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始公共卫生oft Word 文档

我国的公共卫生为何有时南辕北辙

我国的公共卫生为何有时南辕北辙？

——访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

记者曹玲

黄建始教授于2003年应邀回国参与防控SARS工作，现任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之前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一省三州地方政府卫生局任流行病学专家和部门负责人，他从另一个角度剖析了山西疫苗事件。

三联生活周刊：山西疫苗事件能否算作一起公共卫生事件？

黄建始：山西疫苗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问题远远超过了疫苗本身，不是一起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已经牵涉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问题。经过2003年的SARS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一直是就事论事，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面上，没有从根本上来理解什么是公共卫生，也没有从体制、系统和人事上对公共卫生体系进行全面的根本性的建设，所以才相继出现了2003年的SARS事件，2004年的禽流感事件，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2006年的欣弗事件，2007年手足口病事件，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2009年的甲流事件，2010年的山西疫苗事件，等等。

邓小平说制度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山西疫苗事件是体制造成的，是社会和环境在起主要作用。这么多和公众健康有关的事件，层出不穷，我们每天都在穷于应付，来一个挡一个，这么被动怎么行？如果不能从总体上改变思路，永远都是疲于奔命。

三联生活周刊：思路有什么问题？

黄建始：大家都知道南辕北辙这个词。如果走错了方向，就算坐飞机可能也没有往正确方向走路快。公共卫生是全民参与的事情，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医疗系统、政府部门、新闻媒体以及每一个老百姓都是公共卫生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共卫生的目的是保障和促进全民的健康，而健康涉及到生物学因素、心理学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公共卫生工作的专业队伍，比如疾控中心，它的权利职责范围主要局限在生物学因素上，这是远远不够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健康领域的科学家根据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科学研究数十年的成果，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的新医学模式。1974，加拿大政府发布了拉龙德（Lalonde）报告，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我们的医改方案，其中指出国民健康并不仅仅是由医疗服务——也就是我们今天关心的“看病”——单方面所决定的。决定健康的主要因素有四个方面：生物学因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和医疗卫生系统因素。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前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但中国至今还沉浸在旧的生物医学模式中，所以总是会出问题。媒体和公众一直在强调疫苗，但是山西疫苗事件里很多问题和疫苗本身无关，与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有重要关系。如果不能按新的医学模式来思考公共卫生问题，我们永远都是落后的，这就好比一支箭射在肉里，只把外面的箭剪掉就解决问题了吗？

我们都知道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很辛苦，但是结果呢？我们把公共卫生变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概念，而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则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美国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大部分是在做明天的事，做一小部分今天的事，基本不做昨天的事；中国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大

部分是在做昨天的事，也做一些今天的事，基本不做明天的事，尽管现在在部分大城市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但如果思路不变，根本性的改善是不太可能出现的。

由于观念上的落后，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受十分落后的经验医学模式的束缚，导致从我们的决策者到医护人员以及老百姓，在很多行动上都采取了完全违背科学原理的措施，出现了很多奇怪又矛盾的现象。

在医疗卫生领域，观念错了，一错皆错。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新的医学模式是如何出现的？

黄建始：人类对健康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人类最早觉得健康是上天赐予的，生病是妖魔鬼怪附身；过了几千年，中医认为健康是体内阴阳失调；十九世纪末现代医学出现了，比如像中国人认为上火所致的口腔溃疡，吃点维生素B2就可以解决。但是最近十年，口腔溃疡的人可能吃维生素也没有用了，因为他并不缺乏维生素，可能是因为睡得太晚或者压力太大所致。世道变了，环境变了，如果还用旧的思维模式就没法解决问题，要摆脱原有思维框架的束缚。

过去数千年，人们都没有吃饱，饿肚子时候生的病以营养不良和传染病为主，是吃药可以治好的。但是近十几年情况变了，吃饱后得了的病大多数目前药物无法根治，比如糖尿病和高血压。于是科学家开始从新的角度来研究健康问题，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了一个叫做弗兰明汉的心脏研究（Framingham Heart Study）。当时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公共卫生服务署在美国麻州波士顿市郊区弗兰明汉社区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心脏病的流行病学队列研究，从1948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这个研究确认了心脏病危险因素，医生可以在早期发现和治疗这些危险因素来防止心脏病发生，人们也可以自己主动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减少危险因素把握自己的健康。弗兰明汉心脏研究开发的心脏病危险因素评价表，现在已经在预防医学和健康管理实践中广泛应用。

英国杜尔和希尔始于1950年代吸烟和肺癌的关系研究也是如此，确立了影响肺癌发病率的危险因素，全世界随之开始认识到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开展了戒烟运动。

30多年来在健康领域大量的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环境和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远远大于今天我们所关注的“看病”对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人在过去的近100年时间里，平均寿命增加了30年。这增加的30年，其中公共卫生和预防贡献了25年，医疗服务只贡献了5年。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陷入旧有的医学模式跳不出来，这种局面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所有的人都吃饱了吃出问题之后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黄建始：美国人在二战后开始吃饱饭，也是在吃饱之后30年才悟出来这个非生物学因素对健康影响很大这个道理。二战之后，美国基本上控制了传染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随后心脏病和恶性肿瘤等慢性非传染病开始威胁人类的健康。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出现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当时美国政府的理解是：看病难说明医院少，就拨款建医院；看病贵说明医生少，就拨款建医学院。结果呢，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而且医疗费用还越来越高。

后来在“生物-心理-社会-环境”新医学模式的指导下，美国从决策者、医护人员到媒体和普通老百姓都意识到维护健康的重要性，抽烟、酗酒、缺少运动、高胆固醇和高血压等健康危险因素已经成为西方家喻户晓的名词。通过预防和控制心血管疾病，从1972-2004年，美国心血管病的死亡率下降了58%。

中国2009年初公布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全国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病病例数达到2.6亿；过去十年，平均每年新增近1000万例慢性病病例。今天，大部分中国人也已经进入吃饱了吃出病的阶段，如果能少走弯路，借鉴国外经验，缩短美国所需的30年

时期，那是很不错的。

实际上，采用新模式来思考问题在中国已经取得过很好的效果。比如，2003年我国防控SARS 初期采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强调找病原，强调疫苗，强调药物，节节败退。后来认识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于是改变防控战略，群防群控，很快就转败为胜。现在还在进行的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由于吸取了抗SARS战役的经验和教训，一开始就摆脱了生物医学模式的束缚，坚持采用传统公共卫生手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第一阶段成就，综合防控效果明显好于许多发达国家。

三联生活周刊：山西疫苗事件中科学知识的缺失，处理问题的方式把公众搅糊涂了，再加上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让公众产生一种虚幻的想象和莫名的恐慌。如果政府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对媒体和百姓最好表现出怎样的态度？

黄建始：其实疫苗本身是医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999年美国疾控中心总结了二十世纪美国公共卫生的十大成就，第一项就是通过免疫接种消灭了天花和脊髓灰质炎，控制了麻疹、风疹、破伤风、白喉等多种传染病。中国的免疫规划事业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山西疫苗事件中，单就疫苗本身很难说清楚。

如果真的遇到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应该理性、透明、科学地引导媒体阐明真相。发布消息要以科学为根据，不能以专家为根据，即便是专家说的话，也要让公众知道到底是哪个专家所说，公众自己可以判断他平日的话可信不可信。如果只写“某某专家”说或者“专家组说”，本身就是对百姓的误导，百姓会越来越不相信专家。

美国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疫苗的公众健康安全事件，媒体报道也会引起百姓恐慌。当地卫生部门发现问题，就主动给媒体举办学习班，给媒体讲课。医学不完全只是科学，而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健康不完全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还包括心理、社会和环境因素。如果政府不讲，学者不讲，媒体是不可能正确报道的，老百姓也就稀里糊涂的，当然会不信任政府提供的信息。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美国做新型大肠杆菌爆发调查，总是有记者追问各种问题，如果你不告诉他，他就到处打听，道听途说，结果报道一登出来，还会有老百姓打电话来问，你还是要回答，所以不如一开始就和记者说清楚。

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和媒体的沟通非常重要。去年北京甲流指挥部派我去日本考察，日本政府甲流指挥部负责疫苗的小组有二十多个成员，其中一半人员负责和媒体进行沟通，而中国的疫苗组成员估计都在琢磨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不涉及心理，社会，环境这些离不开媒体的问题。中国现在国民健康教育上的投入很少，和在生物学基础研究上的投入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记者和老百姓都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国民健康教育服务。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美国地方卫生局工作了十几年，回国后对中国的疾控中心也很熟悉，能不能比较一下二者的工作模式和工作内容的区别？

黄建始：中国的各级疾控中心有几千个，除此之外各地还有卫生局和卫生监督所。美国只有一个位于亚特兰大的联邦疾控中心，各地卫生局的工作实际包含了中国的疾控中心、卫生局和卫生监督所3个机构的工作。之前说中国的公共卫生很少做明天的事，现在北京市疾控中心也在做一些明天的事情，比如开展控烟运动，这是一个好事。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国内很多疾控中心待遇不高，一些地方只能靠经营二类疫苗获利，诸如山西疫苗这样的事件如何才能杜绝？

黄建始：美国有研究发现，公共卫生人员手上掌握的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资源不到10%，其他90%的资源要去“化缘”。化缘有正道有歪道，山西疫苗事件就是走歪道去化缘。走正

道是要公开透明地按制度办事，但是制定制度不能拔苗助长，如果人员不能理解制度、执行制度，制定再多的《疫苗条例》还是会出问题。所以说到底最大的问题一是体制没有理顺，其次是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的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第三是全民的健康素养有待提高。公共卫生是大家的事情，光靠疾控中心的人是远远不够的。

现代医学侦探之父约翰.斯诺的故事

十九世纪以前，霍乱仅局限于印度。可以说，霍乱的世界性大流行主要是航海业发达和国际贸易繁荣的副产品。十九世纪中期霍乱在欧洲工业化城市施虐基本上可以归因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发展但没有带来健康保障。航海业的发达在1825年至1854年期间将霍乱带到了欧洲和北美洲。没有公共卫生的保驾护航，霍乱成了欧洲工业化城市的夺命恶魔。1829年，莫斯科霍乱暴发，3万3千人死于霍乱。1832年，巴黎霍乱暴发，六个月内1万8千人病死，相当于当时巴黎人口的2%。1831年到1833年，霍乱在英国流行，2万人死于非命。1848年到1849年，霍乱再次施虐英国，夺去了5万人的生命。

时势造英雄。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公共卫生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现代流行病学（医学侦探）之父约翰.斯诺（John Snow ，1813-1858）出现了。如果没有控制伦敦霍乱流行的紧迫需要，斯诺也许只是伦敦一个成功的社区医生和麻醉医生，不会名垂现代公共卫生史。和当时大部分医学界和卫生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不一样，斯诺出生于英国约克郡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14岁跟班做外科学徒，后来经过系统的医学教育训练，在31岁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除了认真地开诊所行医之外，斯诺还热衷于探索研究临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1839

年他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一生共发表近五十篇论文，内容涉及铅中毒、猩红热、天花等。对乙醚和氯仿在临床上的应用研究使他成为伦敦最有名的麻醉医生，一年要施行数百次麻醉手术，并成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无痛分娩的麻醉医生。如果没有1848年到1849年的霍乱大流行，斯诺的临床研究将局限于个体疾病和疼痛控制的水平上。伦敦霍乱暴发给斯诺带来了新的、在群体水平上的智力挑战。

当时包括查德威克和法尔[2](William Farr)在内的卫生改良运动和医学主流的代表人物和政府官员都相信“瘴气学说”[3]，认为霍乱是由“瘴气”经呼吸道传染的。然而，斯诺研究乙醚和氯仿的经验和对1848年霍乱暴发的分析发现“瘴气学说”不能解释为什么救治病人的医生与病人长时间接触没有得病的现象；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霍乱可以从一个社区传到另一个较远的社区，而两个爆发社区中间的社区反而没有霍乱爆发的现象。1849年，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斯诺发表了“论霍乱的传播和传播途径”论文，提出霍乱的传染不是呼吸源性而是水源性的。然而，他的论文并没有引起主流社会注意。

斯诺没有放弃，在做麻醉医生的同时，他继续关注和研究霍乱。五年后，1854年8月28日，在离斯诺诊所不到十条街的金广场附近的宽街发生了霍乱暴发。5天内，127人死于霍乱。一周内四分之三的居民出于恐惧逃离社区。三周后，死亡人数达到500人。42岁的医学博士斯诺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出现这么大量的病死提示有一个集中的污染水源。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每天到现场进行调查。然而，他在自己的实验室分析了附近几个井取的水样后发现宽街井水比附近所有的井水都清澈无味，也没有发现任何浑浊物。而且，离爆发区最近的宽街井水一直是社区最可靠的干净水源。要怀疑宽街井水是污染源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否则没人相信斯诺从分析已有的死亡资料开始收集证据。在分析政府提供的宽街附近霍乱死亡名单并和病人及其死者家属交谈后，斯诺了解到绝大多数病人和病死者都在发病前喝了宽街井水。斯诺还发现了三个奇怪的现象：（1）在宽街井附近一个有535名员工的圣詹姆工厂的员工的霍乱病死率远远低于宽街附近居民的霍乱病死率；（2）在宽街的狮子酿酒厂没有人死于霍乱。（3）而在宽街附近欧力兄弟工厂的员工却有很高的霍乱病死率。为什么会出现这三个怪现象？

带着问题，斯诺再次来到现场。调查结果证实宽街井水确实是霍乱暴发的源头：（1）圣詹姆工厂有自己的安全水源，没有人喝宽街井水；（2）狮子酿酒厂的工人可以免费喝啤酒，所以，也没有人喝宽街井水。（3）欧力兄弟工厂安装了两条连接宽街井的水管，专门满足工人的日常饮水需要。调查中，斯诺还了解到欧力兄弟的母亲和表弟，住在离宽街数英里之外的伦敦郊区，最近也死于霍乱。进一步询问发现，因为欧力兄弟的母亲喜欢宽街井水的口味，孝顺的兄弟每周定期将宽街井水送到他们母亲的家里。

有了以上证据，斯诺来到9月7日晚上社区管理委员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要求发言。尽管社区委员会成员对斯诺的宽街井水病原说持怀疑态度，但是，因为斯诺收集的证据很有说服力，加上社区委员会也没有其他高招，所以，社区委员会投票同意斯诺的建议：关闭宽街井。1854年9月8日上午，宽街井水泵把手卸掉，宽街井关闭。在数天时间里，已经开始下降的霍乱病死率迅速下降，最后一个霍乱病人死于9月19日。后来的调查发现，霍乱的传染源是一位住在宽街40号，8月28日发病的5个月大的女婴。宽街40号住房离宽街井只有几步路远。当病婴母亲将清洗病婴呕吐物和腹泻粪便的污水倒进门前的污水粪便处理池时，霍乱弧菌就乘机随着满了溢出的污水悄悄地通过井边的裂纹污染了宽街井水。有意思的是，宽街霍乱爆发从宽街40号开始，也在宽街40号结束：5个月大的女婴8月28日发病，5天后死去。死婴的父亲，一位年轻的警察，在宽街井水泵把手卸掉的那天9月8日发病，十一天后病死。所以，斯诺在宽街霍乱爆发后采取的卸掉井泵把手的干预措施，不但有效地控制了已经发生的宽街霍乱爆发，还成功地预防了宽街很可能发生的第二次霍乱爆发。

卸掉宽街井水泵把手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事。然而，由此在多年后引发的一系列变化使

它成为现代公共卫生史中的一个伟大转折点。首先，它标志着伦敦最恶劣的霍乱暴发的终结。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一个公众服务机构（地方政府）在科学理论指导上做出的有可靠证据支持的对霍乱暴发的干预决策。更重要的是，决策证据来自于科学系统调查发现的疾病的实际分布规律，并与根据疾病病因理论所做出的预测相符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疾病干预的决策证据主要来源于当地组织和个人收集的生命统计资料和现场调查资料;这是人类首次根据理性而不是根据迷信来面对疾病和控制疾病的典范。在发现霍乱弧菌是霍乱的病原菌前30年，斯诺也许是全面应用流行病学三元素（发病人数，分布规律和致病因素）开展现场调查的第一人，开创了流行病学历史上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现场调查分析和干预有效地防控传染病的先例。他开创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1] 在当时的英国，想行医的人有三条路可走。（1）跟药剂师学徒后获的药剂师执照。再接受一些训练后，可以自己开业，看常见病，甚至可以做小手术或牙科小手术。（2）经过医学院的训练，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院的成员，可以开业做外科和社区医生。（3）最高级的医生必须接受大学训练，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只有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医生才能到私立医院工作。斯诺十四岁跟一位外科医生学徒，23岁进医学院学习。二年后在25岁时获药剂师和外科医生执照。随之在离金广场步行不到五分钟路远的地方开了一个诊所。1843年斯诺获伦敦大学医学士学位，一年后通过医学博士学位考试，31岁时获医学博士学位。（Johnson，2006）[2]法尔(William Farr，1807-1883),英国出生和死亡注册局（the Registrar General）医学统计官。他建立了一套常规的死亡人数和死因的汇编系统。他编制的《出生和死亡注册局年度报告》确立了认真应用生命统计资料评价公共卫生问题的传统。(Rosen,1993;Hennekens & Buring,1987）

[3] 瘴气学说认为疾病是由居住地腐败物质产生的传染性瘴气引起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是清洁处理城市居住区的垃圾，污水，动物尸体。瘴气学说是十九世纪欧洲卫生改良远动的理论基础（Rosen,1993, Johnson,2006）。

公共卫生问题开始就应该小题大作

节目导视：甲型流感来势汹汹，非典之后建立的中国疾控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中国政府的表现是否像某些外电所说的反应过度？每一个普通公众又应该如何应对身边的公共卫生问题？新闻会客厅邀请流行病学教授黄建始为您解读。

黄建始，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卫生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地方政府卫生局任流行病学专家和部门负责人，2003年应卫生部和科技部邀请回国参与防控SARS工作，担任国家抗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的流行病学顾问。甲型流感爆发后，黄建始除了撰写大量博客文章，还组织协调全球最大的有关流行病学卫生信息的学术平台-----超级课程，及时推出了甲型流感防控的中文版，为普及甲型流感防控专业知识，引导公众舆论发挥了积极作用。

李小萌：甲型H1N1流感的最新疫情截止到昨天，在日本一天新增79个病例，150万名学生停课，在神户地区出现了恐慌情绪，这也证实这次流感已经开始在两大洲蔓延，中国政府始终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却有外电评价说是反应过度，该如何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此次疫情，今天我们请到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教授，之所以请到黄教授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3年，黄教授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担任公共卫生流行病学专家和中层卫生行政管理职务，另外全球有一个174个国家，四万名会员共同参与的，把专业的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的知识传递给公众的这样一个组织，通过网站的形式把这些知识传递出去，黄教授也是其中的骨干成员，今天我们希望通过黄教授的国际视野来共同评估当下的现实，欢迎您黄教授。我们先看到是这样两个图，这是非常应该说是流行病学专业的统计图，但是是在黄教授个人的博客当中向公众进行公布的，您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两个图要说明的是什么？

黄建始：这两个图首先要说明的就是说，这个疾病的流行的趋势很凶猛，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果从开始看，4月23号开始世界卫生组织有这个公布的官方的数字，权威的数字，在短短的二十多天的时间内，不知道翻了多少倍，确诊的人数从二十几个人到现在八千多人。

李小萌：所以这个曲线图是非常陡峭的一个走势。

黄建始：对，而且是在全世界没有发生过一个病，在我有限的记忆中，没有一个病有这么迅猛，你看从国家数字，一下子从两个国家，其实今天已经有41个国家了，每天变化非常迅猛，这两个图我想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作为每一个人，因为对这个病都没有一个免疫力，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密切地关心这个疫情，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是怎么样的这个发展速度是很凶猛的，很凶猛的。

李小萌：您看通过这样一个图提示公众，对于这次的甲型H1N1流感，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黄建始：对，一定要密切关注疫情，这是和每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

李小萌：但恰恰我们也看到，像中国政府采取的非常积极的防控措施，我们听到了有过度反应这样的评价，您的判断是怎么样？

黄建始：我个人认为觉得不是反应过度，因为中国和西方有几个很大的区别，第一，中国的人口密度大，而且我们的公共卫生整体来讲，基础网比较弱。另外我们居住得比较密集，像中国为什么要集中来做医学观察？因为中国没有办法分散，大家住得密密麻麻，像美国住房住得很散，根本不存在那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中国人因为住得很密集，人口很密集，到商场，到各种群众有人多的地方，人非常多，美国这种机会就很少，大家都是一家一户，所以他病了的话也不会传染很多，中国你到我们北京地铁上去看看，所以正因为这些问题，我们在早期做这个事情是非常好的，因为根据我们搞公共卫生的原则，公共卫生无小事，公共卫生的事情一定要小题大作，小题大作这个词是我把它翻成中文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基于两个基本事实，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公共卫生传染病的防御是符合木桶原理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最短的一块板决定你的防御能力，而中国有很多很短的板，这个大家都明白。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从第一个病人传到第二个病人的过程中，我们能控制的话，很容易，如果一个人传了一万个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控制，没有这个能力，这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类是有这种局限性的。

李小萌：一方面像您说的应该要小题大作，每个人都去关心自己的健康和周围环境的变化，但同时我想，也应该避免恐慌心理的出现，因为如果恐慌心理蔓延的话，它的伤害也亚于这个病本身，该如何从中找到最合适的度？

黄建始：我完全同意，只有认真关注疫情，你心中有数了，你就不会恐慌，恐慌往往是产生于无知，而传染病对人类的冲击，根据历史上的经验，它最大的冲击是造成社会混乱，而社会混乱的原因就是由于无知，无知造成恐慌，而在今天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优点是，有报纸，有网络，我们完全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这个病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它的传染源，知道它的传播途径，知道它的易感人群，我们怎么针对这三个环节，找出促进这些病发生的危险因素，然后同时告知老百姓，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健康促进因素，老百姓就可以从容地去做他该做的，就能够很好地应对这个病，就不会因为恐慌、恐惧等等，造成一些社会的混乱。

李小萌：究竟是适度还是过度，因为对这个病它将怎么样一个走势没有人知道，这是第一次出现，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些手段不是过度地投入，不会给财政带来过度地浪费，不会给经济带来没有必要的阻碍？

黄建始：从中国历年控制传染病得经验来看，尤其是从2003年的SARS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来看，我们这次的不过度，因为当年开始也是希望好像稳定一点，不要影响经济发展，所以造成了最后损失是在第一阶段，我们险一点不可收拾，而这次我们开始就吸取了SARS期间惨痛的经验教训，我宁愿在早期做得小题大作，保证我们国家，根据我们中国的国情，我们做我们中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是做得很合适的。

李小萌：我现在了解到的信息是，从像中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开始是属于输入性病例，但出现非输入性病例，像日本，非常快速地蔓延，这中间的过程是可以靠人为去干预和延缓这个过程的，从日本现在的情况来看，有哪些教训我们可以去吸取的吗？

黄建始：我觉得日本和中国同样有两个共同点，一个人多，二一个就是聚集比较拥挤，城市化程度高了，很多人住在城市里，而城市容易造成这种国家，如果住在人口稀少的农村，它是不可能迅速扩散到很多人口上去的。所以从这两点来讲，应该说日本的情况可以作为我们的前车之鉴，我想中国发生日本这样的情况的可能性应该也是蛮高的，我们不能排除中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从公共卫生可防控传染病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做的是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尽量保护我们国民的健康，尽量减少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社会等等方面的损失。

李小萌：您一方面说要小题大作，但我在您的博客当中也看到一篇题目是关于这次甲型流感大流行的现状和前景初步估计建议文章中提到，关闭边境和限制旅游效果并不大，关闭学校要慎重，这似乎和小题大作又有点矛盾。

黄建始：不会矛盾，这就是我要强调的第一阶段，我在提高大家的警惕性，希望大家关注。现在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了，我们大家关注了以后，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理性，怎么来理性来看待这个病，因为你只有理性来看待这个病，才会消除由于无知和恐惧带来的恐慌，因为这个病当我们已经知道的时候，已经从墨西哥传到美国，传到加拿大，甚至于传到亚洲，出现了跨国跨洲的传播了，而且还有隐性病例，而且今天这个全球化的趋势下，十几个小时就可以从另外一个国家，跨洲了，所以这个时候关闭国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李小萌：我在理解您的观点，是不是说2003年的非典，其实是给政府层面、公共卫生领域的监控层面上了一课，这一次的流感是公众要上好一课更重要？

黄建始：对，公共要理性地来对待个东西，我们这次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是做得相当到位的，而且更重要的，我要赞扬我们的公共卫生人员，赞扬我们的媒体的是，不是盲目地照搬外国，我们根据我们的国情，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举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我记得SARS当时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动不动就说某某专家说什么什么。美国当时，我说我回国以后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美国从来不说某某专家说，都是说有证据、没证据，这次我们中国也一样了，我们中国也在说，有证据证明，没有证据证明吃猪肉会感染，这是一个很大的观念性的进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我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这次不是，原来一说谁做出疫苗来，说做出什么快速诊断试剂来了，我们媒体头版头条，大量报道，大量都在说，这次不说了，这说明我们认识到，对传染病的控制在中国今天这个国情下，对这个特别的从来没见过的传染病，我们应该采用的是传统的公共卫生，非高科技手段。

李小萌：等待疫苗不如少去公共场所，多洗手，注意个人的卫生和健康。

黄建始：对，因为疫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它是不可能救我们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把这个知识告诉老百姓，我们政府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上次在第一阶段，我们打败仗就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这些东西

黄建始：ARS期间就出过这样的事情，当时广州一个白领妇女，很成功，白领年轻女性，她就是为了关心她父亲的健康，带她父亲到医院去做体检，她就没关心整个广州的形势，结果去了医院，最后父亲体检完了以后，感染上了SARS，最后走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密切关心周围发生的变化，变得很快，你不知道对你的健康威胁很大，所以这是我要强调第

一条就是每个人都要关心这个事情，你只有知道了，你才能心中有数，才能从容应对，你如果稀里糊涂的话，你哪天陷进去了，损害了自己的健康都不知道。

李小萌：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03年之前您在北美地区做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也好，中层的卫生领域的行政官员也好，这样的经验对于今天您做现在的这个工作，包括对公众去讲该怎么做，有怎么样的借鉴？

黄建始：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根据我历年做流行病学，做公共卫生，做传染病控制的经验，我能够基本上知道这个情况，当4月底中国还没有这些病例的时候，很多包括我们媒体的朋友也是说这个好像没什么，我就告诉大家，我说这个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个病到中国的问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是有和无的问题，是一个早和晚的问题。果然我这个事情讲了三天，中国就出现了，现在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理性对待这个疾病，这个疾病现在当然还是感谢怎么说呢，我们还是比较幸运，人类，这次病的毒性不高，所以这个病死率很低，但是由于考虑到我们每个国家的国情，考虑到现在全球化的趋势，这个病还有可能重新再变异，变成毒性强的，或者甚至于变成没有毒性的，都可能，所以我们宁愿相信它会变得更坏，我们准备就很从容。如果我们相信很好的话，高枕无忧的话，万一来了，那个损失就惨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理性对待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保持正常的工作程序的前提下，我们同时不要畏惧这个疾病，我们要提高警惕，观察它的发展。

李小萌：我您的博客里面，一方便看到您也提到了如果你不注意自己的健康，会增加家人和自己得病甚至是死亡的机会，另外一方面您也在说，其实面对这一次的流感，非常信心十足。是不是在这种时刻，作为公共卫生或者流行病学专家必须得表现出信心，是您应该的一个态度？

黄建始：不，是根据我本人受的流行病学和临床医学专业的训练，以及我对这些年来积累的经验，我认为对这个病是根据基于证据下，我认为我们能够有信心的，我也列出了五大理由，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这个病不需要像对1918年流感大流行那么恐慌，我是有道理的。道理第一表现在，当年全世界都没有完整的病毒学免疫学，对这个病根本不理解，现在我们完全理解了，而且研究了这么多年了，我昨天晚上还看到1837年就有专门的学术文章来研究这个东西，研究到现在这么多时间，我们对这个病不像SARS，一点不知道，我们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祖宗三代都了解清楚，所以知道和不知道是相差很大的。第二，当年西方的公共卫生系统才起步，中国基本没有，现在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尤其是经过SARS，我们是已经基本上是比较完全的了，已经相当完善的，我们的能力也很强。第三，当年的人平均寿命也就是三四十岁，今年已经活七八十岁了，所以这些说明整个人体素质已经提高得很高了，营养状况各方面都很好。还有现在是个和平世界，当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完了，打仗完了大家知道，流离失所，哪里有时间去管病？所以由于种种原因，再加上现在有世界卫生组织，当时没有说信息的流通非常广泛，老百姓的知识也很多，所有的种种的理由说明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打赢这场仗。而且更重要的，而且最关键的事实是，根据我有限的了解，地球上没有一个生物消灭一个生物的，就是1918年那么大的事情，人类还是坚强地生存下来，而且繁荣富强，人越来越多。

李小萌：您刚才讲的五条理由，有信心的五条理由，我感觉主要您在和西班牙流感那次做对比，我觉得这并不能让我感到安慰，因为过了应该发展，还有您说即便是死了成千上万，上亿人，人类还是在进步，在往前走，但是我觉得现在哪怕是一个生命的逝去也是我们不愿

意去承担的，所以这两条理由不能让我们感到些许的安慰。

黄建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加大力度，高度重视，小题大作，从某种角度上，甚至于被人家国家说我们过度反应，但是这就是要解除你的两条忧虑。

再筑公共卫生这道墙

如果说几年前的那场SARS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的话，最大的遗产就是大家已经意识到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必要性和健康管理的重要性。今天我们抗击的甲型H1N1流感，又再一次以强烈的信号唤醒我们必须重视公共卫生，必须加强健康教育，必须强调健康管理。

事实上，我国最终战胜SARS并不是靠疫苗、特效药或者消毒剂这些技术层面上的东西，而是靠防治传染病的传统公共卫生方法和非高科技手段，即教育群众，正确认识SARS的传染规律和危害；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减少易感人群等。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就是让每个人都认识到传染病的危险性，自我管理好自己的健康，自动地保护好自己，自动地切断传染源。SARS期间许多百姓都呆在家里，相当于自我隔离。通过这种自我隔离，实际上无形中也切断了传播途径，无形中减少了易感人群。就是这种最传统的控制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知识和公共卫生非高科技手段手段让我们战胜了SARS。这些宝贵经验是人类与传染病长期斗争中形成和积累的，足以让我们在今天继续有效地使用它预防和控制传染病。

美国前公共卫生总署署长库普曾经说过：“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会用到医疗卫生系统，但我们每时每刻都会用到公共卫生系统。”公共卫生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大气候，就必须提高大家的健康素质。让每个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但中国有良好的宣传运作系统，我们可以利用宣传组织系统和经验来宣传健康理念，知识和技能，让大家都知道，公共卫生与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科学的健康理念、知识和技能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健康管理是每个人都不能没有的。健康管理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找到各种增加得病和死亡机会的健康危险因素并采取科学的方法去除它，使我们的健康得到维护和改善。这也是公共卫生预防为主原则的具体体现。

公共卫生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预防为主。《黄帝内经》就提到：“上医治未病”，实际上预防为主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从第一届公共卫生工作会议到现在，几十年来一直强调预防为主，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完全落实。我们现在往往是今天做昨天的事，或者今天的事都忙不过来，没有人会去考虑明天或后天的事。这不光是资金的问题，更多的是思维和理念的问题。这种现象必须改变。2003年我刚回国时，一开始觉得国内也许缺少先进的公共卫生科学技术；后来我发现国内更缺的是公共卫生专业人才；这几年我深深地体会到，关键的问题是全面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第一步是对大众普及科学的健康理念，知识和技能，在健康方面全面“武装”国民，帮助国民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大家一起来管理好国家的丰富健康资源。

对大众普及科学的健康理念，知识和技能不一定能马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多东西不是马上就能看到效果的，但却非常有用。要使中国每个人都生活得很健康，都有良好的公共卫生意识，达到一定的健康水平，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据笔者有限的知识，地球史上还没有见到一种生物被另一种生物消灭掉的记录。因此，甲型H1N1流感病毒并不可怕，我们能够战胜它。而一种生物不能适应环境变化而自我毁灭的例子是有的：恐龙。因此，在我们全力应对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因环境变化导致慢性病疯狂蔓延已经对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巨大威胁。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尤其突出，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当今生命和健康领域的大趋势是树立科学的健康观，选择聪明的投资，投资健康，而不是投资疾病。今天，在医疗卫生系统占主导地位的生物医学模式仍然统治着我国的健康领域。我们遗憾地看到，在落后和过时的模式误导下，在21世纪的今天，在健康领域，全国上下关注的重点还是一个“病”字。应该承认，尽管国家在战略上已经确定了“战略前移，重心下移”，但落实到具体的计划中，我们并没有能够跳出陈旧观念和体制的束缚，也没有能够冲破利益集团的阻碍，没有做正确的事，大量的资源还是投在疾病上。其实这是南辕北辙，结果必然是不正确的事做的越多越糟糕。试想一下，在疾病谱发生显著变化的今天，光关注“病”能看到国民健康的希望吗？刚公布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告诉我们：2008年，全国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病病例数达到2.6亿。过去十年，平均每年新增近1，000万例慢性病病例。如果不从源头上去花大力气减少人群中的慢性病危险因素，提高整体人群的健康水平，等发生了慢性病再去处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美国四分之一的人口至少患一种慢性病，消耗了美国四分之三的医疗卫生资源。中国现在是五分之一的人患慢性病，而且每年都在增加。可以说，忽视慢性病的上升和蔓延趋势，只关注医疗服务其实是对我国有限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犯罪，因为投资慢性病治疗的健康回报率是极低的。

那么，什么是健康领域正确的做法呢？正确的做法就是从根本上抛弃只关注“病”的落后过时观念，用健康领域的最新科学进展指导我们聪明地投资健康。那么，健康领域的最新科学进展是什么呢？上世纪七十年代，健康领域的科学家已经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式。（14）35年前，加拿大政府发布了拉龙德（Lalonde）报告，指出国民健康并不仅仅是由医疗服务（也就是我们今天关心的“看病”）所决定的。决定健康的主要因素有四个：生物学的，环境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和医疗卫生系统的因素。拉龙德报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开创了健康领域的新纪元。三十多年来，在健康领域大量的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和习惯（即个人行为）对健康的影响远远大于今天我们所关注的“看病”（医疗服务）对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人在过去的近100年时间里，平均寿命增加了30年。这增加的30年，其中公共卫生和预防贡献了25年，医疗服务只贡献了5年。19年前，伊文斯和斯多达特（Evans & Stoddart）提出决定健康的多因素模式（图1）。

该模式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改变人们落后的健康观念。大量的科学证据证明健康与多种因素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而当时西方的卫生（健康）政策只关注提供医疗服务。该模式指出，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基因特性都会对决定个人健康的生物学和行为学因素产生影响。该模式提供的重要科学信息是：个人行为并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是多种因素在组织的各个不同层面上相互作用发挥影响的结果。

因此，投资健康而不是疾病，用健康促进和健康管理来应对21世纪的健康挑战才是正道。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健康科学新进展反应迅速，很快就开始在健康方面投资。结果是从1950年到1996年，美国心血管病的死亡率下降了60%。研究认为下降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预防和早发现、早治疗及早护理导致了群体健康危险因素如吸烟，高血压，高血胆固醇等的

明显下降。这次甲型N1H1流感肆虐时，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患病率和死亡率方面明显低于墨西哥有一次证明了疾病的发生、流行和损害不仅仅是生物因素决定的，光靠医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

甲型H1N1流感警报的再次响起不仅表明，人类与流感等传染病的较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提示在整个社会普及健康的理念、知识和技能，帮助国民自我管理自己的健康是多么的重要和多么的迫切。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重视公共卫生(

波涛汹涌的2008年已让公共卫生为中华现代化巨轮保驾护航又立新功。充满变数的2009年将使公共卫生为神州建和谐社会再显威力。

从07年底08年初的南方冰雪灾难，春寒乍暖之际的手足口病流行，到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从举世瞩目的08北京奥运会，史无前例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到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对民生的负面影响，公共卫生在迎接挑战，消除隐患，保障国民健康中的巨大作用有目共睹。公共卫生所做的就是组织社会，共同努力，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人人参与，人人享有。

作为国家主导的社会公共事业，起源于欧美的现代公共卫生是应对工业革命对人类健康威胁的强大武器和从事海外扩张活动不可或缺的国家保障行为。因为大量健康的国民资源是以工业和国际贸易为特征的现代国家崛起的基础。以保护和促进国民的健康和福利为宗旨的公共卫生已经公认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平崛起。为社会稳步前进提供强大保障，为国人延年益寿发挥关键作用，为维护和提高健康和生产力保驾护航，公共卫生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功不可没。后工业化时代国民的健康关系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今天的世界经济是知识经济,实力来自知识和创新。知识和创新的基础是大量躯体、心理和社会和谐三方面健康的国民。要全面提高国民整体的健康素质，只能靠公共卫生。

中国今天需要医疗体制改革，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的看病需求。然而，看病贵看病难是一个世界性的无解问题。只关注疾病人群，只在“诊断和治疗”系统上投资，忽视各种健康风险因素对现在健康的80%人口的损害，疾病人群必将不断扩大，现有的医疗系统必将不堪负荷。美国目前每年花两万亿美元，没有解决美国人民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约每六个人有一个没有医疗保险。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如果按美国的做法，要达到每六个人有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水平都要八万亿美元。而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四万多亿美元。

遗憾的是，今天在医疗卫生系统占主导地位的生物医学模式仍然统治着我国的健康领域。在落后和过时的模式误导下，在21世纪的今天，在健康领域，全国上下关注的重点还是一个“病”字，可以说，我们在方向上是在做不正确的事。做不正确的事做的越多越糟糕。那么，什么是健康领域正确的事呢？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从只关心20%人的看病问题到关心以80%健康人为主的所有人的健康。从根本上抛弃只关注“病”的落后过时观念，用健康领域的最新科学进展指导我们真正关注健康。那么，健康领域的最新科学进展是什么呢？上世纪七十年代，健康领域的科学家已经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式。1974年，加

拿大政府发布了拉龙德（Lalonde）报告，指出国民健康并不仅仅是由医疗卫生服务（也就是我们今天关心的“看病”）所决定的。决定健康的主要因素有四个：生物学，环境，生活方式和习惯，医疗卫生系统。拉龙德报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开创了健康领域的新纪元。三十多年来，在健康领域大量的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和习惯（即个人行为）对健康的影响远远大于今天我们所关注的“看病”（医疗服务）。

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能够改变环境来适应我们生存和发展的种族。欧洲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带来生产力史无前例的提高，经济十分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威胁人类健康的新环境。面对新环境新挑战，人类在学习和提高自己对外部环境控制能力的现代化过程中孕育了现代公共卫生。现代公共卫生化解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对人类健康的新威胁。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转型的关键时刻。能否重视公共卫生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一大考验。在地球有记载的历史上，一种生物因为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灭种的悲剧是发生过的。如恐龙因为不能适应气候的巨大变化而在地球上消失了。今天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变化，从30多年前的大多数人吃不饱穿不暖到今天的相当多的人每天被鱼肉，烟酒和糖所包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全国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病病例数达到2.6亿。过去十年，平均每年新增近1000万例。其中，高血压病和糖尿病的病例数增加了2倍，心脏病和恶性肿瘤的病例数增加了近1倍。如果不能控制这个发展趋势，要不了多少年，神州人人有慢病。这足以表明我们至少目前是没有完全适应环境的变化的。如果我们不能高度地重视公共卫生这个历史证明可以帮助人类和新环境建立和谐关系的公共事业，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中国更需要公共卫生观念转变和体系改革。如果我们没有清醒的认识，不能从生存、强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对待公共卫生，仅仅把公共卫生当作平衡经济发展的配角，我们的经济大国地位是不可持续的，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会提上议事日程的。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北京协和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教授

原载科学时报2009-1-16，题目和1/3内容有改动和补充

给研究生的一封信

这是我在2008年春节写给研究生的一封信，一位同事建议放在博客上。遵嘱。

各位同学，新春好。

我这几天在家里系统地理了理思路，把这几年我和大家进行学术指导和交流中积累的经验、思考和感悟归纳了一下，结合这几年我反复强调并和大家在不同场合多次讨论过的，有关研究生学习的性质、特点，我想就下面九个研究生学习阶段常见的问题和大家再次沟通，希望帮助大家在这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学习阶段能够少走或者基本避免走弯路。

一、研究生学习是以自我主动学习为导向的一种学习过程。导师的作用，根据我的理解，是帮助研究生把握方向，提供咨询指导。导师绝对不能包办代替研究生的自我主动学习，尤其是在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上，必须是研究生自己发现和提出研究问题。研究问题的提出一定是在对所在领域现有研究现状和进展熟悉并进行了大量的文献阅读，完成综述的基础上，经过独立思考后才能提出的。有的学生一进学校就想确定研究论文研究的课题，这其实是不现实的，因为对研究的领域不熟悉。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不同于现有国内的本科生阶段的学习。研究生学习的性质是研究（research），research就是search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根据我的理解，研究生的学习过程就是通过对本人所在领域的感兴趣的重大题目或有实际意义的题目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探索，思考，探索。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开发和提高三种终生受益的能力，为离开学校后的独立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一种能力是获取、判别和应用信息（access information）的能力；第二种能力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种能力是终生学习（life long learning）的能力。第一种能力，获取、判别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是指知道到哪里去寻求资料（找资料、找文献等），寻找到资料来源后，如何鉴别资料的真伪和用途，选出能满足您在研究过程中进行探索所需要的资料，将这些资料经过归纳分析综合表达出来（综述），以确认新的研究问题或者解决研究问题的方法的能力。第二种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建立在access information基础上的能力。世界文明五千年，今天我们遇到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文献中，在文明的积累中，应该都能找到解决的线索和（或）启示（思路、方法）。所以access information的能力是基础，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核心。一个人如果具备了access information的能力，是应该能够确认什么是真正的研究问题，应该能够具体明确地把问题描述清楚。如果能够具体明确地提出研究问题，其实所研究的问题的解决也已经完成一半了。这几年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研究生就知道找课题，而不知道找研究问题，也说不出什么是研究问题。这提示我这些研究生在培养自己access information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还需补课。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能够结合研究问题，通过前人的文献和实践中其他方法提供的思路和方法，具体地针对面对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地，切实可行地思路和方法，真正解决了问题的能力。终生学习（life long learning）的能力包括本人活到老学到老的能力；包括向所有的人（包括公认比你差的人）学习的能力，包括看别人的文章找到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认真去学并找到值得自己去避免的错误、弱点的能力。

在研究的过程中，就是要能够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然后，针对研究问题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第三步是设计一个研究方案来验证或者拒绝研究假设。这个研究方案应该包括研究目标，研究设计，技术路线，方法学，资料搜集，统计分析方法，讨论分析、预算、研究进度等等。能否独立地提出研究问题是研究生训练过程中最痛苦、最艰难的一步，这是培养研

究生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基础的基础。人类面临的许多挑战和困难，束手无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二、研究生培养强调的是过程，每一个步骤都很重要。从修课、写综述到准备开题报告，到开展研究、论文写作，缺一不可。论文仅仅是部分满足研究生训练的要求。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一个能够进行独立科学研究的人才。论文的质量很重要，但是论文的质量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论文的质量是培养的结果，是现象，不是过程。它是反映学生是否能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的一个载体。能力是纲，论文质量是目。纲举目张。有了能力，论文质量自然就上去了。如果光强调论文质量不强调能力，就像要求一个三岁的孩子一天要走50公里一样可笑。学会走之后，自然就会知道怎么走快走慢。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有的同学就是不明白。一进学校就急着要找课题，结果走了许多许多的弯路，让我很痛心地看到了“欲速则不达”的现实例子。大家一定要明白，每个研究生的训练过程必须是虔诚地尊重自然规律，认真地完成每个训练步骤，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想走捷径，想取巧的做法只能是南辕北辙，欲速则不达。即浪费了时间，又耽误了能力的培养。最后的苦果只能自己吃。在这几年和您们的交往过程中，我是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协和“三基、三严”的重要性；深深地体会到为什么要把严谨的学风摆在第一位。没有严谨的学风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有能力的研究生的。学风在先，能力在后。大家一定要重视自身的修身养性素质建设。

三、综述写作是培养学生access information能力的重要过程，必须严格遵循下列程序。

1．研究生对自己感兴趣的题目、领域经过初步的文献阅读和现场观察及其它实践途径，对所研究领域的现状有一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确定一到两个有综述价值的题目，写下来正式交给导师，与导师进行讨论。

2. 当导师和学生达成共识后（共识的标准是该题目有许多最新进展，这些最新进展是目前还没有人综述过的，有研究价值的），研究生在一周内写出综述提纲，提交导师，约定时间讨论。

3．在导师和学生就提纲达成共识后（提纲共识的标准是：有针对性，有新意、应用意义），研究生必须在一个月内写出初稿。

4. 初稿提交导师进行修改后，直至双方满意为止。修改次数根据需要而定。

四、黄建始课题组要求每个硕士研究生在开题报告之前，必须完成两篇综述，其中一篇要

求能够发表；每个博士研究生必须完成三篇综述后才能开题，其中两篇综述能够或者已经发表。所有综述必须是课题组的研究范围之内的内容。（研究范围：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和健康管理，解释权在导师）。

五、研究生阶段任何与研究生训练要求有关的文章发表前必须征求导师同意，不得在导师

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投稿。导师不知情的论文，不应该作为满足研究生培养要求的论文。

六、论文开题报告必须包括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假说的提出，研究设计

（一般包括：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进度，预算，评价，参考文献，附录等。）论文开题报告的书写过程同综述的写作过程。第一，与导师讨论题目。第二、与导师讨论提纲。与导师就提纲打成共识后写初稿。第三、初稿经修改后完稿，并做成ppt，ppt 经修改预先演练之后组织开题报告。

七、开题报告通过后，进入研究阶段。每个研究生在研究阶段每个月必须以文字的形式

向导师汇报研究进展。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八、完成的论文初稿（包括封面页，致谢，目录，表目录，图目录，正文，参考文献，

附录，简历等）必须在答辩前100个工作日提交给导师，以便有充分的时间修改并补充资料。章节内容可以提前请导师审改，但是完整的论文初稿必须100个工作日前提供。因为没有按时提交完整的论文初稿所造成的任何后果（延期，不能毕业）由研究生自己负责。论文在修改满意，准备答辩前，必须做成ppt，ppt必须进行若干次预演修改后才能进行答辩。

九、课题组的活动是针对修课内容不足支持研究生学习专门设计的，要求每个研究生参加。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必须事先经我同意。

以上讨论和要求如有不明白，不同意之处，请于10天内反馈。10天后作为本课题组正式规矩生效执行。

谢谢。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以此与大家共勉。

黄建始：公共卫生要从应付、应急到应对

黄建始：公共卫生要从应付、应急到应对——访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

记者白剑峰《人民日报》2009年02月12日15版

“公共卫生不能应付，也不能应急，而要应对。应付是干昨天的事，应急是干今天的事，应对则是干明天的事。”黄建始这样说。

应付、应急和应对，这三种反应都是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活动。应付是被动地对已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采取的无计划、无针对性的盲目敷衍活动；应急是被动地对已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或盲目的活动；应对是主动地针对已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采取的科学理性的积极活动。

“有备未必无患，无备必有大患”。他认为，很多公共卫生问题都有“窗口期”，如果在疾病发生初期，及早预警和行动，就会事半功倍。一旦“窗口期”关闭，则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公共卫生专家应该成为“两点钟叫的鸡”，而不是“六点钟叫的鸡”。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例如，美国有一套灵敏的疾病监测报告预警系统。在日常生活中，有的监测医院急诊室病人有关症状，有的监测市面药房药物销售情况，有的监测学校学生缺课情况，有的监测法医死亡解剖有关记录，有的监测猫狗死亡情况，有的监测手纸和桔子汁销售情况，有的监测街上逛商场人打喷嚏症状，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疾”┓⒌南日祝檬奔渥急赣Χ浴

经过非典的考验，我国公共卫生应对体系建设虽有长足进步，但仍存在很多不足。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脱节，造成了公共卫生体系运转的低效与浪费。彼

此自成体系，互不了解，少通有无，缺乏必要的信息交流和成果分享。其实，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就像一个“人”字，共同支撑起健康的大厦。当前，我国面临着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双重威胁，光靠临床医学或公共卫生的力量都不行。只有整合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两大资源，并以此为核心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才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根据现代公共卫生理念，公共卫生体系应该是全社会参与的体系，是“政府行为+科学技术+全民参与”的体系。公共卫生的基本含义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组织社会，共同努力，防控疾病，促进健康。公共卫生体系的宗旨，就是要使每个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里。在这个环境里，没有疾病流行，空气没有污染，日常饮食和用水很安全，每个公民都受到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教育，孩子们都接受预防接种，工作单位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标准，疾病和寿命没有社会等级差异，毒物上瘾的人都能得到治疗。无论什么身份，无论居住在哪里，公共卫生都应是保障国民远离疾病、伤害和残疾的“铜墙铁壁”。

公共卫生有极强的社会性，公共卫生问题可发生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一旦发生又为全社会所关注。公共卫生不但为国民服务，也需要国民参与。目前，我国尚未树立公共卫生危机的社会应对理念，存在“重政府主导，轻社会协同”的误区。例如，政府公布的传染病疫情数字过于宏观，没有具体到一个城市、一个社区。因此，对于公众来说，这样的信息缺乏实用价值。其实，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传染病信息和预防控制方法告诉每个人，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如果每个人都知道如何科学地保护好自己并据此采取行动，就自然地切断了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对于非典、艾滋病和高致病性人禽流感这样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公开信息，并通过健康教育改变人群行为。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公共卫生

波涛汹涌的2008年已让公共卫生为中华现代化巨轮保驾护航又立新功。充满变数的2009年将使公共卫生为神州建和谐社会再显威力。

从07年底08年初的南方冰雪灾难，春寒乍暖之际的手足口病流行，到5.12四川汶川大地震；从举世瞩目的08北京奥运会，史无前例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到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对民生的负面影响，公共卫生在迎接挑战，消除隐患，保障国民健康中的巨大作用有目共睹。公共卫生所做的就是组织社会，共同努力，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人人参与，人人享有。

作为国家主导的社会公共事业，起源于欧美的现代公共卫生是应对工业革命对人类健康

威胁的强大武器和从事海外扩张活动不可或缺的国家保障行为。因为大量健康的国民资源是以工业和国际贸易为特征的现代国家崛起的基础。以保护和促进国民的健康和福利为宗旨的公共卫生已经公认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在现代化进程中和平崛起。为社会稳步前进提供强大保障，为国人延年益寿发挥关键作用，为维护和提高健康和生产力保驾护航，公共卫生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功不可没。后工业化时代国民的健康关系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今天的世界经济是知识经济,实力来自知识和创新。知识和创新的基础是大量躯体、心理和社会和谐三方面健康的国民。要全面提高国民整体的健康素质，只能靠公共卫生。

中国今天需要医疗体制改革，满足国民不断增长的看病需求。然而，看病贵看病难是一个世界性的无解问题。只关注疾病人群，只在“诊断和治疗”系统上投资，忽视各种健康风险因素对现在健康的80%人口的损害，疾病人群必将不断扩大，现有的医疗系统必将不堪负荷。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观念，从只关心20%人的看病问题到关心以80%健康人为主的所有人的健康。因此，中国更需要公共卫生观念转变和体系改革。如果我们没有清醒的认识，不能从强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对待公共卫生，仅仅把公共卫生当作平衡经济发展的配角，我们的经济大国地位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公共卫生。

21世纪的公共卫生和与基因及遗传有关的疾病

当我们说到”公共卫生”时, 我们通常会将其等同于”预防”。公共卫生传统上主要关注以下四件事: (1) 可以纠正的与疾病有关的危险因素, 如抽烟,喝酒,肥胖, 缺少活动, 高危险性活动等, (2)预防性干预活动, 如打预防针, 检查餐馆卫生状况,改善环境卫生，提供妇幼保健服务等, (3)筛选早期发现疾病先兆(亚临床状态), 如高血压,乳腺癌的早期”涞取＃4）现场疾病控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如对SARS危机的处理和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1）到（3）中的危险因素和通过筛选可以早期发现的疾病先兆通常在青少年时代或成年后很明显,一般可以通过预防措施来纠正或改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常也是可以很快控制的。而基因和遗传因素一般则认为是先天性的,不可改变的。[1] 那么, 公共卫生与基因和遗传因素有什么关系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我们的思维模式。当我们进入21世纪后, 全球的医疗卫生系统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部分是由于人类基因组工程及人类遗传学的进展所引起的。以基因/遗传为主要驱动力之一的医疗卫生思维模式开始出现,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基因检测等已经进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2，3] 面对现实，我们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有必要了解以基因/遗传为主要驱动力之一的医疗卫生思维模式，以更好地组织社会共同努力，预防疾病，促进健康。

要了解以基因/遗传为驱动的医疗卫生思维模式，我们首先应该了解遗传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理解传统的遗传学和”新”的遗传学, 即基因组医学(genomic medicine)和基因组公共卫生( genomic public health)。理解了这些新概念, 我们才能认识到随着今后几年对遗传变异

和疾病关系的新发现, 公共卫生不但要面对大量的崭新的科学信息,而且还要开发、分析、传播这些科学信息，并用以指导我们的公共卫生行动。

什么是遗传学?

遗传学是研究传宗接代现象的科学分支, 即遗传特征是如何从父母传给下一代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共卫生和与基因及遗传有关疾病的关系,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基本的遗传学名词和概念。[4.5，6]

我们知道, 每个人的身体都由几十亿个细胞组成。每个细胞都有细胞核。细胞核内有脱氧核糖核酸(简称DNA)。DNA是一个巨大的化学信息数据库，含有一套完整的指令。这套指令指导细胞制造其需要的各种蛋白质。DNA的分子是双螺旋结构。如果我们暂时将DNA 想象成一条双螺旋项链。这条项链将由30亿个四种颜色的珠子串成。四种颜色代表四种不同的碱基，即腺嘌呤（A），鸟嘌呤（G），胞嘧啶（C），胸腺嘧啶（T）。因为它们都具有碱性，所以称为碱基。DNA两条螺旋链上的对应碱基按照A与T，G与C严格配对。因此只要知道一条链上的碱基排列顺序，就可以知道另一条链上的碱基排列顺序。DNA碱基排列顺序很重要。正是这个排列顺序决定了不同的遗传信息，就象英文字母的不同排列顺序组成不同的英文单词和句子。

在双螺旋DNA分子上只有部分片段带有遗传信息。带有遗传信息的片段叫基因。基因是决定一个生物物种所有生命现象的最基本因子，它的功能就是携带制造所有生命体的基本物质-蛋白质的指令，是DNA的工作亚单位。通过分析人类基因组序列，人类基因数目估计在3万到4万之间。每个基因有几千个到几十万个碱基对组成。

基因和DNA分子上不带遗传信息的调控片段连起来构成DNA分子。每个DNA分子由5千万到2亿5千万个碱基对组成。DNA分子外面包上组蛋白后形成染色体。每个细胞有26对染色体，即46个双螺旋DNA分子。

23对染色体（46条）中的23条来自父亲的精子，另外23条来自母亲的卵子。其中22对为常染色体，一对为性染色体X，Y。性染色体决定后代的性别。如果从父母亲那里获得的都是X性染色体，则为女儿。如果从母亲那里获取X染色体，从父亲那里获取Y染色体，则为男儿。(图1,2)

[图1和图2插于此处]

一个物种的全部基因及其调控片段的总和就是基因组。人类基因组就是人的细胞中23条染色体中的DNA的总和，包含了人体的所有遗传信息。

2000年6月26日，美国生物学家Craig V enter 和Francis Collins 宣布他们分别领导的两个研究小组已经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工作草图工作。2001年8月26日，中国科学家完成了百分之一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任务。2003年4月14日，六国科学家参与，经历了十三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了30亿碱基对的测序工程，覆盖人类基因的99%。1%目前无法测序，隐藏着生命的其他奥秘。[7]

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标志着人类遗传学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为了便于理解该计划完成对人类生活将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此我们将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之前的遗传学称为“旧遗传学”。“新遗传学”则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而诞生。[8，9]

什么是“旧遗传学”？

“旧遗传学”研究完全由染色体或单基因异常所引起的疾病和状况。染色体异常可

健康科普专家

健康科普专家 健康科普专家应该具有博学的知识、科学的专业素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普通百姓的健康教育必须做到有根有据、通俗易懂，这样才能提高大众的健康素养。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会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在聘书颁发会上说。 30位特聘专家名单：殷大奎、王陇德、洪昭光、杨秉辉、郭冀珍、向红丁、胡大一、曾光、李立明、黄建始、范志红、纪小龙、刘玄重、钮文异、孙树侠、杨凤池、周玉杰、唐登华、于康、赵仲龙、邓小红、何丽、徐凤芹、马长生、马辛、郑毅、唐旭东、李可基、于欣、胡邓。 很多健康教育专家在以自己的模范言行传递健康知识。 此次全国“相约健康社区行”特聘专家讲师团中，殷大奎71岁了，腰板依然挺得倍儿直；洪昭光72岁了，依然面色红润；郭冀珍也72了，却是鹤发童颜…… 有研究显示，人的健康长寿8%取决于医疗条件，60%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所以，糖尿病专家向红丁才有勇气告诉他的病人：活不到99，坚决不能走。 他们的健康经，就是生活方式健康，比如骑自行车上下班、日行万步不动摇。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听听特聘健康教育专家们的健康建议，做个快乐的健康追求者吧！

人要乐到“第二春” 洪昭光教授的养生经总是朗朗上口：30岁努力，40岁注意，50岁轻松，60岁成功。要过好人生100岁，最关键的先要过好第一个春天，即60岁以前。 第一个春天过好了，第二个春天——60岁以后，即收获享受的春天，就快乐好过了。因为退休后，压力减轻了，时间富裕了，阅历丰富了，就容易一马平川，一路平安到80岁。80岁以后只要好好关爱自己，不伤害自己，可以平安治到100岁，无病无痛，无疾而终。 退休以后的赵仲龙，任卫生部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他有个让自己的第二个春天“不长皱纹”的办法，就是网聊。“与年轻网友交流，心情非常愉快，使我有了回到年少时代的感觉。”赵仲龙说，他有qq号，还有msn邮箱，打开电脑就能与大家问好，年轻人都夸他是时髦老头。 和年轻人在网上聊天，脑子要灵，手指要紧跟上。这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很好的锻炼，既延缓了手功能的衰老，还让大脑一直能得到“锻炼”。 像养车一样养身体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高干科主任徐凤芹经常拿养身和养车 做类比。 “你想想，你买了一辆车，每跑5000公里是不是得保养一次，

央视揭密 感冒输液的危害

央视新闻1+1 输液，为何泛滥成灾 主持人李小萌：欢迎来到“新闻1+1”。天气寒冷，感冒的人多了，像这样的画面，在医院当中就是再寻常不过了。有人非常形象的把这样的场面称作是“吊瓶森林”。人们原本是在追求健康，但是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本身恰恰是在威胁着自己的健康，而且是一个长久的威胁。今天我们关注这个问题。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一个医学常识为什么反而会演变为输液泛滥医生：非常严重的(会)休克，甚至引起死亡的都有。过度输液危害巨大，面对慎重输液的医学警告，医院里却是如此场景。患者：最好是输液，输液快一点。"输液大国"、"抗生素大国"、"感冒药大国"，药品滥用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胡皓夫：药品的收入占到整个医院的40%。黄建始：抗生素合理应用缺少管理、缺少监督。 《新闻1+1》今日关注，"请强制我们远离危险！" 主持人李小萌： 欢迎来到《新闻1+1》。 天气寒冷，感冒的人多了，像这样的画面在医院当中就是再寻常不过了，有人非常形象地把这样的场面称作是"吊瓶森林"。人们原本是在追求健康，但是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本身恰恰是在威胁着自己的健康，而且是一个长久的威胁，今天我们关注这个问题。 2011年1月6日 这是今天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这也是北京各大医院每天出现的场景：拥挤的人群，忙碌的医生，还有这成排的吊瓶。 患者： 感冒了。 记者： 您这是打的第几瓶了 患者： 我这是打第三瓶了。 患者1： 第二瓶吧。 患者2： 第五瓶了。 当农历节气进入小寒这个一年中最冷的阶段，我国很多地区也同时进入了感冒和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感冒、发烧、打吊瓶，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哪家医院不是如此呢 患者家属： 发烧、咳嗽，昨天打的(点滴)，今天也打了，她不吃药，她不爱吃药。 输液，一个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习惯性选择，正在演化成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近日，国家发改委就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 2010年12月28日新闻晚间新闻8瓶！输液输出"高"水平

健康在我心中——投资健康 拓展享用生命93分

健康在我心中——投资健康拓展享用生命 一、单选 ( 共 6 小题，总分: 40 分) 1. 根据黄建始教授所讲，中国人均期望寿命是多少岁？ A.61岁 B.71岁 C.81岁 D.91岁 2. 根据黄建始教授所讲，在美国过去一百年人均寿命提高的30岁中，下列哪项提高了其中25年？ A.医疗服务 B.公共卫生和预防 C.医学高科技 D.美国综合国力 3. 根据黄建始教授所讲，中国第一大癌是（） A.肺癌 B.胃癌 C.肝癌 D.脑癌 4. 根据黄建始教授所讲，2004年，北京市6至18岁孩子的吸烟率是（） A.5% B.7% C.9% D.11%

5. 首届健康促进大会渥太华宣言指出，健康是每天生活的（），并非生活的目的。 A.资源 B.目的 C.结果 D.财富 6. （）是食品的一个种类，具有一般食品的共性，能调节人体的机能，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但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A.保健（功能）食品 B.药品 C.营养品 D.绿色食品 二、多选 ( 共 3 小题，总分: 20 分) 1. 黄建始教授指出，健康资产包括下列哪几方面的和谐？ A.身体 B.心理 C.精神 D.与外界环境（自然和社会） 2. 根据黄建始教授所讲，健康投资的15字重点除了“管好嘴”之外，还包括哪些？ A.用好腿 B.不抽烟 C.少喝酒 D.好心态 3. 下列各项表述中正确的有哪些？

A.黄建始教授指出，健康投资需要自制力，要从培养健康的好习惯做起。 B.黄建始教授指出，衰老过程只有30%是由基因决定的，其他70%是在您手中，主要靠营养和训练。 C.黄建始教授指出，管好嘴的关键要吃对。 D.黄建始教授指出，过量的动物源蛋白质为主的食物，是现代富贵病的罪魁祸首。 三、判断 ( 共 6 小题，总分: 40 分) 1. 黄建始教授指出，健康是预防太快的衰老过程。 正确 错误 2. 黄建始教授指出，每天吸烟25支，12%的人会得肺癌。 正确 错误 3. 黄建始教授指出，我国二分之一保健食品是假冒。 正确 错误 4. 黄建始教授指出，药食同源本身没错，但认为中药没有副作用就大错特错了。 正确 错误 5. 黄建始教授指出，中国肺癌死亡率30年增5倍。 正确 错误 6. 黄建始教授认为，我国四分之一的保健品注册品种在休眠。 正确

公共卫生简史-黄建始

中国公共卫生 第一卷 公共卫生概论 主编：曾光，黄建始，张胜年 第二章 公共卫生简史 黄建始 一部公共卫生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作为群体对健康和疾病体验和认识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遭受战争和自然灾难后不断探索，扩展科学知识来保护自己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经济、政治体系如何创造健康的或不健康的生活环境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社会为健康的维护和促进或疾病的产生和传播提供条件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个体和群体为了生存和发展而不断地寻求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健康和预防疾病的历史（Fee，1993; Tulchinsky & Varavikova,2000）早期的公共卫生概念和实践产生于人类对农业革命1副作用的应急反 1农业革命：在距今10，000年前到距今2000年前这段时间因人口增长的压力全世界大部分人类从采集和狩猎转变为农业。这个转变是猿人成为真正的人类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史称“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每一平方公里土地种植作物能养活的人口比采集食物能养活的人口要多得多。农业革命反过来导致了更多规模的人口增加，产生了定居和群居的生活方式，导致了村庄和随后城市的出现。（斯塔夫里呵诺斯，2005）

应2，现代公共卫生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于人类对科学革命3和工业革命4副作用的应对反应5，发展于人类现代化6的过程中。今天，公共卫生已经成为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第一节 公共卫生的起源 公共卫生起源于人类对健康的认识和需求。 人类早期对健康的认识是从疾病开始的。当时人类认为没有疾病7就是健康。那么什么是疾病呢？从最早的医学模式来看，疾病其实是一个语言学上的词汇，用来称呼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可能发生在社会任何成员身上的一类特有的，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现象。通常，人类用特定的模式来解释各种自然现象。模式，就是用于解释自然现象，消除困惑的信仰系统(Engel,1977)。最早的医学模式就是解释疾病现象的信仰系统。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用于解释健康和疾病的模式经过多次变迁，反映了人类认识自然的螺旋式上升的演进过程。 公元前10 000年的史前文化(Brannon,2007)认为，疾病这种现象 2应急是被动地对已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的一系列无计划但有针对性的或盲目的活动。（黄建始，2006） 3科学革命：发生在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1543年）到牛顿发表《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之间的一个半世纪里以天文学和物理学研究成果为标志的重要科学进展，史称“科学革命”。由科学革命引发的各种变化影响了整个世界。（斯塔夫里呵诺斯，2005） 4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后期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出于各种实际目的而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巨大变化。史称“工业革命”。工业革命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带来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和世界各地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浪潮。（斯塔夫里呵诺斯，2005） 5应对是主动地针对已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采取的一系列科学理性的、有计划的、有针对性的积极活动。（黄建始，2006） 6现代化是人类逐步提高其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并利用它来提高人均产出的过程。（斯塔夫里呵诺斯，2005） 7在英文中，有三个单词都可以翻译成中文的疾病。1.Disease, 从字面上看，指的是舒适的反面，泛指所有偏离正常健康的状态。从学术上来看，疾病是一个由临床，病理学，和流行病学标准界定的，能够系统地予以研究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在生理上和/或心理上偏离了正常功能的状态。在生物医学模式下，disease 所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疾病，可以通过病理学的特征来诊断。 2. Illness指一个人经历疾病的主观感觉。研究illness主要是直接对所经历的痛苦的现象进行分析。一个人可以有严重的disease但没有illness，如高血压；也可以有严重的illness但没有disease, 如忧郁症。 3.Sickness 主要是指社会对一个人患病时社会功能障碍的承认，常用的是“病人角色”（Sick role）. 病人角色是医学社会学用于描述病人行为的专业词汇，具有病人角色的人通常有以下特点，失去独立自主性，依赖性，一系列的情绪表现如生气，消极，经常哭泣等。病人角色可以使病人免去一些正常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和获取一些优待，如休病假，得到一些紧缺物质等。简言之，disease是指生理或心理机能障碍，illness是指个人感到不适的状况，而sickness则指当个人患病是所出现的某种社会功能障碍的状况。（Last, 2007；Emson, 1987;施侣元，2001）

吃什么怎么吃 才能真正吃出健康

吃什么怎么吃才能真正吃出健康——2009-03-01 公共营养师：武景存 营养状况影响民族竞争力 从宏观和长远的角度看，营养不仅影响人民的体质、智能、发育和健康程度，也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竞争力与创造力以及社会的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 党的十六大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我们想健康就是进入小康社会的通行证。健康是人类最大的财富，有这样一个很生动的譬喻：一个人毕生从事的事业、成功、家庭、财产等等可以描述成下面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就是前面是一个1，后面有无数个零。第一个数字1就代表健康，如果失去了1，一切都会变成零。 健康就是GDP 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在过去40年中,世界经济增长的8%至10%都是来源于健康的人群,而亚洲的经济腾飞有30%至40%也源于健康的人群。全国城乡居民因疾病、损伤和早死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2%,相关的医药费消耗相当于GDP的6.4%,所以不难看出健康就是GDP。中国有13亿人口,在这个庞大的基数下,患病人不在少数,如果得了病才忙于治疗,高昂的医疗费不仅普通的家庭难以承受,不仅造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还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增加公费医疗投入与医疗保险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只有重视营养知识的普及,提高全民健康素质,才能把庞大的医疗费用节省下来。 把最后28天的抢救费用于预防 中国国民平均寿命是71.5岁,平均健康寿命是62.3岁。平均每个人有9.5年是带病或残疾生活。人在晚年60岁以上,消耗的医疗费用约占一生的40%以上,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医

疗费是在人生的最后28天花费的,也就是抢救费用。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预防疾病,把抢救费用改为进行预防,可以使人的健康生命延长远远超过28天。 全球1/3患者死于药物滥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疾病的模式在发生变化,首先就是食源性疾病增多,2000年WHO宣布,全世界因营养过剩死亡的人数,首次超过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数。第二,药源性疾病不断增加,据WHO统计,全球约三分之一的患者死于药物的滥用,我国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如果住院病人平均每天合并用药5种的话,不合理用药发生率21.8%,伴随化学合成药物特别是抗菌素的滥用,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难以治愈的疾病不断出现。第三,医源性疾病,医疗模式的商业化倾向日益严重,医源性疾病不断增加。最近国际医学界有人批评中国,临床过度输液的问题,根据我们与解放军总医院护理部联合研究结果,发现输液问题不能忽视。香港保健协会周文轩主席指出,由于化学合成药物有非常明确的作用点和药物作用效果,因此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副作用很难避免,所以老年人用药后往往出现较多的副作用。导致药越用越多,病越来越多。 孕妇吃药生出两万无手海豹儿 “甘蔗没有两头甜,凡药都是双刃剑”。职业妇女为了不影响工作,克服妊娠反应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医治疗妊娠反应常用伏龙肝(即农村烧柴的灶心土)煎水喝。但西方不知道这个方法,于是德国格律塔尔公司生产了合成药物“反应停”(困特甘),这个药物做了许多实验,据说老鼠点头了、猴子也点头了,但人类食用之后,最后在全世界诞生了两万个海豹儿,生下来的孩子没有手、没有脚,像海豹一样。造成了20世纪最大的药物丑闻! 再就是拜耳药厂新的降脂药“拜思亭”带来的教训,全球31人服用后,因发生横纹肌溶解症而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