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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辈和学生们回忆起来，严文明从来都不是强势的人。他对学生非常耐心，他的学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戴向明想起老师，一个画面总是浮现出来。他1989年拜入严文明门下攻读硕士学位时，严已经是系主任，事务繁忙，学生们有事请教，总是在夕阳西下时到传达室，先给他家里打个电话。严文明在家里等他们，趁晚饭时间跟他们谈谈，谈完饭都凉了。
严文明1958年刚留校当老师，同年郭大顺正好进入北大考古系学习。郭大顺记得，那时严文明就很温和，直至晚年都依然如是。他的温和下藏着细心，郭大顺毕业后到辽宁工作，当时东北考古条件艰苦，严文明一直格外关心郭大顺，东北需要帮助，他从不推辞。编写牛河梁遗址考古报告时ESOEDU,COM，郭大顺请严文明审读，严看得极其细致，意见写了满满五页纸。
严文明和苏秉琦的观点之别，事关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一直以来，中原是中华文化中心的观念根深蒂固，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遗址大发现时期，尤其是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和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等，动摇了中原中心论。苏秉琦提出将全国分为六大区系、各自都有文明起源的区系类型理论。这个观点，后来被归纳为“满天星斗”说。
1943年，严文明在故乡湖南华容上高小，不久传来消息，日本侵略军开进了华容城关。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中，老师上了都德的《最后一课》。故事讲的是普法战争时，普鲁士军队占领之前，法国老师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节法文课。严文明听得流泪。课后，学校疏散，回家途中，敌机已经飞到，在头顶盘旋扫射。他把课本装进陶罐，埋进后院一棵树下，跟随全家逃亡。
上世纪80年代，浙江余杭的良渚、辽宁建平的牛河梁、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安徽含山的凌家滩等遗址，纷纷有惊人发现出土。天门的石家河也露出了些许苗头。严文明推动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三方联合成立考古队，1987年至1992年，他担任石家河遗址考古总领队，寻找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晚期高等级文明。
有城，就有国。在连续发掘了多处遗址后，他派北大考古系两位年轻教师赵辉、张弛，对遗址群又进行了一次全面勘探；1991年，他带领队员们再次找城。两次调查确认，这里果然有一座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城址，总面积达120 万平方米。此前发现的那些遗址，于是都有了具体身份：有的是宗教活动中心，有的是居民区，有的是墓地……石家河遗址群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新石器晚期社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程度。
2021年，石家河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石家河遗址考古，至今有一个做法被津津乐道：考古队设计了一整套完整的田野调查流程，成为此后聚落调查工作的蓝本。这次发掘，实则也是严文明聚落考古理念的实践。所谓聚落考古，是以整个原始聚落为研究对象，包括居住地点的环境、资源、经济、建筑、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揭示其中的社会形态，有人类学的色彩。而此前中国考古，一直偏重器物和文化史。
“严先生的聚落考古研究，在中国是开创性的。”戴向明说，“《姜寨》那篇文章至今都是经典。”1981年，严文明发表《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以陕西临潼姜寨这个新石器时代最完整的聚落遗址为标本，实现他所构思的考古学理念之变。姜寨第一期发现了100多座房屋基址，严文明观察布局和形制，将其分为五群，每一群都有一座最大的房子，所有房子围绕着中心广场，房门都朝广场而开，四周有墓地、围沟、哨所、寨门，一座规整的原始社会公社重见天日。严文明推断，这些房子属于五个氏族，姜寨聚落由家族、氏族和胞族三级社会构成。
当时，他还没有提到聚落考古这个词。《姜寨》发表三年后，考古学者张光直从美国到中国讲学，系统介绍北美聚落考古方法，这个概念在中国考古界风行起来。而严文明数年前就开始了实践，领风气之先。“如果仅就聚落考古研究理念和方法来说，(张光直对北美聚落考古的介绍)并不及早前《姜寨村落》在学理上的贡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撰文指出。
考古中总有些无心插柳的奇遇。1976年，在陕西宝鸡庄白遗址，西北大学考古队挖出了一个西周窖藏坑，青铜器一个接一个出土。严文明去了一趟工地，看到一个裹满泥土的大青铜盘，依稀有字。他慢慢剔除泥土，出现四个字：“曰古文王”。他一惊：这是著史的语气。继续剔下去，一个上午，他揭开了整篇青铜铭文，洋洋洒洒284字。这是西周考古中发现的最长的一篇文章，记载着西周历史。
1980年代，考古学系主任宿白对副主任严文明说起一个想法。各时代考古学一直分时段教学，老师们就像铁路警察，一人守一段，但学生的整体认识被割裂了，宿白希望新开一门中国考古学通论。严文明很同意，问宿白，谁来教？宿白说，恐怕只好我们两个人抬，以后再由年轻人接棒。开课后，严文明教上段，到春秋战国为止；宿白教下段ESOEDU,COM，从秦汉到元代。
从1962年开始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到与宿白合作的“中国考古学通论”，1990年，他又专为本科生开设“考古学导论”。考古发现和资料不断增多，讲义也越来越厚，严文明的讲义变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初阶》《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等著作。这些课程，实际上是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基本就在他的这些课程中创立。
在北大考古文博系，数十年来，几位著名学者各自镇守一方。吕遵谔教旧石器时代，严文明教新石器时代，邹衡领衔商周考古，俞伟超坐镇秦汉考古，魏晋至宋元考古由宿白执掌，再往前，则有裴文中、安志敏、郭宝钧、苏秉琦等老先生开宗立派，再加上社科院考古所的夏鼐、尹达、王仲殊、徐苹芳等老学者，他们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这些大师级学者，往往有拨云见日的功力，理论总结和概括能力极强。如今，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广泛占有资料，再高度提炼概括，难度越来越高。而资料越多越需要总结，否则如入密林，一叶障目。郭大顺说，某种程度上，严文明是“最后一人”——既是这批理论奠基者中最后走的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位具有高度理论总结能力的学问家。
另一个例子，严文明晚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格局，又提出“三系统”的理论。但在著名的“重瓣花朵”掩映之下，这个理论没有受到太多重视。严文明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可以分为中原、东南、东北三个系统，划分依据是社会经济发展，主要文化特征是鬲、鼎和筒形罐，鬲起源于中原，鼎起源于东南，筒形罐起源于东北。三大系统既独立发展，又有密切联系。
此后几年，山西、陕西等地陆续有一些重大发现。2012年，陕西神木发现石峁古城，那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民族建立的大型城址。近年，陕西清涧的寨沟发现了规模媲美于商王陵的宏大晚商陵墓，当属戎狄活动区域。这些发现都表明，戎狄的发展程度和活跃区域，都远超传统认知。“严先生那么早就意识到，晋南与相邻的晋陕高原有密切关系。他可能一直在思考中原和少数民族的互动，认为晋南也是一个交融的地区。”戴向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这些发现清晰地摆在面前时，他才领悟严文明当初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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