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一)

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一)

一研究中的棘手问题。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可靠的证据，以真正重现世界上任何地方政治权威的中央集权化和固定结构的源起。文字书写要晚于国家的出现，然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只有文字固定了以后，才能提供历史学赖以依据的基础。文字的晚出使得历史记载的年代总是太晚。从部落组织发展到政治组织的过程也就必然笼罩在相对黑暗之中，只有凭借考古学或人类学上的推测才有可能稍示端倪。在这种情况下，可信程度参差不一的假说也就连翩而起了。在近期的研究论着中，人口增长、商业机会、司法发展乃至精神上的个人化，都被提出来充作解决国家起源问题的万能钥匙。不过，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最具想象力、影响力的解释范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始社会分化为阶级；而这种源自劳动日渐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分化本身，乃是以生产力的技术（或组织）进步为基础的。这种解释的关键概念是对剩余产品的看法。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认为，正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超过了生活的基本必需，导致了占有这些剩余产品的剥削阶级的出现，从而损害了绝大多数生产者的利益。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论点的核心就是在文明开始的时候，社会中剩余产品还太少，不敷进行平均分配，倘若跨过了这道门槛，剩余产品足够丰富了，但却又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那么人类历史和文化就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一旦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就出现了残暴的分裂，以此为基础就出现了包括城市、文

字、国家在内的一系列发展。这种对国家起源的古典看法至今仍然有其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大家一直注意到，马克思的范式有一个根本性的逻辑弱点，即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无疑是国家出现的必要条件，然而，它是不是充分条件呢？剩余产品也许会诱使潜在的剥削者对之加以垄断，那么，是什么保证他们如愿以偿呢？大多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什么不断然拒绝这种企图，从他们那里将自己辛苦劳作的成果没收回来呢？平均分配日益增长的社会产品不会引致统治阶级独占闲暇和权力这样的文明进步，然而，却显然会响应庞大人口的立即需要，至少在同样产出的情况下，适度地缩短劳动时间。要使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转为充分条件，似乎还要求必须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原则。那么，哪里才能找到这些原则呢？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着眼于社会内部的动力──亦即在同一社会内部敌对集团之间的关系。但是，在逻辑上还有两个与国家兴起有关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与其所处自然环境，以及与其它社会之关系。马克思在其关于历史演变的一般理论中，经常抽去上述两个因素，亦即自有人类以来，在其发展过程中就是不平等的、社会就是多样化的。然而，对于国家构造而言，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一直就具有根本上的重要性。萨特（Jean-Paul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竭力试图将这些并列配合因素加以理论化，直接纳入马克思主义框架之中。不过，有意义的是，它们也许表明了存在着残酷的历史否定性：“匮乏”和“分散”背后的力量削弱了人类群体控制自身发展、将事业联合起来的能力，而这正是《德意志

意识形态》（TheGermanIdeology）视作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之路的长期意义。萨特从最普泛的层次探索了自然匮乏和社会多样化对所有地区人类秩序建构的逻辑作用，为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极敏锐且根本的洞见。首先，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宗教与战争在国家出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两者正是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宗教仪式试图缓解以无形力量永远降下贫困和灾难的、难以控驭的自然界；而军事准备则旨在支配各种社团展现身手的舞台，这些社团彼此毗邻而又互相差异，永远怀有潜在的敌意。两者都显示了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的社会功能，控制并且增强了对周边物理和人类环境的“外在”干预。对剩余产品（它使国家有能力保持组织化的宗教、供养有力的军队提供了物质起点）的“内在”占有挪用，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合法性资源。因此，也许可以合理地假设，国家兴起的常规形态应该是三种动力的组合：经济剩余的产生容易导致不平等的分配；建立起以圣事等级制度为条件的宗教体系；产生出军事机构，使级别差距必要化。假如说战争和宗教在早期最大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太大了，那首先是因为，在建立起少数人对多数人稳定的、中央集权化政治统治过程中──以少数人征用多数人的剩余产品为基础，两者都促使了“必要条件”向“充分条件”的转换。但是，应该注意到，尽管社会─自然之间和社会之间的动力在结构上“覆盖”了阶级分化与国家建构的社会内部动力，却不能将之简单地化约为──用萨特的术语来讲──魔术般地消除匮乏、避免多样性。在这些概念中，某种悲观主义特征使萨特的思想具有一种特定的

偏见。因为，自然界当然不仅是饥荒与恐惧，而且也是肥沃与丰饶的背景，既导致生命的减少、衰灭，也促使生命的再生。同样，不同社会间的关系也未必一定就只能充满敌意：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或战争间隙，贸易给双方都带来好处。这样的“积极性”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被忽视了，但是，它们对国家起源的潜在重要性乃是显而易见的。农业一出现，宗教信念就能从与谷物相关的仪式中获取颇新的效能；贸易一出现，军队保护商路和市场安全的能力就赋予军事力量另外一种意义。不过，与上面描述的压倒一切的进程相比，这些在某种意义上都只能是次要的了。因为，在最早向国家转化的过程中，自然尚完全不由人类控制，而邻人仍然主要是敌人和对手，而非伙伴。

中国姓氏的起源[1]

1.中国姓氏的起源 作为血脉延续的姓氏，最早出现在中国。从公元前3000年中国第一个姓—风姓开始，中国的姓氏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绵延不绝。有关专家最新研究统计结果表明，中国人曾经使用过的姓氏高达22000个，而其中不少姓氏有上千年的历史。中华文化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在姓氏的传承之中得以体现。 据考证，中国人在五千年前就有了姓。那时是母系社会，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字是“女”和“生”组成，形象的说明最早的姓跟母亲有关。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 “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 姓和氏的区别：先秦时期，姓和氏含义不同。姓代表血缘关系，同姓不能通婚，氏则是从姓中繁衍出来的分支，是特权和地位的标志，用以区别贵贱，有氏者为贵。所以，先秦时男子称氏不称姓。 姓和氏的融合：秦代废除了原始的宗法分封制度而实行郡县制，氏失去了代表贵贱的意义，逐渐与姓合用，都成为父系血缘传承的标识。中国现在大多数的姓，都是承袭了产生于周代的氏。 《百家姓》是公元960年北宋的时候写的，里面一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一共438个。发展到后来，总数据说有已达5000个，但是实际应用的，只有1000个左右。 世界各国都有“三大姓”的说法，英国是：Smythe,Jones,Williams；美国是：Smith,Johnson,Carson；法国是：Martin,Bernard,Dupont；德国是：Schultz,Mueller,Shmidt； 俄国是：Ivanov,Vasiliev,Deternov；中国有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 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40%，约四亿人。第二大的十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第三大的十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10%。 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换名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象毛、江、白、文、关、廖、苗、池等等。 后世之姓，大约有以下几种来源： 1、以氏为姓。氏族社会晚期以至夏、商时代，分支氏族的标号有的也成为后起之姓， 如：姬、姜、姒、风、己、子、任、伊、嬴、姚。

从二里头文化浅谈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

从二里头文化浅谈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 摘要：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并从实际考察中于1959年发现了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由于遗址范围广大, 文化内涵丰富, 文化面貌比较新颖, 当即引起有关当局重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是年秋季即对遗址进行发掘, 工作迄今愈50年。本文试在运用二里头近期的考古发掘材料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对我国的国家起源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二里头遗址夏文化国家起源都邑 早在20 世纪中叶,范文澜根据《竹书记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1 ] 。徐旭生先从文献资料考证了“夏氏族或者部落所活动的区域”，并从实际考察中于1959年发现了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由于遗址范围广大, 文化内涵丰富, 文化面貌比较新颖, 当即引起有关当局重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是年秋季即对遗址进行发掘, 工作迄今愈50年。本文试在运用二里头近期的考古发掘材料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对我国的国家起源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一从文献中解读关于夏王朝的定位问题

在很多古代文献中都有关于夏王朝的描述，《尚书》、《左传》、《国语》、《诗经》、《礼记》、《竹书纪年》及先秦诸子中都有一些关于夏王朝的记载。虽然记载琐碎零星，但通过对其中的整理，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的到夏王朝是当时一个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个地区就是黄河、伊河、洛河的交流处，现在河南省西部。 《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 融降于崇山。”韦昭注“融, 祝融也, 崇, 崇高山也夏居阳城, 崇高所近”此阳城即今为登封告成镇, 在篙山的南面, 二里头遗址的东南面。1977年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告成王城岗遗址时, 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小城堡基址, 可能 即为夏代初期的禹都阳城, 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逸周书·度邑解》自洛呐延于伊呐, 居易无固, 其有夏之居。”二里头遗址位在伊、洛两河之间、洛阳平原的东部与文献记载是恰相符合的。《吕氏春秋·音初篇》“有帝孔甲于东阳贫山”的传说。《水经注》河水,于盟津今孟津后引其文, 又注之曰“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即东首阳山也。”东首阳山, 在二里头遗址之北, 相距约公里。《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君, 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夏本纪》正义“《尚书》云‘太康失邦, 兄弟五人须于洛呐。此即太康之居近洛也。”古本《竹书纪年》“后架伐眠山??而弃其元妃于洛。”二里头遗址位于洛河边上, 与文献记载是相符合的。《史记·吴起列传》,’夏果之君, 左河济, 右泰华, 伊胭在其南, 羊肠在其北。”二里头遗址的位置正在此范围之内。《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臣攒曰“《汲泉古文》“太康居斟, 翼亦居之, 梁又居之。”二里头遗

七年级历史上册总结第一单元 史前时期：中国境内早期人类与文明的起源

第一课中国早期人类的代表——北京人 1、元谋人： 距今约170万年，是我国境内目前已确认的最早的古人类，会制作工具，知道使用火. 能否制作工具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化石是研究远古人类历史的重要证据. 2、北京人： 距今约70万年-20万年，生活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上，使用打制石器，群居，会使用火。 北京人的发现对于研究古人类进化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征：前额低平，眉骨粗大，颧骨突出，鼻骨扁平，嘴部前伸，能直立行走. 3、山顶洞人： 距今约3万年，生活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的洞穴中，使用打制石器，已掌握磨光和穿孔技术，会人工取火，捕鱼，缝制衣服，有爱美意识. 第二课原始农耕生活 1、原始农业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粟和黍均发现于中国。稻、粟、黍的人工栽培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原始农业产生。 考古发现是了解史前社会历史的重要依据。 2、河姆渡人的生活： 7000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长江流域），住干栏式建筑，栽培水稻使用骨耜，饲养猪狗和水牛。 3、半坡人的生活：

6000年前，陕西西安半坡村（黄河流域），住半地穴式房屋，制作磨制石器，种植粟，饲养猪狗，制作彩陶，会纺织制衣。 第三课远古的传说 1、炎黄联盟： 五六千年前，在黄河流活动的炎帝、黄帝、蚩尤等部落之间展开攻伐，又不断会并，逐渐形成华夏族。因此后人尊炎帝和黄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海内外的华人也以“炎黄子孙”自称。 2、尧舜禹的禅让： 尧舜禹时期，部落联盟首领民主传位的方式叫“禅让制”。 标准：德才兼备 2、大禹治水的故事体现的精神： 创新精神、坚持不懈、无私奉献的精神。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孙晓春 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历史上,东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他们就已经站在不同的起点上,而且各具特色的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决定了各民族之间彼此不同的历史走向。只有合乎逻辑地解释一个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才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本文拟就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以及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模式关于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主要讨论了三种模式。即由氏族组织演变为国家的雅典模式,恩格斯说,雅典国家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的德意志模式;由家长制家庭进入国家的罗马模式。实际上,世界各民族国家产生的道路,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恩格斯所讨论的这三种模式。但是,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史学界在讨论国家起源问题的时候,却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把恩格斯所说的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的例子,看作是国家形成的唯一的模式。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及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这一问题时,都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类比于雅典人的国家,即经过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三次大分工,同时,由于商品 经济的发展,在氏族内部个体家庭确立的基础上,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常识性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过程的描述,全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我认为,由于地理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全然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之所以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中国与希腊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不发展,一定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决定于原初的地理环境。这里,首先应该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具有决定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其理由是,“社会的变化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 从此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便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影响极大。 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详尽地阐述了亚洲的地理环境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中国姓氏的的形成

姓氏的形成 对姓氏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与人口普查、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姓氏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 中国第一部解说方块文字原始形体及字源的文字学专著是《说文解字》。此书作者许慎(约公元58-147年)解释：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姓生。这就是说，人是母亲生的，故姓字为女旁。 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中国的许多古代姓氏都是女字旁，这说明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各姓氏互相通婚，同姓氏族内禁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亲为姓。姓的出现是原始人类逐步摆脱蒙昧状态的一个标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姓改为从父，氏反为女子家族之用。后来，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替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脚步在迈进阶级社会。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 后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姓与氏合一，不再区分，表明姓与氏都是姓，表明个人及其家族的符号。这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姓氏含义。 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 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 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国家起源的理论

导读：数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 国家起源的理论 罗伯特·卡内罗（Robert L. Carneiro） （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南美民族学中心主任） 陈虹、陈洪波译陈淳校 （复旦大学文博系上海200433） 在人类存在的前两百万年里，人们是以游群或村落形式生活的，就我们所知是完全自治的。可能到公元前5000年，村落开始聚集为较大的政治单位。但是，一旦这种聚集过程开始，它的步伐就会加速，并且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导致了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形成。（在谈到国家时，我指的是一个自治的政治单位，在其疆域内包含许多社群，拥有一个集中的政府，政府有权征税，为劳役或战争招募劳力，以及颁布并执行法律。） 尽管可以确定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政治发展的终极阶段，但是对国家的起源仍所知甚微。的确，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是令人完全满意的。它们都因或这或那的原因而令人失望。然而，我坚信有一个理论的确为国家的兴起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曾经提到过这个理论【1】，在此我将做更充分的阐述。但是在此之前，似乎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几种传统的理论。 一些明确的国家起源理论出现相当晚。古典作家如亚里士多德，因不熟悉其它形式的政治结构而认为国家是“自然的”，因此不需要加以解释。然而，探险时代使欧洲人明白，世界上很多人并不生活在国家中，而是生活在独立的村庄或部落中，这使得国家看起来并不那么“自然”，因此需要加以阐释。 在迄今提出的众多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中，我们只考察几种。例如，那些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理论现在已经完全不可信，在这里就无需赘述。我们也摒弃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国家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2】，或认为国家的形成是“历

中国文明起源

严文明教授（北大考古系教授） 最初谈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是外国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古老与落后是很矛盾的，何以一个有着悠久文明起源的民族会如此落后，由此怀疑中国文明是否是自己产生的，于是有了外来说，认为中国文明是从外值入的，特别以西未说为主，当时研究的资料十分缺乏，再加上没偏见，所以很容易有此观点，还十八年来，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再次成为热点，很多外国学者都对此感兴趣，不同的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认为是外来的了下面我就从四个方面开始今天的讲座。 一、考古学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所做的贡献 对于历史，走过了一条信古、疑古、了解考古的路《史记》从黄帝本纪开始，所以讲历史的人都从此讲起，此为信古，后来整理国故发现很多不可靠，特别对周代以前的历史特别怀疑态度，被称为疑古，自然，由于文献记载及传抄的错误不能把一切当成信史，怎么办呢？1928年成立考古组，走上了考古的路，在对安阳的发掘中，找到了殿墟，内有城区，甲骨片，五陵制铜作坊等，打破了周代以前中国无信史的说法，1952在河南郑州发现了商代早期的都城，1956年在洛阳发现都城级遗址，据考证此为夏代都城，旁边有一商代都城，这一发现一方面为判断夏商分界提供了依据，同时把中国文明起源推到了夏，夏鼎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说到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因为夏朝的文明已经很成熟，寻找起源必须往前找。 二、中国文明起源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中国属于东亚，面朝太平洋，背俯亚州腹地，周围有明显屏障，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平分为三大块，第一块为青藏高原，这海拔5000多米不可能有星期文明起源，第二块为西北干旱区纬变离海远，属内陆气候，到现在人口也不多，也不可能，第三块为东部，地势低离海远属季节气候带集中了80％以上的人口和经济，走文明起源的最佳环境，其中最好的的是华北华中两块，分属黄河长江流域，是文明发展的中心，从旧石器时代以前就有人看准在共河长江流域，人口容集，也就有了食物压力特别是过冬，人们地种植物，用来储备，由此产生了农业，中国是两种农业的发源地，形成了两个农业体系，分别是黄河流域的小米和长江流域的大米，这为文明起源提供了广阔的基础，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说明中国文明不可能从外来，而且证明中国是文明独立起源之一。 三、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 约公元前一万年的新武器时代中国就开始了农业并且不断改进，公元前七千年前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得到相应发展，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很多这时的遗址都发现有各类作物的痕迹，这时人群集中而且比较固定，形成比较大的部落，这时人们的房子差不多没有贫富差别，特别体现在墓葬上。 到公元前五千年前三千五百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大量增加，不过房子还是无我大差别，流行多人合葬没有个人财富，到了新石器晚期来，在文明最发达的地区有了好的房子和墓葬。 到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情况大变，农业更加发展，工业也得到发展，如玉器，清器、高级陶器，丝绸等都在此时出现，开始有贵族和平民的差别，贵族不断追求物质享受，只有高档工业品的出现，才有可能产生财富，财富导政争夺，于是有了武器，城堡等。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问题一一“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2) 中国古代文明是古代世界上少数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又是四大古代文明 中唯一没有中断、绵延传承的文明。中国文明起源，是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术 界关注己久的问题。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已列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故2003年对该问题的研究文章发表较多。 且研讨气氛也较活跃。 1.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模式问题 上世纪9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演进模式一系列理论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 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演进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王权的确立，于公元 前32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及西拉木伦河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已 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内涵是氏族组织已经松散、劳动与社会分工在家族之间展 开、聚落已出现分化、祀与戎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着社会的神权与 王权，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西周那样的封建制。第二阶段便是龙山时代，他 对龙山时代的界定是与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黄淮平原的龙山文化起始年代

相当，内涵是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所有与其同时的考古学文化.尧舜时代或为龙山时 代，或为龙山时代的部分时期.但尧舜传说主要同夏王朝有关，故尧舜传说非 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传说，而只是同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前身的那部分 属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相关的传说。第三、四阶段为夏、商和西周，可称王 国时期。虽有奴隶但并非奴隶制社会。此时期社会的基本内涵是父权家族、贵 族、平民、农村公社、神权、王权、宗法制、礼制和分封制。第五个阶段从秦 汉王朝开始。中国古代文明进入了以对地方实行郡县管理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 的帝国时期。 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既不是一元的，也不是简单多元的， 而是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指文明 因素的起源。文明形成则是指文明的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凌 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产生。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和发展谱系.并不同源。但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进程与途径、环境因素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中的作用等课题还有待解决。 有的学者基本上接受了关于“酋邦”的理论，并用它来解释中国前国家时期复

中国姓氏百家姓-作文

中国姓氏百家姓 中国姓氏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 在今天这个越来越工业化的社会里，它似乎没有多少它曾经具有的意义了。 但是，从它的形成、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来看，它却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百家姓》《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该书颇具实用性，熟悉它，于古于今都是有裨益的。 作为代表每个人及其家族的一种符号，姓氏，是姓和氏的合称，在遥远的古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古代姓氏起源于人类早期生存的原始部落之中。 姓氏是怎样产生、发展的？这是一门很有趣的学科，涉及到社会学、历史学、遗传学、语言学、文字学、地理学、民俗学、人口学、地名学等众多社会科学，为我们了解中华文明打开了一扇方便的窗口。 世界上许多古文化早已连同创造它们的种族一起销声敛迹了，而中国姓氏文化则历经了四、五千年始终延续和发展着。 姓氏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的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一上曾起过独特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鲁韦昌马苗凤花方俞任袁柳酆鲍史唐费廉岑薛雷贺倪汤滕殷罗毕郝邬安常乐于时傅皮卡齐康伍余元卜顾孟平黄和穆萧尹姚邵堪汪祁毛禹狄米贝明臧计伏成戴谈宋茅庞熊纪舒屈项祝董粱杜阮蓝闵席季麻强贾路娄危江童颜郭梅盛林刁钟徐邱骆高夏蔡田樊胡凌霍虞万支柯咎管卢莫经房裘缪干解应宗丁宣贲邓郁单杭洪包诸左石崔吉钮龚程嵇邢滑裴陆荣翁荀羊於惠甄魏家封芮羿储靳汲邴糜松井段富巫乌焦巴弓牧隗山谷车侯宓蓬全郗班仰秋仲伊宫宁仇栾暴甘钭厉戎祖武符刘景詹束龙叶幸司韶郜黎蓟薄印宿白怀蒲台从鄂索咸籍赖卓蔺屠蒙池乔阴郁胥能苍双闻莘党翟谭贡劳逄姬申扶堵冉宰郦雍郤璩桑桂濮牛寿通边扈燕冀郏浦尚农温别庄晏柴翟阎充慕连茹习宦艾鱼容向古易慎戈廖庚终暨居衡步都耿满弘匡国文寇广禄阙东殴殳沃利蔚越夔隆师巩厍聂晁勾敖融冷訾辛阚那简饶空曾毋沙乜养鞠须丰巢关蒯相查后荆红游竺权逯盖後桓公万俟司马上官欧阳夏侯诸葛闻人东方赫连皇甫尉迟公羊澹台公冶宗政濮阳淳于单于太叔申屠公孙仲孙轩辕令狐钟离宇文长孙慕容鲜于闾丘司徒司空亓官司寇仉督子车颛孙端木巫马公西漆雕乐正壤驷公良拓拔夹谷宰父谷粱晋楚闫法汝鄢涂钦段干百里东郭南门呼延归海羊舌微生岳帅缑亢况后有琴梁丘左丘东门西门商牟佘佴伯赏南宫墨哈谯笪年爱阳佟第五言福百家姓终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导读：本文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具体意见。 认清中国古代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形式 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首先要把我们祖先刚进入国家状态时的政治组织的形式弄清楚，这就是所谓“早期国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在广泛谈论着“早期国家”问题。国内学者使用“早期国家”的概念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开始的，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区别古希腊罗马那种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国家形式，具体是指我国夏商周时期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互为用的早期国家形式。这无疑是对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已论及这种国家形式了，只不过他没有使用“早期国家”这个词而已。 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这种国家形式，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被提到的。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般习惯于按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古希腊罗马及日耳曼国家

形成的标志来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及形成问题。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有关国家的基本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拿古中国同古希腊罗马相比附，以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也一定要具备“公共权力”与“地域组织”两个条件，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几个国家都明显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这就与我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去考虑我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外学者对于“早期国家”的概念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在将中国划归早期国家而将古希腊罗马归入非早期国家或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国家这一点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罗夫为国际学术界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因而，从国际学术界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应当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 回想过去，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时，并未分清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是两种国家形式。一些学者机械搬用恩格斯有关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的标志的论述，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必须具备“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这两个条件，如此就不免

中华文明起源四大悬疑

中华文明起源四大悬疑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9-15 悬疑一:中华文明是来自西方吗？ 本报记者金辉

最近，个别学者提出，四川境内的“‘三星堆’文明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地区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三星堆’文明实质上更是闪米特文化的遗泽”。难道中华文明真的是在数千年前从遥远的西方传过来的吗？ 这种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假说并非新鲜物，它只不过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一个新版本。有学者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缺乏有力的考古方面的证据。虽然在我国最早的文献记录《尚书·虞夏书》中记载了尧、舜、禹相继为帝的情况，但是经后代学者考证，《虞夏书》中尧典、《皋陶谟》和《禹贡》并不是当时人们遗留下来的，而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即使是比较可信的《尚书·盘庚》至少也经过了周人的改动——所以尧、舜、禹及以前的黄帝时代，都只能算是古史传说时代。 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版本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包括中华文明起源于“埃及说”、“巴比伦说”、“印度说”和“中亚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是20世纪20年代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在1923年发表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安特生提出，从中亚开始，彩陶的成品年代逐渐接近当代，说明中国陶器的制作技术是从中亚传入的，因此中国文化亦有可能是从中亚传入的。 安特生的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曾经非常流行。但是随着中外考古学家对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年代学方面的革命性发现，“仰韶文化西来说”基本被推翻，有关中国文化起源的认识已经远远比20年代更清楚更进步了。 安特生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中，承认晚于仰韶的马厂期的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相近，在河南及甘肃仰韶时代，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另外的种族参加了陶器的制作，精美的彩陶以及其他陶器说明，在仰韶初期中国人就是陶器的主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中华文明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都与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华文明吸收了众多外来文化的因素，外来文明也吸收优秀的中华文化，但是外来文化从没有改变中华文明的本土特色。随着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在中华大地上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自元谋人开始的各个时期的人类化石，也有大量旧石器时代和新石

中国姓氏起源及演化

中国姓氏起源及演化 我中华民族是个源远流长的民族，因此，我们民族的姓氏源流就显得非常繁富。 现在姓与氏已经通称，而且在文义上，氏且含有尊称的意思。但在古代，姓与氏的意义不同。三代以前，“姓”代表女系的血统，“氏”则表示男系的功勋，所以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顾亭林说：古时男子的氏可传可变，女子的姓则永远不可变。王国维亦证实这种说法，并且指出：春秋以后，男子才开始一律称姓。 我国最古的社会是母系社会，故一个姓，代表一个母族。所以，姓字由“女”和“生”两字合成。换句话说，“女”人“生”了孩子，要表明这个孩子属于那一族的，就给他一个“姓”。而“姓”的意义，以现代眼光看来，它最大的科学意义是做为选择婚配的识别，这种知识在古代中国早就具备了。故《国语》有：“同姓不婚，惧不殖也”。《左传》也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优生学，古人为了优生，发明了每个女人都要有姓的办法，实在聪明绝顶。 至于“氏”的起源较为迟。最初只是贵族的专利，据宋朝的郑樵说：“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例如，周朝初年平定天下后，封其同姓(姬)于鲁、晋、蔡、郑、曹、吴、魏等国，这些国名，便成为受封各同族的“氏”，但仍与周共同姓姬。而封国赐氏的结果，造成了只有诸侯才有氏的尊荣，于是，氏便成为贵族的特征。以氏“别贵贱”，历经战国而至秦汉，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贵族不再存在而起了变化。秦汉以后，氏既不再象征特权，平民不但有名有氏，且所用的氏大都因袭自周代，并开始和姓混而为一。 有关中国的姓氏是怎样起源的，古书上的记载并不一致：有些书上载，黄帝定氏族，他的25个儿子当中，有14个得了姓；有些书上说，圣人兴起，黄帝为了分辨他们或尊敬他们，就吹起六律，定他们的姓；有些书上说，氏定，而后系之以姓。 所有这些说法都很抽象，据中华书局出版之《辞海》，对姓、氏与姓氏的解释，则引述左传隐八年的一段话：“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同时还引据杜预的注解加以补充。大体意思是说：天子指定有德的人做诸侯，并以他的出生地赐他一个姓；又封一片土地给他，那片受封的土地代表他的爵位，就成为他的“氏”。例如舜，是在妫出生的，就赐舜姓妫；封给他的土地在陈，陈就是舜的氏。但清代的梁启超不同意此说，他认为姓是母姓是母系时代的产物，氏则为父系的社会基础构成之后才有的，所谓“因生赐姓”之说，恐乃后世的臆测之词。 大抵各家争论的焦点，都集中在周以前的氏族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其间有一段很长的逐渐演化时期，到了封建制度推行之后，由于史有记载，赐姓命氏的事迹有史可稽，大约已成定论。不过，仍无补于姓氏“起源”的争论。 姓氏的类别，早在汉朝，应劭的《风俗通》则把氏分为九类。宋代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把得姓受氏细分为32类。 把姓与氏的由来做这样的细分，在外行人看来仍是不得要领的。这里，且摘要举几个例加以说明。 一、以名为氏：五帝时代，有国的不称国，只称名，并以名为氏。例如炎帝是国号，名是神农氏；神农氏也是炎帝的氏。 二、以国为氏：从唐虞到秦代，都是国为氏，春秋时代的诸侯，也是以国为氏，后来这些氏都变成了姓。 三、以邑为氏：邑是周代封邑，封邑的人，就以邑为氏。例如楚国的封邑申(今河南省南阳县北)，申邑就是申氏，申氏后来变成了申姓。 四、以官为氏：古代有司马的官名，做司马的人以司马为氏。司马也变成了姓。 五、以爵为氏：古代有王爵、侯爵，凡受封王爵、侯爵的人，就以王、侯为氏，王和侯都变成后代的姓。

文献综述 国家起源

国家起源文献综述 蒋永甫曾就亚里士多德、霍布斯、马克思国家起源进行比较。他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和马克思的国家起源理论中，由于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理解不同，他们有关国家起源的理论构建也存在不同。他们的政治思考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人类合理的生存秩序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亚里士多德是从人类生存困境出发，探讨国家起源问题的最早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之一。在他看来，城邦是自然产生的，他跟源于人类的生存需要。 亚里士多德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被后人归结为政治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国家馆，它不同于近代以来有关国家起源的契约理论。而在霍布斯看来，国家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自然形成的，而是源自化的个人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霍布斯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体现的是一种近代的原理，“近代的原理一个人为出发点，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投票权，从而产生了国家。” 霍布斯认为，只要人类运用理性，同意他们不再在他们明显受到侵害的情况以外行使其自卫权，而是把自卫权交给一个代理人，及主权者，让主权者就困难的问题作出恰当的判断，人类就创造出一个人为的政治秩序，这个政治秩序的中心是公共权力——李维塔，一个“人创造的人”。因此，国家是人类发明出来的，它是个人权利让渡给统治者的必然结果。国家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对于人类生存而言，即是人为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家中，霍布斯最直接的凸显了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生存困境与政治国

家的产生之间的逻辑关系。 就对霍布斯的国家起源理论的研究中，艾克文进行了分析，在这一轮证过程中，霍布斯由于系统深入的发展了普遍利己、非道德的政治观和保利国家观、从而奠定了其近代政治学开创者的地位。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存困境主要表现在社会内部由于利益分化而形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控制在社会公共生存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以求得人类共同的生存。但国家的产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要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必须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而带来的积极矛盾阶级冲突。 西方国家起源理论研究述评中，提到国家起源问题一直备受学者关注，特别是二十世纪历来，西方学者注重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方面汝州研究国家起源，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塞维斯和弗里德提出著名的酋邦理论和分层学说，与此同时，各种具体理论也不断出现，如城市革命、灌溉、贸易和战争，由于单一的因素不能解释国家的产生，因此综合理论应运而生，生态学理论注重利用气象数据并合理的推测组合，社会理论则以更具体的权利、意识、个人、性别和团体进行研究，而这些都推动者国家起源理论的发展。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塞维斯曾提出，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是由游团、部落、酋帮、国家四个阶段组成。其中有经验和特殊能力的单个人领导，部落想游团那样人人平等，但更大程度上带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他们已经发展了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机构，负责重

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基本特点。其中既有一些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古代法律制度大体一致的共性特点，也有一部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自身独特存在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呈现出某种差异性。例如：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为国家政权、王权、皇权和族权、父权、夫权的高度统一；法律制度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原则，突出体现"礼治"、"德治"、"人治"特色；法律体系采取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体例模式，民事、经济、行政等各部门的法律关系常常以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或制裁；刑罚制度相当野蛮残酷，刑罚体系包含大量摧残人身体肤或生理功能的肉刑内容；等等。那么，这部分法律内容或法律制度特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法制史学界进行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结合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国情特色、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进行探讨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或者基本一致的看法。应该承认，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本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某些法史观或方法论存在一些问题，因而有的研究结论未必正确中肯。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其所有观点或结论，也不打算系统探讨其全部成因，只想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而问题也较多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看法略作辨析，以期澄清某些历史事实。谬误不当之处，祈望不吝赐教。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早熟性"问题 目前在法制史学界，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处东亚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大国。东亚大陆特殊的地形、环境、气候、土壤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中国社会很早就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历史门槛。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起来的。这里地处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松软，天然具备发展原始农业的良好条件。因此，早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活动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最先进的夏部落，便在木石器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发展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积累，加速了私有财产的形成和阶级的分化，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如此说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夏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便具有"早熟性"特征。 所谓"早熟性"，实际是文明起源发展"不正常"或"变态"的同义语，颇有些类似于"早产儿"的意味。它最初是西方人在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东方古代国家社会历史真相的情况下，用来概括东西方古代文明起源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无一例外地都是以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国家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范本的。如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论述古代国家文明起源这一"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时，就曾经明确谈到： 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1] 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希腊古代文明比喻为发育"正常的儿童"，而把东方古代社会看作"早熟的儿童"，对日耳曼蛮族则视为"粗野的儿童"。因此，认为希腊古代国家的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是正常的，后两者则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变态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如果抛弃先入为主的偏见，把上述三种情况重新排个顺序

姓氏的定义、起源及分类

姓氏的定义 姓氏是表示一个人的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和符号。同一个祖先繁衍的后代称为宗族。姓氏与人名一起构成了一个人的姓名。相关的学科是人名学。 姓和氏有什么区别？ 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为了把各个氏族区分开来，“姓”即应运而生了。“姓，人所生也”(《说文》)，姓字从女从生，表明了出生的血缘关系，清楚地说明同姓的人都是一位女性祖先的子孙，也是母系氏族社会同一血缘关系人群的标记。这一时期，实行氏族外婚制，同姓之间不能通婚，因而姓还起着“别婚姻”的作用。我国最早从女而成的原姓十几个，如姚、姜、姬、姒等，它们往往表示某一氏族的居住地或崇拜的图腾。 由于人口不断地繁殖，一个氏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发生分解，由姓衍生出它的一系列分支“氏”。到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姓、氏则为父系氏族或部落的标记。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氏以别贵贱”，氏成为贵族男子的专称。命氏之法主要有:诸侯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卿大夫以所赐的采邑为氏，有的以职官为氏，有的以居住地为氏。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近亲结婚会产生不良后代，“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因而在贵族女子称谓中则著之以姓，因为“姓”可表明她出生于某个氏族，起到“别婚姻”的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姓氏制度也出现混乱，姓氏逐渐混同。到两汉时，姓已基本确立，与现在通用的姓大体相仿了。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古人改姓之事常有发生。 中国古代姓氏的来源和分类 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为了把各个氏族区分开来，“姓”即应运而生了。姓字从女从生，表明了出生的血缘关系，清楚地说明同姓的人都是一位女性祖先的子孙，也是母系氏族社会同一血缘关系人群的标记。 如唐氏，尧帝初封于唐(其地为中山唐县)，周代又封其后裔为唐侯(其地在鲁县)，以奉尧嗣，故其子孙为唐氏。又如商氏，舜帝命契为司徒，封于商，子孙以国为氏，是为商氏。周初大封诸侯，各诸侯国子孙以国为氏的情况更为普遍，如齐、鲁、卫、晋、管、蔡、霍、曹、陈、楚、郑、吴、韩、魏、许、吕等均是以国为氏。 姓氏的类别和内涵 上古时期，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后来不少图腾演变为姓氏，如夏祖女志梦见流星贯地，化为神珠薏苡(车前子)，吞之而生禹，故以薏苡为图腾，姓「姒」氏，「姒」即由「苡」字演化而来。再如周之始祖母姜嫄因「履大人之迹」而生稷，所谓「大人之迹」是指巨大的足迹，实为熊的足迹，故周人以熊为图腾，以「姬」为姓。又如东夷部族以鸟为图腾，史称「鸟夷」，有不少鸟类的图腾演化为姓氏，如鸟氏、凤氏、爽鸠氏等。 至于少数民族地区以图腾为姓氏的例子更多。如云南彝族括扒人以「荞」为图腾，故姓荞氏；拉祜族以虎为图腾，故姓虎氏。此外如水鸟氏、瓦雀氏、野猫氏、孔雀氏等，均由图腾演化而成姓氏。 以国为氏 以国为氏，大体有四种情况。一为以古封国为氏。如唐氏，尧帝初封于唐(其地为中山唐县)，周代又封其后裔为唐侯(其地在鲁县)，以奉尧嗣，故其子孙为唐氏。又如商氏，舜帝命契为司徒，封于商，子孙以国为氏，是为商氏。周初大封诸侯，各诸侯国子孙以国为氏的情况更为普遍，如齐、鲁、卫、晋、管、蔡、霍、曹、陈、楚、郑、吴、韩、魏、许、吕等均是以国为氏。 以国为氏的第二种情况是古代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小国归化后，以国为氏，如汉代西羌滇国，于汉武帝时降汉，后人称为滇氏。唐永徽初，有吐火国遣使来献大乌，留居中国，称为吐火氏。 以国为氏的第三种情况是异国人来华定居，以其国名为氏。如东汉时安息国太子出家修行，游历中原，定居洛阳，遂称安氏。隋唐时，西域有个米国(今俄罗斯境内)，其国人来华定居，人多称为米氏。印度古称天竺，有国人来华留居，自称为竺氏。 以国为氏的第四种情况是汉代以后，受封郡国的诸侯王，以郡国为氏，如汉代景丹封采阳侯，赵谦祥封周阳侯，张敖封信都侯，其子孙均以所封郡国为氏。 以封邑为氏 自周代实施分封制度之后，各受封于天子的诸侯国可在自己的封地内对公族卿大夫及有功之士赏赐大小不等的封地，俗称「封邑」，作为受封者的食采之地，故封邑亦称「食邑」、「采邑」。后人因以为氏，如温、元、苏、毛、甘、樊、祭、尹、陆、栾、郦、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