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派对韩岭村落空间意象影响的研究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景观设计及整合研究要点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景观设计及整合研究 景观的发展经历了一场平民化和大众化的历程，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作为契机，一直是景观设计学科的研究热点。从"点"到"线"构成的空间体系来研究公共开放空间的景观整合，以期对城市景观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1 景观的大众化 1．1 景观 “景观”一词，约于16 世纪与17 世纪之交，由荷兰语Landschap 作为描述自然景色特别是田园景色的绘画术语引入英语，演变成现代英语的Landscape 一词。该词被赋予了“自然风光的一景或一处景色”的新内涵，即由当初的对风景画的欣赏转为对现实风景的欣赏。19 世纪中叶，通过地理学家的使用，德语Landschaf t 在土地规划和区域规划领域获得了新的意义。后来，从“地域综合体”的概念出发，多学科参与研究的领域Landscape Architect ure （景观学）逐渐形成。在景观学科中，景观设计师基于城市公园规划的实践经验，开始了公园、公园路、城市公园系统、城镇规划等不同尺度的土地利用和规划实践[122 ] 。 1． 2 景观设计的社会改革———创造为大众共享的空间 西方景观学专业作为社会改革的内容之一，出现于美国19 世纪中期。建于1858 年，由被称为“美国景观学之父”的Frederick Law Olmsted 和英国建筑师Calvert Vaux 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标志着城市公园运动的开始。在这之前景观设计对象主要是乡村墓园和花园设计，这些项目工程倾向于小尺度的、主要为少数人服务的、更大部分关注美学的独立工作。随着现代工业主义的第一次爆发，以及外来移民的大量增加，美国的城市迅速繁衍和增长，而公园设计理念正适应了这样的时代需求[3 ] 。公园形式要求以一种更复杂的方式结合社会、政治、环境、技术和美学等设计更大规模的场所，服务更多的人。纽约中央公园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园，也是第一个真正为大众服务的公园。 “公园运动”为城市居民带来了出入便利、安全清新的集中绿地。然而，它们还只是由建筑群密集包围着的一块块十分脆弱的沙漠绿洲。1876 年，Olmsted 提出了波士顿公园系统方案，得到高度评价，并被任命为负责整个公园系统建设的景观师。1878 年，公园系统开始建设，其结合地形地貌，以线性空间连接城市公园，并形成不规则的图形，意欲向外延伸，深入城市生活[ 4 ] 。Olmsted 在美国发起的城市公园运动和公园系统的建立，倡导保障各个阶层、尤其是城市工人阶级和穷人，在心理、生理、社会和经济利益和谐发展。城市开放空间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大众而不是贵族。从形式上说，它是从贵族专享和特权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景观，为大众创造一种宁静的休闲场所，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在这里放松，交往，它反应了大众价值观。 自此，景观的发展经历了一场平民化和大众化的历程，现代景观应平等地呈现给所有的市民。景观作为人类的生存和生活空间而存在，景观场所的本质是人们的生活区域，符合公众休闲的基本需求和一定的文化需求。其实践表现为景观设计，其契机主要是为市民创造公共的开放空间。现代景观设计趋向于创造人与环境的新关系，促成公共空间与交流空间的出现，在景观中倡导公共精神的建立。 2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景观设计 城市公共开放空间（p ublic open space）指城市中室外的、对所有市民开放的、提供除基础设施外一定的活动设施、承载各类公共活动并以承载生活性公共活动为主的场所空间 [5 ] 。公共开放空间是整个城市的共享空间，在城市内部使用不具有权利限制，每个人的使用是平等的，它是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再则，这种公共性还体现在对自然界各种生物的开放上，达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处。公共空间还体现了社会的公正与宽容；这种具有包容性的“公共空间”，是汇聚着城市的文化特质、包容着多样的社会生活和体现着自由精神的场所。城市公共开放空间是一个空间系统，由各种类型的空间构成。按空间形式可分为：①点状空间，即以点的形式分布于城市中，如广场、公园、绿地等；②线性空间，即沿某个轴向呈线性分布，如步行轴、绿化轴、滨水绿带等。 2．1 点状空间景观设计 点状空间是公共开放空间体系布局形式中的一种空间形态，这里主要指诸如广场、公园、街头绿地、社区绿地等具有向心形态的外部空间。 2．1．1重视空间的可达性

城市空间分析的技艺

城市空间分析的技艺 [摘要] 城市空间发展的物化体现为城市形态。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空间的研究方法林林种种，然而具体微观层面上的城市空间研究方法并不是很多。设计师在丰富城市空间、认知城市空间中，很多程度上需要大量的这些城市空间分析的技艺。 [关键词] 城市空间分析技艺 “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城市空间的建造与改造？”这是世界上许多大城市曾经经历过或者要面临的问题。自人们明确的以空间的概念来分析和认知城市的实体环境和抽象以来，已经形成各种各样，各具侧重点的城市分析理论。然而仅仅从宏观上，从理论上来营造城市的空间，还是不够的。当设计师面临到一个城市空间的具体的问题时，还应当需要一些第一手的城市资料及具体的操作方法，这就要依靠一系列切实有效空间分析的技艺。空间分析的技艺构成了城市设计方法微观层面上的内容。 1 城市空间的概念框架 城市空间是广义空间的一种具体形式，与城市活动及其内涵密切相关。如果说，空间是一切外在事物得以存在的前提，同样，城市空间也是承托与容纳城市活动的载体与容器，城市空间表现为城市地域范围内，一切城市要素的分布及其相互作用，并随时间动态发展的系统或集合。 从城市规划与设计的角度，完整的城市空间概念框架应包括城市空间，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空间形态。城市空间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应视为城市空间结构的孪生物，如果说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各种活动在地域上的一种抽象，则城市空间形态是城市各种活动在地域上的呈现。这两者都是在城市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受到文化、环境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 2 城市空间分析的切入点与内容 城市空间的分析主要从3种角度切入。第一种角度是从物质实体要素（如建筑、街道、树林、河流、山林、交通设施等）与其财团的虚空间之间的交织、组合关系入手，通过对城市空间整体或某一局部的共时态空间格局与模式特征加以

浙东学术

浙东学术 教学目标 1、了解浙东学术的发展演变过程。 2、了解贯穿于文中的求是求真，经世致用的思想及其治学要“切于人事”的主张。 3、积累文言知识。 教学过程 一、走近经典 《文史通义》是我国清代一部综论文史、品评古今的学术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它也是章学诚的代表作。它和刘知几的《史通》一起被视为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1.作者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章学诚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一文中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这说明章学诚自幼对经学和史学理论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所发的议论经常令大人吃惊，在这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章学诚十五六岁时，随父亲到湖北应城，从馆师学习举子业。但他对此却很厌烦，于是偷偷说服了妻子，将金银首饰摘下，卖钱换来纸笔，雇来县里的小书吏，连夜抄录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然后根据自己的意图，把它们分析开后重新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共100多卷。可是这些事情还没来得及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他真正萌生撰写一部史学理论著作的想法，是在他29岁的时候。章学诚曾说：“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为数篇，讨论笔削大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 章学诚在太学志局的不幸遭遇，是促使他下决心着手撰写《文史通义》的直接原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章学诚进入太学志局，参与《国子监志》的编修工作。但他一旦进入志局，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数年之后，章学诚忍无可忍，于是愤然离开志局。 离开志局后不久，他给曾任顺天乡试考官、一向很关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通过叙述刘知几在史馆里的遭遇，不仅暗示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自己开始撰写《文史通义》的原因和动机。 1772年，时年35岁的章学诚开始动笔写《文史通义》。 由于章一生贫穷，为了生计常常要四处奔波，使他不可能安稳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所以《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时断时续，进展十分艰难和缓慢。章学诚逝世前一年，因为积劳成疾，已经双目失明，即使这样，仍笔耕不辍。但天不假年，他早已列入计划的《圆通》、《春秋》等篇还未及动笔，便遗憾地死去。可见，《文史通义》一

全国重点高中名师精编教案_《浙东学术》教学参考

《浙东学术》教学参考 教学参考 0903 1417 《浙东学术》教学参考 文化背景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强调把“六经之旨”和“当世之务”结合起来考察，鉴古知今，以探索未来社会发展之路。可是清代学术后来的发展，没有遵循他的路途前进。乾隆嘉庆时期，被称为清王朝的“盛世”，而“乾嘉学派”又成为这一盛世在学术文化上的点缀。“乾嘉学派”打着研究经典的旗帜，却漠不关心“当世之务”。究其根本，还是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清初以来接连不断的文字狱，通过杀戮和流放来禁锢人们的思想，迫使知识分子不敢再有独立的思考，甚至不敢谈论“清风明月”，噤若寒蝉，不得不放弃经世致用的理念，割断学术与政治的纽带，一头钻到故纸堆里，做起了考证的学问。清朝统治者在高压的同时，又采取怀柔政策，通过修史、编书（《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等手段，网罗“人才”，“净化”典籍，就更加助长了考据之风。当时著名学者钱大昕自题画像说：“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钱氏这种精神状态，是大部分乾嘉时期学者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考据之学相反，一些理学的末流仍然空谈天人性命，比顾炎武描述的情状还要坏。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就是想纠正当时的这两种学风而创作的。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他出生于中小地主家庭，少时多病，家道衰落，读书也很迟钝，背诵能力很差，却对史书情有独钟。他后来回忆说：“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家书六》）他小的时候还曾对《左传》《春秋内外传》等书改换体例，加以缩编。由于他率真自得，学问“不合时好”，不肯作时文讨好考官，自22岁至30岁，四次去北京参加科举考试都榜上无名，穷困潦倒，靠给人家编写地方志为生。然而在精神上他却是昂扬向上的，“意气落落，不可一世”，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都用来买书，用了三年时间购齐23部历代正史。41岁时，他终于考中进士，却无意于仕途，不去求一官半职，仍以编写地方志为业，同时潜心史学著述，直到生命终结。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年起笔，历时近30年，直到逝世尚未完成。他写作此书，意在阐明史学的意义，论述史学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史要“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这是“史氏之宗旨”（《文史通义·言公上》）。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中，他更是明言：“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

2019-2020学年语文人教版选修中国文化经典研读学案：第九单元 相关读物 浙东学术 Word版含解析

相关读物浙东学术 ◎走近先贤 中国“方志之祖”——章学诚 1．生平简介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清代史学家、文学 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 章学诚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 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来甚密，讨论 学术源流及异同。 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等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 章学诚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其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中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 2．主要成就 参与《续资治通鉴》纂修，主修《湖北通志》。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 3．地位影响 章学诚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提出了方志分立三书的主张。他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其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背景呈现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强调把“六经之旨”和“当世之务”结合起来考察，鉴古知今，以探索未来社会发展之路。可是清代学术后来的发展，没有遵循他的主张前进。乾隆嘉庆时期，被称为清王朝的“盛世”，而“乾嘉学派”又成为这一盛世在学术文化上的点缀。“乾嘉学派”打着研究经典的旗帜，却对“当世之务”漠不关心。清朝统治者在采取高压政策的同时，又采取怀柔政策，通过修史、编书(《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等手段，网罗“人才”，“净化”典籍，就更加助长了考据之风。另一方面，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考据之学相反，一些理学的末流仍然空谈天人性命，比顾炎武描述的情状还要坏。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就是为纠正当时的这两种学风而创作的。 《浙东学术》是作者逝世的前一年写成的。那时，他体弱病沉，眼睛失明，生活非

浅谈当代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特点

浅谈当代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特点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要讨论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特点，我们首先要厘清“浙东”的概念。“浙东”本是一个地理概念，意为浙江（即今钱塘江）以东地区。作为一个政区的“浙东”，其发展沿革经历了漫长复杂的过程。先秦时，浙东属于越国的辖境。秦汉时期，浙东地区属于会稽郡的一部分。自孙吴割据江东，浙东始分设郡县，当时的会稽郡、东阳郡、临海郡均在浙东地区。东晋时，又分浙东临海郡设置了永嘉郡。浙东地区成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最早也是出现在东晋时期。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因平定苏峻之反的需要，使会稽太守王舒监浙江东五郡军事，所谓五郡，即上述四郡及新安郡，新安郡的一部分在浙江以东。这是为战争需要建立的军事管理区，也是浙东地区形成的最早的独立的管理区。浙东地区最早设立为独立的政区当在宋文帝永嘉三十年（453），当时刘劭叛乱，将浙东五郡立为会州，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改会州为东扬州。隋开皇中州废。唐前期，浙东地区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区，属于江南东道的监察范围。通过分设郡县，原来的浙东五郡

分成了越、衢、婺、台、明、处、温、睦八个州。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以此八州设浙江东道节度使，浙东地区首次成为以“浙东”命名的独立的政区。北宋时浙东、浙西合为两浙路，南宋时除严州（即睦州）属浙西路外，其余七州（其中越州升绍兴府、明州升庆元府、温州升瑞安府）为浙东路。元代皆改为路，此七路设浙东道宣慰司，是江浙行省的一部分。明代七路皆改为府（其中庆元府改为宁波府、瑞安府改为温州府、婺州路改为金华府），但七个府并不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区，而是属于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俗亦称浙江省）。清代相沿不改。至今日，浙东地区形成了绍兴、宁波、舟山（由宁波分出）、台州、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八个地级市，浙东也不再是一个独立的政区。 而浙东学术文化，则既包括历史上浙东学派的学术文化，也包括历史上浙东地区的学术文化。将浙东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名称，最早是章学诚提出来的，其《文史通义》中有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浙东学术》。不过章氏只是指出了浙东之学的学术旨趣和治学特点（如“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并未划定浙东学术的具体范围。二十世纪初宁波籍的史学大家陈训慈、张其昀、何炳松等纷纷涉足对浙东学术文化的探讨，

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的方法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sodocs.net/doc/cd8279905.html, 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的方法 作者：王艺霖 来源：《美与时代·城市版》2016年第07期 摘要：丹麦皇家艺术学院建筑学院的扬·盖尔和拉尔斯·吉姆松写的《回归公共空间》一书，研究了 30 年间哥本哈根市中心的街道和广场的发展和转变，并提出了适合当代都市公共空间设计的PSPL调研法。结合课文分析PSPL调研法，解读其中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关系，以及城市生活与空间质量的关系。阐述了城市规划过程中如何有效地使用与公共生活相关的数据。而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此课题的研究为我们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设计提供依据。 关键词：城市中心；公共空间；PSPL调研法；公共生活 本文以哥本哈根公共空间设计为例，利用PSPL调研法对我国的公共空间进行分析，总结出我国公共空间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风景园林师、城市设计师的规划设计工作提供借鉴意义。 一、哥本哈根公共空间的变化 本文分析丹麦哥本哈根城市中的公共空间建设，随着二战以后工业增长迅速，城市发展水平和速度都越来越快。市中心的规划问题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建筑杂乱、交通混乱、环境影响等。这些问题与民众要求的高水平生活愿望相差较远。1962年在众多意见和争论中，斯 特勒格步行街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建成。 （一）减少机动交通 中世纪的街道格局仍然保持在哥本哈根的市中心，古老建筑仍然占主导地位。伴随着工业的飞速发展及机动交通工具的激增，导致一系列影响城市交通的问题。比如市中心步行环境迅速恶化，所有的广场都被用来当做停车场。而斯特勒格步行街的建立，改变了这一状况。为了不占用步行者的空间，城市广场从被汽车占领变成人们的活动空间。机动交通工具的减少，这就说明人们的公共空间就越多，城市的魅力也就越能被人们所感受到。 （二）增加步行系统 哥本哈根的交通政策一直是鼓励人们步行。步行是最保护环境、最便宜也是最低噪音的交通方式，街道可以容纳更大的交通容量。步行不仅意味着一种交通方式，它更代表着锻炼身体，散步和场地空间的增多。步行中有着很多的乐趣，城市能够改变的关键因素在于此。另一个关键是城市方式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渐变的。当更少的机动车辆出现时，街道和步行广场是增多的。在城市的其他地区，这种方法同样适用。每当一项成功的措施被执行后，人们

032.市域非城镇建设空间规划研究初探——以《临沂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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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域文化分类(刊稿)

浙江地域文化分类 连晓鸣 地域文化分类是比较难的。笔者倾向于“地域+行政+人文”的划分法，即首先应强调其地理性，这是决定性的；然后再加上行政性，因为中国从秦代以降行政功能一直在文化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其三才是文化本身。例如，浙江省天台县关岭村地处天台与新昌交界处，跨绍兴府与台州府，一个村子有两种风俗，完全不同。因此，在地域文化划分上，行政是一个概念，文化又是一个概念，它们之间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地理上的划分 当代，关于浙江地域文化划分的文章也曾有些，但一般还是侧重从地理上划分为主。徐建春从地理角度将浙江文化划分为六类：一是杭嘉湖平原文化区，水乡平原文化类型，更多继承了吴文化的特点，地理上是太湖平原的一部分，文化特点与苏南十分相近；二是宁绍平原文化区，是典型的滨海水乡平原文化区，地处会稽山、四明山的北麓和钱塘江、杭州湾南岸之间，越文化的中心地区；三是金衢盆地文化区，金衢盆地是浙江省最大的走廊式盆地，沿北东东方向横贯于浙江中部，其传统文化包括金华学派、婺剧、金华道情、婺州窑等；四是温台滨海文化区，包括温瑞平原和椒黄平原，因括苍山、雁荡山的阻隔，历史上与内地的交往相对困难，故语言、风俗自成一体；五是沿海岛屿文化区，该区滨临东海，海岸线绵延曲折，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形成了与海洋、渔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风俗习惯，是一种典型

的海洋文化区；六是浙西南山地丘陵文化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是浙江省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保留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点的传统文化。 “自然地理+行政区域+历史文化” 关于浙江地域文化的划分，明代浙江临海人王士性认为，“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王士性首先从人文地理入手，即“泽国之民”、“山谷之民”、“海滨之民”对浙江区域文化进行了划分。 参照朱海滨的《近世浙江文化地理研究》书中对浙江文化地理区域的划分，本人采用“自然地理+行政区域+历史文化”的方法，把浙江地域文化亦即“越文化”划分为四个亚文化区。 一是吴越——杭嘉湖（钱塘江以北）吴越文化。广义可称“江浙文化”，是一种分布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大致包括今日的苏南、江西东北的上饶地区皖南和浙江省以及上海市的地域文化。吴越文化可分为“吴文化”和“越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再聚焦到浙江现有行政区划，吴越文化，这里具体指其核心区

城市空间形态解析

城市空间形态解析 摘要/城市空间形态设计是城市规划设计中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以香港为例，由城市概况说起，再详细介绍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规划设计与空间形态变化。将香港中环作为当地独具特色的街区，分时间段对各阶段的发展和地标性建筑物进行大致介绍。最终从香港的城市空间形态及规划中，得到启发。关键词/城市规划中国香港空间形态用地街区 前言 中国香港是亚洲繁华的大都市，地区及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条件优越的天然深水港，1842年至1997年是英国的殖民地，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香港的主要产业包括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工贸服务业、社会和个人服务业。香港把华人的智慧与西方社会制度的优势合二为一，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以及完善的法治闻名于世。与内地很多城市相比，香港在社会经济发展很多方面有很多值得内地城市学习的地方。同时在城市规划方面，香港城市发展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 城市概况 香港位于东经114°15′，北纬22°15′，地处华南沿岸，在中国广东省珠江口以东，由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内陆地区，以及262个大小岛屿（离岛）组成。香港北接广东省深圳市，南面是广东省珠海市万山群岛。香港与西边的澳门隔江相对61公里，北距广州130公里、距上海1200公里。此外，香港现有人口700多万，98%以上属于中国国籍。平均每平方公里为6340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因其人多地少，填海造地成为香港扩展城市建设用地的重要方式之一。所以也成为香港的地每年都会下降3厘米的原因之一。香港三大部分的面积分别是，香港岛约81平方公里；九龙半岛约47平方公里；新界及262个离岛约共976平方公里，总面积约1104平方公里，仅大于全中国面积的万分之一，土地和水域的管辖总面积2755.03平方公里，水域率59.9%。香港的已发展土地少于25%，郊野公园及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多达40%。 城市设计与空间形态结构发展历程 香港当局和政府历来重视香港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其城市结构和城市形态的发展是在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控制和指导下有序地进行着。香港特殊的发展历史，客观上导致了香港城市空间形态呈现出多元文化和边缘文化的特征。 香港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步发展阶段，1841年英国人强占了香港岛，并对香港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他们开发香港的主要目的是把香港建设成”自由贸易港城”。香港开埠时期正值英国维多利亚鼎盛时期，因而，这一时期香港的标志性建筑主要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这一时期香港的城市空间形态深刻地刻下了英国殖民文

现代学前教育史上的浙江学派

现代学前教育史上的浙江学派 文章来源：不详点击数：1025 更新时间：2007-11-5 【字体：小大】 现代学前教育史上的浙江学派 朱宗顺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浙江杭州310012) 摘要:张雪门、陈鹤琴、张宗麟是中国现代学前教育史上的三座丰碑。三人有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学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又颇多相似、相互关联。现代中国学前教育史上由此出现了一个浙江学派。 关键词:张雪门；陈鹤琴；张宗麟；浙江学派；学前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9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 6574(2007) 02 - 0018 – 06 在中国现代学前教育发展史上,张雪门、陈鹤琴、张宗麟三位浙籍教育家无疑是三座丰碑。这三人尽管经历不同,观点也不尽一致,但三人有相近的文化底色,均矢志于中国化学前教育的 探求,由此构成了中国现代学前教育史上的“浙江学派”。 一、学前教育浙江学派的社会文化底蕴 (一)共同的地域文化底蕴:重视儿童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 张雪门(1891 —1973) ,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 人;陈鹤琴(1892 —1982) ,浙江上虞(今上虞市) 百官镇茅家弄人，张宗麟(1899 —1976) ,浙江绍兴人。从绍兴、百官镇,到鄞县,三地相距不过百余里,同属富庶的浙东宁绍平原,相同的生长地域,奠定了学前教育浙江学派的天然血脉。 魏晋南北朝以降,尤其是南宋以后,文化学术南移,浙江遂成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重镇。从北宋开始逐步形成的“浙东学派”,到清代黄宗羲时代达到全盛时期,为宁绍平原乃至整个浙江留下了深厚的人文积淀。浙江自古重视教育,在书院初兴的唐代,绍兴、象山、诸暨等地即设有书院。宋朝南迁以后,受文化南移的影响,文化教育在浙地隆兴。名门望族、世族大家,为保家族世代兴旺,十分重视家庭、家族子女教育,形成了浙人重视儿童教育的传统。颇具代表性的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即出自南宋浙东学者王应麟(1223 —1296) 之手。

南京主城公共空间规划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二O 一九年五月 前言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社会交往，激发城市活力，展现城市自然人文特色风貌，提升城市公共服务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深入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按照“合理规划建设广场、公园、步行道等公共空间，方便居民文体活动， 促进居民交流”的要求，积极推动城市公共空间的合理利用，充分彰显南京城市特色，特编制《南京主城公共空间规划》。 本规划旨在优化主城公共空间结构，健全和完善主城公共空间体系，明确主城公共空间品质建设要求，引导下层次主城公共空间的设计、建设和管理。 本次规划范围为南京市主城区，指长江以南、绕城公路以内的范围，总面积约281平方千米；规划对象界定为对全体公众开放的、支持公共活动的地上开敞城市空间，包括城市街道、广场、公园、公共绿地、体育活动场地，及建筑附属室外场地公共空间等。 说明 1、本材料是为方便公众了解城市规划而制作的参考性文件。 2、本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控制与引导性文件，不代表具体的项目实施计划和实施方案。一旦有建设行为，应依据批准的具体项目建设方案实施。 3、城市规划是不断优化更新的过程，规划内容以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存档备查的最新版本为准，同一地区同内容深度规划若有更新，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即时在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上公布，本材料 自动作废。 4、本材料版权及解释权归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所有，未取得版权人的书面授权，谢绝改变、分发、发布或使用本材料图文资料。 85896072 https://www.sodocs.net/doc/cd8279905.html, ?地 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路171号 ?邮 编：210029 ?网 址：https://www.sodocs.net/doc/cd8279905.html, ?咨询电话：85896072

城市设计的构成要素调研之公共空间

城市设计的构成要素调研之公共空间

城市设计的构成要素调研之 公共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被人们誉为城市生活的“起居室”和“客厅”，目的是提供公共活动的场所，提高城市生活环境品质，维护、改善生态环境，保存有生态和景观意义的自然环境，维护人与自然的协调，体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机的组织城市空间中人的行为、文化、游憩的职能；改善交通、便利运输，并提高城市的防灾能力。而在近几年我国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和研究更是举足轻重。 关键词：城市设计公共空间可持续发展 城市公共空间是指在城市或城市群中，在建筑实体之间存在的开放空间，主要面向全体市民开放使用，供城市居民进行公共交往，举行各种活动的开放性场所。其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城市公共空间主要包括山林、水系等自然环境，还有人为建造的公园、道路停车场等。从根本上说，城市公共空间是市民社会生活的场所，是城市实质环境的精华、多元文化的载体和独特魅力的源泉。城市公共空间建设的整体质量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大众的满意度，因此，城市决策者、建设者和使用者无不对其给予特别关注。 城市公共空间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社会，它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已经经历了漫长的100多年，中国传统的公共空间是不同于西方的公共空间的，我国传统的城市公共空间主要以线型的街道为主，而可以提供公共活动的场所较为缺乏，人们仅在庙的前庭举办庙会或者节庆等公共活动，同时，在交通便利

的码头和桥头等地形成公共开放的集市，但这几类公共开放空间并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公共空间理念传入我国，我国对公共空间有了一个全新的定位。从1949年到1987年，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为恢复阶段、发展阶段、动荡阶段、停滞阶段和再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处于恢复阶段，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大中小城市纷纷进行了城市规划的编制工作，城市公共空间随着城市规划的发展也步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接着到“大跃进”和大调整时期，公共空间的发展受到了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双重影响，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到“文革”时期，公共空间的发展遭到了人为的破坏，但是局部的一些新的公共空间的建设还在进行和发展中。进入21世纪，城市慢慢变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城市公共空间也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城市公共空间是展示一个城市形象和面貌的窗口，其形态和构架代表不同城市的品位和特点，其设计给人带来丰富的艺术感染力和美的享受，特色的空间景观为人们营造出一种富有神韵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同时增添了城市的魅力。第一，城市公共空间是一个城市的形象，市民的爱市意识往往因为城市公共空间而增强。可以说，城市公共空间是人们阅读城市、体验城市的一个重要场所。第二，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是维护城市生态环境的有力保障。环境友好、生态优先的战略原则需要被贯彻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当中，建设者需要重视城市公共空间生态和使用功能，保护建设地块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优化空间的生态，打造一个健康的城市。第三，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还可以提高城市的宜居性，提升周边地区的房产和土地资源的价值，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对整个城市来说，多创造一点公共开放空间就等于多增加一点投资，从而使城市建设具有更高的回报率。 从广义上，城市公共空间可被划分为城市街道空间、城市广场空间、建筑环境空间三种类型。其一，城市街道空间设计：满足交通需求，恢复街道城市生活功能，实行综合开发，强化街道空间的特性与艺术效果，突出绿化在街道中的地位，重视街道的景色。其二，城市广场空间设计：城市广场可以分为市政广场、纪念广场、文化广场、商业广场、休憩广场、交通集散广场等类型。

大同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

大同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 一、导言 大同位于山西省北部，晋陕蒙地区的交界地区，是首都经济圈西部的重要门户、晋北煤炭能源基地的重要中心城市。大同是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有着“中国煤都”称号，他与其它资源枯竭型城市有着相似的发展阶段特征与面临的问题；同时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如云冈石窟、悬空寺、北岳恒山、平城遗址等历史文化遗产，又使得大同拥有更为丰富的城市内涵与品质。 当前，我国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城市的多元发展是“扩内需、保增长”的重要手段。其中，推动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发展，保护和弘扬历史文化是新时期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大同紧紧围绕这两个任务加快转型，成为践行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重要试验田。基于此，大同通过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破解现实的问题，从工矿城市逐步向区域性中心、历史文化名城转型提升，为其复兴崛起找到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 二、大同的辉煌历史与现实困境 大同在历史上一直是我国北方的中心城市，有着“一代京华、两朝陪都、华夏重镇，京畿重地”之称，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大同（平城）为北魏的都城，使得大同跨入了我国重要古都的行列；也是历朝历代北方地区重要的军事重镇和商贸中心城市。但自大同建矿以来，大同城市却逐步由传统的政治、商业中心向煤炭工业型城市转变。这种转变具有长期惯性，对其城市的再次转型造成了巨大的壁垒。 当前大同的城市发展面临以下五大突出问题。一是区域交通地位下降明显。由于长期偏重煤炭外运交通发展，削弱了大同与京津冀、太原经济圈等交通大通道的建设，特别是内蒙乌兰察布市至张家口的高速修通后，大同有被边缘化的威胁。二是城市产业依然偏重，城市产业体系较为单一，就业形势仍较严峻。煤炭及其相关产业的产值比重仍高达40%，新引入的医药、机械制造产业集群效应差，尚未形成聚集优势；同时大同一批“一五”时期的老工况企业，如大同机车厂、山西柴油厂、山西化工厂、大同水泥厂等面临着关停重组的局面。这些产业在过去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拥有规模庞大的职工人群，当前大批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突出。三是矿区的人居环境条件条件差，由于随矿发展建设，人口过度聚集，使得矿区生活服务区的公共与商业服务功能欠缺，绿化与开敞空间欠缺；更由于矿区与大同南郊区的行政区划长期存在矛盾，更加制约了矿区的健康发展。四是古城保护压力大，城墙遗址内部的人口密度高达2.5～3.8万人/平方公里，相对于北方城市中心区来说过密；古城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城市功能高度聚集的矛盾十分突出，拥有“两汉烽烟、北魏遗韵、辽金旧景、明清风骨”的历史风貌逐步消失。五是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大同一电厂、二电厂、水泥厂、橡胶厂，以及制药原料、冶金等主要污染企业围城发展问题突出，迫切需要搬迁整治；同时区域生态退化现象突出，如城市周边的土地沙化现象、文瀛湖的消失。这系列问题反映在城市空间上形成了“高度单中心聚集与分散郊区”的“困兽”局面，同时又叠加不合理的行政区划管理，使得大同的城市转型发展步履维艰。

《浙东学术》教案完美版

《浙东学术》教案 教学目标 1、了解浙东学术的发展演变过程。 2、了解贯穿于文中的求是求真，经世致用的思想及其治学要“切于人事”的主张。 3、积累文言知识。 教学过程 一、走近经典 《文史通义》是我国清代一部综论文史、品评古今的学术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它也是章学诚的代表作。它和刘知几的《史通》一起被视为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作者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章学诚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一文中回忆他的童年时说：“仆尚为群儿，嬉戏左右，当时闻经史大义，已私心独喜，决疑质问，间有出成人拟议外者。”这说明章学诚自幼对经学和史学理论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所发的议论经常令大人吃惊，在这方面显示出良好的资质。 章学诚十五六岁时，随父亲到湖北应城，从馆师学习举子业。但他对此却很厌烦，于是偷偷说服了妻子，将金银首饰摘下，卖钱换来纸笔，雇来县里的小书吏，连夜抄录春秋内外传，以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然后根据自己的意图，把它们分析开后重新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共100多卷。可是这些事情还没来得及完成，他便因“馆师所觉，呵责中废”。可见他在青少年读书时期，主要经历也是用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 他真正萌生撰写一部史学理论著作的想法，是在他29岁的时候。章学诚曾说：“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为数篇，讨论笔削大旨。”（《与族孙汝南论学书》） 章学诚在太学志局的不幸遭遇，是促使他下决心着手撰写《文史通义》的直接原因。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章学诚进入太学志局，参与《国子监志》的编修工作。但他一旦进入志局，便感到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令他气愤的是，志局监领嫉贤妒能，倚仗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是非，排挤和打击真才实学之士。数年之后，章学诚忍无可忍，于是愤然离开志局。 离开志局后不久，他给曾任顺天乡试考官、一向很关心和器重他的朱春浦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通过叙述刘知几在史馆里的遭遇，不仅暗示了自己离开志局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自己开始撰写《文史通义》的原因和动机。 1772年，时年35岁的章学诚开始动笔写《文史通义》。 由于章一生贫穷，为了生计常常要四处奔波，使他不可能安稳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所以《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时断时续，进展十分艰难和缓慢。章学诚逝世前一年，因为积劳成疾，已经双目失明，即使这样，仍笔耕不辍。但天不假年，他早已列入计划的《圆通》、《春秋》等篇还未及动笔，便遗憾地死去。可见，《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自章学诚35岁起，至他64岁逝世时止，共历时29年。但严格说来，仍没有写完。

高中语文《浙东学术》教学参考素材 新人教版选修

《浙东学术》教学参考 文化背景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强调把“六经之旨”和“当世之务”结合起来考察，鉴古知今，以探索未来社会发展之路。可是清代学术后来的发展，没有遵循他的路途前进。乾隆嘉庆时期，被称为清王朝的“盛世”，而“乾嘉学派”又成为这一盛世在学术文化上的点缀。“乾嘉学派”打着研究经典的旗帜，却漠不关心“当世之务”。究其根本，还是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清初以来接连不断的文字狱，通过杀戮和流放来禁锢人们的思想，迫使知识分子不敢再有独立的思考，甚至不敢谈论“清风明月”，噤若寒蝉，不得不放弃经世致用的理念，割断学术与政治的纽带，一头钻到故纸堆里，做起了考证的学问。清朝统治者在高压的同时，又采取怀柔政策，通过修史、编书（《古今图书集成》及《四库全书》）等手段，网罗“人才”，“净化”典籍，就更加助长了考据之风。当时著名学者钱大昕自题画像说：“官登四品，不为不达；岁开七秩，不为不年；插架图籍，不为不富；研思经史，不为不勤；因病得闲，因拙得安，亦仕亦隐，天之幸民。”钱氏这种精神状态，是大部分乾嘉时期学者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考据之学相反，一些理学的末流仍然空谈天人性命，比顾炎武描述的情状还要坏。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就是想纠正当时的这两种学风而创作的。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他出生于中小地主家庭，少时多病，家道衰落，读书也很迟钝，背诵能力很差，却对史书情有独钟。他后来回忆说：“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家书六》）他小的时候还曾对《左传》《春秋内外传》等书改换体例，加以缩编。由于他率真自得，学问“不合时好”，不肯作时文讨好考官，自22岁至30岁，四次去北京参加科举考试都榜上无名，穷困潦倒，靠给人家编写地方志为生。然而在精神上他却是昂扬向上的，“意气落落，不可一世”，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都用来买书，用了三年时间购齐23部历代正史。41岁时，他终于考中进士，却无意于仕途，不去求一官半职，仍以编写地方志为业，同时潜心史学著述，直到生命终结。 《文史通义》是章学诚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年起笔，历时近30年，直到逝世尚未完成。他写作此书，意在阐明史学的意义，论述史学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史要“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这是“史氏之宗旨”（《文史通义·言公上》）。在《和州志·志隅自叙》中，他更是明言：“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文史通义》在界定文史义例、辨别校雠源流方面，确有发凡之功。他主张著述贵成一家之言，发前人之所未发，所以对当时学界流弊多有批评。他既不赞成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为学术的终极目的（《与陈鉴亭论学》），也“耻为无实空言”（《上尹楚珍阁书学》），欲以一己之力，匡世正俗。他的历史哲学观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认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文史通义·原道中》，与顾炎武的“非器则道无所寓”的思想一脉相承。他在《文史通义》的第一篇《易教上》卷首，开宗明义，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也”的观点，并多次反复论述，如“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六经皆器也”（《原道中》）等。这种观点前人已有表述，不自章学诚始。如王守仁在《传习录》中回答其弟子问话，解释《春秋》为史为经的双重性时说：“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如李贽在《焚书·经史相为表里篇》中说：“《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但是，章学诚重申这一学术命题，并在《文史通义》中以充实的内容和系统的理论来阐发它，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因为有了他的论述，这一命题才更为彰显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