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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公共卫生为何有时南辕北辙

我国的公共卫生为何有时南辕北辙?

——访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

记者曹玲

黄建始教授于2003年应邀回国参与防控SARS工作,现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之前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一省三州地方政府卫生局任流行病学专家和部门负责人,他从另一个角度剖析了山西疫苗事件。

三联生活周刊:山西疫苗事件能否算作一起公共卫生事件?

黄建始:山西疫苗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问题远远超过了疫苗本身,不是一起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已经牵涉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问题。经过2003年的SARS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一直是就事论事,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上,没有从根本上来理解什么是公共卫生,也没有从体制、系统和人事上对公共卫生体系进行全面的根本性的建设,所以才相继出现了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事件,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2006年的欣弗事件,2007年手足口病事件,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2009年的甲流事件,2010年的山西疫苗事件,等等。

邓小平说制度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山西疫苗事件是体制造成的,是社会和环境在起主要作用。这么多和公众健康有关的事件,层出不穷,我们每天都在穷于应付,来一个挡一个,这么被动怎么行?如果不能从总体上改变思路,永远都是疲于奔命。

三联生活周刊:思路有什么问题?

黄建始:大家都知道南辕北辙这个词。如果走错了方向,就算坐飞机可能也没有往正确方向走路快。公共卫生是全民参与的事情,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医疗系统、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以及每一个老百姓都是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共卫生的目的是保障和促进全民的健康,而健康涉及到生物学因素、心理学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公共卫生工作的专业队伍,比如疾控中心,它的权利职责范围主要局限在生物学因素上,这是远远不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健康领域的科学家根据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科学研究数十年的成果,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的新医学模式。1974,加拿大政府发布了拉龙德(Lalonde)报告,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我们的医改方案,其中指出国民健康并不仅仅是由医疗服务——也就是我们今天关心的“看病”——单方面所决定的。决定健康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生物学因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和医疗卫生系统因素。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前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但中国至今还沉浸在旧的生物医学模式中,所以总是会出问题。媒体和公众一直在强调疫苗,但是山西疫苗事件里很多问题和疫苗本身无关,与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有重要关系。如果不能按新的医学模式来思考公共卫生问题,我们永远都是落后的,这就好比一支箭射在肉里,只把外面的箭剪掉就解决问题了吗?

我们都知道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很辛苦,但是结果呢?我们把公共卫生变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概念,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则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美国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大部分是在做明天的事,做一小部分今天的事,基本不做昨天的事;中国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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