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为什么会腐败？
古代官员为什么会腐败？
曾国藩身居七品翰林，一个“副处级”的官员，一年的俸禄加上其他收入一共是129.95两银子，相当于现在25000多元人民币，每个月的收入仅两千多。采取普遍的低薪制之后，只有5%左右的官员会做清官，虽然生活艰苦但能坚持下去。而绝大多数官员会坚持不下去，把手伸向不该拿的钱。“知道”（nz_zhidao）告诉你，古代官员为什么会腐败？（新华社/图）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历朝历代都不乏贪官污吏，皇帝治贪同样费尽心思花样百出，可贪污腐败为何依然不能制止呢？历史学者张宏杰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之所以难以根治，无关于教育水平、道德品质，而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腐败都是制度性的腐败，而制度性的腐败的根源是中国古代官员薪水太低。张宏杰以晚晴名官曾国藩为例详细解读了中国古代官员的收入和支出。曾国藩从副处级的翰林院编修起家，九年之内做到了副部级的礼部侍郎，后来他又由文官转为武官，因功被授予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最后做到位极人臣的大学士。虽然仕途顺利，但曾国藩一生却清贫困苦，入不敷出。这与当时清朝官员俸禄低却支出大有关。
曾国藩的财政赤字张宏杰给曾国藩算了一笔账。曾国藩身居七品翰林，一个“副处级”的官员，一年的俸禄加上其他收入
一共是129.95两银子，相当于现在25000多元人民币，每个月的收入仅两千多。学者张德昌说：“和同时期的其他阶层的人比较，京官的收入并不菲薄。”但是，张宏杰提到，官员与寻常百姓的支出水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由于封建等级观念的影响，官员必须要保持他的尊严和体面，在衣食住行方面必须和寻常百姓拉开差距。曾国藩到北京后，租了一个含有18间房的独栋四合院，这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下的规模，
仅租房一项支出，一年就需要花费160两银子。其次，交通压力也十分沉重。清代交通不便，官员们多选择乘轿、骑马或者坐马车出行。当时北京的高级大臣交通费支出非常昂贵，一年需要花费八百两，因为按照清代等级制度的标准，一品大官出行必须八抬大轿，雇有两班轿夫，还需前有引马后有车辆及骡。
而在清代，不但不配公车，连交通补助都没有，这些都得自己掏钱。出入官场的曾国藩当然买不起轿子，只能隔三差五就租一回马车，这也是相当大的一笔开销。仅在道光二十一年，他在这方面就花费了三十多两白银。张宏杰说，最大的开销竟然来自买衣服，这和清代的官场体制有关。因为清代对官服的要求十分严格，又非常琐碎。春夏秋冬，一个官员的帽子、衣服、鞋都有严格的要求。而官服所要求的材料多较为贵重，须用名贵皮料，诸如貂鼠、海獭、狐狸等动物皮毛。
清代不存在采购制度，官服要自己买，一整套官服置办下来，需要花费五百到八百两，所以许多官员都买不起官服，只能向官服店租官服穿。但曾国藩是一个十分守规矩的人，他固然节俭，但在官派威仪上绝不含糊，因此他在买衣服方面花了很多钱。除此之外，其他生活用度、文化生活等方面也需要花费。把这些零碎的支出加起来，张宏杰算出，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总支出为608两。而他全年收入不过129两白银，一年做官下来，赤字479两，约合现在人民币95800元。曾国藩像。（网络图）
古代京官收入远低于地方官清代京官弥补赤字的途径主要
靠家里资助。很多人到北京当官的时候就知道京官是赔钱的买卖，很多人都要从家里带一大笔银子到北京去当官。戊戌变法六君子的刘光弟中了进士后被授予京官，他一度是不想到北京当官的，因为他家很穷，拿不出做官的资本，后来因为他远方的一个族叔每年资助他200两，这样刘光弟才勉强做了十年京官。在当时低薪制下，人们想当官，动机绝大多数是不纯的。京官生活艰苦，是赔钱的买卖，那为什么人们还是前仆后继地去北京当官呢？张宏杰解释说，这是因为当京官有两大好处。第一，升官快。因为京官经常和皇帝、各部尚书打交道，容易被赏识。曾国藩在京当官十年七迁，从“副处级”做到“副部级”，而在地方绝对没有这个可能。第二，当京官被赏识，很有可能会被调去地方做官。在清朝，地方
官反而比京官富裕很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并不是夸张的说法。地方官有一种特殊的权利，即可以制定当地的税收标准，比如朝廷要求每亩地收一两税，地方官可以要求当地农民每亩地上交十两税，而这九两的差价叫做陋规，地方官可以收入囊中，朝廷也不会过问。因此，低薪制会诱导大面积的腐败。采取普遍的低薪制之后，只有5%左右的官员会做清官，虽然生活艰苦但能坚持下去。而绝大多数官员会坚持不下去，把手伸向不该拿的钱。中国历史上，关于廉政和俸禄之间的关系阐述得已经非常充分。早在先秦，管子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汉宣帝、唐玄宗、宋太祖等很多皇帝都指出低薪注定导致腐败。既然统治者深知这个道理，为什么中国古代还一直奉行低薪制？张宏杰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导致财政无力负担。每朝每代的迭代都会伴随着官员数量的扩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僚系统的扩张象征着皇权的扩张；二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缺乏多渠道的收入来源，传统赋税又只有农业税一种，因此国家的财政收入实际上十分有限。
高薪养廉还要有配套措施在对中国历史上的腐败进行系统
研究之后，张宏杰提出了高薪养廉的反腐办法。他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为例，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年收入为200万美元，香港特首年薪为422万港币。新加坡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都
以清廉而著名，反腐成果在全世界是比较突出的。张宏杰还强调，高薪养廉还应伴随一系列配套措施，首先公务员系统要公开透明，比如香港所有级别的薪酬水平，具体的福利和津贴水平，都可以在公务员事务局上公开查阅，并且公务员没有任何约定俗成的灰色收入；其次要设立强有力的反腐机构，比如香港有名的廉政公署，该部门不受其他政府部门约束，以此保持办案的独立。（本文参考历史学者张宏杰讲座及其新书《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