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钱学森：百年中医的哲学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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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到钱学森：百年中医的哲学思辨

作者：江寒秋

来源：《齐鲁周刊》2014年第14期

从最初鲁迅批判它为“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开始（更远还可以追溯到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一个世纪以来，中医接受了数次大批判。中医在近现代的曲折命运其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过去百多年里变迁经历的一个缩影。

中医与旧传统：民国知识界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让中医面临了空前严峻的体系考验，新文化运动把“德先生”和“赛先生”正式请到了中国，科学就成为事务是否可行的先进标准，科学与否代表正确与否。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的论断：“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传至如今，在中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并经常被人提起。

民国时期的知识界也多倾向于为西医辩护，因为梁启超在协和医院被误诊了一次，中医以此为由证明西医并非全知全能，梁启超为维护西医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其大意是，虽然西医不尽善，但也还应该扶植西医。因为西医连同的科学是中国富强的方向。在胡适口中，中医根本就“毫无学理，不足为法”。

傅斯年是知识界反中医最激烈的。1934年他撰文说：“中国现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气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开了40年学校，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还在那里听中医说五行六气的胡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

民国时期，思想界对中医的态度不仅受到了当时医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也与当时社会的思想革命运动有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

幸存的国医馆

中医的抗辩似乎主要的活动就是请愿。从1913年上海的中医团体组织的“医药救亡请愿团”，向北洋政府要求把中医纳入教育体系，到1947年的一次绝食请愿。一次比一次激烈，中医却是每战每退，提出的请求竟退缩为要求中西医平等待遇。

1931年有一个国医馆幸而成立，这是一个半学术、半行政的组织，“以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其中理事包含了当时的所有名医，理事长是陈立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