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系院：管理学院

专业班级：工商管理2010-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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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冷战；美国；全球战略；中美关系；“9.11事件”；恐怖主义[摘要] 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利益基础，使中美关系处于“时冷时热”的状态。“9.11”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政府把恐怖主义视为首要威胁，把反恐视为首要任务，这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缓和。但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的基本状态也不会改变。

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一个关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外部环境优劣的战略性问题。因此，考察中美关系是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由于中美实力差距较大，美国对华政策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最主要因素，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直接受制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故此，要考察中美关系的演变，必须考察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与演变。

一、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与趋向

(一)布什政府时期“世界新秩序”构想

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使美国感到在战略上需要确立一种由它领导和支配下的世界秩序，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展其在全球的利益。1990年9月，在海湾危机爆发不久，布什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构想。首要目标是维持美国单极优势的领导地位, 建立世界新秩序，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同时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建立反映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世界新秩序。

“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有：(1)强调在美国的领导下，实现一个“和平和安全、自由和法治”的世界；(2)在国际事务中更加强调“多边”合作，而不是“单边”行动，注重发挥盟国和联合国的作用；(3)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在世界上巩固和推进所谓“自由”与“民主”事业；(4)实施地区防务战略，重点防止和应对威胁美国利益的地区冲突。

布什的“世界新秩序”构想，是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一个纲领，其基本目标是维护冷战后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应付美国面临的各种新的挑战，在世界上推进“民主”事业，从而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

（二）克林顿第一任期的“扩展战略”和“参与和扩展战略”

1993年1月, 克林顿比较清晰地描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一个目标、三大支柱”。“一个目标”是坚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把它定位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首要目标。“三大支柱”是维护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推进民主。1993年9月，克林顿在联合国大会上首次向全世界推出了“扩展战略”。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发表上任后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扩展战略”发展为“参与和扩展战略”，在“扩展”美国的利益、价值观和政经模式的同时，更加突出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介入和参与。“参与和扩展战略”可概括为：利用冷战后对美总体有利的国际形势，加强介入和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力度，“扩展自由世界”的疆界，实现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这几年中，美国在推行“参与和扩展战略”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步骤：

第一，积极构筑美国主导、西方占优势的大国协调关系。

第二，强调经济优先，突出经济安全。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各国都较前更为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克林顿政府明确提出将“经济安全”作为美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为此，美国不但从战略高度重视对外出口，专门成立了“提倡出口办公室”，提出“新兴大市场”战略，推行咄咄逼人的对外经济政策，而且还积极推动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大力支持全球性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

第三，维护军事安全，确保安全利益。美1994年度《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三项原则中，安全是第一位的，从而改变了克林顿政府在执政的头一年把经济问题置于对外政策首位的做法。

第四，注意循序渐进地推进“全球民主化”。明确地将“全球民主化”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这表明美国决心以更大的力度和规模在全世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经模式。

(三)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的“塑造—反应—准备战略”

在克林顿政府看来,2015 年之前是美国的“战略间歇期”, 因为美国并不面临紧迫的现实威胁和势均力敌的全球性竞争对手, 相反, 美国前所未有地获得了使国家更安全、更繁荣的机会, 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可以保持相当一段时间。美国面临的真正的严重挑战不是俄罗斯和中国, 而是地区性、跨国性和非对称性威胁, 如种族冲突的蔓延、“无赖国家”和“失败国家”对地区稳定的危害、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猖獗、信息战和情报争夺的加剧、环境的恶化等等。因此，美国着眼于21世纪的大国竞争，在1997年5月制定了美国面向21世纪的全球战略。这就是《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1.提出“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新战略构想，强调维护当前利益与应付未来挑战相结合。“塑造”意味着不是要消极地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应更积极主动地去改造国际环境，使之不断朝对美有利的方向发展；“反应”是指按照对美国利益威胁的性质和程度，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危机作出迅速有效的反应；“准备”是指立即着手为不确定的未来作准备，以确保21世纪成为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的美国世纪“塑造—反应—准备”战略构想的提出，意味着美国全球战略已完成了“冷战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转型，将着眼于21世纪，以更加灵活多样和富于进攻性的手法参与国际斗争。

2.加强对各地区事务的参与，进一步扩展美全球战略优势。在欧亚大陆西端，加紧改造和更新北约，大力推动北约东扩，着力推动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并且在维护和平与繁荣方面与美合作的欧洲”。

3.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加强对“潜在对手”的防范和牵制。面对世界多极化的加速发展，美为保持主导地位，更加注意运筹大国关系。针对欧盟自身实力的增强、积极谋求成为世界独立的一极的情况，美国有意在一些问题上作出一定让步，使美欧联盟关系得以维系。美国也注意多方缓解美日矛盾，加强与日本的安保合作。1998年9月，“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的制定，标志着两国军事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美国还首次提出，在2015年前后俄罗斯和中国可能成为美国的全球性对手。这表明，美国对俄、中两国的判断逐步趋于严峻，对两国的防范和牵制力度明显加大。

4.积极推行新干涉主义和“炮舰政策”。冷战时期，美国以反共主义作为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和对外干涉的理由。近年来，美国又极力鼓吹“人道主义灾难”、“人权高于主权”和“国家主权有限”等谬论，不断为新干涉主义寻求法理基础。美国为推行新干涉主义，还更加倚重军事力量。

5.更加轻视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政府间组织，在维持世界和平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普遍的权威性。冷战结束初期，美国曾较为注意借重联合国的作用，但近年来绕开联合国加紧推进西方价值观念的霸气明显上升。

（四）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

与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不同的是, 小布什政府更加强调美国的本土安全和本土防御, “9·11”事件打破了美国本土“天然免疫”的神话, 暴露了本土安全的脆弱性。2002 年9月20 日,美国政府公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1.“先发制人”与“政权更迭”，以打击恐怖主义和某些“无赖国家”。《报告》认为，美国必须“在威胁进入美国边界前发现和摧毁之”。为此目的，美国将争取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报告》同时强调: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果断地单独采取行动，行使“自卫权力”,对恐怖主义分子采“先发制人”的打击。

2. 维护“美国至上”，确保美国的霸权。步入21 世纪，美国的基本战略目标仍然是维护和确保美国的霸权或至上地位。这一至上地位建立在美国的实力、特别是超强的军事实力基础之上，谨防任何潜在“同辈竞争者”的出现。

3. 对大国关系重新定位，其核心就是把俄罗斯、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一方面，美国不会放弃与其他大国合作的多边主义，但更会强调其他大国的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确保美国的霸权与优势，有单边行动的自由，有指挥其它力量中心的优势。其核心就是把俄罗斯、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二、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一）中美关系的紧张、摩擦和矛盾

在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中，中美在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十分明显。首先，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会对美国构成潜在的战略威胁。其次，美国将社会主义中国视为其谋求霸权的重大障碍。这既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本能，更是因为一个繁荣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将是在国家关系实践中对美国软霸权的一种否定。这加强了美国对中国战略的不信任。

冷战结束以后,在美国政界、学术界甚至军界，长期存在“中国威胁论”的市场，一些美国学者和官员固执地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而是在崛起中实施战略扩张，排挤美国的影响，对美国产生难以应付的挑战。因此，首先要联合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共同限

制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主张美国必须像冷战时期对付苏联那样对付中国。

1992 年9 月, 布什政府不顾中国反对，向台湾出售150 架F - 16 战斗机；1993 年7 月,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国会带头反对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致使中国以一票之差落选；1995 年5 月, 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1999 年5 月, 美国战机无端“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 年4 月, 美国军用飞机驶入中国南海领空，撞击我国进行拦截的飞机并造成我国飞行员牺牲。在这些冲突中，美国都是制造麻烦的主动者。中国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采取了有节制的斗争，对中美关系的稳定起了主要作用。

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并没有因为“9 ?1 1 ”事件和反恐而改变。2004年6月9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以八国集团名义正式推出了大中东计划。“大中东计划”是一个地缘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念利益结合得非常好的谋划。一旦美国借民主改造之名在大中东地区站稳脚跟，在地缘上控制了一个关键地区后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潜在的竞争对手，到时候中国所受的战略压力会更大。同时，“大中东计划”如若成功，中国的西部也将面临美国的战略包围。

另外，两国经贸问题愈演愈烈，美国目前从各个层面加大对中国金融开放、经济增长方式等深层次和体制性问题的干涉, 给中美经贸关系的顺利发展带来杂音。另外值得警惕的是，两国在超越双边关系之外的“第三方”因素上正在形成一系列新的摩擦，诸如苏丹问题、委内瑞拉问题和非洲问题等。其中既有同能源、地缘等两国战略利益

相关联的根本利益冲突，也有因美方某种战略认知差异所导致的战略误判。

“推进民主”一直是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美国维持霸权的重要途径之一。从全球战略出发，美国“期望”中国能加快实现“民主化”进程，但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这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持攻击态度。因此，中美关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因社会变化而可能产生新的矛盾和斗争。中国在今后将加速进行社会转型，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在此背景下，美国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对中国社会的稳定可能带来的混乱和动荡。

美国将本已存在的台湾问题视为在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防范和牵制中国的筹码和基地，这必将使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形成各种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它使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有的时候会十分紧张，甚至会出现一些突发的、破坏性的事件使中美关系走向对抗和破裂的边缘。

（二）中美关系的缓和、互信与合作

美国在谋求建立自己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时候，需要将中国纳入到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去，这就使美国必须保持与中国的正常政治与经济交往。另外，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和廉价消费品，美国需要中国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由于有这些支撑性力量的存在，每当冷战后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的时候，中美双方又总能抓住机遇，使双

边关系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有的时候双方的交流合作甚至可以达到相当紧密的程度。

“9.11”事件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新态势对中美关系的积极影响。首先表现为中美战略利益矛盾的紧迫性下降。由于布什政府一段时期将致力于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中国被美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压力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从美国国内舆论来讲，也把恐怖主义作为首要敌人，对中国的批评减少，政府加大对中国遏制的力量也会有所削弱。同时，布什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改造大中东地区的同时，需要大国关系一定程度的缓和与合作，中美之间的利益结合点有所加强，这些都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另外，由于美国集注意力于中东问题上，在亚太地区需要稳定，需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与其合作，因而必须在发展对台关系上有所节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台独”势力的危险倾向，从而为维护台海地区局势的稳定创造条件。而台海局势的稳定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础。

“9 ·11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中美首脑四度会晤。两国在反恐、反扩散、朝核、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扩大了两国合作的基础与范围。2005 年11 月，布什访问中国，与胡锦涛主席进行了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加深互信，全面推进21 世纪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2006 年，中美首轮战略经济对话启动，合作进一步发展。继中美战略对话、商贸联合委员会等机制之后，两国领导人倡议成立了战略经济对话这一新的机制，为从战略层面把握两国经济关系的平稳发展和从经济问题入手推进两国战略

关系的提升开辟了新的机制性合作平台。两国军事交流全面恢复，拉姆斯菲尔德实现访华，郭伯雄成功访美，两军首次联合海上搜救演习的开展，两军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均从不同侧面显示中美军事关系正在全面走出“撞机事件”的阴影，走向建立互信、谋求合作的新阶段。中美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更加紧密有效。

[参考文献]

[1]方巍巍.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前景

[2]张晓凤.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3]黄仁伟.美国全球战略的经济因素及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