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去来兮辞》看陶渊明的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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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归去来兮辞》看陶渊明的生命哲学

作者：柯加瑜

来源：《中学语文·教师版》2010年第11期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决绝官场、归隐田园的宣言。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陶渊明人生的理想和追求,其生命观、

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等体现了他的生命哲学。

一、高洁品格的人生追求

陶渊明出生书香之门,从小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曾祖陶侃曾因战功而被任为太尉,祖父陶茂、父亲陶敏都担任过相当于地方太守的职务,少年时代的陶渊明习武也习文。在这样

家庭坏境的熏陶下,陶渊明年轻时就胸怀“大济苍生”之志,决意不肯老死穷庐,也曾多方谋求一种实现“猛志”的途径。在东晋灭亡刘裕称王时,陶渊明被荐为彭泽县令,他积极致力于政务,关心民生疾苦,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但当时社会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阻碍了他的仕途发展。所以,他五次出仕,也只任过祭酒、参军、县令等一些小职,前后十三年时间大部分在家赋闲。这样的勉强出仕不仅对他的大志无济于事,反而使他见识了官场的

龌龊和阴暗,充分加深了他“深愧平生之志”的生命悲剧意识。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说:“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的离官归田,没有任何被胁迫的成分,完全是出于对黑暗官场的厌恶

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所以,他为自己“实迷途其未远”的现实而庆幸,更为有“知来者之可追”的

未来理想而欣喜。

其实,陶渊明的出仕除了为实现其少年大志之外,还有迫不得已的苦衷。他在《归去来兮辞》中道出了个中缘由:“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由此可见,陶渊明多次

出仕与贫苦家境有关,做官不是出自施展政治抱负的内在要求,而是为了糊口。但陶渊明不容自己的气节沾上半点污秽,他在序中感叹:“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他觉得奔走仕途完全是为口腹自役,心灵的折磨比饥冻之苦更切,沉浮宦海以曲从人事,既扭曲了自己内在的本性,也远离了自己喜好的外在自然。义熙元年归隐时,陶渊明的家境并非十分富庶。归隐之初,尚有“方宅十余亩,草

屋八九间”,加上刚刚去职,有一定薪俸结余,尚无生计之虞。归隐数载,生活的种种不幸渐次袭来,陶渊明沦为“君子固穷”的一介寒士。

封建时代,像陶渊明这样耐得住寂寞、潦倒,耐得住贫苦的士人,实在屈指可数。归隐之后,陶渊明的仕途之路并未断绝,故交之中,也不乏达官贵人。陶渊明之可贵在于,即使贫病交加,也无出仕之念;即使处境困厄,也不攀附权贵。冯契先生说过:“真正有价值的人格是自由的人格。”士人人格的自由和独立与皇权的专制与跋扈是水火不相容的,特别是在士阶层失去坚强的思想信仰

和精神支柱的魏晋时期,能够始终如一保持自己的本性真情就更加不容易。

文中提到的孤松、秋菊、白云、归鸟,无不带有某种象征意义。陶渊明诗中喜欢用松树和

菊花的形象,是因为别的草木一阵秋风过去就变黄了,别的花一阵秋风过去就零落了,但是松树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