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教权与法国王权之间的关系
14世纪前后中世纪教权与法国王权之间的关系
摘要：14世纪是法兰西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亦是罗马天主教会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双重特性决定了法国王权与教廷教权之间势力的消长。双方经历早期的妥协与合作并于本世纪迎来多次正面交锋，终以法国王权对教权的绝对胜利而宣告结束。教会的阿维农之囚是中世纪罗马教廷教权衰落的重要标志。在原本天主教会势力盘根错节的欧洲，这一发展态势注定对未来数世纪西欧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罗马教权法国王权阿维农之囚14 世纪
在阿尔比战争结束后的13 世纪上半叶，罗马教廷与法国王室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平衡和妥协。当时由于海峡对岸的安哲文帝国对法兰西国家的战争威胁日益迫近，法兰西王室的各项战争准备已迫在眉睫。战事频仍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王室的财政负担。为了缓解王室的财政压力，法国国王把矛头对准一向享有税收豁免权的西多会修道院。冲突迅即在腓力四世国王与时任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之间爆发。对于罗马教廷而言，继之而来的是14 世纪漫长的“阿维农之囚”阶段。总之，关于中世纪盛期法国王权与罗马教廷教权之间的关系演变，我认为在现实层面两者处于永恒的纷争状态。本文主要剖析14 世纪前后法国王权与教廷教权之间的关系，并且我认为正是这一阶段的政教
关系为未来数世纪天主教会的历史发展定下了基调，并由此深刻影响着西欧社会整体的历史进程。
一、历史性的妥协
1198年，当英诺森三世继任教皇职位时，摆在他面前的督
教欧洲绝非是一个平静的世界。这位中世纪最伟大的法学家教皇在推行教会改革这一宏伟蓝图时，不得不寻求与世俗国王之间的妥协。此时，无论法国王室还是罗马教廷都面临着更为棘手的问题亟待处理。这时候，法国国王腓力二世的压力主要来自海峡对岸正在崛起的安哲文帝国。另一方面，12 世纪末的罗马天主教会亦是危机重重，严重的世俗化现象向天主教会各个角落的广泛渗透已然使其积重难返。特别是以卡塔尔教派为代表的天主教异议教派在南部法国等地强劲的传播势头，正在撼动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权威。因此当英诺森三世在12 世纪末继任教皇职位时，消除天主教异议思潮的影响并重振天主教会昔日的声望，成为这位法学家教皇必须担负的当务之急的使命。
由此可见，在12、13 世纪之交的西欧，无论是罗马教廷还是卡佩王朝的法国都因更加迫切的其他事务之牵制而自顾不暇。特别是罗马教廷更加岌岌可危，它正面对着遍及欧陆的天主教异议思潮不断向天主教会权威发起挑战的现状。因此，13 世纪初法国王权与教廷教权之间能够保持一种表面的甚至堪称历史性的妥协与平静。
二、权力平衡的打破
法国王室与罗马教廷之间势力平衡的打破根本上应当追溯至
13 世纪初的阿尔比“圣战”。在阿尔比战争中，罗马教廷主要凭借的
是北部法国天主教贵族的力量。这场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大屠杀以对法兰西王室绝对有利的战后安排宣告结束。总之，从阿尔比战争后的各项事务安排看，法国王室力量在战后乘机得以扩张，它实际控制了南部的广大地区，且为统一的法兰西国家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阿尔比战争的结束恰恰预示着教权的式微。总之，阿尔比战争中法国王室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战后卡佩王朝对南部地区的实际
控制，从客观上削弱了教权和天主教会在该地区的影响。13 世纪上半叶卡佩王朝王权与罗马教廷教权之间权力平衡的打破，注定了教廷在14 世纪遭遇更加悲惨的命运，这鲜明地体现在“阿维农之囚”一事上。
三、教权与王权的正面交锋
伴随法国王权与罗马教廷之间权力平衡的打破，卡佩王朝法国开始奉行扩张主义政策，这使得法国国王与教皇之间在14 世纪遭遇多次正面冲突。冲突最初由限制教廷在法国境内的征税权引发，在关于圣殿骑士团问题的争议中达于顶峰，最终以教会的“阿维农之囚”宣告结束。教皇与法国国王在这些问题上的争执，为14 世纪法国王权与教权之间的关系谱写下不和谐的音符，这种局面对罗马天主教会的不利影响远远超过了对法国王权的影响。
四、14 世纪法国王权的胜利
尽管早在1305 年克莱蒙特五世就已继任教皇职，然而迫于法国王室的压力他迟迟未能移居罗马，并最终于1309 年将其寓所确定在罗纳河畔的南部法国城市阿维农，开始了教会历史上的“阿维农之囚”。
阿维农教廷延续至1378 年教会大分裂前，在这期间所有的七位教皇都由法国人担任。由于与金雀花王朝之间在争夺领土方面的绵延战事，法国国王在整个14 世纪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为形势所迫，圣殿骑士团问题成为法国国王缓解财政困境的权宜之策，圣殿骑士团是教廷的一个军事修道团，因长期的税收豁免权而聚敛大量财富并且在法国拥有庞大地产和财富。通过在圣殿骑士团问题上的新一轮较量，罗马教廷最终屈服于法国国王腓力。
五、结语
综合全文，在中世纪盛期特别是14 世纪前后，法国王室与罗马教廷之间在征税和圣殿骑士团问题上的矛盾，致使双方冲突迭起、纷争不断。教廷与法国王室在14 世纪频发的正面冲突无疑会给天主教会带来立竿见影的致命影响。“阿维农之囚”后教廷的一蹶不振正是这种影响的显现。对此，英国史学家戈登·勒夫指出：“1305 年教皇被流放至阿维农降低了其行动自由——它寄人篱下于法兰西土地上以及接踵而至的法国人教皇必然赋予其更加受限的特征”。14 世纪法国王权对于罗马教廷教权的胜利也将对西欧天主教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从中日关系中看待理性爱国
爱国热情与理性爱国—正确看待中日关系的发展 考点：（1）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2）1937-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3）中日台湾问题；（4）战后日本经常援助中国（如汶川地震）；（5）2011年日本9级地震引发海啸、核泄漏事件。 理性爱国：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2010年9月7日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相撞以来，人们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格外的关注。想了不少老问题：例如，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 从近年来的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来看，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不仅受到中日两国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而且也会受到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因素的影响。日向认为，影响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因素很多，但简单说——既有许多有利因素，也有不容忽视的不利因素。 从有利因素方面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史表明，尽管两国关系在发展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是对立，但友好合作始终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主流。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应从两国关系存在的有利条件中去寻找双方相互依存的可能性，在当前维护和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其有利因素有： 第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苏联解体，两极体制崩溃，世界正处于新旧体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国际形势演变的明显特征是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和发展经济成为各国和国际关系中的重点，同时，包括中国、东盟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不断崛起。虽说美国成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由于世界多极化、大国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相互制约作用的增强，其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正趋于下降。随着时代的变化，亚太地区的关系和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中国、韩国、东亚各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前内部混乱、软弱可欺的状态，中俄之间相互接近，日俄关系有所改善，中韩建交，整个亚洲出现了政治相对稳定、经济高速发展的局面，也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 第二，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依然将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中日经济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由原来的贸易为主，发展为由贸易和直接投资为主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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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中的人权保护》 摘要：“要切实通过司法活动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全面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如今公正和效率已经成为各级人民法院在二十 一世纪的工作主题，而要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就必须在司法活动中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二十一世纪，人权已受到空前的尊重和更好的实现，近年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也将保障人权作为工作的重点，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的现象，严重侵害了公民应有的权利，对此，笔者将就司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在司法活动中如何保障人权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 关键词：尊重和保障人权刑讯逼供非法拘禁 一、人权的概念及历史发展 所谓人权，就是人在其所生活的社会，
特别是国家中所应当享受并得到充分保障 与实现的各种权益。充分享有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 人权的实现是同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分不开的。它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扩展其范围与丰富 其内容。在古代，人就应当享有各种权利，但是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人们享有的实际权利是很少的，那时候也只能有“朦胧的”人权意识。以自由，平等，人道为其重要内容的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逐步发展和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取得成功以后才出现的。此后，它经历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后一个很长的时期 里的人权，其内容主要是人身人格权利以及政治权利与自由，它的诞生与确立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主要标志。第二阶段主要是受十九世纪初开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影响 和推动，以苏联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权利宣言》和《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第三阶段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对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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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人与自然关系概述 自然是人类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自然,人类就不能呼吸空气,如果没有自然,人类就不能饮水,那么,人类就将灭绝。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就是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双方组成的矛盾统一体，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人由自然脱胎而来，其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必然要通过生产劳动同自然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现在的自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然，而是到处都留下了人的意志印记的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人化自然”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越来越密切。人与自然之间客观上形成的依存链、关联链和渗透链，必然要求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自觉地接受社会规律的支配，同样要自觉地接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促进自然与社会的稳定和同步进化，推动自然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的。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总是要不断地否定自然界的自然状态，并改变它；而自然界又竭力地否定人，力求恢复到自然状态。人与自然之间这种否定与反否定，改变与反改变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如果对这两种“作用”的关系处理得不好，特别是自然对人的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自发性，这种自发性极易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失衡。此外，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作用具有双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如果人类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自然规律，恰当地把握住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能不断地取得改造自然的成果，增强人类对自然的适应能力，提高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如果在对自然界更深层次的本质联系尚未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一定层次上的某种联系尚未把握住的情况下，改造自然，其结果要么自然内部的平衡被破坏，要么人类社会的平衡被破坏，要么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破坏，因而受自然的报复也就在所难免。恩格斯曾就此告诫过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恩格斯还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变成沙漠为例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人类与自然界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又影响改变着自然，而自然反过来又通过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耗竭等对人类产生负面影响，制约人类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的是人类文明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的和谐状态，到农业社会的、局部的、阶段性的不和谐，再到工业社会的严重失衡。今天，人类社会表面上的繁荣进步背后，人与自然的矛盾正在日益积累：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消费迅猛增长，而自然资源正在迅速减少以致枯竭，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废弃污染物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环境容量，有限的生物圈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已经不堪重负。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大面积的酸雨沉降，一些地区洪水肆虐，另一些地区干旱成灾，华夏席卷沙尘暴……这一切都昭示着以往作为被征服对象的大自然开始向人类宣战，开始显示其被动地制约人类发展的一面。而今，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在现代科技的基础上走上新的和谐状态；继续对自然肆无忌惮地改造和征服，使之服务于人们眼前的利益，人与自然的矛盾将迅速激化，进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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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日两国于 1972 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多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其中如何认识侵略历史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现在，中日双方把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就一定能够开辟中日关系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历史认识；平等互利；睦邻友好 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目前，中日关系已成为发展最快、交流最广、受重视程度最高的双边关系之一。但勿庸讳言，在中日两国多年来的交往中，也出现了与“友好、合作”这一主流不协调的支流。它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了使中日关系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消极因素进行探讨，以便寻得解决的办法。 （一）历史认识问题 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伤害了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仅在 90 年代以来，日本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令人义 愤填膺。而且回想起侵华日军在我国南京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惨无人道地杀害了 30 多万无辜的中国人民，对这一铁的事实，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竟说，这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1990年 11 月 10 日)。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于 1994 年 5 月 3 日会见《每日新闻》记者时也有类似的言论。他们的这些狡辩虽然遭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广泛批评，但由此也可见日本极少数人歪曲 历史已到了不顾事实、指鹿为马的地步。 1994 年 8 月 12 日，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进行了过去那场战争。”他还说：“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不应当只认为日本坏”。这种颠倒黑白的诡辩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试问：既然日本不想发动侵略战争，为何要向国外派遣军队 ?日本侵略军仅在南京一地就屠杀了 30 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难道这就是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福”吗?难道中国人民还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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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权与宪法的关系 摘要：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终极价值。本文讨论宪法与人权的关系，认为宪法通过宏观上控制国家权力和微观上规定基本权利的内容，形成有机的宪法人权保障机制。虽然人的权利是天生所有的，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它明确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宪法是应有人权向法定人权转化的必要和中心环节。同时，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它规定了国家的最根本的问题，避免公权力对基本人权的侵犯。 关键词：宪法，人权保障机制，人权保障条款
前言： 历史地看，宪法对人权的保障突出宏观上的国家权力的控制到微观上的正面规定基本权利的转变。我国宪法与现代宪法有暗合之处，但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所以本文旨在探究宪法和人权关系的基础上，探究我国的人权保障情况。 一、人权理论的历史演变 什么是人权，中外学者界定不一。有的学者认为：人权的原意是指某种道德观念或价值观念，因而它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有的学者认为：人权即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人民主权原则经宪法确认之后，人民即国家的主权者，自然应该成为享有人权的主体。有的学者指出应从三个层次去揭示人权的内涵：首先，人权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属于应有权利的范围，是指作为人应有的权利。其次，人权就实质而言，是国内法管辖的问题，又是一种法律权利。最后，人权还必须是一种实有权利，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利。美国伦理学家A·格维尔茨认为，人权是指一种狭义的权利，即主张权。这种权利的结构可以理解为：A由于Y而对B 有X的权利。它包括五个因素：（1）权利的主体A，即有权利的人；（2）权利的性质；（3）权利的客体X；即权利指向什么；（4）权利的回答人B,即具有义务的人；（5）权利的论证基础和根据Y。在这五个方面，都充满了学者的争论。另外一位美国学者科斯塔斯·杜兹纳认为：“人权”是一个复合的范畴。人权有时指人，有时指人的自然性，与人道主义思潮以及其法律形式密不可分。还有学者认为人权只能在道德
人与自然的关系论文
诚挚贡献一点论文与大家共勉呵呵 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又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法论。自然辩证法是科学技术哲学主要内容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哲学学科。它是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产物，因而具有文理交叉或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特性。因此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看待与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非常客观与必要的。 自然辩证法的主要研究内容有：自然观（关于自然界的总的看法，包括自然界辩证发展的总图景及其规律性、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等）、自然科学观（关于自然界的总的看法，包括自然界辩证发展的总图景及其规律性、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等）、自然科学方法论（于研究自然界运动、变化规律的一般方法论）、自然界各种物质形态和科学分类问题、数学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人类科学思想的历史演变问题、自然辩证法的产生及发展问题等等。 在自然辩证法中，人的本质就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自然，在广义上指具有无穷多样性的一切存在物，与宇宙、物质、存在、客观实在等范畴同义，包括人类社会；在狭义上指与人类社会相区别的物质世界，通常分为非生命系统和生命系统。被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界，通常称为“第二自然”，或“人化自然”。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统一的。《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存在，天地万物与人，同为自然整体的一部分，相互之间存在着感应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感应，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相互制约；就自然整体而言，天、地、物、人，都遵循着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节律而在变化着，对这个整体统一的节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总体上呈现为差异一体的状态。这就是说，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是统一体内的差异关系，不是主奴关系，不是对立的两极存在，人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体，也并不具有征服与支配自然的权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然的世界”是“人在物质环境中的存在”的概念，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概念，而不是脱离人的、被人作为观察对象的概念。那种被人作为观察对象所涉及的东西，不仅是物理学中的“宇宙”，而且是哲学中的“人也在其中的自然世界”。 第二，自然世界必须人化，具有人的属性。因为，哲学是人对自然世界的探求，，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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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历史学考研真题答案及详解（完整版） 一、单项选择题：1～20小题，每题2分，共40题。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1.下列考古学文化中，与后来游牧文明有密切关系的是 A。马家窑文化B。红山文化 C。仰韶文化D。屈家岭文化 2.整合儒学，结束经学今文、古文之争的汉化学者是 A。董仲舒B。刘歆C。郑玄D。许慎 3.科举考试中的糊名、誉录制度确立于A。唐代B。北宋C。南宋D。金代 4.元代“也里可温”一词所指为 A。基督教B。摩尼教C。伊斯兰教D。犹太教 【参考答案】A 5.明太祖朱元璋称：“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其中“五府”为： A。监察机构B。司法机构C。军事机构D。宦官机构 【参考答案】C 6.关于中国近代史开端有多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始于明末的学者是 A．范文澜B胡绳C。蒋廷黻D。郭廷以 【参考答案】D 7.致使中国领土被割占最多的不平等条约是 A。中俄《瑷珲条约》B。中俄《勘分西北界条约》 C。中俄《北京条约》D。中俄《伊犁条约》 【参考答案】A 8.民国前期的国会政治结束于 A。皖系军阀执政时期B。直系军阀执政时期 C。临时执政府执政时期D。奉系军阀执政时期 【参考答案】D 9.下列作品中，以解放区土地改革为主题的是 A. 《小二黑结婚》 B. 《荷花淀》 C. 《暴风骤雨》 D. 《红旗谱》 【参考答案】C 10.20世纪60年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是 A。英国B。联邦德国 C。瑞典D。法国 【参考答案】D 11.完全统一以色列部族和犹太族为一个王国的是 A。雅各B。扫罗 C。所罗门D。大卫 【参考答案】D 12.古代印度社会中，军事贵族属于 A。刹帝利B。婆罗门 C。犬舍D。首陀罗 【参考答案】A 13.成功释读罗塞塔碑文，奠定埃及学基础的有
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
论文摘要：个人的自我价值是个人作为客体对自己的需要的满足。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不是个人的自我价值，而是个人作为价值主体对社会价值的占有和享用。每个人都应该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的自我价值的高度统一，并且努力使个人的社会价值大于个人的自我价值。 个人价值问题是决定青少年个人追求导向的重要问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人们通用的价值观点（以下简称“通用观点”）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这种“通用观点”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人们的价值观产生着误导。 一、价值关系中的主体和客体是确定的 在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中，“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是个人的社会价值”。这里的个人是价值的客体，社会是价值的主体，价值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同样，在“雷锋”与“社会主义中国”的价值关系中，雷锋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是雷锋的社会价值，这里的“雷锋”是价值的客体，“社会主义中国”是价值的主体，价值是雷锋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 还是在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中，“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就应当是社会的价值。这里的社会是价值的客体，个人是价值的主体，价值是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同样，在“雷锋”与“社会主义中国”的价值关系中，“社会主义中国”对“雷锋”的尊重和满足应当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价值。这里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价值的客体，“雷锋”是价值的主体，“社会主义中国”对“雷锋”的尊重和满足是价值。 在一个确定的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中，“通用观点”认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是个
人的社会价值，个人是价值的客体，社会是价值的主体。同时又认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是个人的自我价值”，个人也是价值的客体。“通用观点”把“贡献”与“索取”两个相反的价值关系的客体都说成了个人，把“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中本来是主体的个人当作了客体，丢掉了作为客体的社会，显然是错误的。 二、价值的确定和归属 价值的确定者是主体人。客体不是价值的需求者，并且作为客体的物也没有判断的能力。所以，价值不是由客体来确定的。主体人是价值的评价者、确定者。可见，“人是一切价值的尺度”是有道理的。正是由于作为主体的人们的需要各不相同，评价价值的标准各不相同，对价值的追求各不相同，所以，也就形成了人们的不同的价值观。 价值属于客体。价值作为积极作用是由客体发出的，是作用于主体的。但是，价值的归属不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在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中，“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是个人的社会价值”。这里的价值的客体是个人，价值的主体是社会。责任和贡献是由个人履行和做出的，是作用于社会并由社会享用的。所以，这个价值属于客体的个人，责任和贡献是个人的社会价值。还是在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中，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应当是社会对个人的价值。这里的价值的客体是社会，价值的主体是个人。尊重和满足是由社会作出的，是作用于个人并由个人享用的。所以，这个价值属于客体的社会，尊重和满足是社会对个人的价值。在一个确定的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中，“通用观点”认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是个人的社会价值，责任和贡献属于客体的个人，是正确的。但是，同样在这个确定的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中，却认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是个人的自我价值。这就把本来属于客体的社会的价值，归属于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人，显然是错误的。
中日关系论文1500字左右
论中日关系发展 在21世纪，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虽出现过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还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 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当然，80年代中日之间也存在摩擦：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8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1.历史认识问题是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足,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的反复, 不利于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2.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对台湾实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台湾情结”。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日美同盟的巩固，日本出于战略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台湾问题越来越关切，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有日益突出之势。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3.近几年，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争执。去年，两国因钓鱼岛归属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军事矛盾，双方互不相让，也引起两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关注。中国境内频繁出现抵制日货的行为，两国关系也仿佛到了冰点。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对中日关系展望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
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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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们的胜利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的话深刻而耐人寻味。其中提起“胜利”一词，我不禁遥想到古今中外的历史。那些曾经让人热血沸腾的金戈铁马和疆场搏杀，而在征服与被征服之间，多少家国兴与亡，血与火中杀出了人类的历史。从这个角度去反思恩格斯所说的“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时，我便想到这“胜利”的惨烈，更让我诧异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究竟是如何走到如今这水火不容般的地步，以至于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而自然又针对我们的每次胜利都给以报复。 回溯我们的进步历程，会发现在那些所谓“胜利”的背后，潜藏着自然报复带给我们的种种灾厄，它们或急或徐的酝酿着，成了人类一个个胜利背后不断蔓延的阴影，最终甚至盖过胜利本身的积极意义，让原本辉煌的胜利成为笑柄。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最早进入城市化的国家，经济与工业快速发展。1900年，英国城市人口比重提高到75%，实现了高度城市化，经济中心实力凸显。然而，在创造辉煌工业文明的同时，潘多拉的魔盒也悄然开启。自十九世
纪开始，英国伦敦每年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被烟雾笼罩，“雾都”之名由此而来。然而直到1952年12月以前，伦敦市民们还并未认识到这种反常现象的危害。一家位于伦敦的成衣品牌甚至以“伦敦雾”来命名，以此标榜彰显其品质，于是伴随着“胜利”衍生却超出人类掌控的灾厄就这样静静的酝酿。在1952年12月3日，微风习习，阳光普照英伦三岛，人们恨不得在这样可爱的天气里带着苏格兰格的小毯子和斗牛狗去乡间野外喝下午茶。12月4日，一股巨大的高压气旋中心自伦敦西北向东南移动，凉风渐止，乌云盖日，相对湿度为82%。12月5日，雾锁伦敦，悄无声息的杀戮由此拉开序幕。当时伦敦冬季多使用燃煤采暖，市区内还分布有许多以煤为主要能源的火力发电站。由于逆温层的作用，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粉尘等气体与污染物在城市上空蓄积，引发了连续数日的大雾天气。不久伦敦市民便对毒雾产生了反应，许多人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发生哮喘、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病人明显增多，进而死亡率陡增，据史料记载从12月5日到12月8日的4天里，伦敦市死亡人数达4000人。12月9日之后，由于天气变化，毒雾逐渐消散，但在此之后两个月内，又有近8000人因为烟雾事件而死于呼吸系统疾病。最早发起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是最先获得对自然界胜利的国家，也最先承受了自然界的怒火，然而人类并未因此勒住疾驰的步伐，同样的自然界也在暗中筹划它的报复。
浅谈基督教对中世纪西欧的影响
浅谈基督教对中世纪西欧的影响 吴丽红 10020126 摘要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形态，至今仍对西欧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回溯以往，可以看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对西欧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文学等各方各面都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基督教在人们最绝望的年代中产生，从精神上拯救了人们，带给人们希望，也在物质上给了人们一定的慰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也为中世纪的全面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关键词中世纪；基督教；西欧；贡献；禁锢 漫长的中世纪，许多人都将“黑暗”作为它的标志。而基督教神学统治就是这个标志的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基督教作为一种观念形式，几乎统治了整个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对西欧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起源 基督教产生于乱世之中，在基督教产生和发展的前期，罗马帝国奴隶制制度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逐渐走向瓦解，生产力倒退，全国普遍出现物资匮乏和道德沦丧的现象，民不聊生，社会上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各阶层的人民都有不满，特别是底层劳动人民，他们找不到通往幸福的道路，眼前只有一片黑暗，无法摆脱的贫困和苦难，使他们迫切地需要“心灵鸡汤”的滋润。于是基督教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应运而生。这大大起到了抚慰人心的作用，人们普遍地寄希望于来世，向往天堂，向往那个没有饥饿，没有贫困的另一个世界。“这样，‘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脑中唤起共鸣。’使信仰和跟随的人越来越多。”【1】随着基督教势力的越来越大，基督教神学统治正式登上西欧的历史舞台，并对当时的西欧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贡献 中世纪西欧是一个宗教狂热的时代，除了少数信奉犹太教的人之外，天主教国家几乎人人信教，接受教会洗礼，成为天主教徒，从生到死都和天主教发生密切关系。不可否认的是，这样高度的宗教认同也为中世纪西欧带来了一些益处。 在社会生活方面，基督教教会中的重要人员如教士，修道院里的人还有全教会的施济活动总是频繁地开展着，大大减轻了许多穷人的生活压力，在加之基督教的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每个世纪都会有乐意为穷人做主的君主出现，愿意给穷人经济上或法律上的援助，这无疑大大减少了穷人的苦痛。另一方面，本着博爱的精神，教会对病人也照顾有加，不但会直接看护病人，而且还鼓励政府多建医院，造福群众，多行善行，积善功。这无疑是病人带去了福音。另外，在奴隶制普遍的时期，基督教却提出了解放奴隶的口号和要求，“基督教在罗马世界之反对奴隶制度，固然全由于其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讲解学习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与社会的关系是人生活动的基本关系，个人与社会息息相关、相互影响和制约。人类生存的基础是社会生存，个人与社会不可脱离，并通过社会交往而使生命延续，孤立的个人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样，脱离个人的社会也是不可能的，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活动给社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 总起来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离开了个人也就没有社会；个人是社会的个人，个人是社会关系中的存在，没有社会也同样没有个人。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生活动的基本关系，个人与社会息息相关、相互影响和制约。人类生存的基础是社会生存，个人与社会不可脱离，并通过社会交往而使生命延续，孤立的个人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样，脱离个人的社会也是不可能的，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活动给社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 个人和社会概念的相互规定性，反映的是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现实的相互依赖性。其中，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马克思这一包含着丰富思想的论断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即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脱离了社会，任何个人都不能生存和发展。换句话说，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对社会的内在的需要。 个体对社会的依赖性，首先是指人作为一种最社会化的动物，其个体在需要的层面上有着对他人和社会的依赖性。个体需要生活于某种人群共同体中，与人共处和交往，受人尊敬、被人信任，等等。 但是，我们不能将个人对社会的这种需要理解为人的纯粹本能性的东西，因为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特别是高级动物也有合群的需要，甚至能够组成有着某种内部分工的“社会”。我们讲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主要是指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依赖性或需要。这种社会条件，归根到底是作为生产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手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们要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从事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而劳动又必须使用一定的生产工具。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把个人与他人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了交往和通过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发展。人们的交往和关系要求通过一定的语言符号来实现和表达，这又促使人类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总之，人只有在一定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中，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工具和思想文化工具才能生存和发展。因而，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性，说到底，是个人对一定的物质工具和文化工具的依赖性。在这里，
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思考
中日关系是今天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洲和世界拥有重大影响的中日两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因素。但是遗憾的是，2001年中日关系中再次发生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李登辉访日问题等严重损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事件。同时，在经贸领域也发生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重的贸易摩擦；在安全合作方面双方互不信任，彼此警惕。那么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将会如何呢？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就指出，“要把帝国主义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也明确地表示，“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地友好下去，这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共同的，没有冲突”，“中日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又指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应该说，这个口号三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更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是中日双方提出来的。”[1](P.231) 2000年5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日本“2000中日文化观光交流大会使节团”主要成员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推动两国友好合作不断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2](P.3)显然，江泽民关于中日友好的论述，同党和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关于中日友好的论述和见解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关于中日友好的指导思想所作出的新发展。其中，特别是“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这句话告诉我们，不管中日两国关系中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曲折和风波，甚至一时影响到两国人民之间的情绪，中日两国人民要求“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殷切愿望和发展趋势绝不会出现根本的改变；只要抓住了“两国人民的友好”这个根本，就可以相信任何企图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最终是不会得逞的。 （ 良好的中日关系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日本起着很大作用，既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又是引进资金技术的重要来源。同时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周边，也必须搞好中日关系。因此，中国早就把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定为基本国策，并一直坚持力行。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首先在外交上，日本需要借助中国。在对美外交中要借助中国的影响。每当日美关系紧张时，日本只要加强对华关系，日美关系便缓解，日中关系是日本对付美国压力的一张“王牌”。在谋求大国地位方面，日本将中国视为其推行联合国外交的关键因素。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点放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如果得不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将难以如愿。日本的亚洲外交也需要借用中国的支柱作用，日本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东南亚问题上要发挥作用，没有中国的支持与合作都将是困难的。其次，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日本发展战略的需要。中日经济在亚洲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日两国GDP之和占亚洲GDP总和的3/4。21世纪合作的焦点是经济安全，在维护亚洲的稳定与繁荣上中日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同时，日本也需要中国的巨大市场和某些资源。再次，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日本同样需借助日中关系。目前，美国谋求单极世界，日本虽怕触怒美国不敢明确支持多极世界，但面对中俄
论自然法与人权的确立
论自然法与人权的确立 摘要：自然法对于人权的确立是一个必要的论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自然法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在我们的世界更多的被表现为一种和谐规律；而且对于人权本身来说，它需要自然法给予这种合理性的辩证。虽然这对于人权建立的整个过程来说只是一种理论基础，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如此重要，在现象与事件本身之中穿插着对于人类情感般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自然法；人权；秩序；哲学 人权的建立从来都不是那么地顺利，它的产生无疑是在一个充满困境的情势中逼迫着不自由的人们开始了他们的思维暴动。而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暴动是一种政治性思维暴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自然法对它的合理性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自然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的人权进行了一种存在意义上地辩护，并且自然法本身就有为各种生命体辩护的职责，因此，自然法对于人权的建立是一个必要的论证。 一、人权是一种意识存在 在人类世界中，秩序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往往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也会从所谓的一些秩序中产生。在这里，我们无疑会想到那些极权主义的后果，还有一些意识性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总是在这个世界制造着战争与纷乱，因此，自然法的定律总是被人为地打破，而且人为秩序本身的缺陷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暴露了出来。但是，人权绝对是属于人类共同事务的范畴，而且人权问题可以作为善意的纽带连接起人性与和谐秩序的关系。人权实现绝对是个自利利他的事件，对于个人而言，通过思索自己的人权问题而将自身的思维空间打开，使得他们封闭的心灵去接受其他生命体，因此，对生命的尊重必然会激发起人们的情感与理性步入一种相融的境地，而不是将我们的情感与理性拆开。而且情感与理性同时都是属于同一个人的生命现状，这要如何拆开呢？ 我们不可否认，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为一些利益而去争斗，但是他们却充满了对自身利益的欲望。他们
人与自然关系论文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析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关系论文：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析人与自然的关系 ［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它虽然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但内容极为丰富。其中，通过剖析异化劳动形成的原因和结果，开启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自然界是先于人类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不能离开自然界，两者之间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通过三个方面论析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离不开自然界具有受动性；人改造自然具有能动性；人与自然是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马克思在《手稿》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人自身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 ［关键词］人；自然；受动性；能动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要依赖自然，从自然界获得自身生存所需要的资料。自然界先于人类社会存在，人类要想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遵守自然界的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又受制于自然界。人与动物是有区别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不是像动物那样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积极地适应自然。 人依赖自然具有受动性 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是从自然界获取的。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资料。”人本身也是属于自然的。“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中。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要不断的交换能量，人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也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人依赖自然而生存，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没有自然界人类就不能获取生活必须的资料，这种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自然界是先于人类社会而存在的，所以人类要尊重自然界现存的规律，不能任意地破坏自然界的规律。人类能从自然界获取的资料是有限的，自然界具有自偿性，人类不能任意地无限制地从自然界索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受制于自然界。人作为直接的自然存在物，依赖自然生存，受制于自然，“人作为对象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的、感性的、肉体的、对象的存在物同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受限制的存在物。”人必须以自然作为自己的对象，没有对象的活动是难以想象的，也不可能存在，人只能通过对象活动来表现自身。人依赖自然界而生存，就必须使自身适应自然界，就必须以自然界作为自己活动的对象，且受制于自然界。因此，人具有受动性。 受动性是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时，人具有的一种表现。受动性主要表现为，在人与自然界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换过程中，人不是为所欲为的。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要受到各种各样自然条件的制约，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是：人是要依赖自然而生存的，一定的自然条件和资源就限定了人类生产的种类和活动的范围，人要更好地生存只有适应其所处的自然条件。人的受动性就是指条件性和自然对其的限制。人把自然作为自己的对象，必然要受到自然的限制，因此人具有受动性。 人改造自然具有能动性 人除了依赖自然的受动性外，还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主要表现在：人在与自然界发生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换时，加入了自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在依赖自然的同时，建立了与自然的联系，建立了属人自然，即人类社会，使自然获得了属人的价值，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
中世纪西欧的政教关系
中世纪西欧的政教关系 欧洲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公元1500年的一千年间被称为中世纪，这个时期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最为黑暗的时期。欧洲中世纪长期处于教会和国家、王权与神权的二元统治制下，政教之争是中古西欧政治史上极重要的内容。在中世纪的西欧，可以说教会这一宗教势力与政权同时作为了政治力量。教会以上帝之名，政权以世俗之名，二者间由最初的相互依靠，合作走向了敌对的局面，但同样作为统治工具，两者应当是始终统一的，而彼此之间利益的对立又让两者关系有了不一样的微妙变化。在这里，我想以教会势力的发展为线索将两者斗分为三大阶段，即教会势力的起步，鼎盛及衰落。 首先，我们不可置否的是中世纪西欧的黑暗与二者之间的矛盾摩擦十分不开干系的，政权的镇压与教会的压迫让中世纪成为西欧的黑暗时期已是事实，在这里也不赘述。然而，正是因为两者起初的共同相互需要，也为早起的西欧社会奠定了一定的稳定的基础。“统治阶级为稳定统治，给自己的统治罩上一层神秘的光圈，使人民安于天命，企图借助神权来强化自己的统治。于是，统治者开始不断向教会供奉土地，粮食和金银财宝，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教会经济。”例举基督教例子来说，米兰敕令的颁布绝对是不得不提的，自此罗马君主对基督教大力扶持，基督教也因此从一个被犹太教赶出庙堂并屡受罗马迫害的地下宗教，转变为公开、合法的宗教，走上了正式发展的历程。这对早期的宗教发展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后来又在法兰克首领克洛维征服各地中，要求被征服地百姓放弃原有的原始多神教信仰，统一信仰基督教，对于即巩固了基督教的稳定地位，又统一了信仰，为人们对现实社会中的各种苦难以及生老病死等问题的困惑的解决给了希望，更加利于政权的统治。而另一方面，教会也需要国家的保护，需要王法处理世俗事务，并且教皇的选任也需要国王的认可，说白了，是教会企图得到政权的庇护。虽然两者是相互利用，但的的确确稳固了中世纪初期的统治。 随着政权对教会势力的进一步依赖到了11－14世纪，天主教会势力逐渐增强，教权企图与皇权分庭抗礼。首先表现在教皇摆脱了世俗政权的控制，教会取得了完全的独立，教皇真正主宰了教会。其次，教会内部的克吕尼运动则进一步统了一教会。克吕尼派教皇戈利哥里七世在位时，围绕教会统一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目的是：由教皇控制西欧各国的教会，发动十字军取得领导权，发展宗教法，提高教会的管理效率。同时，格列高里还于公元1075年在罗马教会上发表了《教皇敕令》，其内容共有27条，其中包括：唯有教皇一人具有任免主教的权力等内容，这都是为了确立教权高于皇权。其中令教会大受鼓舞的莫过于教皇格列高里七世于1076年宣布革除神圣罗马帝国亨利四世的教籍，取消他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权力，这对于当时政治形势不太稳定的亨利四世来说不亚于雪上加霜，为了保住王位，他他赤足披毯，到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向教皇请罪。这一系列举措，让初期需要依靠政权的教会至少到了与世俗权力同起同坐的地位。而教皇的野心却绝不止于此，教皇企图控制整个基督世界，因此，从十二世纪后期起，教皇又与皇帝为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结果，皇帝菲特烈一世于1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