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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hree: Exploring the Field

Passage 1

情系新奥尔良

比尔·克林顿

我和外祖父的生日是同一天。我早产了两三个星期，出生时体重可观，达到6磅8盎司，身长21英寸。母亲带我回到了霍普镇赫维街上她父母的家中。在这幢房子里，我将度过未来的四年。当时这幢老房子对我来说是又大又神秘，至今仍记忆深刻。霍普镇的居民募了些钱，把房子恢复了原貌，在里面挂了些老照片，摆放了各种纪念品以及当时的家具，他们称此处为“克林顿诞生地”。毫无疑问，我生命中的很多第一次都与此地有关――第一次闻到了乡村食物的香味；看到了乳酪搅拌机、冰激凌机、洗衣板、凉衣绳；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迪克和简》系列读物和玩具，玩具中包括当时我最喜欢的一根普通的链条；第一次通过“公共电话”听到了陌生人的声音；结交了最早的朋友，看到了外祖父母干的活儿。

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母亲拿定主意要回到新奥尔良的慈善医院，她曾在那里接受过一点护理培训，学习当麻醉护士。过去，医生们自己给病人打麻药，因此当时需要有人做这种新的工作。这份工作使母亲有了更高的社会地位，也给我们增加了收入。然而，要把我落下，母亲心里准不好受。话说回来，战后的新奥尔良真是个不错的地方，到处是年轻人，到处是迪克西兰爵士乐，到处是人们频繁光顾的像“至爱吾爱”那种有男扮女装的人唱歌跳舞的夜总会。在我看来，对于一位年轻漂亮的寡妇来说，这样的一座城市有助于她走出丧夫之痛。

我曾两次去新奥尔良看望母亲，都是外祖母领我坐火车去的……50多年来，从第一次到新奥尔良起，这个城市就一直对我有着独特的魅力。我喜欢这里的音乐，这里的食物，这里的人，还有这个城市的精神。15岁那年，我们全家前往新奥尔良和海湾地区度假，就在那次，我平生第一回听到著名小号手阿尔·赫特的演奏，而且是在他自己的俱乐部里。起先门口不让我进，因为我年龄太小。就在我和母亲准备离开的时候，门卫告诉我们，赫特就坐在街角处自己的车内看书，只有他才能让我进去。我果然在他那辆超级宾利车里找到了他，敲下他的车窗，跟他说明了情况。他从车里出来，把我和母亲领进俱乐部，安排在前面就座。他和乐队演奏了一组极为好听的曲目——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现场聆听爵士乐。阿尔·赫特去世的时候，我正当总统，当时我给他妻子写了封信，把这段故事告诉了她，并向其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之情，感谢一位大人物多年前对一个小男孩的仁慈。

上中学时，我曾用次中音萨克斯独奏过一首关于新奥尔良的曲子，叫做《新月城市组曲》。我一直认为，我表现出众是因为我把自己对这座城市最初的记忆融入了我的演奏。我21岁的时候在新奥尔良荣获了罗兹奖学金。我觉得自己面试时发挥出色，部分原因是我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在我成为一名年轻的法学教授之后，我和希拉里曾有过几次愉快的新奥

尔良之行，我们来此参加会议，住在法国区一家叫“玉米杆”的别致小旅馆。就任阿肯色州长时，我们在新奥尔良“糖碗”体育馆参加橄榄球赛，结果输给了亚拉巴马。那也是传奇人物贝尔·布莱恩特获得的最后几次伟大胜利之一。但至少他是在阿肯色州出生并长大的！竞选总统时，新奥尔良人民两次让我赢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保证了路易斯安那州的选票投向我们一方。

如今，世界上多数的大城市我都去过，但新奥尔良的地位却永远特殊——因为这里有密西西比河上“叫早”餐厅的咖啡和煎馅饼；有典藏厅的老伙计，阿隆和沙蒙·尼维尔的音乐，还有对阿尔·赫特的追忆；在这里，我们曾清晨慢跑穿过法国区；我们和约翰·布鲁、谢里夫·哈里·李以及其他一些伙伴遍尝了众多一流餐厅里令人垂涎欲滴的饭菜；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对我母亲最初的记忆。所有这些都仿佛像磁铁一般始终吸引着我沿密西西比顺流而下，来到新奥尔良。

Passage 2

贝思

道恩·桑德斯

我曾时常在熙熙攘攘的走廊上看见她一个人独自走着，有时候一群姑娘窃窃私语、笑咯咯地跟在她后面。偶尔男孩子们会取笑她。有一次，我和她迎面对视，但她随即将目光转向地面，仿佛有些羞耻。其实她不知道，真正感到羞耻的应该是我，而不是她。

贝思并没有跟我同班到小学毕业，但是我们7年级以前一直在一个班。现在回想起来，7年级之前的岁月正是我人生无忧无虑、最美好的童年时代。即便如此，天真烂漫的孩子有时候却非常残酷。

从一开始，贝思就与众不同，是一个外人。她相貌就有别于他人，金黄色的头发绳子般一条一条的，衬着不好看的脸，把又长又尖的鼻子凸显出来。可能因为不停地吮吸大拇指，她的下巴覆咬合很厉害。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挂着一件旧得褪了色的套头衫，由于多次洗涤，套头衫已经变了形，式样也老掉牙了。她皮肤泛白，一幅营养不良的样子。大家都认为贝思特别笨，在我们看来很容易的问题她却常常弄不懂，她的成绩一直在班级垫底，老师的帮助也丝毫不起作用。

我们都不带贝思玩。假如哪次我们让她加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合起伙来取笑她。男孩子们会大骂，拽她的头发，午餐的时候还会偷她的食物。起先，贝思还试图抵抗，渐渐地，她仿佛失去了斗志，变得沉默、孤僻。

有这么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在5年级的时候，班上有个叫弗雷德?沃歇克的小霸王，是我们老师的儿子，总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干的坏事一般都很残忍。在弗雷德的恐怖主义统治期间，贝思成了他的主要攻击目标，饱受嘲弄和折磨。

一天，乘沃歇克太太出去办事的功夫，弗雷德在贝思的椅子上放了一枚图钉，我不知道贝思是不是看见图钉了，她迟疑着，不愿坐下去。但弗雷德命令贝思坐下，并且威胁说，如果她胆敢违抗命令，就把她撞倒。贝思仍然拒绝坐下。弗雷德就使劲地把贝思推倒在椅子上。贝思立刻跳起来，脸上肌肉痛苦地抽搐着。弗雷德生气地再次把她推倒，并按住不让她起来。全班本来还饶有兴致地旁观弗雷德的恶作剧，但这时却开始不安起来，可并没有人敢站出来维护贝思，因为害怕弗雷德报复。最后老师回来了，弗雷德若无其事地走回自己的座

位，贝思这个时候抽抽嗒嗒地哭起来。沃歇克太太跟往常一样，根本不予理会，后来她见贝思的哭声越来越大，就责怪她好哭，干扰课堂。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长期以来，我们大家对待贝思有多么糟糕。从此以后，别人再取笑她时，我不再加入，但我也没有站出来阻止他们。我没有跟贝思交朋友。当时学期很快要结束了，贝思因为成绩太差而留了一级。她也许会因为离开我们班而感到庆幸吧，反正我自己因为离开她而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

事实表明，留级对贝思来说是件再好不过的事了。她转入的那个班级更加接纳她。此后5年当中，我时不时地还会看到她，看到她交了朋友，有了信心。贝思的成绩进步了，参加了校排球队，当上助理图书管理员。她还找了份兼职，能买些漂亮的衣服。我越来越钦佩贝思，她摆脱了我们班扣在她头上的“失败者”的帽子，取得了一些成绩。事实上，她一直就不同寻常，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罢了。我们只看到了外表，而没看到里面的那个人。

《读者文摘》全球礼貌度调查

我们有多礼貌？

现在是墨西哥城的午餐时间，一位带着墨镜、身材苗条的女孩走进一家餐馆，一个小伙子紧随其后。女孩没有回头看，任由重重的玻璃门在其身后快速地自动关上，险些撞上年轻人的脸。

与此同时，在首尔的一家文具店里，一位女顾客想买支一次性墨水笔。虽说这是一笔小买卖，但是56岁的店主Jang Byung-eun 耐心地向她介绍着各种不同款型的商品。这位女顾客付账的时候，他还不忘友好地说声“谢谢”。

深冬的一个周三的早晨，多伦多Yonge大街和Eglinton大街交汇处繁忙的地铁出口，寒风凛冽，20岁的Monica Hinds正赶去上班，她艰难地走在高峰时段的人潮中。突然，走在前面那个女人把文件夹弄掉了，文件散落得到处都是。上班的人群从女人身边走过，但是Monica停下脚步，帮她捡起文件，一张张递过去。对方道谢时，Monica和善地笑了笑，说了声：“没什么。”

那位险些被撞断鼻子的小伙子、韩国的那位女顾客以及那个带着一大堆文件的女人，他们并非普通百姓，而是《读者文摘》的调查员，他们正在做一项特别的试验，看看世界各地的人们有多乐于助人、有多礼貌。

从泰国到芬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伦敦，人们担心礼貌谦恭正逐渐成为过去。大家都说商店里的服务变得越来越差，而且年轻人对长者也不再尊重。

但是，这种悲观的想法有依据吗？

我们的三项测试

我们派出多位暗访记者----男女各一半----他们负责《读者文摘》在35个国家不同版本的编辑工作，他们的任务是测试其所在国家最大城市里的市民礼貌水平。在每个地点，我们都进行三项测试：

?我们跟随人们进入公共建筑20次，看看他们是否会为我们拉住门。

?我们在20家商店买小东西，记录售货员是否向我们道谢。

?我们在20个繁忙路段故意弄掉装满文件的文件夹，检测是否会有人帮我们拣文件。

为了方便不同城市之间的对比，我们给每个正面结果奖励1分，而每个负面结果不计分，每个城市的最高分为60。我们没有把调查搞得特别科学；这是针对日常礼貌行为所进行的全球最大规模的真实场景测试，包含2,000多次实际行为测试。

那么，最礼貌城市是哪个呢？下面就是我们的发现：

前三名：纽约、苏黎世、多伦多

纽约人向来以其“妄自尊大”著称，但他们以“全球礼貌测评”第一的成绩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宽厚仁爱”。在我们的三项测试中，纽约得分均位列前五，在“为走在身后的人拉住门”这方面，纽约人表现尤为突出，受测者中仅有两人没有做到。

“我想都没有想，”银团助理Kirsten Chieco说，“大多数纽约人都彬彬有礼。”Kirsten Chieco在我们进行测试的一家星巴克咖啡馆为测试人员拉住门。

对这个结果你感到意外吗？在Ed Koch市长看来，结果全在意料之中。当被问及对我们的测试结果有什么看法时，Koch指出，自从5年前那场对该市的恐怖袭击之后，纽约人变得更加友善了。“9/11之后，纽约人变得更加有爱心。他们明白了生命的短暂。”

第二个最礼貌的地方：繁荣的苏黎世。我们所到的每家苏黎世商店，其店员都会对我们的消费表示感谢。这样好的成绩，只有斯德哥尔摩可以匹敌。传统的服务模式在这里仍很盛行。

“所有的客人我都友好相待，不管他们衣衫褴褛还是身着昂贵的貂皮大衣。”我们在Sprüngli糖果专营店买了一块价值仅2美元的巧克力之后，店员Frieda Lütolf这么说。“对我所接待的每个人，我都会尽心地为其服务----即使是那些对我粗鲁的人。”

瑞士店员的彬彬有礼往往是来自于其工作自豪感。“我已经在这里工作了40年了，”烟草商店经理Ursula Gross解释说，“我喜欢这份工作，所以我一直准时上班，也一直友善、客气。”

多伦多在我们测试的城市中位居第三。一个大冷天，在时尚的皇后西街地区，Mike Parsons帮我们捡起掉在地上的文件夹，这位28岁的街头艺人，当时正盘腿坐在人行道上画素描。“我整天都坐在这里画画，我觉得人们都非常友善也很快乐，”他对我们说，“多伦多非常包容，也非常礼貌。”

此外，两个欧洲城市----柏林和萨格勒布---在我们的测试中也表现良好，与圣保罗并列第四。萨格勒布居民在帮忙拣文件夹的测试中名列前茅。72岁的Josip努力弯下身子帮助我们的女记者捡文件，尽管他有关节炎，腰背也不好。“我总是帮助有困难的人，”他说，“只要我能帮上忙。”

在圣保罗，即便是有轻度违法行为的人也都很讲礼貌。我们在25 de Mar?o街的一个黑市上从商贩手里买便宜的太阳镜的时候，突然有人喊警察来了，摊主连忙收拾东西，准备夺路而逃----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收我们两美元的时候也没忘说声谢谢。

我们能从调查结果中得到什么信息呢？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中有两个----苏黎世和纽约----在我们的排名中都名列前茅，但是我们在贫穷地区也看到了很多礼貌谦让的行为。在约翰内斯堡，我们的调查员得出这样的结论：“越是衣着光鲜的人，越是不愿意帮助别人。这条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与种族无关。”然而，正是那些富庶的城市排在了排行榜的前茅。英国出版礼仪图书的德布雷特公司编辑Charles Mosley大胆地提出了这样的解释：“富有的城市总体来说没那么拥挤，对资源的竞争也没那么激烈。”

赶时间并不一定会妨碍帮助他人。在上班高峰时段和非高峰时段进行的测试所得出的积极结果次数几乎是一样的。

我们遇到的很多老年人都抱怨年轻人的礼貌意识相对差一些。但是我们调查发现，40岁以下人群是最乐于助人的，他们的成绩略高于其他各个年龄组。多伦多年轻人的礼貌得分全球第二；蒙特利尔第十。事实上，整体而言，60岁以上人群是最不礼貌的。“看起来似乎是越年轻越彬彬有礼，”我们的芬兰调查员说，“所以，不要再抱怨年轻一代不懂规矩。”

大商场里的礼貌程度跟小商店大体相仿。在沃尔沃斯的悉尼分店，出纳员Reena对每

一位顾客都笑容可掬，很热情地向我们道谢。但是在米兰的一家小乐器店，一位中年销售员假装忙着盘点库存，冷落了我们十分钟才屈尊过来卖给我们一个吉他拨片。

在全球范围内，大约百分之七十四的店员都会道谢。大家给出的最普遍的理由是，如果你善待顾客，他们就会再次光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玩具店店主Amanda Herrera说，“经历了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之后，我不愿意失去任何一笔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