确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主观要件的情况。什么是非法占有？哪些情况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没有一个统一和明确的解释，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不便。笔者浅谈自己的看法。 一、“非法占有”的刑法含义 认定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笔者认为，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是指行为人采取某种被认为是犯罪手段，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非法取得不属于自己所有的财物，并将其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事实状态。其含义包括五方面的内容： 1、取得和占有财物行为的非法性。非法占有的前提条件是行为非法。一是取得财物的行为非法，为法律所禁止，二是占有财物的行为非法，没有合法的依据。 2、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实际控制性。非法占有的本质特征是占有，也就是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主要体现为对财物的直接掌握与管理。这种掌握与管理必须是直接的、现实的，而不是间接的、想象的。当然，在研究实际占有性的时候，也有一种行为人企图非法占有，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实际占有，或者行为人自动中止了自己的行为，不再实施实际占有行为的情况，也是刑法中的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 3、对财物所有权的全面侵犯性。刑法中的非法占有与民法中的非法占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就民法的角度而言，非法占有是指非所有人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对财物的占有，这是针对财产所有权四项权能之一的占有权而言的，而且有善意的非法占有和恶意的非法占有之分。只有当占有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对财物的占有属于非法的情形下，法律才不予确认和保护。而刑法中的非法占有是指对财产所有权四项权能的全面侵犯。行为人希望获得不属于自己所有财产的占有权，而且意在行使其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正因如此，刑法中的非法占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才比民法中非法占有严重得多，才需要运用刑罚手段来加以调整和预防。比如，拾得他人的遗忘物，是一种非法占有行为，但在处置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主动交还失主或者交公，一种是既不退还失主又
最新侵占罪立案标准及认定(2018)
遇到刑法罪名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点击>> https://www.sodocs.net/doc/4f11599326.html, 最新侵占罪立案标准及认定（2018） 一、概念 侵占罪（刑法第270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的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 二、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他人财物的所有权。 本罪的犯罪对象为他人的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和埋藏物。所谓他人的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即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是指通过他人委托或依照契约或有关规定而为他人收藏、管理的财物，所谓他人的遗忘物，是指出于自己的本意，本应带走却因遗忘没有带走的财物，如买东西将物品忘在柜台上，到他人家里玩将东西遗忘在人家家里，乘坐出租车把财物遗忘在车里等。应当提出，遗忘物不等于遗失物。后者是失主丢失的财物，失去对财物的控制时间相对较长，一般也不知道丢失的时间和地点，拾捡者一般不知道也难以找到丢失之人。而遗忘物，则是刚刚、暂时遗忘之物，遗忘者对之失去的控制时间相对较短，一般会很快回想起来遗忘的时间与地点，回来寻找，而拾拣者
一般也知道遗忘者是谁。遗忘物也不同于遗弃物，后者则是所有人或保管者不再需要而基于自己的意志加以处分而抛弃的财物。所谓埋藏物，是指为隐藏而埋于地下之物，如埋在自己院子里的钱财、埋在坟墓中的珠宝等。埋藏物不同于地下的文物，后者年代久远，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一般应属于国家所有。总之，无论是代为保管之物还是遗忘物以及埋藏物都必须是他人的财物。所谓他人，在这里仅指公民个人，不包括国家或单位。国家、单位之物基于委托或其他原因而由他人代管的，行为人如果非法占为己有，则应构成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他人遗忘的财物，财物的所有权虽然可能是国家或单位的，但遗忘行为仅是个人行为，其应对遗忘之物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从本质上讲，仍属于遗忘者个人之物。至于埋藏物，国家和单位一般不会为了隐藏而埋于地，因此，不会存在本罪意义上的埋藏物。至于这些财物的表现形式，则可多种多样，既可以是动产，又可以是不动产；既可以是有形物，又可以是无形物；既可以是合法之物，又可以是违禁品、赃物；等等。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将他人的交由自己代为保管的财物、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还的行为。 1、要有通过正当、善意、合法的手段，持有他人财物的行为。这是构成本罪的重要前提，也是本罪区别于其他犯罪的重要特征。如果不是通过正当、善意、合法的手段持有该财物即持有该财物就具有非法性，则不可能构成本罪。合法持有，其形式多种多样，如接受他人的
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作者：邵庆洪汤向明发布时间： 2007-10-19 14:32:31 案情： 2007年1月16日，曹某冒用他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和驾驶证，到某汽车租赁公司租用了一辆轿车。办完手续后，曹某将小车开到自己投宿的宾馆停车场停放。当晚11时许，曹某前往停车场取车时被公安民警抓获。曹某向公安民警供述，他欲取车到桂林旅游。后来，公安机关以曹某涉嫌合同诈骗罪向检察院提请批捕。 分歧：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对曹某主观上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存在不同看法，导致对该案的定性存在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曹某使用欺诈手段，利用伪造的证件租车，在取得汽车后欲一走了之，其主观上非法占有汽车的意图明显，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曹某主观上明显具有欺诈的故意，但欺诈的故意并不等于他有非法占有汽车的目的。曹某在租车当天被抓获，租车合同还在履行期限内，因此不认定他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财产的故意，其行为难以认定合同诈骗罪。 评析：
笔者认为，本案中认定曹某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其关键是认定其在承租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该汽车的目的。如何认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笔者从合同诈骗的概念、特征进行分析：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特征：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具有如下特征： 1、客体特征。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合同诈骗罪使合同诈骗罪及其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成为侵犯他方当事人财物的不法手段，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刑法单设此罪以保护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履行，而在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合同仅仅是诈骗采用的手段形式。 2、客观特征。从本质上讲，合同诈骗罪属诈骗犯罪的范畴，在客观构成上完全适用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即：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获得财产→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或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这里的虚构事实指行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信任，其表现形式主要为：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对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和分析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4f11599326.html, 对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和分析 作者：李斌 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4年第09期 摘要：在刑法中，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和认定一直是一个难点，本文从民法上的占有出发，对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进行了分析，认为非法占有目的必须具有以所有权人的意思对物进行利用、处分或者以使用权人的意思对物进行利用以获取经济利益的意思。 关键词：占有；非法占有目的 在刑法中，有很多类型的目的犯罪，以合同诈骗罪为例，其犯罪构成在主观上除了要求必须具有犯罪故意以外，还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种非法占有目的不是故意的意志因素，而是故意的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之外的，对某种结果、利益、状态、行为等的内在意向，它是比故意的意志因素更为复杂、深远的心理态度。[1] 说起占有，它来源于民法，在民法上，它有两层含义：第一种含义是作为物权概念的占有，是占有人对物享有的事实上的控制力和管领力，即占有人对物事实上的管领与支配，这层含义上的占有更强调占有人对物管领与支配的事实性和外部可识别性，而不问这种对物的管领与支配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第二种含义是作为所有权权能的一种，占有权能是所有权人依所有权可得对物进行管领、控制的法律上的正当性，依权能的可分离性，占有权能既可以由所有权人享有，也可由非所有人享有，非所有人基于占有权能所为之占有，必须因约定的或法定的事由引起，进而必须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换言之，必须是合法占有，非所有人的非法占有，仅仅是没有占有权能支撑的占有事实，虽然受到物权法中占有制度的保护，但是已经与占有权能即法律的正当性无关了。[2]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民法上的“非法占有”是指占有人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事由，而对物进行管领、控制的状态，即不具有法律正当性地控制、管领占有物。民法上的“非法占有”不强调占有人的主观意图，更强调对这种业已发生的缺乏法律正当性的不法状态进行事后的救济。 而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与民法上的“非法占有”差异颇大，关于刑法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国内外刑法理论界有不同的理解： 一是排除权利者意思说，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原权利人行使其所有权的内容，而把自己作为占有物的所有权人来行动的意思。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要不法行为人具有排除原权利人行使其所有权的意思，就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仅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等取得型财产犯罪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毁坏、藏匿型的财产犯罪因为也具有排除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特点，所以也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对于单纯的盗用等一时性的使用行为，不能认为具有排除所有权人权利的意思，因而也就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张明楷教授谈侵犯财产罪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同名13237)
张明楷教授谈侵犯财产罪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同名13237)
司考刑法命题人－张明楷教授谈侵犯财产罪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前世出家人发表于 2007-3-12 20:40:00]
司考刑法命题人－张明楷教授谈侵犯财产罪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受益匪浅，值得收藏）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明楷 【人民法院报编者按】财产犯罪不仅发案率高，而且危害严重。但是，由于对财产犯罪构成要件的认识不一，对于同样的财产犯罪，不同的人民法院可能做出不同的判决，这一现象往往会影响刑罚处罚的公正性。为此，我们邀请刑法专家张明楷教授就侵犯财产罪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发表专题文章，以供司法机关办理财产犯罪案件时参考。具体内容包括：如何理解侵犯财产罪的客体，如何理解刑法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何处理抢劫罪中的疑难问题，如何理解和认定“携带凶器抢夺”，如何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如何理解侵占罪中的疑难问题，如何区分盗窃罪与侵占罪。本版将连续刊载，敬请关注。 侵犯财产罪分为两大类：毁坏财物的犯罪（毁弃罪）与取得财物的犯罪（取得罪）。根据是否转移占有，又可以将取得财物的犯罪分为转移占有的犯罪（如抢劫、抢夺、盗窃、诈骗）与不转移占有的犯罪（如侵占）。很明显，故意毁坏财物罪与侵占罪侵犯的也是财产所有权。问题在于：盗窃、诈骗、抢夺等财产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法益）是什么？这是认定财产犯罪必须明确的问题。因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对具体犯罪的客体理解不同，对构成要件的理解就会产生差异。侵犯财产罪的许多问题，都与如何理解客体有关。国外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的通说认为，盗窃罪等罪侵犯的是他人对财产的占有（一般含有某种限制条件）。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盗窃等罪的客体是财产的所有权整体（以下简称所有权说）。 但是，所有权说在理论上存在疑问。（１）物权可以分为自物权与他物权；自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自有物享有的物权，他物权是指权利人根据法律或合同的具体规定，对他人所有之物享有的物权；所有权是惟一的自物权种类，即自物权就是所有权。根据所有权说，刑法只保护自物权，而不保护他物权。然而，他物权的内容比所有权丰富，应当受到刑法的保护。例如，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盗窃质权人所留置的质物的，侵害了质权人的对质物的占有与收益，符合盗窃罪的特征。（２）财产性利益完全可以成为抢劫、诈骗、敲诈勒索等罪的对象，故债权可能成为抢劫、诈骗、敲诈勒索等罪的客体。但是，通说仅将财产所有权作为财产犯的客体，这又使得刑法的保护范围过窄。因为所有权与债权相并列，如果认为刑法只保护所有权，就意味着刑法并不保护债权，这恐怕不符合刑事立法精神与刑事司法实践。（３）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所有权的部分权能与作为整体的所有权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发生分离；这种分离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它既可能给所有人带来相应价值，也会给占有、使用该财产的非所有人带来利益。对于这种相对独立的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权能，刑法应予保护。如果认为刑法只是保护所有权整体，结局只是保护处分权，那么，实际上就否认了所有权的权能可以分离，也过于缩小了刑法的保护范围。 所有权说在实践中也存在困惑。首先，根据所有权说，对于盗窃自己所有而由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的行为，不能认定为盗窃罪，因而缺乏合理性。例如，在分期付款购买商品的情况下，双方约定，在买方付清全部货款以前，商品由买主占有，但所有权属于卖方。而卖方在买方交付一部分货款后，将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但不管是行为人本人非法占有，还是第三者非法占有，都同样说明行为对法益的侵犯程度。例如，甲为了自己有车开，盗
司法考试刑法历年真题答案解析(四)
司法考试刑法历年真题答案解析（四） 司法考试刑法历年真题答案解析（四） 1.关于危害结果的相关说法，下列哪一选项是错误的？ A.甲男（25岁）明知孙某（女）只有13岁而追求她，在征得孙某同意后，与其发生性行为。甲的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B.警察乙丢失枪支后未及时报告，清洁工王某捡拾该枪支后立即上交。乙的行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C.丙诱骗5岁的孤儿离开福利院后，将其作为养子，使之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丙的行为造成了危害后果 D.丁恶意透支3万元，但经发卡银行催收后立即归还。丁的行为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答案：A 解析：危害结果是危害行为对法益所造成的实际侵害，它具有因果性、侵害性、现实性、多样性和规范性。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规定，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所以A项所述的甲的行为是侵害了孙某的合法权益，已经造成了实际损害，所以A是错误的。应选。《刑法》第129条规定，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B项中警察乙虽然在其枪支丢失后没有及时报告，但是清洁工捡到枪支后立即上交，没有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后果，没有对法益造成实际侵害，所以B的说法是正确的，不应当选。《刑法》第262条规定，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C项中丙诱拐5岁孤儿离开其监护场所（孤儿院），尽管该孤儿在丙的养育下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但丙的行为仍然触犯了《刑法》第262条的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C项的说是正确的，不应当选。《刑法》第19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四）恶意透支的。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根据上述法条可知，D项中丁某的行为并没有构成对法益的实际侵害，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所以D项的说法是正确的，不应当选。 2.关于故意的认识内容，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甲明知自己的财物处于国家机关管理之中，但不知此时的个人财物应以公共财产论而窃回。甲缺乏成立盗窃罪所必须的对客观事实的认识，故不成立盗窃罪 B.乙以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窃取军人的手提包时，明知手提包内可能有枪支仍然窃取，该手提包中果然有一支手枪。乙没有非法占有枪支的目的，故不成立盗窃枪支罪 C.成立猥亵儿童罪，要求行为人知道被害人是或者可能是不满14周岁的儿童 D.成立贩卖毒品罪，不仅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贩卖的是毒品，而且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所贩卖的毒品种类 答案：C 解析：一般情况下，盗窃自己的财物不成立盗窃罪，但是，如果盗窃本人已经被依法扣押的财物，或偷回本人已经交付他人合法持有或保管的财物，以致他
张明楷 非法占有为目的
张明楷论财产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发表于2008-7-9 18:23:13 财产罪分为取得罪（如盗窃罪、诈骗罪等）与毁弃罪。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盗窃、诈骗罪等取得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素的国家，刑法理论对于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财产罪的主观要素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在肯定了非法占有目的是财产罪的主观要素的前提下，如何理解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也是各执己见。我国的情形正是如此。本文主要以盗窃罪、诈骗罪为例展开讨论。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理由 关于盗窃罪、诈骗罪的目的，存在两种不同立法例。一种立法例明确规定盗窃、诈骗罪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认为，成立盗窃、诈骗等罪要求行为人在故意之外另具非法占有目的。 一方面，盗窃、诈骗等罪属于取得罪，其主观要件除了盗窃、诈骗故意外，还要求有非法占有的意思。毁弃罪是单纯导致对财物不能利用的犯罪，取得罪则是获取财物的利用可能性的犯罪，所以，后者的实行行为必须出于利用财物的目的。这个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具有区分取得罪与毁弃罪的机能，而且能够说明两者的法定刑差异。另一方面，行为对法益的侵害达到了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时，才能成立犯罪；而暂时使用他人财物的行为（如盗用行为、骗用行为）对法益的侵害还没有达到值得科处刑罚的程度，所以，非法占有目的具有限制处罚范围的机能（区分取得罪与非罪行为的机能）。正因为如此，非法占有目的成为取得罪的主观要素。此外，既然财产罪的本质终究是侵犯所有权与其他本权，就要求以侵犯所有权的样态实施行为，因此，单纯侵害占有的意思还不够，还必须具有作为所有权者（本权者）进行处分的意思。换言之，缺乏这种占有意思的行为（盗用行为、骗用行为），并不成立盗窃、诈骗等取得罪。 “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盗窃、诈骗等罪的故意即可，不必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针对“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的观点，“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进行了反驳。首先，如果不要求非法占有目的，仅从客观行为上区分盗窃罪与毁坏财物罪，那么，只有在客观上没有夺取财物的占有而直接毁坏财物时，才成立毁坏财物罪；夺取了财物后予以隐匿、毁弃的，都成立盗窃罪。这显然不
论占有及其分类与财产犯罪侵犯的法益
论占有及其分类与财产犯罪侵犯的法益 一、民法和刑法中占有概念比较占有概念始于民法，占有首先是作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而存在，对于所有权来说，占有的作用是确定所有权的效力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国物权法增设了占有制度，占有作为物权法中的一项制度，在物权体系中又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地位。确立占有制度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占有制度的社会功能极为丰富，一般而言，占有能以占有保护请求权形成对占有事实本身的保护，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确定人与物之间正常关系的功能。民法上创设占有概念的根本目的是确定事实状态的占有人对物所享有的权利，基于民法是私法的特质，民法上的占有要求占有人对占有物的合法性。因此，作为调整平等主体关系的民法，强调的是占有本身的状态和对占有对象性质上的合法性，没有权利基础的非法占有不被民法所保护。合法财产的一体保护是我国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占有作为我国物权法新增设的内容，当然也必须符合这个立法精神。但在确定占有的合法与否之前，若没有证据证明占有的非法性，根据对现有秩序维持的法律效果，对于该占有，原则上应当推定其为合法占有。在《物权法》设立占有制度的根本目的上，学者均已达成共识，其主要“在于从法律上确立占有者的利益是合法的，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实际问题中，在把这种推定享有的合法的利益与所有权和他物权等权利相矛盾时，无疑占有无法对抗所有权之类的本权利。所有权遇到非法占有的情况下，当然有要求返还原物的原物返还请求权。在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相对抗
时，显然有权占有权利人可以要求无权占有权利人返还，即占有返还请求权。与民法不同，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不仅是合法的，也保护非法的。刑法作为公法，一方面要保护法益，另一方面还有规范保护的功能，对现有状态的维护。因此，在刑法上的占有也有保护法益和维持秩序的功能，例如，对于行为人非法占有的他人财物等，虽然占有人采取犯罪手段取得财物，虽是非法占有，但也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即必须通过法定程序改变现状的占有仍然需要通过刑法予以保护，一般情况下，不得用私力对侵害财产的犯罪行为进行救济，即不得以暴制暴。“法益与合法权益并非等同概念，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是一种法益，即刑法要保护这种占有，不允许他人非法侵犯这种占有，而不意味着主体的占有本身是合法的。因此，即使是盗窃、抢劫他人非法所得的，也是侵害了财产犯的法益”。行为人必须通过法律所设定的程序来进行还原到原有状态，而不能由当事人或他人肆意通过私力手段改变这种占有。如甲抢劫乙的财物，丙得知后从甲处盗窃乙的财物归还给乙，或者据为己有，是为黑吃黑，丙的行为无疑是非法的，达到盗窃罪标准的话当然构成盗窃罪。其立法目的即是防止公民通过私力手段对犯罪行为进行救济，这是对社会秩序的再度破坏，这种私力救济也会让原本的非法状态变得更加混乱。财产所有和财产流转秩序的稳定是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方面，因此，在刑法规制范围内，即使是法律禁止占有的违禁品禁止或流通物，除了通过公力救济依法没收外，他人不得随意侵害，否则就是对社会秩序的扰乱，因此，我国刑法规定了诸如收购赃物罪、洗钱罪等，都说
2019法考必备考点：侵犯财产犯罪概述
2019法考必备考点：侵犯财产犯罪概述 一、侵犯财产犯罪概述 （一）财产与财物 1.以经济财产说为基础的折中说，认为只要造成了经济损失，就存在财产损失，但挽回了更大或同等法益的除外。单纯使他人免除非法债务的，不存在财产损失。 2.财物三个特点：具有管理可能性，具有转移可能性，具有价值性。有体物、无体物与财产性利益;具有财物特征的虚拟财产;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财物;违禁品;动产与不动产可以成为多数财产犯罪的对象，但有的不能针对不动产;葬祭品;人体假肢、假牙，分离出来的器官、血液、脂肪等;债权凭证(要区分债权凭证本身与债权)。 （二）侵犯财产罪的结构 三大类：毁坏财物的犯罪(毁弃罪)、取得财物的犯罪(取得罪)、不履行债务的犯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1.区分毁弃罪与取得罪：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取得型犯罪的(不成文)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如无非法占有目的，成立毁坏型犯罪或无罪。非法占有的目的：既包括行为人自己非法占有，也包括使第三人非法占有。第三人要求与行为人有一定关系，而任何第三者。非法占有虽属主观要素，但非法要进行客观判断，而不是行为人内心想法。 2.区分转移占有的犯罪和不转移占有的犯罪
他人财物，存在三种占有状态。他人占有的财物：必须转移占有，如抢夺、抢劫、盗窃、诈骗、敲诈勒索。代为保管物：不需要转移占有，变占有为所有成立侵占罪。遗忘物和埋藏物：单纯建立占有关系不犯罪，但随后变占有为所有的行为可定侵占罪(脱离占有物侵占)。 关键：财物属于他人占有还是属于行为人自己占有。占有是指事实上的支配，不仅包括物理支配范围内的支配，而且包括社会观念上可以推知财物的支配人的状态。刑法上的占有是指“人”的占有，仅限于自然人占有，不包括单位占有、机器占有(即不承认财物占有财物)。刑法上的占有重在事实上的支配、控制，包括物理的支配、控制与社会观念上的支配、控制(物理支配越强，就越少考虑观念支配;物理支配越弱，就更多考虑观念支配)。占有意思往往只是对认定占有起补充作用，即当事实上难以认定权利人控制或者支配财物，但权利人具有强烈的占有意思的情形，也属于占有。 常见占有归属的判断：他人身体部位现实控制的财物，属于他人直接控制的财物，但占有辅助者不占有，仍归属权利人占有。没有现实地握有，但处于他人事实支配和控制的财物，属于他人占有的财物。根据社会观念推知他人事实上支配的财物。他人短暂遗忘或短暂离开，但处于他人支配力涉及范围的财物属于他人占有的财物。财物转移为建筑物的管理者或者第三者占有。在特定场所，所有人、占有人在场的，无论放在哪里都属于所有人、占有人占有。 死者的占有：一是行为人以抢劫故意杀害他人当场取走财物
如何认定诈骗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如何认定诈骗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下） ——吴联大合同诈骗宣告无罪案 陈增宝 [裁判要旨] 被告人吴联大，男，1971年出生。 1998年下半年，时任温州市锐力健身运动用品公司（以下简称锐力公司）法律顾问的被告人吴联大从上海樱花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花公司）得知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门子分公司）正在寻求8BK80开关柜技术项目合作的信息，且中国长城电器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有合作意向，经多次洽谈，樱花公司聘请锐力公司董事吴尚忠为商务经理，吴联大为副经理，并与二吴约定：由樱花公司与西门子分公司签约；由二吴与长城公司签约；每台收费6800元，樱花公司得800元，二吴得6000元等。1999年1月，为了取得长城公司的信任，吴联大等人冒用西门子分公司的名义与长城公司签订了协议，约定长城公司支付保证金80万元人民币。之后，吴联大在收受保证金时，以修正函的形式将原协议主体“西门子公司”变更为“樱花公司”，还从保证金中支付樱花公司22万元、33万元交吴尚忠、25万元自己保管。同月，樱花公司与西门子分公司签订了8BK80开关柜技术咨询、框架、采购协议，约定该项目的生产地点限于上海等内容，由樱花公司支付西门子分公司技术咨询费16万元人民币，西门子分公司将技术图纸及相关文件移交樱花公司。之后，吴联大将图纸等文件送交长城公司，遭拒收。 同年4月，西门子分公司函告樱花公司签约生效。为了既保证长城公司能生产8BK80开关柜，又不使樱花公司违约，经协商，长城公司同意吸收樱花公司为长城集团成员企业，樱花公司也同意将西门子分公司的低压成套电气设备合作项目移交给长城公司洽谈，并达成协议，约定长城公司付樱花公司中介费20万，如合作不成，则如数返还。后长城公司将该协议交吴联大，吴联大在该协议上增加了有关8BK80项目的条款，除与修正函基本相同的内容外，还加上“长城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还保证金”。6月30日，长城公司以吴联大没有履行协议为由，书面要求其退还保证金，吴联大表示拒绝。 案发后，吴尚忠已将33万人民币退还长城公司。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吴联大犯合同诈骗罪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之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0）温刑初字第194号判决认为：被告人吴联大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80万元保证金的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取长城公司生产开关柜后按协议支付其个人的技术使用费，具有积极履行合同的诚意和行动，遂于2001年1月16日宣告被告人吴联大无罪。一审宣判后，温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02年3月12日作出（2001）浙刑二终字第140号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1[1] [争议问题]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罪与非罪，涉及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这一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老大难问题。一般认为，要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除了对非法占有目的
浅谈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
论文摘要 犯罪主观方面是《刑法》规定的各种犯罪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对于刑法规定的这些犯罪，行为人只有在主观上有罪过即故意或过失，某些情况下还要求有一定的目的，才能构成犯罪，才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就这些犯罪而言，如果行为人没有刑法中相应罪名规定的故意或过失或目的，他就不构成犯罪。犯罪主观方面包括故意、过失、动机和目的等要素。 因此，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各要素，在刑事诉讼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刑事被告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与对他危害事实(判决有罪以前不宜称为“犯罪事实”）的认定一样，都是刑事诉讼程序中耍解决的问题，其目的也是为了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但是，相比之下，对刑事被告人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比对其危害事实的认定要复杂的多，因为被告人的罪过或目的或动机来自他的内心。然而，在通常的刑事诉讼程序中，法官对被告人罪过、目的或动机的认定却显得过于轻率，在此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冤案的产生。 【关键词】故意过失目的动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 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 不是犯罪”。本条规定说明，不管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害结果，只要造成这种 结果的行为人没有故意或过失，行为人都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行为人是否 犯罪首先取决于他在主观方面是否具有罪过，即故意或过失。 那么，如何认定刑事被告人主观方面各要素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在目前的刑事审判当中，我们却忽略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是导致冤案的产生。本文通过论述认为，犯罪主观方面各要素的认定之所以复杂，原因在
于犯罪主观方而各要素属于被告人的主观意识与意志，而主观的一切东西均来 自于人的内心。我们无法深入一个人的内心去对他内心世界的状况进行考察。 只有通过与行为人危害行为有关的一些客观事实来推断(必然存在偏差)也即“认定”他的内心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或者说他有没有犯罪的罪过。 因为犯罪故意或过失是一切犯罪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本文将重点从刑事被告 人的故意或过失，并涉及目的和动机等犯罪主观方面来探讨刑事被告人主观方面 各要素的认定问题。 一、犯罪故意的含义及其认定 刑法上犯罪的故意是罪过形式之一，指故意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刑法》第 十四条对“故意犯罪”的概念作了明确限定：“明知_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 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其中就包括对“故意”一词的解释和限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结果，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即为故意。 犯罪故意包含两项内容或称两种因素：一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危害社会的结果，这种“明知”的心理属于心理学上所讲的认识方面的因素，亦即意识方面的因素；二是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希望”或“放任”的心理属于心理学上意志方面的因素。实施危害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这种方面的因素，才能认定他具有犯罪的故意而构成故意犯罪。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即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要发生某种危害结果，也指可能要发生某种危害结果。对于这种结果，具有故意的行为人在意志方面是持“希望”或“放任”态度的。“希望”或“放任”的态度将决定行为人的故意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对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的认
挪用公款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挪用公款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目; 录 内容摘要 (3) 关键词 (3) 一、挪用公款罪的客体 (4) 二、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 (6) 三、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10) 四、挪用公款罪的主观方面 (11) 注释 (15) 参考文献 (16) ; 内容摘要 挪用公款罪侵犯了国家财产所有权及时经管理制度和公职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犯罪应有数额限制；挪用公款归非私人单位使用也应视为犯罪；将挪用的公款存入银行占有收益也属于“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对公款挪而未用也可构成犯罪；挪用公款必须具有直接的犯罪故意。 本文开头直接阐述了挪用公款犯罪的定义，深入分析。对该罪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进行探讨。第一、关于挪用公款罪的客体，刑法学界分歧较大，主要有四种观点，从这四种观点入手，从理论上分析那种观点更符合实际情况，那种观点反映了该罪的本质特征。接着，本文对该罪的犯罪对象——公款进行了阐述。对公款的定义的表现形式作
了说明，同时指出挪用用与救灾、抢险、防汛等方面物资也可构成该罪。并对挪用特定公物是否构成犯罪进行了探讨。第二、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对四个关键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它们的分析研究，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理解与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具体用途的理解与认定，挪用公款罪的时间和数额的认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未遂形态的认定这几个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第三、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其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并对它具体所指做出了具体的说明。第四、挪用公款罪的主观方面，首先阐述了定义。并列举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三种方式。有对该罪的共同犯罪案件进行了简要的研讨。 关键詞：挪用公款罪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挪用公款罪的客体 ; 挪用公款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尽管我国现行刑法第384条对挪用公款罪作了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相继发布了司法解释和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刑法的可操作性。但是，由于实践中挪用公款案情纷繁复杂，认定时存在歧义很多，本文试从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入手，对认定该罪时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进得探讨。 一、; 公款罪的客体
论金融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论金融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摘要: 金融诈骗罪属于将结果作为目的的犯罪,其目的不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也不需要额外的证明;只要证明了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的存在,就可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此外,多数的金融诈骗罪属于非法定的目的犯,而非法定目的犯的概念也有予以承认的必要。但是,必须正视主观要素证明难的问题,坚持以法定目的犯为原则、以非法定目的犯为例外的方针。 关键词: 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 一、是否所有的金融诈骗罪都要求非法占有目的 (一)学界的主要观点 《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规定了八种金融诈骗罪,但只是就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以及持卡人恶意透支情况下的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那么,此外的几种金融诈骗罪是否要求非法占有的目的? 这是学界近年来争议较多的问题。对此,主要存在着以下三种对立观点: 1. 否定说。该说认为,其他金融诈骗罪不要求非法占有目的。这种观点认为,既然刑法条文没有就其他金融诈骗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那么,其他金融诈骗罪的成立就不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要件。① 2. 肯定说。该说认为,所有金融诈骗罪都要求非法占有目的。这种观点认为,否定说的理解是片面的,“刑法分则的某些条文之所以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以营利为目的,是为了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而在一些明显需要非法占有的目的,又不至于出现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场合,刑法分则条文往往并不明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这样的情况几乎出现在各国刑法中。”“刑法虽然实质上要求具备某种构成要件要素,但因为众所周知、广为明了,而有意从文字上省略对其规定。”②陈兴良教授也认为,金融诈骗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刑法规定的各种金融诈骗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③ 20XX年1月21 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之中,明确指出“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实际上是采纳了肯定说的观点。 3. 原则肯定说、折衷说。学术界之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折衷的观点,即认为金融诈骗罪的构成一般应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但是“占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