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流派

中国法学流派浅论

郑州大学付承为

提到中国法学流派一词，目前学界尚无系统明确的论述，或者说，在大多数学者看来，中国不存在法学流派。笔者以为，多数学者对“流派”一词的定义还是局限于目前的西方法学流派的定义，即有系统的自圆其说的理论，有许多学者的支持和完善，有大量的独立性标志，有自己明显的甚至于偏激的观点，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和较宽的空间跨度……

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界定。所谓流派，应是从不同角度来阐释法、理解法、宣扬法，促进法与社会的同步接轨（尽管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解放人们的思想，从而实现法律的最主要功能——提供稳定的、可预测的秩序，以便人们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合理预测未来，安排自己的人生。这是笔者认为的实质意义上的可以被称之为流派的标准。

在确定了实质意义的标准之后，笔者将阐述中国法学四大流派——权利本位论流派、法条主义流派、法律文化主义流派、本土资源论流派，下面一一阐述各个流派的核心观点，以及笔者的个人意见。

权利本位论流派

本流派着眼于中国法学的发展方向，即强调中国法学的应然。此流派以张文显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法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权利义务关系，而在这个关系中，权利是本位性的，即是说权利是中国法学的核心、追求和着重点。张文显先生提出此观点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强调义务、强调阶级斗争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提法无疑是需要的，但这种提法给他本人带来了很多麻烦，毫无疑问，他遭到了许多的批判，甚至他的导师都公开反对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行，中国学界接收了许多的西方思想，权利本位论的价值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肯定，张文显先生也就成为了中国法理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但是，这种观点的正确性笔者持怀疑态度，笔者更倾向于英国学者哈特的观点，即法律规则理论。哈特认为，法律规则可以分为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第一性规则即是义务性规则，它是根本性的规则，第二性规则是权力性规则，是附属性规则，因为权利的享有依赖于相对应的义务的履行，未有义务，权利便无从谈起。笔者进一步认为，义务本位论是基于逻辑和哲学意义而言的，而权利本位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口号，是一种类似于启蒙运动的号召，它的学术性价值其实并不是太高（相对于解放思想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对学界的冲击，是一种对中国法律人和普通民众的启蒙，而且，它的作用已经出现，因为目前学界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强调公民的权利，批判国家机关的绝对权力，而且，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我国诉讼案件急剧增多，法律工作者也大大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中国一直以来强调义务，致使我国形成了义务大于权利的法律体系，义务大于权利必然会导致人们对法律的规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社会的许多潜规则，而权力本位论有利于冲破这种规避法律的现象（虽然它带有一种矫枉过正的意味），使我国形成权利义务相

平衡的法律体系，树立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形成公民对法律的忠诚，而不仅仅是将法作为一种工具。这对我国法律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

法条主义流派

该学派没有什么理论，基本上说它是一种态度，即不讨论法的应然问题，不涉及政治性的敏感问题，将法学的研究局限在对法条的解释和归纳上，以法条为基准、中心。此流派可以说在中国很早就已经出现，在当代，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知识分子都变得谨慎，只能在非政治非现实的范围内进行研究，尤其是法学这样一个和政治挂钩很强的学科，要想“保住自己”，就要注意自己的言论。这种惯性一直延续到今天，是今天仍有许多这样的学者。再者，有些学者们要想做出点“成绩”，不得不说一些违心的话，发一些违心的文章，当然这些文章都是严格的遵守“法律规定”的。

应该指出，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其实非常糟糕，许多法条之间存在着矛盾，基本法和司法解释存在矛盾，法和“适用办法”之间的矛盾就更为突出。因此，首先，在中国，法条主义注定会因法条本身的不完善而陷入困境，以致不会有什么研究成果；再者，中国法律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将法律这种工具变得在国民心中神圣起来，培养国民对法律的忠诚，减少规避法律现象的发生。而法条主义显然对这个问题于事无补。因此，笔者对法条主义的存在必要性很是怀疑。

法律文化主义流派

法律文化主义的出发点是来自西方的法律是否可以和来自中国的文化相融合。这一流派的提出者是梁治平先生，他的核心观点就是文化决定论，即每个民族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基本相同，但是却会形成不尽相同的处理方法，而这种不同的根由就是文化类型或者说文化式样。而法律就是一种典型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因而法律的不同从根源上来讲，是文化式样的差异造就的。也就是说，中国法律就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西方法律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将西方的法律用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上的尝试的合理性是很小的，或者说，或者说中国要想建成和西方那样的法治，需要从文化层面着手。

法律文化主义可以说是对近年来我国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效果却不尽人意的一种思考和一种试图的回答。首先，法律文化论对法的不同的原因的分析止步于文化，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探索；再者，此论是一种严重的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为基点的，这就导致其结的必然失真性。但是此论的最主要价值体现在于，将文化列入的法学家研究的范畴，但这种价值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那就是泛文化论——几乎将所有的社会现象的原因都归于文化，将文化一词的含义无限夸大。

法律文化主义的最大弊端在于将中国今年来的学习西方法律的努力和进路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将在已经对传统法制失去信心的中国法学界不知去路，再次陷入迷茫。

本土资源流派

本流派注重西方所谓“普世法律”的中国化问题，或者说将两者加以结合，实现中国的法治。本论不像某些传统的学派用中国传统的

理论来附会西方理论，从而论证我国古代法律的先进性，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并在主观上否认西方法学的强势（我不认为强势就是先进）。朱苏力提出本土资源论，其本土资源指的是“民间法”，即一种区别于国家制定法的民间的通行规则，简而言之就是习惯。苏力在法律规避的语境下引出了这一概念，他的核心论点就是强调立法对这些民间法的适当吸收，从而减少公民尤其是农村公民对法律的规避。从更深的层面讲，一个导致诸多规避的法律体系是一个恶的法律体系，这样的法律体系绝对不可能培养公民对法的信仰和忠诚，而对法的忠诚和信仰是中国法律在目前的环境之下最需要的东西，或者说中国法律的“幼稚”就是源于忠诚和信仰的缺失。

笔者对本土资源论很推崇。近代以来，由于整个民族的狂热学习西方，导致了严重的对传统中国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一直延续到现代，以至于目前法学界的真理都止于西方，当我们问到“什么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许多回答都是“西方国家就是这样做的”。这种不信任严重妨碍了中国法学的发展，或者说我们目前的中国法学中几乎没有中国的概念。理论界基本的研究就是批判我国目前立法和司法然后用说教性的语言解说西方的相关情况，而实务界则以鄙视的眼光看待理论界，他们将理论界看作是只会说空话的书呆子。

在这种背景下，强调中国的本土对法律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将使法律和中国现实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是中国法学真正成为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法学，这将不仅培养公民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而且有利于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和解，这对中国法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笔者以为，无论是哪个流派，无论其从哪个角度来探究中国法学，对中国法学理论的丰富化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国法学流派同时带有相同的通病，他们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基础，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呼吁。这是中国自百家争鸣以来就有的通病，中国所谓的学者，就是提出自己的理论，然后博取统治者的赞同和施用，从而将自己“送入孔庙吃冷猪肉”。中国法学流派的观点也带有附和政治的色彩，或者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美其名曰实用主义哲学。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通病，若是期望找到真理，我们只能希望中国的政治色彩不在这样浓烈，给法学一个真正自由的空间。

法学流派

法学流派是最容易忽视的，分析介绍得少，重要性就不多说了，翻翻历年真题就知道了。 注释法学派 注释法学派glossators 西欧11世纪末到15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而产生的一支与神学法学相对抗的新的法律思想派别。该派以研究罗马法为中心，并以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university of Bologna）大学为中心，因而又称意大利法学派或博洛尼亚法学派（the school of Bologna ）。 中世纪初期，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在位)编纂的法律文献,已很少为人所知,特别是其中最重要的《学说汇纂》曾湮没达几个世纪之久。从11世纪末，西欧各国以意大利为中心，开始对罗马法广泛研究，因为罗马法的适用不仅有利于以王权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加强，而且也为商品生产的各种法律关系提供了极为详尽的规定。当时这种广泛研究，意味着法学正从神学中分离出来。与此相适应，一个独立的、世俗的法学家阶层逐步形成。 他们主要代表新兴市民等级的利益，与代表封建制度的神学或教会法学家相对立。注释法学派的出现和发展，同西欧近代大学的兴起也有密切联系。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是近代欧洲第一所大学，它主要就是从研究罗马法开始的，并长期成为传播罗马法的基地。西欧其他国家和意大利其他地区都有学者到博洛尼亚学习罗马法。12世纪中叶，在该校研究法律的学生有一万多人。该校创始人就是前期注释法学派奠基人伊尔内留斯（约1055~1125）。继博洛尼亚大学后创立的一些著名大学也都将罗马法的研究作为一门主要学科。 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学派当今世界范围内居主流地位的法学学派。代表人物为如格劳秀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潘思、杰斐逊等。 自然法学派是指以昭示着宇宙和谐秩序的自然法为正义的标准，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相信真正体现正义的是在人类制订的协议、国家制订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的内心中的自然法，而非由人们的协议产生的规则本身的法学学派。 自然法学派主张有一个实质的法价值存在着，这个法价值乃独立于实定法之外，且作为检定此实定法是否有正当性的标准。自然法学说认为，在自然，特别是在人的自然本性中，存在着一个理性的秩序，这个秩序提供一个独立于人〔国家立法者〕意志之外的客观价值立场，并以此立场去对法律及政治的结构作批判性的评价。自然法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意味着由自然，也就是说由人的本性、由社会的本性、以及甚至由物的本性中，可演绎出某些法则，这些法则可供给一个整体而言对人类行为举止适切的规定。自然法学派起初的权利观念更多带有“天赋”权利的色彩，人生于自然，人的权利也来自于自然。 自然法学派特别重视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即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他们对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对于认识法的本质和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法学研究中表现为一种激进的理想主义情怀，以诸如正义、平等、自由等抽象价值来构建自己的批判武器，在破解传统法律理念，重塑时代法律神圣性的历程中，功勋卓著。但自然法的方法论如天空之流云，绮丽却飘渺，它宣言法的未来，但无力构筑通达未来现实的路径。更令人忧虑的是，自然法的自大与泛滥还有可能使法学笼罩于空泛与虚幻之中而难以成长与成熟。 在17、18世纪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以强调自然法

中国法学专家痛苦

转：法律精英被蹂躏，只有哭一场！(2010-11-17 8:59:55) 分类：未分类标签：搜房博客 | 张五常：法律精英被蹂躏，只有哭一场！来源：马行健的日志 看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失声痛哭。题目是《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说是什么“被遗忘”，其实是“被蹂躏”。 知道画家林风眠文革期间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张画，亲手一张张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烂，我哭过;知道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红卫兵打断，我哭过;读到翻译家杨宪益孤苦晚年的报道，我心头一酸;刚才读那篇报道，读到那个一目失明，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眼镜，蜷缩在被子里的九旬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时，我又哭了。要是世界上完全没有人记得他，他不至于显得那么可怜。 用不着宣扬他们的成就，用不着复述他们的遭遇，用不着指出谁是罪魁。没有什么好说，只有哭一场。 法律精英的命运与法治的悲怆 ---------------------------- ● 南方周末

本文是南方周末《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他们被忽视的代价》、《我们在传承》三篇文章的集录，个别文字有变动。作者为记者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 被遗忘３０年的法律精英 一群老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警惕：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

中国法学教育观察(一)

中国法学教育观察（一） 一、大学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 （一）导言 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大学法学教育职能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自1949年以来，中国法学教育一直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未经大学法律教育而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历来是极为普遍的情况。相反，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法律职业人士的专业化是西方法律至今仍然保留的最为重要的传统特征之一。如此巨大的差异包含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西方法律如何形成了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传统？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如何？哪些原因促成了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分离？这种分离对中国当代法学教育产生了何种影响？中国进入法治社会的过程是否应伴随着法律职业人士的专业化？ 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合与分，既不是当代中国特有的问题，也不是脱离一定过程而突发的问题，相同或类似情况不止一次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出现。因此，重温被忽视的经验而得到启发，或许要比当今层出不穷的新思路可靠一些。本文试图在前后关系的背景下，显示法学教育制度的成因，探究现实存在的问题。通过回顾沿革过程而求知，寻求现实与历史的，是本文的主要方法。 （二）法学教育、法律职业与西方法律 罗马是古代法学教育的发源地。正如梅因描述的那样，法学一度独占了罗马共和国的“集体智力”，法律职业吸引了众多睿智之士。除军事生涯之外，习法是通向财富、名誉和权势的主要途径。因此，法律学校遍布罗马社会。当时的法律职业有：法律顾问（jurisconsultus）、辩护人（orators）、诉讼代理人（procurators）。在公元四世纪之前，罗马社会一直没有公立法律学校，私立机构孕育了最初的法学教育，而且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据此，似乎有理由认为：最初的法律职业产生于民间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并将私人业务作为它的主要领域；在法律人士专业化作为制度形成的过程中，私立法学教育机构显然是它的起点 美国学者沃森和伯尔曼都注意到：中世纪的法学教育完全脱离所在地法律而自成一体。在11世纪到13世纪的波伦亚法学院，罗马法教授们讲授的法律“完

三大法学流派以代表人物观点整理

三大法学流派以及代表人物观点的整理 西方法学思想回顾 (1) 法学流派概述 (2) 一）自然法学派 (2) 1、古典自然法的思想：不是古典自然法学派 (2) 2、中世纪的古典自然法的思想： (3) 1）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神学自然法 (3) 2）古典自然法学派：启蒙时代 (3) 3、新自然法学派：19世纪-21世纪 (3) 1）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衰落与复兴 (3) 2）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改造 (4) 3）德沃金的基本理论 (4) 二）分析实证主义 (4) (一)奥斯丁(边沁) (5) 1、理论的基础- 主权者的命令： (5) 2、法律与道德：严格分开，不注重法的历史发展，仅着眼于实在法的逻辑分析 (5) 3、区分“实然法”与“应然法”，认为法理学的研究范围严格限定于“实然法” (6) (二)凯尔森 (6) 1、法律与道德： (6) 2、国家与法律 (6) 1）一元论 (6) 2）反对三权分立学说 (7) 3）主张按公民同法律秩序的关系把国家划分为民主和专制两种 (7) 4）反对绝对主权理论 (7) 5）国际法思想：国内法与国际法一元论 (7) 纯粹法理论之评价 (7)

国际法理论之评价 (7) (三)哈特 (8) 1、反对奥斯丁“主权者命令” (8) 2、引入“规则”(rule)这一观念 (8) 3、接受维特根斯坦后期语义分析哲学的方法 (9) 1）反对对法律概念传统的下定义的方法 (9) 2）哈特：恶法亦法 (9) 3）哈特：最低限度的自然法 (9) 三）社会法学派 (9)

西方法学思想回顾 (一)、古希腊：丰富的哲学、美学成就，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出现 (二)、古罗马 1.职业法学家集团 * 五大法学家：426年，罗马皇帝Valentinianus III 颁布《引证法》(Law of citations)，规定: 凡法律未明文规定的，依五大法学家的论点决定；五大有分歧，依多数意见；相持不下时，依伯比尼安 2.成文法体系：《国法大全》(东罗马帝国时期，565左右，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期间及死后不久新编纂的，它是《查士丁尼法典》、《钦定法学阶梯》、《学说汇编》、《新律》四部法典汇编的统称，也是奴隶制时代历史上一部最完备的成文法典。) 3.高超的法的分类技术：公法与私法的理论划分首度出现，私法理论体系得到极大发展(伯比尼安) (三)、中世纪 1.基督教一统天下对此前形成的法理学的冲击(独立的法学消失) 2.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重要性–建构了一个人类通过上帝的启示实现美满幸福的路径。 3.法学流派出现：前注释法学派(伦比亚大学) 4.大学的出现推动了法学的发展 (四)、15、16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宣告“近代”的到来 重要性：使法律从天堂回到了人间 (五)、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 (六)、19世纪分析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哲理法学派 (七)、二战后法理学发展：派别繁多、三足鼎立且互相靠拢、非法学思潮的影响 (八)、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批判法学(运动)、女权主义法学、新自由主义法学、行为主义法学等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社会成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德”、“礼”为基石的法律理念。以“德”、“礼”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是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 影响。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贵严明”思想强调了君臣共同守法以及执法严明的重要性，这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注重预防犯罪和犯罪分子的改造。最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也对今天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观。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特权原则”的应用，统治者制定出了一系列保护贵族、官僚的利益的刑罚原则。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夫之刑，不著刑书”等等，这种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广泛存在。一方面助长了社会上层权力拥有者对法的蔑视心理，另一方面也使普通大众产生了对法律公正实施的不信任和对权利 拥有者的仇视心理。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法律内容方面来看有“民刑不分，重刑轻民”和“礼法结合、重礼轻法”的特点；从司法制度方面来看主要是“行政监理司法”。 （一）民刑不分，重刑轻民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内容为刑法，同时也针对民事法律做了相关规定，而对于违反民事法律的行为施以刑罚。夏、商时期，中国古代的刑法制度开始出现。在夏朝时，统治者规定了最基本的罪名和刑种。到了商朝，在夏朝法律的基础上对最基本的有关所有权、婚姻、以及继承的民事法律制度做了简单的规定。同时，民事法律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婚姻制度中规定了“六礼”以及“七出”、“三不去”。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定了《法经》，使得古代法律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而这一时期也进行了大量的法制改革，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罪名和新刑种，如岁刑、迁放之刑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技术不断提高。刑事法律方面规定了重罪十条，并且出现了“八议”和“官当”的特权原则。 隋、唐朝是中国传统法制的定型阶段。隋朝确立了刑部，并且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首创十恶制度。《唐律疏议》的制定标志着中国法律与道德的相结合。民事法律方面，唐朝统治者对于财产权、婚姻等在前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化的规范；在刑事法律方面，确立了“笞杖徒流死”的封建五刑，并且设立了“加役流”的罪名，用以惩罚流刑以上而死刑以下的犯罪。。

法学界权威人物

法学界权威人物 中国当前的法律权威和领导者 ？ 法学理论 张文显朱苏力何维方葛弘毅舒沈国英宗灵孙笑侠卓袁泽李步云刘左祥傅子堂孙国华辛春莹郭道辉郝铁川卢世伦史泰丰王成光朱京文李林李龙刘汉谢晖 法律史 曾张宪义金范吴陈数何华勤陈盛清范忠信元秋吴悠杨建英一凡杨永华于荣根韩延龙怀肖丰霍存福刘海年倪正茂高亨浦建朱勇 宪法和行政法 周业忠、徐崇德、韩大元、胡建淼、胡金光、蒋碧欣、蒋明安、罗浩才、马怀德、陈云生、方世荣、张庆福、张书一、莫、蒲增元、童志伟、、王、、肖、杨海坤、袁书鸿、张广波、朱伟、 刑法 高铭暄马克昌赵秉志张明楷陈明华陈兴良曹子丹楚胡爱芝古贺小荣炳松梁华仁罗大华欧阳涛区新九阮七林苏晖俞康叔华张志辉周道銮卢建平王佐甫何鹏姜伟孙乾 民商法

江平、梁辉兴、吴汉东、王立明、孙显忠、王卫国、、郑、、、、刘春田、、史少霞、史玉卓、秦有图、顾红云、郭明瑞、龙逸飞、吴焕宁、夏银兰、许、杨大为、、杨振山、马俊举、沈、吴昌珍、范健、尹田 诉讼法 江陈为广众徐景春范崇义龙宗智陈瑞华陈卫东边陈建林桂明谷董培荆韩朝刘家星沈大明宋英辉谭氏桂堂威建天平安王建王建王建王建王建汪建成王亚信杨荣信张卫平周国军左卫民谭兵李浩昌义严段崔民 经济法 杨子欣、李昌齐、刘龙恒、刘文华、齐多军、邵建东、史济春、杰夫、张守文、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国际法 韩德培、曾、梁、余劲松、陈安、董立坤、龚仁人、王春、李双元、刘南来、饶格培周仲海 军事法 丛文生，顾德新，李昂图，张

世纪初的中国法学家学派 (1)所谓的红色学派法学家是一群在学术上已有建树的法学家，他们的学术理论受到高度评价他们可以在30多岁时成为博士生导师。主要代表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北京大学的吴，武汉大学的等。 (2)所谓黄学派法学家是指能够把法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有价值的改革建议，从而有效地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法学家。他们善于联系实际，运用法律原则批判现实，关注民生，倡导改革。他们不仅著作丰富，而且分量很重。在他们的代表作品中，他们经常用黄金语言表达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主张。主要代表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中国法律杂志的郭道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梁慧星等。(3)所谓紫派的紫法学家，是指比红法学家更红一层的法学家。 紫法学家的特点是他们参与改革但不主张改革。他们经常从更正统的角度解释、论证和宣传现有的改革措施和理论。它们经常被紫色的光环所包围。他们在政治上受到高度重视，经常参与重要法律的起草。他们也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学术职位，如博士生导师、总裁、董事会主席等。他们还经常主持编写国家教材。紫色法学家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往往对他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探索持批判态度，他们的批判往往以政治批判为主，以学术批判为辅。1996年的所谓“小南事件”就是这一特征的重要体现。②最有代表性的紫色法学家是张广波张广波，大连海事大学经济与法律学院教授，专攻宪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意义 [摘要]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了许多宝贵的法律文化资源。中国在当前学习西方法律的浪潮中，有必要借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国的传播和有效实施培育适合的土壤，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关键词] 法律文化法治本土资源 法律文化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人类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的总和，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法律所持有的思想观念、感情模式及行为模式的总和。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形成，需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继承和发展自己的本土法律文化，同时借鉴和吸收外来法律文化，并对二者进行适当的本土化整合，进而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符合本土国情的法律文化。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为我们创造了丰富的法律文化，这些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

实的基础。虽然其中的许多法律思想为今天的人们所摒弃，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甚至是现代社会所缺乏的而又是必需的法律文化，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介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工具主义色彩浓重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一直把法律看成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法即刑”的思想是促成这种法律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古代的老百姓不愿意打官司，因为他们对官府有一种恐惧的心态，从而就不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时的社会从整体来看，“无讼”成了一种最佳的社会形态，“无讼即德”也成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法律观念。由此导致了中国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极为淡薄。 （二）“德主刑辅”的法律文化导向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因而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基本精神在法律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西周时期周公制礼，倡导“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为后世的德治开创了典范。自汉武帝时期之后，儒家思想大一统，董仲舒倡导“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中国社会从此处于“礼”的统治之下。统治者用“礼”“德”来统治万民，“出礼则入

金庸人物谱与中国法学界

金庸人物谱与中国法学界（ZT）, 轻松一刻 朱苏力vs张无忌苏力艺成泰西以译介波斯纳的学术思想起家，治学理路的核心却依然在于对中国本土社会的关注；张无忌身负乾坤大挪移与圣火令两大绝学，前项源自波斯明教，后项乃中东怪杰山中老人霍山的不传之秘，两者皆为“继受法”，但无忌武功的真正底子确是九阳神功。此技创自少林无名僧人，虽假托于达摩老祖，《倚天》中张三丰却由该武功的哲学理念近于道家而非释教以及经书文字雅训这两点上推断得出九阳神功知识产权应属我华夏，是不折不扣的本土资源。故朱张二人的知识系谱有极相似之处。2苏力年少去国，负笈美利坚，张无忌出生成长于冰火岛,两人皆为海龟派。冰火岛究在何处，金迷们考证纷纷，其中一说便为阿拉斯加，若采此说，我们的无忌也在美国混过，而且还是ABC呢。无忌是倚天中第一人，更执掌天下第一牛B的明教，旗下高手如云，一个分支机构天鹰教都能于六大门派相捋数十年。苏力是国内法理学最强者，身为北大法学院院长，座中亦是牛人无数，北大法学院一个科室所拥有的重量级学者都往往超过其它法学院全院之和。因此两人的江湖地位也是一样的啊梁彗星与段誉刚敲出这几字，砖头便雨点般地冲俺飞来：兀那贼厮鸟！你怎能将形荣枯槁的小老头与丰神俊朗的大理王子扯在一处，分明戏弄咱家，休走，吃吾一砖！好汉且住，听俺到来：滇蜀山水相连，梁老师和段王子都是西南那旮瘩的银；他俩年轻时均胸无大志，段誉家传的一阳指是天底下一等一的武功，这白痴竟然不学，还为此逃出家门，在江湖上晃荡沟女，做他的Playboy；梁老师念大学时天天都在看武侠小说，根本不理会专业，和段世子有的一拚哪。此乃梁老师夫子自道，非吾造谣。最要紧的是，段誉误打误传习得北溟神功后不仅迭克强敌而且靠着四处吸取他人真气积累起举世罕有的深厚内力，最终练得六脉神剑，天下无敌。我们的梁老师也会此术，大量吸取台湾法学界同仁的功力写出等身之著作。段王子所吸之内力良莠不齐，既有鸠摩智这等大高手也有无量剑七弟子等不入流的小脚色，梁老师的功力可全取自王泽鉴郑玉波谢在全这些大家；段誉吸了内力后不同种真气还在其体内激荡冲突，险些要了他小命，梁老师吸功后活得可滋润了呢，每本书都是照着人家的直接往下扒，连文字词句都是文言文哪！段誉是情痴，而梁老师则将自己辛苦抄好的《民法解释学》“献给我的妻子饶志君”，亦是情痴。最后，段誉晃荡几年后登基继位，入承大统，梁老师如今也领袖中国民法学界，他们的人生模式都很TMD好莱坞嘛！鸠摩智vs王泽鉴鸠摩智虽是大反派，武功才具却大大地骇人。他舌灿莲花明辩无碍，佛学文学皆一时之选；雄谋大略，是天龙中一等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武功更甭说了，以一人之力单挑天龙寺六僧（人家可全是大理国退隐的皇族高手，一阳指上造诣不弱于保定帝，还有枯荣大师这个能以内力变脸的老变态压阵，这老变态竟能将半张脸变得跟骷髅似的简直就是帝国反击战里的黑勋爵嘛-----对不起，跑题了），此人乃上上人物，大陆法学界里我实在挑不出能和他想配的银来，只好求诸海峡对岸。王老师泽鉴系出名门，就学于全欧最负盛名的慕尼黑大学，师从一代大儒Larenz，寒暑数十载，功力深得没法说。他的成就？拜托，这个问题学法之人就不要问了吧。去河西遛一趟，二楼法律书店里他老人家的书有整整一排呢！鸠摩是吐番国师，王泽鉴亦曾出任台大法研所主任，今天每一期都被俺们大陆人大抄特抄的台大法

中国法治建设挑战和机遇同在

中国法治建设：挑战和机遇同在 《中国司法》杂志总编刘武俊 2012-07-24 09:56:54 来源：人民法院报 备受瞩目的《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11)》已经正式发布。这是中国法学会连续第四年发布关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年度报告。报告系统、全面地反映了2011年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和取得的成就，内容丰富，数据翔实，对于向国内外介绍我国法治建设的新进展，宣传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 作为一直关注中国法治进程、多次参加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编撰的学者，笔者认为，透过《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11)》，中国法治建设成就和问题并存，挑战和机遇同在，中国法治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2011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向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今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如何完善这个体系，如何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如何把法治建设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办事上，将是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更加紧迫和现实的任务。 立法工作要在加强民生立法和完善法律体系上继续给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立法工作的重心将是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个法律体系，从数量主导型立法转变为质量主导型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要求更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同时，中国的立法重心也正在由经济立法为主转向加强社会立法，民生立法也将驶入快车道。预计今后会有更多关涉公民权利保护和社会发展的民生法律出台。 司法工作要在能动司法和树立司法公信力上继续“给力”。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也必然由立法转到司法，司法公信力建设无疑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法治建设的重心。 “能动司法”依然是今后一个时期司法工作响亮的主题词。“能动司法”是充分彰显司法能动性的司法理念和司法政策，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审判职能，实现司法审判工作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当然，在强调能动司法的同时，也不能够不切实际地赋予司法过高的、不现实的社会管理功能。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立足于审判这个“第一要务”，公正高效能动地审执好每一起案件，在办案中全面落实社会管理创新。 司法改革需要深化、需要更上一层楼。新时期司法体制机制改革要进一步“讲大局”、“重宣传”、“重规律”、“接地气”，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司法改革要“讲大局”。从本质上讲，司法改革是司法领域的利益格局调整，必然涉及到有关公检法司等各家政法部门的利益调整。因此，在涉及利益调整的司法改革上，有关政法部门必须上升到“讲大局”的高度，尊重司法规律，顾全司法大局，服从司法基本规律，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政法各部门要在司法改革上

著名法学家及其代表作

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法学家及其代表作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法学家及其代表作 古希腊 柏拉图：《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 古罗马 波利比：《罗马史》 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 二、中世纪法学家及其代表作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神国论》） 阿奎那：《神学大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诠释》 马西利：《和平保卫者》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霸术》） 布丹：《国家论六卷》 三、十七、十八世纪法学家及其代表作 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论海洋自由》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 霍布斯：《利维坦》 洛克：《政府论》（上、下） 弥尔顿：《为英国人民声辩》 哈林顿：《大洋国》 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 柏克：《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 杰佛逊：《杰佛逊文选》 潘恩：《潘恩选集》 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下）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 摩莱里：《自然法典》

马布利：《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 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永久和平论》 费希特：《法的体系》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四、十九世纪法学家及其代表作 边沁：《政府片论》、《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法律概要》 密尔：《论自由》、《代议制政府》 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 萨维尼：《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 梅因：《古代法》 五、20世纪法学家及其代表作 施塔姆勒：《正当法的理论》 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英国法精神》 马里旦：《人权和自然法》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罗尔斯：《正义论》 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法律的帝国》 凯尔森：《纯粹法学》、《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哈特：《法律的概念》 拉兹：《法律体系的概念》 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 耶林：《为权利而斗争》、《法律：作为目的的手段》 赫克：《法律利益问题》 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 狄冀：《宪法论》、《宪法学教程》 韦伯：《经济与社会》、《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卢曼：《社会分工》、《法律社会学理论》 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

评述三大法学流派

评述三大法学流派 西方三大法学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学法学派。他们的法学理论，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留下的足迹，这对我们认识人类法的发展历程、规律及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和法治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本文就是从法的理论基础、法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这几个方面，对三者的优劣势进行比较分析。 一、法的理论基础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学经历了古代自然法、中世纪自然法、近代自然法和现代自然法这几个历史阶段，它是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其意识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人们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断翻新，内容不断完善。产生于20世纪特殊社会环境的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马里旦、富勒、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他们的新自然法学说各有侧重点，然而却共同的体现出自然法观念的思维形式。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法律应当关注某种应然性，法律的发展应当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并体现一定的价值要求。无论是马里旦的神学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还罗尔斯的正义论或德沃金的权利论，无不"注重研究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础，法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法应追求的理想境界" 。他们通过总结、抽象和思考，为法律的建构铸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分析法学在现代主要以凯尔森和哈特为代表，它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分析法学的理论，严格地区分"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律"，着重对实在法进行逻辑分析而不作有关的价值判断，否认价值和道德的必然联系。其中，凯尔森指出，价值判断在性质上是主观的，因而只能是相对的；人们不能用理性认识来回答有关法的普遍和最高价值这一命题；对于自然法学中的绝对正义，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欺或者等于一种意识形态"。 社会学法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潮，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社会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骥、埃利希和庞德。狄骥提出了"社会连带主义"学说，体现出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强调社会义务。埃利希则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观点而闻名于世。他认为，这种"支配社会本身的法律"，尽管并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条文，但"即可预防纠纷的出现，在纠纷出现后，也可以籍以解决而毋需求助于国家的法律机构"。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理论。他提出"法律是一种'社会功能'或'社会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来取代逻辑性概念，主张"有用即是真理"。 二、法的研究方法 新自然法学派的研究方法为价值的研究方法，其更强调法的正当性，即立法、司法、执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实际上是关于法律产生、发展以及运行机制的各种观念的总和。 首先，法律文化是支配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这个价值基础被社会化的运行状 态。…… 其次，法律文化作为客观存在物，表现为法律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它标志着人类实现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特殊社会秩序的能力和对社会活动进行有目的的设计、控制、引导的水平。…… 第三，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是与宏观、综合、系统的研究方法紧密联系的。其主要特点是，把人类的法律实践活动－－立法、司法、思维视为统一的整体或过程来把握和分析的，其目的在于探讨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性 三纲、五常语出西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但其思想内容则源于先秦诸子之学，如孔子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韩非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三纲五常连用始于宋代朱熹。 有治人无治法: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况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他虽然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但在“人治”与“法治”的论争中，他仍然认为关键是“人”而不是“法”。理由是:法对于治理国家虽然很重要,但法毕竟是人制订的,仍然取决于“人”,即所谓“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即使有了“良法”,也得靠“人”来掌握和贯彻，因此他强调说：“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把“人治”、“法治”之争提到了法理学的高度。 克己复礼为仁:儒家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为西周之礼。“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出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在早年的政治追求中，一直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把克己复礼称之为仁。颜渊向孔子询问什么是仁以及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做出了这种解释。因此，可以把克己复礼视为孔子早年对仁的定义。 西周礼治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和“尊尊”。所谓“亲亲”，即亲其所亲，要按照血缘宗法关系来区别贵贱，使亲者贵，疏者贱；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尊亲属，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谓“尊尊”，即尊其所尊，凡居高位的都是尊者，居其下者应尊其上。奴隶和平民必须服从奴隶主贵族，下级必贵族也要服从上级贵族，所有臣民必须服从天子，不许违抗。 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谓“礼比下庶人”，就是说礼是用来调整奴隶主贵族内部关系的，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所谓“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刑罚的锋芒是指向奴隶和平民的，而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 “亲亲”和“尊尊”既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西周立法的指导思想，与此相应，孝和忠既是伦理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由于周礼出自宗法，西周的统治者主要依靠宗法来维持其内部秩序，所以最重宗法，待别强调“亲亲”。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重“尊尊”，而是因为“亲亲”中的子弟孝顺父兄、小宗服从大宗即已包含“尊尊”。况且“长长”与"男女有别"都是从“亲亲”派生的。由于西周极重宗法，所以“不孝不友”被看成是“元恶大憝”,罪大恶极,要“刑兹无赦”。后来的儒家继承了这种思想，在其《孝经》中开宗明义第一章便提出“孝”乃“德之本”，“不孝”则是“大乱之道”，因而宣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礼不下庶人”主要指礼所赋予各级贵族的世袭特权，平民和奴隶一律不是享受。平民和奴隶毫无权利，却必须承担礼所加给的各种义务。特别是奴隶，只是权利的客体，可以由奴隶主贵族任意宰割。周孝王时的《曶鼎铭》记载，五个奴隶的价格仅值“匹马束丝”。“刑不上大夫”主要指刑罚的锋芒不是针对大夫以上贵族，而是指向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礼、刑的分野，充分说明西周实行的是一种公开不平等的特权法，即奴隶主享有特权的奴隶制法。西周的“等级划分”首先就表现在剥削者和劳动人民两大贵贱等级的区别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办法

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办法 根据《中国法学会2016年工作要点》的安排，今年组织开展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活动。为确保评选工作公开公平公正进行，并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特制定本评选办法。 一、评选宗旨 通过评选表彰活动，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健康成长创造条件，激励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锐意创新，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全面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二、评选资格 1. 年龄在45周岁以下（1971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我国法学法律工作者； 2.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 3. 学风严谨，学术规范，品行端正； 4. 具有原创意义或学术前沿水平的法学研究成果； 5. 在咨政建言、法学教育、法治宣传、法治实践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6. 在法学法律界享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声誉。 三、推荐候选人 （一）推荐单位 1. 中国法学会主管的全国性法学社团（含3个作为团

体会员加入中国法学会、接受中国法学会指导的全国性法学社团）、直属研究会； 2.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学会； 3. 具有一级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法学院校和科研单位； 4. 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安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二）推荐名额分配 1. 属于学科研究会、综合性研究会的，每个研究会推荐候选人不超过3名；属于活动开展较好、研究成果较多的专门研究会的，每个研究会推荐候选人不超过2名；属于活动开展不理想、研究氛围不活跃、少有研究成果的，每个研究会推荐候选人不超过1名。具体名额另行通知。 2. 每个省级法学会推荐候选人不超过2名。 3. 具有一级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法学院校和科研单位，每个单位推荐候选人不超过2名。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审判理论研究会、检察学研究会推荐候选人各3名；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安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推荐候选人为1—2名。 （三）推荐方式和程序 1. 推荐单位分别组成推荐评选委员会，人数一般不少于7人。 2. 采取一定方式公布推荐评选公告。

法学流派简介

法律学习da人 法学流派简介： 三大法学流派对西方法理学研究有若极其t要的影响，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将法律肴作是主权者的命令;祈自然主义法学任调法律的过德性、会平、正义理念;杜会学法著t法律在社会中运作的效应. 法律的价位存在鱿在于价位所反封出主体的多元化和玄求的多元化. 关扭询: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断自然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法社会学 . 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以三大法学流派为主的现代西方法理学。它们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新自然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三大学派相继诞生出奥斯丁、哈特、富勒、庞德等一批哲人，对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三大法学流派概述1.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是“实证主义法学”的一部分。〔’〕分析实证主义把某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作为其出发点，并主要通过归纳的方法从该法律制度中提取一些基本的观念、概念和特点，并将他们同其他法律制度中的基本观念、概念和特点进行比较，以确定某些共同的因素。正如朱利叶斯·斯通(luliuoStone)所指出的，分析实证主义所主要关注的乃是“分析法律术语、探究法律命题在逻辑上的相互关系”。川分析法学派莫基人约翰·奥斯丁(JohnAustin)认为功利原则是检验法律的最终标准。他说“一个拥有主权的政府的祟高意图或目的便是最大可能的增进人的幸福。”〔’〕奥斯丁的理论主要分为三方面:第一，法律命令说，即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以制裁作为其后盾;第二，严格区分法律和道德。法理学是一种独立而自足的关于实在法的理论，其任务是研究法律(实在法)而不考虑这些法律的善或恶，即后人所谓“恶法亦法”;第三，严格界定法理学的任务，区分“法律的应然”和“法律的实然”，将法理学的研究范围限定于“法律的实然”。到了后期，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分析主义法学. 新分析主义法学的典型代表是哈特(He奴tLA.Hart)。哈特的理论是在奥斯丁分析法学上的进一步延续。首先，哈特提出法律是两种规则的结合:1.设定义务的规则，即原始的小型社会法律规则;2.授予权利的规则，由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构成。他坚持法律和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承认两者有一定的联系，提出“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概念。他赞同奥斯丁“法律的应然”和“法律的实然”的区分，将法理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实在法。t’]同时，他向自然法学靠拢，信奉自由主义道德哲学. 2.新自然主义法学新自然主义法学是在自然法“复兴”的口号下进行的。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富勒(助n LFuller)。富勒的学说是在他与以哈特为主要代表的双方长期论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富勒继承了西方历史上世俗自然法思想的理性传统，但又不同于以往的自然法学说。他强调法律和道德是不可分的，道德可分为两种:愿望的道德(mo司ityofasPiration)和义务的道德(moralitvofduty)。〔’〕愿望的道德是指人们应当去努力实现的、有关善行的美德，它是肯定性的道德，实行这种道德的人会受到赞扬，而背离这种道德的人如果受到谴责，是由于他的失败而不是背叛了义务，是缺陷而不是行为不当。义务的道德是必须遵守的道德，它的要求属于否定性的，即不怎样做，遵守这种道德的人不会因此而受到赞扬，但不遵守则会遭到谴责。因而又认为义务的道德与法律最为类似，愿望的道德与法律没有直接联系. 为了论证法律和道德的不可分，富勒进一步提出法律的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即程序的自然法与实体的自然法。法律的外在道德是指法律的实体目标，内在道德是指法律的解释

湖南籍法学家

法理法律史 瞿同祖：1910年生，湖南长沙人，1939年任云南大学社会、政经、法律三系讲师，后升任副教授、教授，1944年兼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期间撰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5年春应邀赴美，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出版《清代地方政府》，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65年回国，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2008年10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张国华：1922年生，湖南醴陵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美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中方主席、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法学组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主编等职务。 郭道晖：1928年生，湖南长沙人，教授。现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北京大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组成员、公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1979年以来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编审，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制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中宣部、司法部特聘的法制宣传高级讲师团讲师，国家社科规划委员会国家基金课题评审组成员，法哲学社会哲学国际协会（IVR）会员、中国分会副会长。 李步云：1933年生，湖南娄底人，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顾问，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学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学研究》杂志主编，社科院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龙：1937年生，湖南祁阳人，教授。现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宪政与法治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法学组主要成员、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委员、第二、三届顾问、国际法律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会长。 夏家骏：1938年生，湖南龙山人，土家族，教授。1986年调入中国政法大学。1987年晋升为教授。1992年当选为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1998年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李交发：1948年生，湖南新邵人。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史

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一)

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一) 摘要:中国的法学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目前正处于改革创新阶段。主要介绍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发展趋势,首先探讨了近代中国的法学教育发展状况,主要包括从清朝末年到北洋政府时期再到南京国民时期中国法学教育发展状况;其次探讨了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这段法学教育发展过程;再次探讨了改革开放之后至今的中国法学教育状况;最后讨论了中国法学教育制度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法学教育;历史发展;发展趋势 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人才的专门教育,是社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特指以培养法律人才为目的而进行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专门教育,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法律教育。中国法学教育历史悠久,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急需改革。本文就中国法学教育问题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一、近代中国的法学教育 中国法学教育源远流长,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据现有的史籍记载,早在春秋时期,便有著名讼师邓析开设私塾,传授法律知识。但作为国家兴办的法学教育来讲,则始于三国时期的魏明帝。据《三国志·魏·卫顗传》记载,魏明帝即位,卫顗上书“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这时,中国便出现了专门负责研究律的部门和官员——律博士,形成了比较正规的法学教育。

当然,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始于清末,19世纪末的“清末修律”运动是中国法律史上影响深远的法律革命,它不仅打破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也直接导致了清末法学教育的产生。1904年,直隶法政学堂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所比较正规的法学院校的诞生。到1909年,全国共设法政学堂47所,学生12282人,占当时全国学堂总数的37%和学生总数的32%。 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法学是比较热门的专业,法科学生的数量无论在全国大专院校的学生总数中,还是在综合性大学的总数中,所占的比例都是很高的,一般均占50%左右。 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将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联系起来,强化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按照1933年的《考试法》和1935年的《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将司法官的考试列为十三类高等考试之一,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对法学教育直接控制,司法院有权审批法学院系,规定统一的必修课程,审定年度教育计划,颁发毕业证书。这种直接控制,使法学几乎成了“官学”,后来竟限制法学专业的招生人数,从而导致了法学院系数量的下降。另外,他们又调整和优化了法学专业的课程结构,模仿日本、欧美,逐步形成了以“六法全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并出现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朝阳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法学院为代表的法律实务为重点的院系;另一种是以东吴大学、中央大学、湖南大学法学院为代表队的以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法学院系。 二、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法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