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功能及作用

论文摘要： 作为民法功能之下位概念，民法的社会功能是指民法通过其自身运行而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与效能。它和同位阶的民法的规范功能相比，具有目的性与根本性、独立性与变迁性；而与其他部门法的社会功能相比，则更具基础性。民法社会功能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平等地确认和保障私权，从而构建并维护社会的基础秩序，以促进人的自我解放。而它又具体表现为：民法孕育了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推动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发展；民法维护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促进财富的增长与有效利用；民法鼓励和保护精神文化产品的创新与利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民法建立和维护健康的婚姻家庭秩序。
在我国目前的民法研究中，学界对于民法的社会功能这一重要问题缺乏系统而又深入的梳理，甚至鲜有学者明确提及“民法的社会功能”这一概念。至于民法社会功能的本质特性分析、具体内涵的深刻揭示更是未有人探究。一些学者忽视了对法理学上法的功能、法的社会功能的基本理论的链接，将“民法的功能（或作用、职能）”与“民法的社会功能”混同，题为“民法的功能”，实则对民法社会功能的具体内涵的归纳，但这种归纳本身也不够全面与深入。而事实上，深入地研究民法的社会功能，对于推进民法本身的学术构建和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均有着重大的意义。故撰此文，以求教于专家。
一、民法社会功能的本质特性
社会功能，是指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所具有的一定的能力、功效和作用。这一概念由孔德、斯宾塞最早提出，以此作为社会和生物有机体之间的类比。他们认为社会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彼此根据不同的需求，执行不同的社会功能。[1]（P4490）在我们看来，所谓民法的社会功能，是指民法通过其自身运行而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与效能。显然，民法的社会功能应是民法的功能之下位概念，与民法的规范功能并列。它与民法的规范功能以及其他部门法的社会功能相比，具有以下本质特性：
1.与民法的规范功能相比，社会功能具有目的性与根本性、独立性与变迁性
首先，与规范功能相比，民法的社会功能具有目的性与根本性。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应当建立在对民法发挥其功能的过程分析之基础上。毫无疑问，民法要通过其自身的运行发挥其社会功能，实现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必须规范人的行为（主要是人的民法意义上的行为），即实现民法的规范功能，经此才最终实现对社会的影响，即民法社会功能的实现。因为社会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社会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

，它是经由人的活动才产生的，没有人的活动则无从产生社会关系。[2]（P253）那么，法律要实现对社会的影响，最直观也是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规范人的行为。由此，我们说民法规范功能是实现社会功能的手段，而社会功能则是规范功能存在的终极目的。所以，民法的社会功能具有目的性，在层次上高于规范功能，具有根本性。
其次，较之于规范功能，民法的社会功能还具有独立性。依法理，法的规范功能是一切法所共同具有的，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法（或者哪一个部门的法）都具有的。所以，当论及某个部门法的规范功能时，我们往往都以指引、预测、评价、教育、惩戒等为其内容。由此，民法在规范功能方面与宪法、刑法、行政法等主要部门法的规范功能是基本趋同。反观民法的社会功能则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在具体内容上与其他部门法的社会功能是不同的。当然，这种差异不仅仅存在于民法，实际上各个部门法的社会功能都是不同的，它源于不同的法律部门有不同的调整对象。如：刑法的社会功能主要是预防和惩治犯罪，而行政法则主要是保障行政管理有效实施，等等。
最后，民法的社会功能还具有变迁性，即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民法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的调整、变化。笔者认为，民法社会功能的变迁，导源于民法价值的发展，民法本位的转换。以所有权制度的演进为例：近代民法是资本主义自由商品经济的反映，由此奉行所有权绝对原则，这使得私人财产和个人意志得到了极大的尊重，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时，民法的社会功能就表现为确认和保障“私权的‘绝对’自治”。
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由商品经济的弊端逐步显现，并最终导致了垄断商品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近代民法也开始向现代民法转型。同时促成了所有权制度的价值变化，所有权社会化思想得以出现，强调所有权的行使不以满足个人利益为限，同时也应为社会公共利益。由此，现代民法的社会功能除了坚定不移地强调“私权神圣”外也承认“私权的行使不能损及社会公共利益”。这无疑是民法社会功能的一次成功调整。这种变迁性显然是民法的规范功能所不具备的。无论是近代民法，还是现代民法其规范功能都基本体现为五种，即指引、评价、教育、预测与惩戒。民法的规范功能之所以表现恒定性，主要源于法的规范功能是手段，体现了法的技术性，而法的技术性是趋于稳定的。
2.与其他部门法的社会功能相比，民法的社会功能更具基础性
如前所述，各个

部门法由于有不同的调整领域所以其社会功能存在差异。如果将各个部门法所具有的不同的社会功能视为一个体系，那么，在该体系中民法的社会功能是基础性的。首先，民法调整的民事生活就具有内容的广泛性与基础性。民事生活是人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最基础的生活，相对于政治生活而言与人们更为贴近。由此，民法在这一领域发挥功能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具有基础性；其次，民法的社会功能突出表现为平等地确认和保障私权，这一功能的存在与发挥是其他部门法功能发挥的前提，如：刑法等保护型实体法，其功能的发挥是以民法等调整性实体法确认了权利的合法性为依据的。所以，民法被誉为万法之基，其社会功能具有极强的基础性。
二、民法社会功能的核心内容
深刻、全面地揭示民法社会功能的具体内涵，是研究民法的社会功能所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我们看来，民法的社会功能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剖析其具体内涵应从“核心内容”以及“核心内容的具体展开”两个层面进行。所谓“民法社会功能之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平等地确认和保障私权，从而构建并维护社会的基础秩序（即“私人”生活的秩序），以促进人的自我解放。这是对民法社会功能的高度抽象和概括。相对于下文的“具体展开”而言，它具有本源性。“具体展开”只是“核心内容”在各个领域所必然产生的影响。实质上，通过解读民法社会功能的核心内容，我们会发现其本身也是呈递进关系，逐步深入，互为因果。“平等地确认和保障私权”，这是民法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第一步，更是它对整个人类社会划时代的影响。私权，即私法上之权利。它“体现了人对自然的认识与超越，是人类个体对群体的抗争与和谐一致，是人类整体对个体生存价值的承认与尊重。”[3]（P114）可以说，私权是人的基本生存手段，民法对它的“确认”就是对人的法律主体地位的确认。简言之，民法通过平等地确认和保障私权树立了“私权神圣”的观念，实现了“人真正为人”，彰显了民法是人法，是权利法的本色。“平等地确认私权”是民法通过创设“权利能力”的概念，并强调民事主体在获得权利能力上的平等地位，而得以实现的。
所谓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得以享有权利的资格，其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一切民事权利（即一切私权）。而任何人在民法未赋予其权利能力之前，都只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非法律意义上的人。当其无法成为法律上之主体时，他的生存状态也是缺乏保障的，如：在民法未赋予其生命、健康、名誉等人身权时，他的这些

人身利益都是处于危险状态的，至少是缺乏公力保护的。诚然，现代民法在追求实质正义的目的性价值时，会形成对具体人格的构建，造成权利能力范围上的局部“不公平”，如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劳动者与雇佣方之间，法律往往赋予消费者、劳动者等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事主体更多的特殊权利，但这种局部的私权的“不平等”却主要是针对已经失衡的利益关系，是现代民法面对近代民法由于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所造成的尴尬的一种功能上的调整。即使要将其称为“不平等”也仅仅只是表象上的，而非实质意义的。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并没有止步于“平等地确认”私权，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民法还有私权“保障”的相关制度跟进。民事主体行为制度的构建基本解决了私权实现问题，而民事责任制度的设立则实现了对私权的全面救济。这样的私权体系才可谓完整，才真正树立了“私权神圣”的理念。私权才真正具备了对抗公权的能力。
民法在实现了私权体系的成功构建后，实质上就已经完成了“私人”生活秩序的和谐构建与维护，即：“私人”生活秩序的形成是民法确认和保障私权的必然结果。在此，我们只需要阐释“为什么‘私人’生活的秩序就是社会的基础秩序？”众所周知，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维护的是市民社会的基本秩序（但并不能说对政治国家就毫无影响，实质上民法对政治文明的影响十分深远，下文详述），而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范畴。
在一个权利本位的现代社会市民社会是优位于政治国家的，它的健康有序对整个社会而言具有基础性与根本性。“促进人的自我解放”则可谓民法社会功能最高层次的实现。民法是人法，它通过平等地确认和保障私权，一方面要构建和维护“私人”生活秩序，而另一方面它也在整体上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准的人的模板。这是一个理性的、赋予公共精神的人，他将民法所确认的一切尚处于客观权利状态的私权积极地实现为现实的主观权利。试想如果人人深受民法的这种引导与影响，并像那位民法所树立的标准的人一样，“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法律规定的全部权利，那么他就达到了法律规定的那个标准民事主体的境界，不仅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主体，而且也是一个极为丰富和高尚的主体；如果全社会的人都最大限度地获得了法律规定的全部权利，那么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4]（P7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法为人类展示了一条自我解放的“大道”。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条件的不同，人的差异是很大的。在庞大的民事权利体

系中，任何民事主体或多或少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现实地享有某些民事权利”。 [4]（P70）民法全面地确认和保障私权的目的应在于鼓励每个民事主体尽可能多的甚至全部实现这些权利。基于此，笔者在抽象民法社会功能之核心内容时，所运用的是“促进”人的自我解放，而非“实现”人的自我解放，更不是“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三、民法社会功能的具体展开
1. 民法孕育了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推动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发展如前所述，本文
并不探讨民法的阶级统治功能，但并不意味民法与人类的政治生活毫不相干。相反，民法对于政治的影响应是极其深远的。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和范畴，国内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它的基本要素和结构做出了研究和探讨，也提出了见仁见智的观点。其中，有学者认为，从政治文明的要素和结构来看，它在横向上是由民主政治和法治两个方面，在纵向上是由组织、制度观念和设施等几个不同层次的政治文明构成的一个文明系统。[5]就此尽管学界还有其他划分，但大多遵循这一思路，尤其强调政治文明与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必然联系。所以，笔者认为，民主政治与法治应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或重要内容）。以此为基点，我们展开论证。
首先，民法与民主政治。所谓民主政治，就是指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自主决定事关自己福祉的事情，真正平等地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虽然“人民当家作主”似乎只是一个宪政理念，但它却与民法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对此学者曾有过经典的概括，“在一个没有民法传统、没有民法文化的国度，民主政治只能是乌托邦。”[6]因为：第一，民主政治的实现是以承认个人人格独立、平等，肯定社会个体有其各异的、独立的利益诉求，并且充分地相信人们能够理性、自主地决定自己事务为前提的。简言之，民主政治是以确认社会普通个体主体地位为基础的。而纵观人类历史，民法无疑是确立这一民主前提的“第一人”。它通过赋予个体平等的权利能力，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了“人真正为人”，并通过构建和维护庞大的“私权体系”，肯定了个体各异的、独立的利益诉求。不仅如此，民法还以理性人的假定前提及意思自治等相关制度设计承认和保障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鼓励人们独立自主地争取权益。独立、权利、平等、自由、意思自治等民法精神直接培养了社会成员自己为自己负责、自己为自己决策的民主观念和思维。[7]
第二，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是“社会契约”理念。它是“平等选举”、“政治监督”与“

政治责任”等制度设计的思想依据。而“社会契约”理论正是古老的民法契约理论不断沉积演化而形成的历史结晶。就这一问题，梅因专门指出“社会契约”理论应源于民法契约理论而非其所预设的“自然状态”。他在研究早期的契约形式“耐克逊”时指出：“在一个契约合意下的人们由一个强有力的约束或连锁连接在一起，这个观念一直继续着，直到最后影响着罗马的‘契约’法律学，并且由这里顺流而下，它和各种现代观念混合起来”“罗马‘契约’法律学提供了一套文字和成语，充分正确地接近当时对于政治责任问题所具有的各种观念。”[8]（P178，195，176，174，156）这实际已经说明，民法上的“契约”制度流传到后来，就已向社会文化与政治领域浸润与扩展；第三，民主政治中最可怕的是社会成员的政治冷漠和消极，它需要社会成员具备良好的公共精神。而培育参与政治的公共精神的途径，当然不在政治领域，不在于空洞的政治号召，而在于民法所调整的并表现于民法文化的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民法要求人们以公益精神严格履行尊重他人权利的义务，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和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从而实现私益与公益的平衡。它还以返还遗失物、无因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人的共同所有、共同管理等制度直接指导和鼓励人们关心他人、关注公共事务。[7]综上所述，民法应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作为一种“基石”其“发力”的方式仍是“平等地确认和保障私权”。所以，我们将“平等地确认和保障私权”抽象为民法社会功能的核心内容，这种对民主政治的作用仍然只是核心内容在人类政治生活领域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的客观后果。
其次，民法除孕育了民主政治外，更是政治文明的另一要素“法治”的根本。政治文明的根本是法治文明，而法治文明的实质与核心乃是私法文明。私法即民法，由此民法为法治之根基或者说支点。这源于：
第一，法治以权利为核心，保障权利是法治目标。而民法是权利法，它以权利为其构建的基础，所以民法应是法治权利精神的发祥地。民法的权利观念引起了整个法律的革命。在权利旗帜的指引下，宪法成为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圣经；刑法的罪刑擅断主义被改变为限制司法权、保障公民私权利的罪刑法定主义；刑诉法的有罪推定被改变为无罪推定；控制行政权滥用的行政法问世，等等。一切法律的延续或诞生都要经过民法权利观念的洗礼； [9]
第二，民法价值最充分地体现了现代法治价值。而最能反映民法本质特征的价值是：秩序与安全、自由与效益

、公平与正义三组价值构成，科学认识民法的价值体系是现代法治价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10]
最后，民法孕育政治文明要素的过程实质就是一种推动民主政治与法治的过程，对此无需赘述。当然，这方面的功能并不是现代民法所独有，它更多的来自于从近代民法发展至现代民法的积累与沉淀。
2.民法维护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促进财富的增长与有效利用对于民法社会功能在政治生活领域能得以施展，也许人们还存在理解上的困难。这归因于民法对政治文明的影响往往是隐性的，非直观的。与此相对，民法的社会功能在经济领域的实现则绝对是显性的、直观的。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市场经济在法律上的反映，它为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提供法律保障，维护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它的基本法律制度全面地反映了商品经济运动中主体之间的独立性、财产所有权的自主性、相互经济交往的协商性、损害经济利益的补偿性，为现代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行为规范。如：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以及债权制度（主要限于合同领域），分别反映或者说规制了，商品交换中的当事人、交换客体以及交换规则。而民法中的商法从其产生到不断的壮大无疑更加直观地体现了民法与商品经济之间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如：保险法、金融法等商事法律的诞生，就与保险市场、金融市场的出现密切相关，是人们对这些市场产生法律调整的诉求之落实。一部“正义”的民法，就应该是对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准确”把握。究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笔者认为应该是带来社会经济的繁荣、有序和发展。当民法通过前述的一系列具体制度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后，其必然的结果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实现了对财富增长的促进之后，民法仍然通过巧妙的制度设计，来进一步实现对已有财富的有效利用，其目的不单单只是防止资源浪费，更重要的是实现“物尽其用”，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启动又一轮的财富增长。所以“增长”与“充分、有效地利用”是互动的。如：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他物权的创制、对于物的交换价值的开发、取得时效制度的设立等等都是为了促进物的有效利用，可以预言这样的制度在民法未来的发展中还会越来越多。
3.民法鼓励和保护精神文化产品的创新与利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现代社会文明可以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而民法对精神文明的推动与影响同样十分深刻。这种影响可分为两个层次：首先，民法鼓励并保护精神文化产品的创新与利用。精神

文化产品，包括各类作品、专利技术、商标等智力成果。就其“量”的方面是否丰富，“质”的方面是否体现创新，是衡量一个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而民法在这一领域发挥着其他法律所无法替代的根本性作用。民事权利人对其智力成果所享有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发现权、发明权等知识产权，无疑是整个私权体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正是有了民法对于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保护，才有了智力成果的创造者的权利主体地位，才有了对侵犯创造者权益的侵权行为人予以法律制裁的法律依据。当然，民法决不仅仅停留于对创造者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它还确定智力成果可以有偿使用和转让，鼓励创造者推广应用其成果；承认和保护智力成果传播者的权益，规定智力成果的合理使用和强制使用。由此形成了对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积极影响，即：精神文化产品的数量极其丰富多元，而独创性不断增强，最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试想若无民法（主要是其中的知识产权制度）在知识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们可以断言：人类绝不可能如此快速的走向知识经济时代。民法对于精神文明另一方面的影响相对前述的第一层次更为深层，可以总结为：民法用民法文化熏陶人、用民法精神培养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精神与灵魂。民法文化是市民社会的文化基础，而倡导民法精神是这一文化的核心。
究竟什么是民法精神？笔者认为，它至少应包括权利、理性、平等、自主、诚信、协作、责任等要素。尽管“民法精神”在文字表述上是抽象的，但决不是无法认识和感知的：“民法文化”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二者都是可以通过对民法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和评价标准的分析而认识的，都是可以在各项民法制度中得以体现的。第一，民法精神是权利精神，这一点从民法是权利法的基本性质即可得以诠释，组成各项民事法律制度的民事法律规范以授权性规范为主，义务性规范所占比例极为有限；任意性规范居多，强制性规范较少，其目的也是给予个人行使权利、实现意思自治保留广阔空间；第二，民法对民法精神的平等、诚信要素的体现则主要是通过民法基本原则（平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和实施来加以贯彻；第三，民法的具体制度也融入了民法文化中倡导协作的内容，如：民法直接以债、合同、物权的共同所有、共同使用等制度鼓励引导人们通过与他人协作获得利益，实现自我发展；最后，对于民法精神中责任意识的培养，民法的具体制度体现得更为明显。以合同责任为例，不仅有违约责任的设立

，倡导或者说威慑当事人履约。更加周延的是，还有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实现了对合同从磋商缔约到全面履约的全程监控，这无疑是民法在具体制度的设计方面，强化主体责任意识的最佳体现。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一个社会凝聚了浓厚的民法文化，每一名社会成员都深受民法精神的熏陶时，这个社会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应是程度很高的。
4.民法建立和维护健康的婚姻家庭秩序
民法的社会功能之核心内容其具体表现是全方位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平等地确认和保障私权”，当然包括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各项权利，如：配偶权、继承权等等：“构建并维护‘私人’生活的秩序”，婚姻家庭秩序无疑是一项重要内容；最后，“促进人的自我解放”，笔者认为，婚姻家庭生活中人的自我解放应是整个人的自我解放的基础。尤其是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自我解放，这方面现代民法较之近代民法是有显著进步的，功能调整明显，主要表现为对一些歧视性条款的废除。从具体制度的角度，民法主要是通过亲属制度（含婚姻家庭）、继承制度来建立和维护健康的婚姻家庭秩序，对此不再详述。
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自其诞生以来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与作用无疑是让人震撼的。由此，人们对于民法社会功能的认识和探究就应该不断地深化与提高。而且，笔者认为民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具体内容的揭示，更要深入剖析制约或促进其功能发挥的诸要素，以民法的功能研究为切入点，洞察民法与社会其他现象的互动规律，实现民法的自我完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