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童小说《红粉》中的女性悲剧

浅谈苏童小说《红粉》中的女性悲剧

[摘要]：苏童《红粉》从女性自身的问题中探索根源，揭示了另类女性生活的悲剧性命运。女性生存的悲歌萦绕在小说氛围中，她们对生活、爱情、命运、希望和理想的追求在镜中或明或暗的留下了遗痕。人身依附意识是女性悲剧命运根源的突出表现；自轻自贱是女性依附的主观潜意识表现；文化视野的局限也是女性走不出依附怪圈的重要因素。红粉不再是一个团体、一个宗族乃至一种文化的的象征，也可以是一种人格的化身。

[关键词]：女性悲剧；人身依附；女性形象；文化视野局限

《红粉》是苏童“先锋小说”后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新历史小说”中精致的作品之一。发表在《小说家》1991年第一期，是他以《妻妾成群》为开始的“妇女生活”系列小说的其中一篇。作品描绘的故事具有传奇色彩，选择了尘封的历史作为描写的背景，刻画出另类女性的生存境遇及悲剧命运。正如苏童自己所说的“也许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因此他通过各色女性形象，各式女性命运来结构故事情节，反映女性悲剧。苏童笔下的红粉不再是一个团体、一个宗族乃至一种文化的象征，也可以是一种人格的化身。王干认为：“综观苏童的小说，写得最好的，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是那些叽叽喳喳、聪明而又尖刻、美丽而又淫乱的女性形象。”[1]苏童以其优雅从容、纯净如水、细腻柔顺的笔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斥着糜烂、腐朽、脂粉气，但又不失温情的世界。在这些美丽沉醉的女性外衣下，我们不难看出一种女性生存的悲歌。

一、《红粉》中生动鲜活的妓女形象

妓女是指“通过性去交换物质的生存条件”的女性，与其他处于家庭伦理结构中的女性——母亲/婆婆、妻子/儿媳、女儿相比，她们是一群被社会伦理道德所放逐的人，是一群活在社会为女性所制定的道德规范之外的人。[2]一直以来，妓女被社会所放逐，走在社会的边缘，甚至被社会所唾弃，就如苏童所说：“女性是美好的，哪怕是从事着最低职业的女性——妓女，她们也是美好的。她们的不幸是美所遭遇的不幸，因而其性质都是悲剧。”

苏童的《红粉》它以中国解放后妓女改造为背景，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两个

风尘女子在新旧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悲剧生活。秋仪和小萼的性格迥然不同，在历史变迁中经历和遭遇到各自的“爱恨情愁”，但最终却同样走向了似乎早已为她们安排好的悲剧结局。

秋仪，17岁进入翠云坊，成为喜红楼的头牌，她娇艳华美却又刚烈，历经了生活和岁月的磨砺，凝聚着狂傲不宁，具有男性阳刚之气的特别质感。面对改造，秋仪选择了逃离，她从开往劳动营的卡车上跳下，回到喜红楼放火烧窑子，抢回了卖身的积蓄，寄身于常客老浦身边寻找一个最后的归宿，却终忍受不了老浦太太的侮辱和老浦的软弱决意离开，独自飘零在一个孤独的世界，无依无靠，为寻一处安身之地于是她选择遁入佛门到玩月庵削发为尼，最后在面对好友小萼的残酷背叛及亲人的排挤，选择委身嫁给了鸡胸驼背的冯老五。她逃离了改造，但同时却被生活本身改造成了韧性十足，随遇而安的妇人，情为了之际随情，情了以后既可青灯黄卷寄身尼庵，也可嫁一残疾人安分过日。秋仪的性格是刚烈，尖锐的，但又不失温情，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小萼与老浦的背叛，给她了一个无情的打击，她却只有独自暗思华年，吞食自己人生的苦果，却仍关切着老浦和小萼的境遇，在小萼独自一人带着悲夫困难的生活时，她还记得小萼是她的“姐妹”，“你不留我我也不走，我就是来陪你的，毕竟姐妹一场”。在小萼留下悲夫与他人远走他乡时，她毅然抚养了小萼和老浦的孩子。秋仪内在的温情，善良，大气与外在的风骚、刚烈同时会和在了一个“妓女”身份上，体现出“义气”和“不羁”的惊世骇俗，在这个潮湿，糜烂的氛围中散发出微弱的人性之光。

相对于秋仪来说，小萼没有秋仪的娇艳和刚烈，但年轻是她的资本。她追求享受、好逸恶劳，在面对改造时她没有像秋仪一样逃离，她接受了“改造”，在改造营里，她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从前的日子，改造完后很快和老浦混到一起，并怀上了老浦的孩子，背叛了自己的姐妹，为了享受，她彻底忘记了秋仪过去对自己的情谊，理所当然的当上了浦太太，自私性冲破了她的一切。小萼用老浦太太的六根金条把婚礼操办得极其奢华，在尽情享受奢华的过程中幸福无比，婚后在困顿的生活面前，她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和欲望更加强烈，最终逼迫老浦走上死亡之路，在老浦被枪毙后依然用她的“聪明”和房东张先生勾搭上，最后把自己的亲身儿子交给秋仪和北方男人远走他乡，就算她和北方男人走了，也不难想象她的未来！经过劳动改造的小萼积习难除，终难改变她依靠男人，追求享受的本性，对于她而言什么尊严、情谊、原则都可以抛弃，成为最典型的被物欲占据一生的

女人。

这两个女性的形象，展现了男权制社会下，女性生活的不同形态和彼此之间不可分割的命运，她们几乎都是美丽聪敏，并且带着点尖酸刻薄，甚至是被世俗唾弃的淫乱女性，但令人折服的是，苏童并没有花大量的笔墨去描写女性的外貌、神态、生活。而是通过她们的内心和外在的环境的变化来渲染女性的形象，达到刻画，演绎人物性格的目的。

二、人身依附成为女性悲剧的重要因素

正如林翠萍在评论苏童的小说说过：“正因为女性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从客体身份被动参与社会生活，她们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总是自觉，不自觉的认同主题身份的男性的意志，这种服从意识久而久之便积淀成为一种惰性的文化品格：即对男性的依附意识。”[3]在人类文明史上，自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女性边缘化和依附性的角色地位就开始被男权传统所认定和控制。经历几千年父权思想的影响和男权社会的压制，在潜意识里给处在弱势地位的女性心理造成了一种认同感，留下了深刻印痕。女性被男权社会“形成”结果，甚至使许多女性自觉被奴化、物化，甚至以此为满足，因为其男权越是温柔和驯服，就越容易受到美化和赞颂。而被吞噬和破坏的女性自我特征却遭到男权社会的丑化和贬斥。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始终还是无法获得思想上的完全独立，她们虽然叛逆过，抗争过，但她们最后还是不能不依附男人的需要，这就注定了她们的悲剧命运。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悲剧带给我们的灵魂上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小说中，秋仪和小萼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都热切地渴盼幸福和爱情，渴盼人间真情和温暖，可是她们这些欲望不是“独立、平等、自由”的，她们不择手段来满足自身的欲望，尽管如此，她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抛弃，被置于绝望和毁灭的境地，都身不由己的不同程度的扮演了悲剧角色，而这一切的根源是人身依附。

昔日的妓女秋仪和小萼在妓院被取缔后，拒绝改造，她们不相信男人不喜欢逛窑子。妓院是男性中心文化视女性为玩物的一个标志性场所，男人在妓院中花钱买女人的肉体寻欢作乐，妓女们则靠嫖客的金钱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即便社会变革可以废除妓院于一旦，却无法铲除妓院的那种文化背景在人们心理深处遗留的文化积淀，小萼、秋仪拒绝改造，迷恋烟柳生涯正是一种对男性依附意识的病态表现。她们作为女人的心灵都带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意识，在男性中心文化为她

们布置的狭窄通道上艰难地蠕动着，进行她们那可悲的人生搏斗。

秋仪逃跑后“不管怎么样，老浦应该是她投靠的一个人选”，这是她的第一个想法，她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我独立，自食其力，而是男人、对男人的依附放到了第一位。她离开老浦，遁入佛门，遭亲人排挤，终因生计困顿嫁给了冯驼子，最后她还是选择了男人成为她的依附对象。秋仪父亲的死也突出了她生活的无助感产生的衣服意识，强化了潜意识中由恋父情节转化生成的依附意思。

小萼在十六岁死了父亲而不得不去妓院谋生，在妓院这个男性中心文化的标志性场所中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求得生存。即使有机会获得成为独立的人的人体的机会时，她也会拒绝改造并依然留恋曾经的烟柳生涯。她虽然没有逃掉改造，改造时她在麻场干活产生男人的手的幻象。在改造欺瞒后，她竟然“手足无措，瘦削的脸一下子又无比苍白”，她竟然“不知道出去后该怎么办”，而且“有点害怕”，最后选择了最轻的工作——玻璃厂洗瓶子，出来后几天，就依赖老浦享受生活——跳舞、吃西餐乃至放纵性欲。和老浦结婚时那六根金条下奢阔的婚礼，逼迫老浦贪污公款满足她享受的欲望，在老浦死后抛弃儿子跟男人走了。对金钱、物质、欲望的追求，男人是她生存的希望、寄托和依附。正如文中所说“女人一旦没有钱财，就只能依靠男人，但男人又靠不住”。她们只男人是靠不住的，但又要靠男人，依赖男人，希望男人给她们带来自己想要的一切，缺乏坚强的独立精神，将自己的幸福和未来全部压在男人身上，就也决定了她们的这一次博弈，最后的结局只有惨败，而且劫数难逃。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都处于边缘地位，她们被作为男性的附庸物而存在。即使经济独立，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缔造，她们在精神和情感上也始终摆脱不了依附意识。当外界的桎梏消失后，她们仍然无法摆脱悲凉、沉沦的厄运，因为她们无法打破内心的枷锁，缺乏独立自新的坚强品格。这一思考应该说是深邃的。这些个被拒绝被启蒙，被拯救的妓女形象，真实地传达在贫困落后，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里，反映中国女性的生存处境。

三、本然的人性弱点加大了女性的悲剧性

苏童在思考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社会地位时，运用了独特的思考方式。他说：“如果要问，到底是什么损害她们，就可以说是男权社会、国家机器或者传统文化。然而大家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常常忽略了女性对自身的损害，在很多时候她们会有作茧自缚的选择”[4]。这种女性观在苏童的《红粉》中也得以体现。

我们从文中不难看到其实在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因素不仅只是传统封建文

化中女性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女性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某中本然人性弱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更加加大了女性的悲剧性。

《红粉》中秋仪和小萼，这一对红尘姐妹之间相依又妒忌的关系也让苏童写的跃然纸上，她们回想倾轧的人生景象及与之相应的生存原则，更深刻刻画出女性生存的悲剧。文中小萼对秋仪的无情背叛和秋仪对小萼冷酷犀利的鄙视，在她俩姐妹般的情感中投下沉重的阴影，在秋仪步入空门时，小萼没有找寻秋仪而是投入老浦的怀抱背叛秋仪，在与老浦结婚时也没有秋仪的参与，在面对欲望与享受时她是自私的、无情的；秋仪在小萼结婚那天没有受任何邀请，秋仪送给小萼一把伞，她已万念俱灰，咒他们早离早散！最后那把伞葬送在车轮下，发出尖锐刺耳的劈啪声，宛如谶语。

透过《红粉》，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之间互为对象的生存搏斗。她们为了能让自己得到无论是在感情、生活、物质等各方面欲望的满足和实现，取得优于同类的生存条件和地位，而不择手段，背叛、践踏。这使得讲述这群另类女性的故事，揭示这群悲剧人物命运的必然途径，变成了描绘一场把自己一样与生俱来地被置于一个女性生存的必然悲剧环境中的难友当成攻击、背叛的目标，带有传统的、陈旧意味的女性争夺生存权的悄悄的、可悲的战争。

妓女秋仪在适逢社会主义新生活的选择良机时，感到的不是跳出火坑的喜悦，而是一种面临“新生”的惊悸与敌意。因此她放弃了良机，选择跳车逃路，秋仪毫不忧郁地拒绝了政府提供的善意帮助，暗示出她对妓女生活现状的满足和依赖；当她在老浦家混日子时，通过把玩自己的细软来感受幸福，虽然那些东西是她用身子换来的，但她依然感到幸福。她“坐在床上，那些戒指和镯子之类的东西摆满了一床，她估量着它们各自的价值，这些金属就足够养她五六年了，秋仪对此感到满足。”她没有感到那些物质的代价，却觉得那是一种幸福；老浦太太侮辱秋仪时，她明知是说给自己听的，但“她不在乎，她从小就是这样，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说了也是白说”。

小萼虽然“被迫”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但结果也并未能就此脱胎换骨，在劳动营的女干部面前坦言承认自身到妓院是自愿的，她说：“我十六岁时爹死了，娘改嫁了，我只好离开家乡到这儿找事干”。当劳动营女干部问她以后想干什么时，她非常利索地回答：“干什么都行，只要不要太累人”；问她为什么不到丝厂去做工，她的回答是：“你们不怕吃苦，可我怕吃苦”。“你们是良家妇女，可

我天生是个贱货，我没办法，谁让我天生就是贱货”。改造期满后，虽然她穿这蓝卡列宁装，黑圆口步鞋，但也遮掩不住她的妓女本性。

她们注定自己有限的意识范围内体现出自身的人性弱点，自轻自贱、自茧做缚在她们身上，人们不难看出，丧失自我的可悲的妓女人格，她们失去了自我，女人只不过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

四、文化视野的局限让妓女人格在社会的边缘游走

《红粉》中的主任公逃离了革新鼎新的生存境遇，正如雅斯贝尔斯说的：“生活方式的取代并非突然发生的，当新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时，旧的生活方式的巨大突破最初必然无力反对旧势力，因为旧的生活方式的内聚力尚未枯竭，过度时期是悲剧地带”。[5]小说的历史背景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新旧社会的过度时期。“每一种社会阶级与社会性别的组合看待娼妓问题都有不同的参照点；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位置，娼妓问题对于不同的阶级和性别组合也呈现不同的意义”。[6]社会在要求它么改造，但社会文化视野的局限却支持了她们继续堕落，成为女性生存悲剧命运的一重要因素。社会要求她们改造，但社会又不接受她们，她们依然在社会的边缘游走。

那些革命军人和干部形象让人忍俊不禁。他们各个和蔼可亲，各个虚情假意，在他们眼里，秋仪、小萼这些女性似乎不属于被欺凌被侮辱的阶层，因为他们不但不给予应有的阶级同情，甚至公开表示鄙弃。秋仪从车上逃跑时，年轻军官用山东话骂出的那句不堪入耳的脏话：操不死的婊子。劳动营的干部和小萼谈话是用“阶级姐妹”来定位并帮教，干部的帮教不地是从阶级的角度出发的，从心底她们是看不起这群劳动改造中的妓女的；当小萼收到秋仪带给她的“太妃夹心糖”时，小萼剥了一块糖笑着让长官吃糖时，士兵皱着眉扭转脸去，“谁吃你的糖？也不嫌恶心。”事实上，来自于帮教组织的此种歧视，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她们的疏离感，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她们的继续堕落。

秋仪在老浦家，老浦太太的侮辱及它遁入佛门后，老浦想“秋仪不过是翠云坊的一个妓女罢了”；无路可归，姑妈的犹豫轻声说：“回去也好，你做了姑子，街坊邻居都没有闲话可说了”；以及姑妈一家对秋仪明显的冷淡。这样一个社会文化人文背景下，即使她们都想改造，也将脱离改造的轨迹，社会没有给她们机会，她们始终没有将政府当作自己的拯救者，也始终没有把自身过去的妓女生涯视为旧社会的受害经历。在她们那里，革命所换取的崭新时代，仿佛是搅扰了她

们原本做妓女的宁静生活秩序，在小萼远行前，还渴望看一眼自己昔日生活过的妓院“翠云坊”，让她们悲剧的命运持续下去。

在苏童的文本世界里我们看到了红粉女子在男权中心文化的压抑与迫害下飘零如风中的落叶，她们在绝望中挣扎，在欲望中沉沦，在堕落中绚烂。作者苏童能够关照女性的生命弱点，通过人性中难以避免的陋习来反映常态下的隐蔽欲望，具有真实感。真实的再现了女性性格残缺导致的命运悲剧，用自己独特的视觉丰富了女性的历史想象，精辟的描述了浊世红颜的形象，用女性视角下的叙述话语和情调、情节并重的叙述结构为女性生存世界的勘探和裸露提供了“有意味的形式”，谱写出一曲女性生存的悲歌，它以和谐饱满的艺术表现撞击我们的心灵，引领我们穿透女性生存的表象而探究其文化意义的潜流，呼唤男性中心文化下的女性的自省，从而达到对这一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批判。故事中的女性虽然身份低微、遭际各异，但因为作者通过叙事深入的是她们文化心理结构的深浅状态，因为具有了作为女人的人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普范性。[7] 苏童用极其准确细腻的刻画手法将书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地既鲜明形象，又富有内涵。并以此为基础，将很多显示社会阴暗及丑恶的东西充分的揭示，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反映出女性生存悲剧的根源及自身的潜意识表现和文化视野下的女性，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女性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赢得更多和更广泛读者的认同和喜爱，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新历史小说”精致的代表作品之一。

注释：

[1] 《苏童意象》，《花城》，王干， 1992年6期，第15页

[2][6] 《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刘传霞，齐鲁书社出版，2007年10月第一版，第158页，第159页

[3] 《苏童小说中畸形男女关系导致的死亡意识》，王林华，https://www.sodocs.net/doc/698238422.html,/space/html/97/26097-17326.html

[4] 《论苏童小说的女性叙述之演变》刘军，https://www.sodocs.net/doc/698238422.html,/magazizne/1006-0820/2007/04/1014517.htm

[7] 《苏童研究资料》汪政何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358页

参考文献：

1、《红粉》，苏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1月第一版

2、《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刘传霞，齐鲁书社出版，2007

年10月第一版

3、《苏童研究资料》汪政何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4、《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朱文斌，新星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5、《新时期文学》，王万森熊忠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

6、《苏童：红粉的愉悦（续）》，邱华栋https://www.sodocs.net/doc/698238422.html,/5417389.html

7、《论苏童小说的女性叙述之演变》，刘军，https://www.sodocs.net/doc/698238422.html,/magazizne

8、《苏童小说中畸形男女关系导致的死亡意识》，王林华，

https://www.sodocs.net/doc/698238422.html,/space/html/97/26097-17326.html

灵魂叙事在路上_苏童短篇小说述评

［收稿日期］ 2011－03－25［基金项目］淮安市社科类研究项目，项目编号：C －11－20。［作者简介］马 燕（1981－），女，江苏沭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第33卷第7期2012年7月哈尔滨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ARBIN UNIVERSITY Vol．33No．7Jul．2012 ［文章编号］ 1004—5856（2012）07—0104—05灵魂叙事在路上 ———苏童短篇小说述评 马 燕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淮安223003） ［摘 要］苏童从关注人性的角度，从精神层面和灵魂的深度方面创作了一系列既具可读性又颇令 人深思的短篇小说。文章从苏童创作的源泉、内容和关注点方面入手，阐述苏童的灵魂叙事。 ［关键词］苏童；短篇小说；灵魂叙事；人性［中图分类号］ I207．427［文献标识码］ A 读苏童的短篇小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 是一幅浮世绘。苏童的短篇很多， 据统计有一百二三十篇之多，并且还在源源不断的有新的作品问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苏童就有《桑园留恋》、《U 形铁》、《仪式的完成》等作品引人瞩目；90年代以来， 苏童的短篇小说收获颇丰，从《像天使一样美丽》、《回力牌球鞋》、《什么是爱情》、《樱桃》、《美人失踪》、《把你的脚捆起来》，到《表姐来到马桥镇》、《红桃Q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海滩上的一群羊 》、《巨婴》、《你丈夫是干什么的》、《奸细》、《开往瓷厂的班车》，篇篇不俗；进入21世纪，苏童又奉献给我们《白雪猪头》 、《人民的鱼》、《点心》、《骑兵》、《哭泣的耳朵》、《桥上的疯妈妈》、《手》等作品，都获得好评。 尽管如此，批评界仍然对苏童的中长篇小说关注的比较多，而没有给予他的短篇小说以足够的注意。虽说苏童的作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中长篇奠定的，但其实在研究苏童的创作时，他的短篇小说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苏童自己也很痴迷于短篇小说，他在《我的短 篇小说之“病”》中说 ：“大学时代我曾迷恋于契诃夫、 高尔基、海明威，三人的创作风格可谓风牛马不相及，但契诃夫和海明威的短篇集使我分别领略了古典的灰暗、细腻、沉重和现代的简洁、明朗和个性化的技巧，至于高尔基的早期短篇小说， 它们的流浪者情绪其实极易俘虏文学少年的心。”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苏童对短篇的喜爱由来已久，而他从其所迷恋的大师身上也吸收了很多终身受益的养料。 几乎每年苏童都有一些短篇作品发表在各大文学刊物上。近几年来，就有《私宴》、《西瓜船》、《二重唱》、《冬露》等，从质量来说，毋庸置疑是好的，洪治纲在《小说的全面探索和再度开拓》一文中，就对苏童2004年发表的《私宴》做了很好的评价，他说：“像苏童的《私宴》，作者借助一个老同学间的春节聚会， 将成长中的内心隐痛与当下现实中的精神失衡巧妙地糅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异常广袤的历史空间。……苏童的独到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叙事通道，将我们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的经济霸权者的内心欲望，引入到成长记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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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萧红对中国文学及历史的贡献 发表时间：2009-06-26T14:47:16.200Z 来源：《戏剧之家》2009年3月第3期供稿作者：葛洪伟[导读] 萧红是现代中国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说她伟大，是因为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一百多万字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萧红是现代中国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说她伟大，是因为她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一百多万字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穷人和女性作为外视角，落在作品的题材、人物和故事上面；而作为内视角，则表现为作者的道德立场、思想和情感的倾向性。萧红完全自觉地站在受难的穷人和妇女一边，暴露权势者，反抗“男权中心社会”，控告世界的不义。但是，当她批判穷人和 妇女的愚昧和残酷时，那充满愤怒的目光中，却又是含了哀悯的。她清楚地知道，使穷人和妇女的人性劣质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立场上，她作了必要的倾斜。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燃烧在那里面。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女性视角的运用，需要具备自觉的女性意识或女权意识。比如张爱玲，虽然在她的小说中，也有不少女主角，但是在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唯一的。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悲剧紧贴着她的肉身。她的大小作品，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原始激情”。萧红的这份激情，无疑地同她敏锐的感觉有关，其中突出的是痛觉。正是持续的疼痛，使她的情绪和情感，带上了一种苦难性质，故而在颜色、比重、速度、形态方面有了异常的改变。她把所有这些主观的东西，在自由叙述中重新植入被创造的世界，从而深化了她的悲剧主题。她那部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生死场》就是鲜明的一例。《生死场》写于1934年。萧红二十来岁在哈尔滨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大约半年之内占领了东北全境，萧红作为难民离开东北往内地跑。1934年萧红和她的伴侣萧军来到青岛，萧军在这里写《八月的乡村》，《八月的乡村》是直接写抗战活动的小说，萧红在这里写《生死场》。两本书写完之后就寄给了鲁迅。鲁迅看了很欣赏，经过不太长的周折就帮他们在上海出版了。书出版的时候，萧红萧军本人已经到了上海。“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抗日情绪非常强，不太夸张地说，全国都在关注东北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大家把注重点都集中到了作者的独特身份（东北人）、作品的独特地域（东北）和独特情绪氛围（抗日）上，两部小说都被定位为抗日小说，两位年轻的作者一下子名声大振，享誉全国。《生死场》就以这种方式得到了广泛传播。 笔者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生死场》一共七八万字，如果看成八万字的话，前面的三分之二大约五万多字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九·一八”之前的十来年，约1921年前后，这个时期东北两个村庄的老百姓是怎么样过日子的，怎么样地生病，怎么样病了没钱看医生，怎么样地死亡，怎么样贫穷得养不起孩子只能把孩子摔死……全是写的这种东西，这是前面三分之二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写老百姓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切的人生感触。萧红作为一个难民逃到了关内，回望备受异族蹂躏的故乡和比平时更加苦难深重的父老乡亲，她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作品应该担负起某种与时局有关的责任，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谴责和控诉，表达一个具有亡国之忧的人收回故土的愿望。另外，萧红在学习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受到萧军、舒群、金剑啸这几个人的影响。舒群、金剑啸都是共产党员，萧军也是左翼倾向很明显的人。他们的影响也会使得萧红的创作有时候主动向左联的文学主张靠近。于是我们看到，她笔下的这帮普通老百姓，他们生老病死的过程突然发生了某种变化，日本人占据村庄以后，他们的生活便多了一个内容：反抗日本人。在写作中，萧红大胆地打破传统的写实的方法，而采取一系列颇类现代主义的手法，主要表现在内倾的、断裂的、碎片化的处理上面。她的《生死场》并不像写实主义小说那般的将生活系统化和戏剧化，它们是反完整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彼此间并没有廊庑相连。故事无中心，无主角，甚至于无情节。没有一个人物是支配性的，支配的力量惟在命运的逻辑本身。《生死场》之后，萧红已经成为一位具有鲜明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家。在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因为民族战争的兴起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政治代替文化，救亡代替启蒙，阶级性代替人性，宣传代替艺术，在这种语境的支配之下，萧红作品的价值不可能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教科书里，她书中的丰富的人性内容和非主流倾向被遮蔽了。作为存在者，萧红有理由无视所谓的“文学史”的存在，而仅仅属意于她的文学，它的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人道主义与自由。这是最高的，因而也是最为宝贵的文学品质。她对文学和历史的贡献也是独一无二的。责任编辑王庆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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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 【摘要】萧红在其作品中，几乎写了女性所经历的一切人生苦难，不论这些女人的身份、遭遇有多么不同，但其悲剧命运都是相同的。萧红正是通过这些女性的悲剧，向残忍的、不公平的社会提出了强烈控诉，为广大女性喊出了内心的冤屈与悲愤。本文将着重分析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 【关键词】女性悲剧命运男权中心社会根源 【正文】 中国古代在性别伦理上形成的男女相生相依及男尊女卑的观念，究其文化根源，则在于原始农耕经济的宗法血缘的根基。在以得力的农业劳作作为基本生存条件的情况下，自然把农业劳作主体——男人推倒家或家族关系体的重心位置。尽管在家庭发展史上，确曾有过女性重心时代，但这样的时期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而结束，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经济生产权利就是决定一切的权利。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形成男尊女卑的两性伦理。在强大的夫权阴影的笼罩下，女性的精神触角长期处于萎缩状态。以婚姻为边界，以家庭为天地，形成了女人被严格限制的空间，与世隔绝久了，被动顺从便成了女人的“天性”。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女性主体意识也逐渐在沉睡中复苏。但是，“儒家伦理道德在女性身上体现的二律背反现象也作用于女性自身，使中国女性在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解放的自觉性方面整体的迟钝于西方女性。中国女人在成长过程中被规定的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身份中，前两种主要处于‘女从’地位，熬到母亲地位时有了翻身得解放的感觉，她们在儿孙辈那里可以找到压抑久矣的精神释放的突破口，所以她们格外看重母亲的地位与权利，尽管这是维护男权社会利益的地位与权利。中国文学中的恶婆婆形象，从女性深层心理看，就是这种地位与权利扭曲张扬的表现。”①在封建社会漫长曲折的发展进程中，除了少许几个女性在女性解放道路上作过反思，甚至挣扎，其余多数女性则墨守成规。“纵观中国女性解放走过的道路，中国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突出表现主要发生在‘五四’和新中国成立时期，都是借助于男性领导的政治力量进行的。”②“五四”

浅论苏童新历史小说的美学追求

浅论苏童新历史小说的美学追求 郭　莹 (浙江大学,浙江　西溪　310028) 摘　要:苏童在对现实和历史的追寻中完成对生命存在的深切关怀,运用丰富的意象和隐喻,营造颓废的气息、朦胧神秘的气氛,形成了自由感伤的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的形成与苏童童年的生活经历、江南地域文化特征以及中外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苏童;美学风格;意象;感伤 中图分类号:I 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40(2007)02-0048-03 收稿日期:2007-02-16 作者简介:郭莹(1982-),女,山东淄博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苏童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非常优秀的先锋派作家,他的新历史小说为当代小说的叙事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更广阔的空间,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他的小说直面被遮蔽的生存状态,揭示人类灵魂深不可测的无限可能性,在历史和现实的追寻中展示独特的生命姿态,在传达生命的原欲,逃亡和死亡等意识时也显示了他对生命的执着追寻。他善于运用丰富的意象和隐喻,在小说中营造颓废的气息、朦胧神秘的气氛,形成了自由感伤的美学风格。 一、意象空间的营造 苏童注重运用富有诗意的意象来构筑小说的意义空间,与其小说精致细腻,舒缓优雅的叙述语言相融合,在幽怨婉转,气韵流通的叙事结构中,营造出独特的朦胧神秘的氛围和诗化意蕴。他是一位“靠想象创作”的小说家,“苏童的想象是创造性的,是心灵化的。想象和激情激发着他的写作,在心灵与世界之间架设着一座座彩虹般的浮桥。”[1] 意象的营造最能显示一个作家虚构与想象的才能。苏童的小说往往能够在细节、环境、人物的社会关系中制造出一种强烈的色调或者梦幻般的氛围,这样的写作具有强烈的想象性特征,它使作家的思想往往含而不露,包裹在其中,富有理性的表达力而又富有感性的渗透力。 苏童的小说像诗歌一样充斥着大量的意象,这些意象以其各自的所指使小说形成一个独特的象喻空间。它们一方面是推进故事情节发展的构成故事链的一个必需环节或中介,一方面又是作家主体的理念与情感的载体,具有隐喻、象征的色彩和预示、暗示故事结局的意义。苏童小说中的一些意象象征了人物的生存环境,主要的两个核心意象是街道和河流。苏童在他的小说中曾不止一次的描摹着 “街道”与“河流”,这两个绵延的意象在文本中环绕,成为苏童思想的载体,也成为文本中人物的特定生存环境,映衬着人物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如此深情地描摹我出生的香椿树街,歌颂一条苍白的缺乏人情味的石路面,歌颂两排无始无终的破旧丑陋的旧式民房,歌颂出没在黑洞洞的窗口 里那些体型矮小,面容委琐的街坊邻居。”(《南方的堕落》 )这种狭窄、肮脏的街道己经成为苏童一个固定的心理意象出现在文本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琐屑、粗俗、无聊,在此街道上打发自己的生命,发生在这里的故事都充满了罪恶、残暴、肮脏。 苏童还营造了承载着死亡、病态或者某些神秘感应式的内蕴意象,并且努力使这些意象与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构成一种对应关系。如《妻妾成群》中的“箫”、“井”,《红粉》中的“伞”,还有己经在《婴粟之家》中出现的“猫”这一意象,刘素子终日以“猫”为伴,“猫”还构成了刘素子和翠花之间的一场冲突,这一意象在他后来的城市生活小说中频繁地出现,这是值得我们玩味的,它的出现决非随心所欲,而是有意为之。“猫”被认为是一种孤独、冷漠和无情的动物,它的频繁出现也许正是对个人主体精神世界那挥之不去的孤独荒凉之气的预示。 苏童善于在小说中编织总体的隐喻性意象空间,使小说在整体的故事空间内弥漫着诗性因素与诗化特质。小说中飘逸出绮丽与诡异的诗意想象,故事的核心总是有个忧郁的孤独的灵魂在游荡。这颗游荡的孤魂,有时跟随且附着在端白身上陪伴他走下皇帝的宝座而登上江湖艺人的走索道;有时它跟随陈宝年和五龙们从村野涌入城市,以饱含忧伤的眼光观察他们的苍凉人生。《妻妾成群》中对陈家 8 4山东电大学报 2007年第2期

苏童“红粉系列”小说中的病态女性形象

论苏童“红粉系列”小说中的病态女性形象 摘要：苏童在“红粉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病态女性形象，本文依据心理学上的观点，分别从依从型、攻击型、离群型三种神经质性格，来分析她们病态的心理特征和表现，进而探究苏童擅写病态心理的原因。 关键词：苏童；红粉系列；病态；童年；女性 苏童“红粉系列”小说包括《妻妾成群》、《红粉》、《一种妇女生活》和《另一种妇女生活》四部小说。因这四部小说均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红粉》是其中的力作且篇名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因而评论界以之命名，称这四部小说为“红粉系列”。在这个系列的小说里，出现的大都是一些在心理上呈现病态的女性，更确切地说是一群具有“神经质性格”的神经症患者。心理学家卡伦.霍妮认为，“所谓的神经质性格，是一种对自己无信心、对他人多怀疑、对环境充满忧虑与不安的异常性格”[1]，她将所发现的各种神经质，按性质分为三类，每类代表一种性格。依据卡伦.霍妮对神经质人格的分类，并结合苏童小说中这些病态群体的具体表现，将这些病态女性进行类别化分析，并进而探究苏童擅写女性病态心理的原因。 一、依从型病态女性形象 依从性格：指个体缺乏独立，强烈需求别人的关爱，依赖别人情感支持的性格；在表面上是亲近人，而在潜意识中却是借依从消除

焦虑感[2]。这里所说的依从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依赖，适度的依赖并不是病态，也不成为神经质的性格，尤其对女性来说，适度依赖常被视为小鸟依人，惹人怜爱和疼惜。依从性格的人，表现出的则是过度地依赖别人，只有依靠别人才能感到安全和继续生活下去；他们表面上看是在依赖人，心理上却是对人的一种极端的“占有”，当你不能满足她的要求时，她便会极度痛苦。 在《红粉》中小萼和秋仪同是妓女出身，由于解放以后政府对妓女进行改造，于是两人便被送到劳动训练营，秋仪途中跳车逃跑，小萼便开始了劳动改造的旅程。从小依赖于秋仪的小萼感到无所适从，“她想起秋仪，秋仪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如果她在身边，小萼的心情也许会好得多。这些年来秋仪在感情上已经成为小萼的主心骨，什么事情她都依赖秋仪，秋仪不在她就更加心慌。”[3]小萼在心理上习惯了依赖别人，不能独立的生活。在劳动营里她因为缝不完三十只麻袋而要上吊自杀，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她一个人时总是暗暗的哭泣，总是感到生活的灰暗无光。“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小萼被告知劳动改造期已满，她可以离开劳动营回城市去了。小萼听到这个消息时手无足措，她消瘦的脸一下子又无比苍白。” [4]她对于新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惧的，害怕一个人面对陌生的生活。从这些可以看出小萼对于男人的依附已经过度。她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并以悲剧收场，这与特殊社会环境、家庭背景有关，但她的这种依从性格是造成老浦和她自己苦痛的最大原因。

浅论萧红《呼兰河传》艺术特色

浅论萧红《呼兰河传》艺术特色摘要：“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民国四大才女、鲁迅眼中最优秀的女作家-----萧红，以其作品中悲喜交杂的情感基调，刚柔相济的语言风格，以及独特的写作视角的运用在文学史中独树一帜。作品通过自己对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的风土人情和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它在艺术形式上是比较独特的，虽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者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厚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回忆式”的巅峰之作。 关键字：散文化诗意回环复沓儿童视角 前言：《呼兰河传》绝非高屋建瓴，接地气的真实感至深至切。无论是萧红笔下的呼兰河畔，还是呼兰河畔的萧红，都以其特有的外在形式与内在灵魂使读者尾随萧红回望童年的寂寞，重奏时代的悲歌。她以自己的女性之躯跋涉过漫长的道路，以女性的目光一次次透视历史，达到了对历史、文明以及国民灵魂的了悟。 一、散文化的写作风格 “它是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她的作品不同于传统的叙述模式（开端、发展、高潮、结局），

而代之以一种便于传达情感体验的主观、随意、散漫的叙述模式，使叙事成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抒情服务。【2】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 全书采用信马由缰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 全书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写的就是中国大多数人的普遍生活，是整个社会的风俗。 散文化的语言和结构，就决定了小说的基调是娓娓道来而非紧张急迫，是忧郁低沉而非活泼轻快。萧红有意淡化情节，淡化故事性，“没有贯穿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3】小说由三大板块组成，前两章介绍呼兰城的风土人物，自然风光等概貌并重点描绘了几

论萧红的悲剧意识在女性形象中的反映

论萧红的悲剧意识在女性形象中的反映 广州第九十一中学黄晓丹 内容提要： 萧红小说有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识。一生坎坷的遭遇使这位才情出众的女子的笔致比别人多了一份冷然与凄美，应该说，其自身悲剧性的人生经历，与其作品中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在最初的创作中，萧红便开始了对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的关注，她以先觉者的姿态抒写着人类苦难的命运。而历次生活的变故，使得萧红将思考的核心放在了对妇女命运的探索。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简约清丽的文字中揭示人世间的灰暗和丑恶，鞭挞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感慨生的艰难和无奈，抒写着女性的悲剧和人类生命的悲剧。 关键词：萧红小说悲剧意识女性形象 萧红，她的一生，是坎坷寂寞的，自她踏上文坛之日，就已经背负着沉重的人生枷锁。正是这不公的现实、坎坷的遭遇和磨人的孤寂，让这位原本就才出众的女子多了一些沉思，使得她的笔致比别人多了一份冷然与凄美，使得作品字里行间显露出深深的悲凉之感。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简约的文字中揭示人世间的灰暗和丑恶，鞭挞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感慨生的艰难和无奈，抒写着人间种种饱含苦难的悲剧故事。 萧红的创作中隐隐有鲁迅的风骨，凭一枝笔反映当时中国真实的社会，不粉饰，亦无颓丧，魅力经久不衰。《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反映当时中国各个层次人群生存状态的作品相继从她的笔端流淌。而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她笔下多灾多难的女性。 本文试探究萧红小说悲剧意识在女性形象中的反映。 1.“女人的天空是低的”——女性悲剧的命运 多数的女作家笔致是纤巧细腻的，而萧红的作品，给人感触最多的是冷然与凄美，她曾说过：“女人的天空是低的。” 的确，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中，女性的地位是从属于男性的，她们作为“人”的价值注定被无情地践踏。萧红作为一个女性，她饱受男权社会之苦的人生体验几乎影响着她的全部创作。她擅长于将自己悲剧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融入作品中，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不仅关注着女性由经济压迫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更集中审视和批判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给妇女造成的不幸和伤害。因此，萧红小说里的女性悲剧具有人性的深度和普遍的意义。

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精选)

男权文化中的女性生存的悲歌 ——浅谈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本文从苏童小说文本入手，细致分析苏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此洞悉苏童小说中女性在男权文化中的生存状态，解读苏童小说中女性对男权的依附意识，可以看出苏童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反思，表现出可贵的对女性生存的探索精神。同时苏童小说中女性的悲剧起源是:一方面,他承认男权社会对女性悲剧形成的外部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他更关注女性自身所具有的弱点。在苏童笔下,我们看到的是女性之间相互残害和女性对男性的盲目崇拜。正因为这两个特点,才使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充满了悲剧色彩。 关键词：苏童小说、男权文化、女性形象、女性生存的悲歌 在当代文坛，苏童是小说界的一个多面手。在80年代末他就以先锋化的写作姿态占据了文坛的一席之地，随后他笔触切入中华深厚的历史云烟之中，以其睿智的思考和天才的想象拨开历史迷雾，重建历史的想象，赢得文坛的一片喝彩。但最为令人惊叹的莫过于他对于女性的强烈关注和独特想象，创作出一系列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因此被小说界戏称为“红粉杀手”。苏童通过对女性世界的描摹与观照，来表现女性哀苦悲凉，缱绻细腻的风骚与艳情。苏童的这些小说汇聚了许多在以往当代文学创作中未曾有过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充分地表现了女性所特有的性别意识，各自不同的现实欲望与冲动以及灵魂浮出历史地表的振颤与悱侧动人，这应该是当代文坛的一大奇观。一个男性作家在文坛女性主义文学己初露锋芒，而许多男性作家的创作遭受女权主义大加讨伐的写作背景之下，却仍然义无返顾地去构筑他想象中的女性世界，这首先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同时更需要有对女性的热情关注以及独特理解。 在先锋小说家中，苏童以出色建构故事的才能，弥补了先锋文学文本艰涩难读、理念过强的弱点。苏童不仅开拓了当代文学的想象视野，还表现出超越传统写作的审美姿态，显示出他自己的写作特质。而对女性命运与生存境遇的关注，正是苏童小说的特质之一。苏童善于写女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红粉》中的小萼，也许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苏童通过对众多女性形象的塑造，描绘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悲惨命运。这些女性有电影演员、戏剧名角，有旧式家庭深居阁楼的女人，也有弄堂里活灵活现带着大蒜气味的少女，有青春萌动期的女孩，也有妓女、尼姑等，其形貌美丽，各有其动人之处。其中，经历坎坷的旧时代女性，是苏童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她们的经历虽不尽相同，但在人生舞台上演出的均是一幕幕悲剧。颂莲、织云如愿以偿嫁入豪门，却自饮苦酒，并未享受到安逸幸福的生活;娴、芝、箫把自己的未来都寄托在男性身上，而最终又以男性对他们的背叛为悲哀结局;小萼、秋仪在新旧两

王安忆谈短篇小说创作

王安忆谈短篇小说创作 王安忆一直很谦虚地说，她写短篇小说不行，没有这个天赋，比起苏童、迟子建和刘庆邦他们差远了。但从1970年代末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以来，三十年来王安忆不间断地也已发表了一百二十余篇短篇小说，这原本可以作为一名作家三十年间观察这个世界的注解，但王安忆摆明了要和这风云变幻的三十年保持一定的距离——小说中的时间流逝非常缓慢，空间也总是那拒绝变迁的上海弄堂和淮北农村。 相对于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在中国注定是更加的边缘，这令作为上海市作协主席的王安忆也徒叹奈何。不过让她欣慰的是，四卷本“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最近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完整地收录了她从1978年到2007年创作的所有短篇小说。 不在短篇小说中宏大叙事 阅读您四卷本的短篇小说集，感觉小说中时间的流逝非常缓慢。 王安忆：这和我写作一贯的观念有关。在我的写作中，我不太着意时代的变迁，正相反我更乐意在小说中刻画时间流逝中不变的故事。 不变的故事有哪些？ 王安忆：很多，比如在我第一阶段的写作中，写过一对小男孩和小女孩，十多年过去了，这样的形象依然出现，还有弄堂。多年来，这样的故事我一直在写。 所以，读者很难在您的故事中寻找到时代的蛛丝马迹。 王安忆：这种情况可能在短篇中特别明显，我很难会去写革命性的事件。不过着意去看的话，还是有一些时代痕迹的，比如第一卷中，我就用了不少当时的时代语言，这些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作品是我所有创作中跟现实联系最强的一部分。这可能跟我那时候写作刚刚起步，还很难将现实和虚构完全拉开有关。但是，短篇小说对我个人而言，更像是小品，我在内心深处好像不敢给短篇太大的任务。巨变性的事件、深刻性的思考，我都很难将其置入短篇小说中。 同样，这些小说主要发生在两个地点——上海的都市和当年插队的农村，读者在这些文字里也看不到都市的繁华和农村的变迁。 王安忆：这可能是因为，我的短篇小说更加主观性。其实看我的中篇和长篇，你很难看到我对某一个人感觉、直觉、感官的描写，但是我在短篇小说里赋予文字主观性。这可能是，我对短篇小说无措的一个所措吧。 时间的凝固，空间的缓慢变迁，所以感觉您的短篇小说缺少戏剧性。 王安忆：这和我个人气质与写作方式都有关系。短篇小说的篇幅不够我开采宏大的戏剧，本来我的写作中戏剧性的东西就比较弱，如果篇幅再限制的话，根本就无法发挥。似乎铺垫还没有完呢，就已经结束了。这就是我对短篇小说很发怵的地方，它对我的限制蛮致命的。所以，就个人写作习惯，我很难在里面做宏大叙事。 因为缺少戏剧性，所以您的短篇小说中也很难看到传奇。 王安忆：即便有也都做得很生硬。 印象中，《弄堂里的白马》可能是个例外，这部短篇可能是个都市传奇。 王安忆：但也是外在的传奇。我一直好奇，苏童或者博尔赫斯他们的想象力怎么那么丰富，在这么一个小篇幅里描绘的故事如此多姿多彩。

浅谈萧红的写作艺术与风格

浅谈萧红的写作艺术与风格 因为《三月小城》，我相识了萧红。 因为她那凄凉的爱情故事，我有了看看她作品的心思。 因为既婉约清新而质朴刚健的文字，我看到了一个与悲惨命运截然不同的萧红文字世界。 从细腻豪放的《生死场》到率真坦诚的《商市街》，再从诙谐讽刺的《马伯乐》到平淡深挚的《呼兰河传》。不能不说，萧红是一位能驾驭各种风格的女才子。各式各样的风格中都有着一股子呼兰河畔的味道，下面就来慢慢品品这种独特的韵味。 大多数人的眼中，萧红是一位柔弱的女子，写得东西大多是些细细碎碎的美文。但其实她也有刚劲豪放的时候，胡风曾在《生死场》的后记中就写过“你要死灭吗”是全书的高潮，这是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带光。可见，既刚健又婉约的文段在萧红的文字中还是有的。再看其中一个群众宣誓的画面“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敲了桌子两下，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这简直是一幅线条粗犷奔放、劲健有力的木炭画，又不禁使人联想起珂勒惠支的版画，可以说是一种“力”的艺术，其中充溢着一种不可抑制的感情力量，在奔放，在冲击，在跳跃！不仅仅人被描写地不可抑制，连场面的景物都激荡了这种力量，“畅明流动的天光，房周垂曲的大树群，即将被当作祭礼牺牲的老山羊，四脚倒挂，哀鸣不止，红布方桌，火焰颤动，烟雾缭绕中。”作者成功地运用粗犷的充满激情的笔触，勾勒出动态的景色。以情观景，绘景见情，情景交融于浑然一体中显示出“钢戟一挥”的气势和力量。小小女子，竟用简短地文字给了我如此大的震撼，尤其是生与死的震撼，她的文字中没有那么多刻意的技巧，反到多了些真实和质朴。她真正地用心写作，写实在的人，写出许多像她的祖父那样善良却不幸和悲哀的人。不是隔岸观火般虚构，而将满怀的情感注入，化作独特的情调，如写月英这个美丽女人的悲哀一生，充满了同情的笔调，尤其将月英男人的丑恶行径与月英的孤立无助做对比，更看出萧红是加入了自己浓浓的个人情感，第一次的为情所伤，带给她的悲伤情绪显然也被带入了作品。在《呼兰河传》中，她与祖父快乐的后花园生活，也被真实的展示了出来。”一次，“我”将后园的玫瑰摘下插到祖父草帽上，祖父不知，进屋后祖母看见，大笑不止。这样真实欢乐的场面恐怕只有在祖父这篇中才能见着了吧。就是这样简简单单，才更加吸引了读者的眼光吧。萧红的作品不仅仅真实创造人物、自己心爱的人还真实自我，用一种勇于表现真实的态度，写下了自传性的《商市街》。尤其经典是她自己在饥寒交迫的时候，看到旅馆别的房间的门上挂着“列巴圈”,她萌生了“偷”的念头。萧红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自己当时的心境，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而后又因为没有了柴火不得不向房东借柴火，由于不好意思张口，他们只好写了一张字条去求借。她总在自己身处难堪的时候，往往写出了自己内心感受最真实的东西，所以很能打动人。她对自己的感情从不隐瞒、从不文饰，这一点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萧红就是萧红，有着她独特的萧红体。这是没有人能够模仿的。她那注册商标式的优美简洁，在人们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她面对着自己的第二任男人萧军，恐怕是再熟悉不过了。都说对于越亲近的人来说，描写他的外貌必然是绰绰有余的长篇大论。且看萧红眼中的萧军“颧骨很高，眼睛小，嘴大，鼻子是一条柱”。仅仅十五字，便有棱有角，形神兼备了。远远超过那些冗长的篇章。以上这对萧军外貌的描写还不算什么，在散文《雪天》中有一段对话： 军：“饿了吧？” 红：“不饿” 军：“够不够？”

剖析萧红小说中的女性悲剧形象

Z HONG GUO NONG CUN JIAO YU 萧红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她文学的生命却生生不息，她在有限的创作时间里，留给了我们太多的回忆、感慨和震撼，萧红所创造的文学价值也留给了世人越发掘越耀眼的光辉。 一、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一）生的坚强、死的挣扎 《生死场》体现了萧红的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书中对女性的命运，能折射出在那样一个特定时代的生存环境里，生与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女性的身体上，小说从女性生育所受的痛苦写起，既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环，又能从人的本性出发，要承受虐待以及自己不忍生活产生的扭曲心理，自残折磨到死，真是让女人受尽了世间的痛苦。 萧红在作品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关于女性生与死的世界，让我们深切的感受着女性存活的不易，所承受的极大的苦痛，得不到任何的理解与包容，这简直是对人生的灾难的描摹。原本正常的女性，在那个黑暗的扭曲的世界里，难逃命运的捉弄。最后沦为不堪的人生奴隶。无法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在那个男权大过天的社会，她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着。 （二）隐形的封建残害 《呼兰河传》里王大姐做姑娘时，像一棵灿烂的大葵花，都夸她将是兴 家立业的好手，可她毕竟也是个普通 的女儿家，人们发现她与磨倌冯歪嘴 子同居，没有通过明媒正娶，在那个封 闭落后的时代人们曾经的赞美之词在 一夜之间全都被推翻了，更难以接受 的时冷眼嘲笑，和那不堪入耳的恶毒 的话语。她有什么过错？怎么就成为了 众矢之的。每天承受着精神的莫大的 痛苦，终于在寂寞冷眼中死去。 这群在贫穷困苦中挣扎的女性， 被恶心摧残着，周遭的一切不成文的 规定还在前方设法地继续折磨她们， 面对她们的不幸，她们难以挣脱伦理 的束缚，只能成为这个社会低廉的牺 牲品。王大姐，小团圆媳妇，她们的生 命从升起到陨落，不断地受着封建的 迫害，这一张无形的巨网，让她们承受 灾难的同时毫无回天之力地接受命运 的摆布。 （三）负重的情感、压抑的生命 《小城三月》是萧红最后一部作 品。它是对人情感方式的一个历史检 验，对其“剪不断，理还乱”的隐微心理 的追求与探索。尤其是一向具有含蓄、 婉致而代表了传统文化品格的东方女 性，对于这一心理现实的挖掘使作品 也可以说是对作者萦绕不去的寂寞氛 围的一个梦幻情节，其中女主人公的 文化品格及其悲剧意味是值得我们深 入思考和发掘的。 这部作品是萧红唯一部与自身情 感世界距离较近的作品。翠姨多愁善 感、情感世界细腻又丰富，有着文化素 质、但又受教育极少，这似乎决定了其 悲剧命运的性格基础。家境看似宽裕， 母亲有对其较为溺爱，而她的母亲又 是一个性格孤僻，心理封闭的一个人， 这也奠定了她成长路中的不稳定因 素。使她的青春注定会带有悲剧色彩。 在这个普通的爱情故事中，没有爱与 被爱，这是最让人心寒的，一生坎坷的 萧红在翠姨的形象中倾注了自己的孤 独与悲切。 二、萧红的创作个性 （一）生存环境 萧红是在充满民族危机的30年 代登上文坛的，她以独特的目光审视 这周遭的环境，在她犀利的目光下，一 切都无处躲藏，她自然地把这么都融 入到她的作品当中。这一切都跟萧红 的出生环境大有干系，她在辛亥革命 爆发的时代，自小就在家庭教育的熏 陶中沐浴着新思想，等她成年以后,便 流亡到上海,这是她文学创作阶段中的 重大转折，在这时期萧红夫妇结实了 鲁迅这位文学巨匠，在新文化先驱的 关怀下,萧红精神上有了很大转变，但 剖析萧红小说中的 女性悲剧形象 孙畅 56 2018第08期下(总278期)

浅论苏童笔下红粉们悲剧人生的根源

浅论苏童笔下红粉们悲剧人生的根源 摘要：当代天才作家苏童，以他的细腻笔法刻画了一群红颜薄命的悲剧女子。这些女子在苏童的“红粉小说”系列里演绎着悲惨绝望的人生。笔者认为苏童的用意不是在宣扬他的男人主义，本文将通过《妻妾成群》、《红粉》、《另一种妇女生活》和《米》来分析苏童小说中塑造的与众不同的女性，探索红粉们的生存意识和爱恨交织的情感纠葛和人生悲剧的根源。 关键词：红粉悲剧根源男权主义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与男性作家相比，女性作家似乎在刻画女性形象，描写女性心理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如张爱玲，譬如王安忆。但在新时期文学中，苏童是不能被忽视的名字，在描写女性作品中，他能让人过目不忘。《红粉》、《妻妾成群》等被称为苏童创作的“红粉小说”系列。“红粉”成了苏童笔下女性的代名词。他以细腻而冷漠的笔调，描述了红粉们的悲剧人生：或疯，或死，或被抛弃。笔者试图从红粉的生存意识开始探索深藏在她们内心的想法，揭开红粉们的神秘面纱，浅论造成她们悲人生的根源。 一、爱恨交织——红粉的悲剧人生 红粉们几乎都有着饱满的生命情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都热切地渴盼幸福和爱情，渴盼人间真情和温暖，但她们这些欲望不是通过自己的奋斗、努力，与他人建立在平等、独立的基础上，而是在损害、侵犯另一个女人的生存权利下进行的。于是她们的争风吃醋就像战争一样，充满了血腥。苏童就是这样让他的红粉们为了负心的男人，为了虚荣的生活争斗不休，爱恨交织。 （一）相随相伴，形影不离，本是同根生；互帮互助，相知相怜，同是天涯沦落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颂莲和梅珊迅速成为好朋友，一方面因为彼此的命运有相同之处，另一方面是她们都有对男性的依附意识。因而她们的互帮互助在旁人看来不过是为了取得男人的欢心。表面看来，苏童似乎是在向我们重述一个千百年来封建大家族妻妾争斗的故事。然而联想她们各自的出身，一个大学生与一名戏子，因一个日渐衰退的男人与另一个女人明争暗斗，让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苏童就是描写这样匪夷所思的故事，让读者去猜测他的用意。但我们不难看出陈宅这么地道的封建家庭里要取得生存的机会就得按老办法——依靠男人，惟有他们的宠爱、他们的赋予，女性才有了生存的依靠，而作为女性可以说已丧失求生的能力。她们的情谊似乎只是一时的情感冲动，而无所谓天长地久。正因此,长期的互相倾轧,封建压制，加上矛盾的冲突、理想的消亡……结果导致自己的人格失落、精神失常而走向“死亡”。她们不同于王安忆笔下的王绮瑶和蒋莉莉，最初是为了追求两个人的共同梦想，她们最初因为男人，最后也因为男人，梅珊私通被投井，颂莲“兔死狐悲”疯掉了。 《红粉》里的情如金兰的秋仪、小萼姐妹，她们十多岁就当了妓女，受尽男人和整个社会的欺凌歧视。相似的命运让她们姐妹情深。旧社会消亡后，她们失去了生存的依托，但她们的情谊经历风雨后依然没有改变。相对梅珊和颂莲为了男人结盟，秋仪和小萼的情谊更多是建立在同时见证命运变迁的基础上。苏童并没有让他的红粉们折射出时代的生活，她们所展示的大多是人物本身的本性内涵。她们一起经历苦难，这样的情况在今天甚至今后同样会出现。人生难得好姐妹，几世的情缘也未必能修得今生的情同手足。另一对简家酱园姐妹，相濡以沫在一起度过了大半辈子光阴，很小的时候她们就父母双亡了，一直都是姐姐简少贞在照顾妹妹简少芬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但是姐妹俩彼此间的依附也达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妹妹在姐姐的控制之下无法获得正常的婚姻生活，由于无父的缺失状态姐姐为了保护妹妹，不允许她相信任何人，简少贞认为只有她才能够给妹妹一个安全的依靠。她们之间同时处处充满着矛盾，她们自相戕害似乎不需要任何外力，就足以造成心灵世界的百孔千疮。 （二）男权主义，使她们彼此伤得体无完肤。 红粉们爱的不多，恨的却不少。她们有对社会的恨，有对无情男人的恨，更有对彼此化不开的恨。世人都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此话一点也不假。卓云为排除异己,教唆下人暗地里用恶毒的方法诅咒颂莲,费尽心机抓住梅珊私通的事实,她恨所有跟自己分享丈夫的女人。娴与母亲相互贬贱对方，“谁是贱货？你也是贱货。卖了家业在楼上藏男人,你才是不要脸的贱

苏童小说创作总目(1983——2006)

(邹旗辉搜集整理） 苏童小说创作总目 （1983——2006） 长篇小说 米《钟山》1991年第3期 我的帝王生涯《花城》1992年第2期 城北地带《钟山》1993年第4期－1994年第4期（连载）紫檀木球（武则天）《大家》1994年第1期－第2期（连载） 菩萨蛮（碎瓦）《收获》1997年第4期 蛇为什么会飞《收获》2002年第2期 中篇小说 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收获》1987年第5期 你好，养蜂人《北京文学》1988年第4期 罂粟之家《花城》1988年第5期 平静如水《上海文学》19889年第1期 舒农或者南方生活（舒家兄弟）《钟山》1989年3期 妻妾成群《收获》1989年第6期 已婚男人杨泊（已婚男人）《作家》1990年第4期 妇女生活《花城》1990年第5期 女孩为什么哭泣《时代文学》1990年第5期 红粉《小说家》1991年第1期 另一种妇女生活《小说界》1991年第4期 南方的堕落《 离婚指南《收获》1991年第5期 十九间房《钟山》1992年第3期 园艺《收获》1992年第6期 刺青时代《作家》1993年第1期 民丰里《啄木鸟》1994年第4期 肉联厂的春天《收获》1994年第5期 三盏灯《收获》1995年第5期 灼热的天空《大家》1996年第6期 群众来信《收获》1998年第5期 驯子记《钟山》1999年第4期 桂花连锁集团《收获》2000年第2期 短篇小说 第八个是铜像《青春》1983年第7期 我向你走来《百花园》1983年第8期

老实人《百花园》1984年第2期 江边的女人《青春》1984年第4期 空地上的阳光《青年作家》1984年第4期 近郊纪事《青年文学》1984年第7期 一个白洋湖男人和三个白洋湖女人《青年文学》1985年第1期 石码头《雨花》1985年第6期 白洋淀红月亮（乡村一夜）《钟山》1986年第1期 门《湖海》1986年第1期 水闸《小说林》1986年第2期 祖母的季节《十月》1986年第4期 青石与河流《收获》1986年第5期 北墙上那一双眼睛《广州文艺》1986年第7期 流浪的金鱼（金鱼之乱）《青春》1986年第7期 岔河《作家》1986年第8期 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上海文学》1987年第2期 桑园留念《北京文学》1987年第2期 黑脸家林——一个人短暂的历史《解放军文艺》1987年第2期 有三棵椰子树的地方《西湖》1987年第3期 后院的紫槐和少女《广州文艺》1987年第3期 北方的向日葵（徽州女人）《湖海》1987年第5期 算一算屋顶下有几个人（暧昧的关系）《钟山》1987年第5期 蓝白染坊《花城》1987年第5期 故事：外乡人父子《北京文学》1987年第8期 丧失的桂花树之歌《作家》1987年的8期 遥望河滩（飞鱼）《奔流》1987年第11期 环绕我们的房子《雨花》1988年第2期 U形铁《雨花》1988年第2期 午后故事《雨花》1988年第2期 乘滑轮车远去《上海文学》1988年第3期 水神诞生《中外文学》1988年第3期 死无葬身之地《中外文学》1988年第3期 一无所获《小说界》1988年第5期 怪客《作家》1988年第5期 祭奠红马《中外文学》1988年第5期 伤心的舞蹈《上海文学》1988年第10期 杂货店的女人《时代文学》1989年第2期 仪式的完成《人民文学》1989年第3期 逃《青年文学》1989年第3期 棉花地，稻草人《青春》1990年第4期 狂奔《钟山》1991年第1期 我的棉花，我的家园《作家》1991年第1期 吹手向西《上海文学》1991年第2期 像天使一样美丽《小说林》1991年第6期 木壳收音机《人民文学》1991年第7－8合期

浅谈萧红小说中的人文情怀

浅谈萧红小说中的人文情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萧红以《生死场》的发表，闯进了中国文坛，同时显示出了不平凡的才华。萧红是一位体验型、情绪型的极富才华的现代女作家。1936年初，鲁迅曾称誉萧红说：“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冰心一样。” 为什么萧红的小说不仅在三十年代初出现就拥有广泛的读者和影响，在流传四十年之后，人们又愈见耀眼的艺术魅力，而且在国外的影响，也愈广泛，引起了国际上中国新文学研究家的重视？这是因为：萧红是一位有鲜明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的作家。萧红小说主题，往往“力透纸背地表现了此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理想爱情的艰难曲折的心灵历程，并随之而来的幻灭的痛苦，由此反映出了时代的黑暗。尤其，萧红小说中所体现的独特的人文情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萧红怀着深重的悲悯情怀描写着这群“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的人们，对于生命价值的极度麻木与轻视，展现了一片赤裸裸的生与死的荒原。这种生命的麻木状态在萧红的精神体验中被赋予悲凉的色调，它在作品中被作家以象征性隐喻的手法一一点出：“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盖伏下，像是一颗大型的菌类”，“也许她的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这里显然不是关于形体丑恶的描述，而是指涉着人以动物的方式支配生命的特征；“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被折磨到臀下蠕动着白色的蛆虫，牙变成绿色，这里同样不仅是个人悲剧的描写，而是某种“生命溃烂”的象喻；“老马走进屠场”，这里意味着一个象征性的行为过程，即人（两脚行走的动物）的命运和归宿正如同那走向屠场的老马一样，“因为一切过去的年代规定了它”。人的百年孤独的生活的洞门是“斑斑点点的血印”，人们正从这里出出进进，老王婆“好像自己踏在刑场了”。正因为她感着了这残状，才在其后显出不同于别人的冷漠、怪异，这是感悟了生命残酷的自我放弃与嘲弄 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角度来比较，萧红的确与在她以前的作家不同，她不是写“问题小说”，而是从人物性格出发；她没有冰心那样的心境来宣传“爱的哲学”；她也缺乏冯沅君的爱情小说的缠绵悱恻，吟唱着“恋爱路上的玫瑰花是血染的，爱史的最后一页是血写的，爱的歌曲的最终一阙是失望的呼声。”但是却还没有摆脱反封建包办婚姻。庐隐虽然也曾注目社会题材，但是她的主人公大半自命“我是一个最脆弱的人”，感情不能战胜理智，因而，温文尔雅而流于纤弱；凌叔华则“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丁玲的“莎菲型”女性，则是带着强烈时代感和叛逆意识的新女性。当然，萧红更不类于此。萧红的小说，与她以前的女性作家相比，题材有所突破，在风格上则以“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著称，给人以一种清新的感觉。 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萧红小说正是以其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的文体风格在我国现代文坛上独占一隅，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