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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制度需求差异与国企内生诱导性需求的培养(1)

城乡制度需求差异与国企内生诱导性需求的培养(1)
城乡制度需求差异与国企内生诱导性需求的培养(1)

城乡制度需求差异与国企内生诱导性需

求的培养(1)

摘要: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与农业制度变迁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农民对新制度的需求远远高于国有企业的相关利益主体。文章通过对国有企业与农业制度需求的差异分析,提出了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也应尽可能培养内生诱导性制度需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培养国有企业制度内生诱导性需求的方式和对策。

关键词:城乡制度需求差异内生诱导性需求制度需求机会成本制度需求预期收益

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较多的从供给角度来分析制度的均衡性。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上,认为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制度供给没有农业多,核心制度没有突破。其实,国有企业核心制度没有及时供给,改革越来越难,固然有国家制度供给不足的因素,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职工内生制度需求不旺,而且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制度需求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一、城乡制度需求差异及影响

1、制度需求主体数量不同。农村制度需求主体比较单一,因为农户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其自身的制度需求就反映了农村整体的市场制度需求。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因利益主体的多重性和所有权代理人的多层次性就导致了制度需求主体的多重性。从利益主体来看,有职工、企业经营者和政府;从所有权的代理层次来看,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

2、制度需求程度的不一致性。在农村对大部分的农民来讲,新制度的潜在利益是平等的,因此,在制度的需求上相对比较一致,这就有利于形成合力。但是城市由于利益主体多重性,制度需求的程度不同。从利益角度来看,制度需求有强有弱,政府强,企业和职工弱。当然制度需求的程度与制度变迁的时间也有关系,在改革初期,只涉及到国家和企业利益的分配,因此,此时职工是改革的支持者,制度需求旺盛。在19990年以后,职工成了改革的对象,既存利益格局被打破,而且没有得到应得到的利益补偿,因此,大部分的职工不愿意改革,制度需求不旺。厂长经理也象职工一样,制度需求也是由强到弱,先前由于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和收益的分配权益,非常愿意改革,而且希望更多的新制度出台,在实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以后,由于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厂长经理的权限受到了限制,而且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厂

长经营也存在下台的风险,因此此时的厂长经理为自己的“后路“着想,抵制改革,制度需求相对变弱,特别是在一些存在“内部人控制的”企业,尤其如此。政府的制度需求则与前者完全相反,是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因为在改革的初期,一方面,受意识形态的约束,不敢大胆改革,只是小范围的调整,但是随着改革所带来的收益,政府改革意识增强,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的改革摸索,方向基本明显,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也使政府有种改革的压力感和紧迫感,因此制度需求逐渐旺盛。

3、制度需求的目的不同。农民对制度需求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温饱问题,目的单一而且明确。但是国企业和职工制度需求的目的则较复杂,从所有权代理的层次来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强,部门弱,企业更弱。中央政府因为是制度变迁的推动者,看到了制度变迁的潜在租金和社会效率,并且还看到了不改革的后果,因此改革的积极性最高、改革的压力也最大,对新制度需求最强烈。地方政府有同意改革的理由,也有反对的诱因,同意的理由有三个方面:一是必须服从上级的指令;二是看到了获取政绩的机会,一旦改革成功、改在了前面、改出了成效,就可获得提拔晋级的机会;三是可以趁机甩掉部分负担,如亏损企业、破产企业等等。反对的诱因主要是直接控制的人、财、物的减少,权利逐步萎缩。

在支持与反对的搏弈中,地方政府比较矛盾,总的来看还是支持成份大于反对成份,制度需求欲望次于中央政府。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显得尤为普遍。由于城乡制度需求的目的不同,双方在制度需求的方向也就与预期制度安排的方向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农民制度需求的方向与预期制度安排的方向一致,而国有企业和职工制度需求的方向则与预期制度安排的方向相反。

二、城乡制度需求差异的因素分析

国有企业制度变迁的需求不如农业制度变迁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国有企业职工的改革承受能力远远小于农民。由于农村有稳定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只要这一制度稳定,不管其他的制度如何变化,农民总会有一碗饭吃,对新制度的承受能力大,在承包制度稳定的条件下,农民就渴望增加收入弱化经营风险的制度供给。而国有企业的职工,由于以前国家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工人仅仅能获得基本的再生产报酬,没有多少积蓄,而且连社会保障基金也被国家扩大再生产了,可以说一无所有,职工的改革承受力极低。。

2、国有企业和职工制度需求的预期收益不确定。农业制度

变迁农民之所以积极性比较高,主要在于农民对新制度的预期收益比较高,因为每一次农业制度的供给或者同一轨迹的制度升级和完善,都是给农民松绑,给农民更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能够从制度变迁中获得较高的预期收益,因此农民积极性相当高。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则与此相反,如果废弃原有的企业制度,势必有大量的职工面临失业的威胁,而职工在离开企业之后,在目前的就业形势下根本无法生存,既使能够生存其生存成本也大大增加,可见职工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并不高。在预期收益不高的条件下,职工往往不情愿,制度需求当然不高

3、国有企业和职工制度需求的机会成本高。农业制度变迁前,农民的剩余收益都收归集体,农民没有剩余收益的支配权和所有权,但是一旦废除传统的农业制度,农民是制度变迁的净收益者,机会成本几乎为零。而国有企业制度变迁则与此不同,制度需求的机会成本高。国有企业职工的制度需求机会成本有两种,一种是过去被国家无偿征用的社会保障基金将失去。国有企业职工是一个相当特殊的社会群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与职工有长期契约,政府对国有企业职工有终身就业承诺以及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承诺,因而采取“低工资制”的形式对实现这种承诺所需费用进行“预先扣除”,并形成了部分国有资产积累,国家由“一穷而白”

变为国民经济结构比较完备,由较少的国有资产变为现在近

7万亿国有资产,这与国家对职工的“预先扣除”有很大的关系,或者说庞大的国有资产源于职工的“贡献”,但是这种“预先扣除”是有条件的,即国家必须对职工的就业和社会保障进行永久承诺。而当前进行的国有企业制度变迁,首先的前提条件就是国家连过去的社会保障基金就无偿的充公(因为新制度安排规定,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养老金,从缴纳开始算起,以前国家的承诺不算数了)。如现在湖南省有些地市进行的“两个置换”(即国有产权和职工国有身份的置换),其中,职工身份置换的“价格”极低(一般是不超过36个月的上年月平均工资)。可见国有企业职工制度需求的机会成本极为高昴。另一方面,刚性的就业和生存保障被打破。在传统制度下,职工有刚性的就业保障,不会失业,也不会为生存而奔波,既使不努力工作也会有碗饭吃,这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收益,换句说就是职工制度需求的机会成本。因为一旦现有的制度被新制度所更替,职工就面临失业的威胁,就必须努力工作,传统制度下的各种刚性收益就完全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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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安定的状态。民情是 一 个民族的惟一的坚强历久的力量。———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997:315)制度分类 最早林梅在《环境政策实施机制研究——一个制度分析框架》一文中指出:社会是由“有字的规则”(即正式制度)和“无字的规则”(如风俗、习惯等)共同构的。 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4)一书中,主要强调了制度实施是一个需要耗费成本的过程以及与此联系的制度的不完全性,从而强调了正式制度和非正规制约之间协调的严重性。 权力中心在制定政策以后,通常由地方各级政府来详尽执行,而在执行过程中,又会因为政策的不完全性、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等级结构之间的离散性等特征,导致政策走样与“变形”,或是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 政策制定的高度不完全性,也即粗略性,导致现实的政策实施等于实施加上对政策的再界定;(2)经过再制定的政策仍然是不完全的,政策的再制定受到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差异以及非正式规范的影响;(3)由于人们的认知差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之间存在着繁复的相互作用,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与摩擦,实际起作用的是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约束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约束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把制度划分为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只是为了理论分析的便当,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对政策执行的“共同影响”是很难分开的。 事实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各级地方政府经常需要根据地方的详尽情况不断对政策进行再界定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既包括地方政府对政策进行的正常的、合理的灵敏处置,也包括对政策进行的不合理变通。变通是相对于原来的制度或政策而言的,它并不是对原制度、政策的全部改变,而只是一种部分的改变,至少在形式上仍与原来的制度与政策保持一致。

自发性制度变迁与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结合.

制度变迁中的制度构建失灵及其解决的 模式 ──义乌小商品市场变迁的案例研究 一.理论背景 在诺斯、速水和拉坦(1963,1978,1990)等人提出的制度变迁理论基础上,我国经济学界提出了三种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制度变迁模式: 一是林毅夫(1990)等人提出的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该理论从“需求 供给”的角度把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认为这两种制度模式正好解释了中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历程。 二是杨瑞龙(1998)等人提出的制度变迁三阶段论。该理论在“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的基础上,把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引入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主张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制度变迁的转换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三个阶段。 三是黄少安(1999)提出的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论。该理论认为,制度的设定和变迁不可能发生在单一主体的社会里,因为社会是由不同利益主体组成,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在各种外部环境变化的作用下会发生变化,从而产生角色和利益结构的变化,进而产生制度变迁的动力,因此主体在制度变迁中也会发生角色的转换是解释中国经济体制变迁历程的关键。 这三种理论分析框架虽然对中国制度变迁给出一定的解释,但是,它们都存在一些共同的缺点:无论是“二元并存论”、“三阶段论”还是“角色转换论”都只是阐述了中国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和基本模式,而没有注意到中国制度变迁历程中有些制度变迁是成功的,而有些制度变迁却是失败的,因此,它们也就没有对不同制度变迁模式成功变迁的前提、作用机制以及适应范围做出解答。而这些问题正是我们进行制度构建、推进改革进程的关键所在。因为,只有把握清楚“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自发制度变迁”、“中间扩散制度变迁”所适用的范围,以及这些制度变迁相互转换的机制以及相互作用的规律,我们才能正确地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以及其他利益主体在制度变迁和改革中的正确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范围。 但是,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逻辑构造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践与理论解释相结合后提取的问题,因此作者企图通过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制度变迁案例的研究和理论批评,解决上述各种问题。 二.义乌小商品市场建立的过程──现实中的制度变迁 位于浙江中部的义乌市即中国小商品城,是一座规模宏大,设施完备,功能齐全的全国性现代化的大型工业消费品批发市场,也是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它所经历的发展过程大致为四大阶段 一是“敲糖帮”阶段 六、七十年代的义乌本是一个人多地少,耕地、能源和矿产资源极度稀缺且无工业基础的穷乡僻壤。在计划经济下,一切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资料都是国家计划调拨的,但计划不能及时反映需求,而且流通渠道单一,对于满足人们生活中的多样性需求的各种小商品不能

论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与制度因素

摘要: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作用必须联系经济发展的阶段来分析,制度决定论与技术 决定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成立,任何理论的绝对化都有可能使理论变成谬误。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是互补的、互动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发展;制度因素;非制度因素;相互关系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有关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观点产生了一些误区,有过分夸大制度功效的问题。 我们这里所说的非制度因素是指资源禀赋,包括普通资源、大气、地质、水文和其他地理条件、技术等。与资源禀赋相对应,制度指的是人们为方便合作而做出的安排+’,。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经济发展中的非制度因素与制度因素,并分析这两者的关系。 一、在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作用必须联系经济发展的阶段来分析 在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作用的大小(或主次)主要与一定的发展阶段相联系。我们主要讨论以下四种情况时的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 ’、 从人类交易的阶段来看,从简单的交易到非人格化交易过程,也是一个制度作用不断增加的过程 诺思认为人类经历了两类交换形式。一类是简单的交换形式。在这类交换形式中,专业化和分工处于 原始状态,交易是不断重复进行的,卖和买几乎同时发生,每项交易的参加者很少,当事人之间拥有对方的完全信息,因而不需要通过建立一套制度来约束人们的交易行为,达到合作解。这种个人的交易受市场和区域范围的局限,专业化程度不高,生产费用高。实际上这就是新古典理论中的完全竞争状态。这个阶段类似于布罗代尔的下层市场组织,即面对面的即时买卖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交易随处可见,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这个阶段也类似于奥尔森“自我实施型”的交易,在发展中国家,他认为看到更多的是现货交易,是依靠交易者的自我实施完成的,如在印度加尔各答街头的商品买卖,奥尔森把这种市场中的交易称为“自我实施型”的或在现场进行的交易。 随着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交换的增加,市场规模的扩大,另一类即非个人交换形式出现了。在这类交换形式中,交易极其复杂,交易的参与者很多,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欺诈、违约、偷窃等行为不可避免。 作者简介:卢现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经济发展中非制度因素与制度因素 卢现祥 !

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 一、理论概述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 North)在研究中重新发现了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他的新经济史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使其在经济学界声誉雀起,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的: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团体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映的意识形态理论。诺思所讲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都是指这一意义上的制度。 制度的构成要素主要是:正式制约(例如法律)、非正式制约(例如习俗、宗教等)以及它们的实施,这三者共同界定了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所谓的制度变迁是指一种制度框架的创新和被打破。 制度变迁的原则是: 制度可以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是有限的、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反。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主要有两种,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两者都是决策主体。 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 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 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 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 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 根据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的经济主体的不同,可以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

外文翻译---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非制度性因素

有关企业融资的毕业论文外文翻译(原文+译文) 原文: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Preference to Equity Fund: Non-Systematic Factors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centrates on the listed companies’ financing activities in China, analyses the reasons that why the listed companies prefer to equity fund from the aspect of non-systematic factors by using western financing theories, such as financing cost, types and qualities of the enterprises’ assets, profitability, industry factors, shareholding structure factors, leve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society culture, and concludes that the preference to equity fund is a reasonable choice to the listed companies according to Chinese financing environment. At last, there are some concise suggestions be given to rectify the companies’ preference to equity fund. Keywords: Equity fund, Non-systematic factors, financial cost 1. Introduction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prefer to equity fund,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 data showed in , the amount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finance in capital market account to 95.87 billions in 1997, among which equity fund take the proportion of 72.5%, and the proportion is 72.6% in 1998 and 72.3% in 1999,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portion of debt fund to total fund is respective 17.8%, 24.9% and 25.1% in those three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equity fund to total fund is lower in the developed capital market than that in China. Take US for example, when American enterprises need to fund in the capital market, they prefer to debt fund than equity fu nd. The statistic data shows that, from 1970 to 1985, the American enterprises’ debt fund financed occupied the 91.7% proportion of outside financing, more than equity fund. Yan Dawu etc. found that, approximately 3/4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preferred to equity fund in China. Many researchers agree upon that the listed companies’ outside financing following this order: first one is equity fund, second one is convertible bond, third one is short-term liabilities, last one is long-term liabilities. Many resea rchers usually analyze our national listed companies’ preference to equity fund with the systematic factors arising in the reform of our national economy. They thought that it just because of those systematic facts that made the listed companies’ financial activities betray to western classical financing theory. For example, the “picking order” theory claims that when enterprise need fund, they should turn to inside fund (depreciation and retained earnings) first, and then debt fund, and the last choice is equity fund.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t is because of the specific financial environment that activates the enterprises’ such preference, and try to interpret the reasons of that preference to equity fund by combination of non-systematic factors and western financial theories. 2. Financings cost of the listed company and preference to equity fund According to western financing the theories, capital cost of equity fund is more than capital cost of debt fund, thus the enterprise should choose debt fund first, then is the turn to equity fund when it fund outside. W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is conception of “capital cost” is taken into account by investors, it is somewhat opportunity cost of the investors, can also be called expected returns. It

浙江师范大学考试卷

丨2008年浙江师大《制度经济学》复习思考题 第1章导论 一、名词解释 1.制度 2.正式制度 3.非正式制度 4.经济制度 5.非经济制度 6.显形制度 7.隐形制度 8.名义制度 9.实际制度 10.新制度经济学 二、简答 1.试举例说明制度的三种基本功能。 2.如何理解制度的社会整合作用? 3.新制度经济学“新”在何处? 三、论述题 1.如何理解“理性为自然立法”与“经济解释”间的思想分歧?你认为经济学的出路何在? 2.试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体系及各自的内容。 四、案例分析题 1.案例 警察与小偷的故事 思考: 1.警察人数与偷盗率之间有何关系? 2.我们的心理边界:供养多少警察? 3.我们的承受能力:供养多少警察? 4.一个延伸的问题:破草帽与大盖帽? 5.制度确定的权利边界及其执行的费用之间的关系如何?

第2章交易成本理论 一、名词解释 1.交易 2.交易费用 3.外生交易费用 4.内生交易费用 5.事前交易费用 6.事后交易费用 7.公共产权 8.道德风险 9.团队生产 10.溢出成本 二、简答(5×8分=40分) 1.简要说明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机会成本的区别与联系。 2.如何理解交易成本的产生? 3.为什么说公共产权、委托代理制度会带来高的交易成本? 4.如何防范团队生产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问题? 5.用交易成本理论如何理解企业边界的划定? 6.用交易成本理论如何理解市场、民主、独裁存在的价值? 7.用交易成本理论如何理解国家的形成? 三、论述题(20分) 试述科斯定理的基本内涵及其经济学理论意义。 四、案例分析题(20分) 1.案例1 A案例-Service Arizona Program 全天候、全天时网上车辆更新登记 传统登记成本:6.6美元/辆 网上登记成本:1.6美元/辆 网络营销商佣金:交易额的20%(约4美元) B电子政府节省的交易费用 (1)降低政府采购与库存费用; (2)提高效率,降低政府行政费用; (3)增加行政程序的透明度,节省交易费用; (4)在不增加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大大增加了服务空间。 2.案例2 某企业因排放烟尘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开始时其周边100户居民每日门窗紧闭,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后出门。若干年后,有人发现该地方居民出现较高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有大量新生儿出现先天性痴呆症。于是,居民开始寻求各种途径的帮助,希望解决这一问题。 思考: 1.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案有哪些?如何选择? 2.为什么开始时,没有人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3.假设问题完全由双方协商解决,结果会如何? 4.政府部门介入后,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

制度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情是一 个民族的惟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997:315) 制度分类 最早林梅在《环境政策实施机制研究——一个制度分析框架》一文中指出:社会是由“有字的规则”(即正式制度)和“无字的规则”(如风俗、习惯等)共同构的。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4)一书中,主要强调了制度实施是一个需要耗费成本的过程以及与此联系的制度的不完全性,从而强调了正式制度和非正规制约之间协调的重要性。 权力中心在制定政策以后,通常由地方各级政府来具体执行,而在执行过程中,又会因为政策的不完全性、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等级结构之间的离散性等特征,导致政策走样与“变形”,或是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 政策制定的高度不完全性,也即粗略性,导致现实的政策实施等于实施加上对政策的再界定;(2)经过再制定的政策仍然是不完全的,政策的再制定受到人们对环境的认知差异以及非正式规范的影响;(3)由于人们的认知差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与摩擦,实际起作用的是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约束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约束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把制度划分为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只是为了理论分析的方便,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对政策执行的“共同影响”是很难分开的。 事实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各级地方政府经常需要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不断对政策进行再界定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既包括地方政府对政策进行的正常的、合理的灵活处置,也包括对政策进行的不合理变通。变通是相对于原来的制度或政策而言的,它并不是对原制度、政策的全部改变,而只是一种部分的改变,至少在形式上仍与原来的制度与政策保持一致。 非正式规则是影响政策或制度运行的重要因素,政策变通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式规则嵌入的结果。 事实上,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正式规则只是决定政府官员行为选择的总约束条件中的一小部分,尽管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实际发挥作用的是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非正式规则。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自上而下“一刀切”式地执行政策是很难适用于所有地方的。于是,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各地区或不同利益主体在不违背“上面的指示精神”和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或多或少地对中央政策进行了修改或变通处理,制定了新的地方性“土政策”。 诺思(1994)认为,制度既包括国家规定的正式规则,也包括社会认可的非正式规则。从历史发展来看,在正式约束设立之前,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靠非正式约束来

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

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 ----——中国期货市场产生的案例分析及其现实意义 所谓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诺斯(1994)在《制度变迁理论纲要——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演讲》中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制度变迁过程既可以由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强制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自愿团体为响应获利机会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林毅夫1989),即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类型。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度变迁类型。由于政府制度安排的力量比较大,因此,制度出台的时间短、制度实施时推动力度大,政府的权威能保证制度安排较好的运行。但是,这种制度变迁方式不是相关利益主体通过重复博弈形成的,“决策者或影响决策的利益集团会利用制度供给的机会为自身牟利”,信息不对称下的“搭便车”行为不可避免。另外,政府的制度安排基于经验而有可能不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不适应制度环境而出现低效率的现象不可避免。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如农民、居民、企业等)为主体、自下而上进行的一种制度变迁类型。在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处于基层的行为主体因为发现潜在获利机会而先有制度需求,然后自下而上产生对制度的需求或认可,直至影响决策者安排更好的制度。所以,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边际革命和增量调整性质,是一种渐进的、不断分摊改革成本的演进过程。 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制度均衡和非均衡是非常核心的概念。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立生产、交换、分配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制度安排则是指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我们通常所说的制度指的是制度安排。诺斯理解的制度均衡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即各行为主体对既定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的一种适意状态。与之对应的制度非均衡是指行为主体对现存制度安排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意欲改变但未改变的状态。一项制度安排如果出现了制度非均衡状态,就存在制度变迁的动机和可能。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期货市场作为市场交易的最高级形式,是人类交易制度的最伟大创新之一。期货市场在中国十多年的发育和成长更是一场十分深刻的制度变迁。本案例以中国期货市场的产生阶段(1988—1993年)为分析对象,剖析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的制度变迁过程,并试图从中找到指导目前中国期货市场规范发展进程的现实意义。 (二)对中国期货市场产生进程的制度分析 1.制度变迁主体分析。 从中国期货市场的研究阶段到试点阶段、正式创办,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业部、河南省政府等)是整个制度变迁过程的主体。常清(2001)总结中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直接动因为“国家领导人的倡导和支持、政策和方案研究者的推动、各级政府官员的努力、国际期货贸易的发展”,其中三项动因都与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有关。 政府机构通过领导人指示、研究机构负责制度设计等形式,推动了这一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它既是期货市场制度的需求者,又是期货市场制度的供给者,这使得一方面具有制度变迁边际成本较低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可能存在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较低的劣势。在其后的期货市场超高速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交易所都是由政府部门或行业内大型国有企业投资组建,因此地方利益和中央部门利益牵连其中,造成了“搭便车”者众多的情况终于出现。市场投资者、需要套期保值的企业不是这一制度变迁的主体,在其后的制度运行中应得到的收益被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夺走。所以,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如果说在试点之初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那么在1992年、1993年之间,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是小于边际成本的。制度重新回到不均衡状态迫使政府进行清理整顿以图再次回到制度均衡,即进入另一个逆向的制度变迁过程。 2.制度变迁过程分析。 制度变迁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五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 林毅夫 导言 本文借鉴西方经济学近年来在信息、产权、交易费用、诱致性创新、家庭生产、公共选择以及国家理论等领域内所取得的进展来分析社会制度的功能,以及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机制。这样做的用意在于表明: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这—经典的理论构架来进行分析。文中对经济制度变迁中国家的作用给予特别的注意。 对制度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点之一。与此相反,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把现代西方经济的制度视若当然。在建立经济模型时,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备的信息和无摩擦交易一般均被当作暗含的假设。再加上对生产和效用函数特征——即所谓“古典环境”所作的假设,福利经济学上两个有名的最优定理在市场经济中似乎就有可能实现了:首先,如果存在完全竞争,资源配置就会是帕累托最优;其次,任何在技术上可行的特定的帕累托最优都可以通过建立自由市场和适当的要素所有制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被缩减为生产函数的同义词(参考书目71),除市场之外的制度安排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市场能更有效地执行资源配置功能),而政府的干预也只有在“古典”环境因受侵犯而导致市场失灵时才被允许施行。 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经济中,也存在着与市场并列的不同制度。大型现代科层制企业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协调生产和配置资源的制度,与市场发生竞争。已经有人指出,现代科层制企业的发明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发明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扩张垄断权的欲望(参考书目70)。政府也远不是那种其功能只限于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及保护产权的“最小国家”。制度市场中不同的制度之间会发生竞争。正如舒尔茨所指出的;“显然,特定的制度确实至关重要,它们动不动就变化,而且事实上也正在变化着,人们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正试图对不同的制度变迁作出社会选择。”(参考书目60,第1114页)传统经济学将现行的市场制度当作既定不变的假设条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它在对付多种经济问题时的可用性。 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等假设条件,在处理不发达地区(那里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不完全)的许多经济问题和理解历史的演进过程时显得尤其不适当。在过去几年里,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扩展新古典学派的分析构架以便把制度当作内生变量进行处理。信息和交易费用在确定市场经济(参考书目4,70,72)、原始社会(参考书目52)和农村经济(参考书目9)中的有效制度时所起的作用,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样的分析构架也被扩展后再用来解释制度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迁(参考书目10,16,27,28,44,45,58)。本文也试图在已有的诸多文献的基础上再作出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的基本论点如下:在任何社会(无论原始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都面临不确定性和灾难发生的可能性,除此之外,他拥有工作能力的生命周期又很有限。他希望活下去,并希望达到高层次的满足。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制度可以被设计成人类对付不确定性和增加个人效用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无论它是市场的还是非市场的都可以提供有用的服务。与任何其他服务一样,制度性服务的获得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在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交易费用是社会竞争性制度安排选择中的核心,用最少费用提供给定量服务的制度安排,将是合乎理想的制度安排。从某种现行制度安排转变到另一种不同制度安排的过程,是一种费用昂贵的过程;除非转变到新制度安排的个人净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费用,否则就不会发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通常需要集体行动。因此“搭便车(freeriber )”是制度变迁所固有的问题。而且,制度安排一旦被创始就会成为

第七章 制度理论

第七章思考与练习 一、名词解释 制度;组织;制度安排;制度结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习惯;习俗;占优策略;博弈均衡;占优策略均衡;纳什均衡;制度效率;制度配置;制度耦合;制度冲突;制度真空 二、单项选择题 1.以下定义中,哪一个是诺思对制度的界定() A.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 B.制度可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 C.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应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D.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 2.下列名词中,不属于组织的是() A.体育运动队 B.聚在街头事故现场周围的旁观者 C.农业合作社 D.同一群旁观者,但他们已一致公议要一起来帮助受害者 3.制度的强制性大致可以看作是三个因素的函数,但不属于这三个因素的是()A.行为规定的严格度B.度量标准的清晰度 C.奖惩措施的强度D.违规行为被发现的概率4.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种类型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是()A.舒尔茨B.柯武刚与史漫飞 C.诺思D.卢瑟福 5.以下不属于非正式制度的是() A.风俗习惯B.意识形态 C.伦理道德D.行政规章 6.在鹰/鸽博弈中存在几个纳什均衡() A.一个B.二个 C.三个D.四个 7.制度最核心的功能是() A.提供激励与约束B.抑制机会主义行为 C.外部性内部化D.降低交易费用 三、判断说明题 1.制度结构可以看成是不同制度安排的数量构成。 2.人们常说的“朝令夕改”就是说任何制度都可以在一天之中形成,也可以在一天内废除。 3.从制度的可移植性看,非正式制度较之正式制度具有较大的可移植性。 四、简答题 248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 篇一: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 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存在着两个未解之迷:一个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迷”,即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因此,实际上这个迷更应该叫做“中国近代经济落后之迷”;另外一个迷就是“中国当代经济增长之迷”,即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何以出现罕见的高速增长?对此,经济学家一直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答案。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在我国盛行,学术界出现了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一、建国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历程 我们可以将新中国60多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分为两大时期五个阶段。两大时期是指1949—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时期,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时期。五个阶段是:1.1949—1957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

建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与快速增长阶段;2.1957—1966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全面实施下经济结构扭曲的阶段;3.1966—1976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下政治挂帅、社会动荡的阶段; 4.1978—1991年,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改革探索期,其中包括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诱致性制度变迁扩散阶段(1978—1984年)、城市经济责任制强制性变迁的推广及诱 致性、强制性变迁交替阶段(1984—1992年);5.1992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包括整个制度环境的变迁和制度创新阶段。 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迁,从内容上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突出地表现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及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作用的变化上;2.分配制度的变迁,从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为辅的原则变迁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3.价格制度的变迁,从改革伊始实行的调放结合、双轨过渡、政府定价与市场定价并存的“价格双轨制”,到如今的无论 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都基本上由市场的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决定的价格制度。4.就业制度的变迁,从计划就业向市场就业过渡,大致经历了由双轨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制度 变革到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劳动力市场全面启动的就 业制度变革;5.财政制度的变迁,从1980年起,财政预算 体制由中央统收统支制转向包干制,1994年在全国范围内实

女性群体内部政治参与的非制度性障碍分析

女性群体内部政治参与的非制度性障碍分析 扩大女性政治参与是衡量性别平等的重要尺度。但是维护女性权益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两性在政治参与中具有同等的代表数量或是要求女性居于领导席位,女性群体内部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促使我们不能够将女性简单看做同一的身份群体。在女性群体内部,因为经济不平等造成的阶级阶层划分,因为错误“承认”造成的非主流群体和个人的从属性社会地位,共同形成了女性政治参与过程中的非制度性障碍。对女性权益的维护要求建立多元的公共领域,积极保障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地位的女性可以进行广泛的公共参与并无障碍地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 标签:政治参与;经济平等;承认;公共领域;身份政治 在当代社会,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女性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成为衡量性别平等的重要尺度,也成为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参与通常意味着与其他人一起工作,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它是一种相互作用的概念,而不是简单的唯意志论概念,具有特殊的政治特性”。参与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商谈的政治过程,即政治参与,又是一种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能力,即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参与制定、通过或贯彻公共政策的行动”,它在理论上不同于广义上的参与社会生活。关于女性的政治参与情况一直得到理论界的密切关注,如何在政治上为女性赋予权力,增加女性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解决女性政治参与中的制度性障碍,是女性权益保障的关键环节。而同时,在女性参政的制度性障碍之后持续影响女性政治参与的其他因素却尚未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将这些因素统一称为女性政治参与的非制度性障碍。它们一方面使决策层中的女性无法必然代表女性利益,另一方面将一部分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排除出决策过程之外。本文将围绕女性在政治参与中面临的若干非制度性障碍问题进行讨论,旨在重新唤起人们对经济和文化因素共同制约政治参与的现实予以重视,继续推进性别平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问题的缘起 争取平等对待,是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很多女性学者认为,维护女性政治权益的关键是保证“从量上增加女决策人的比重”,同时“从质上提升女决策人在决策核心层的地位”。在20世纪后半段,女性主义理论的政治目的是冲破女性政治参与中的制度性障碍,使女性顺利进入公共领域。这些理论和运动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女性在政治决策层中的地位空前提高。“到了21世纪,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妇女都获得了选举权,妇女在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的选举中屡获成功,近20个国家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超过30%,妇女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决策人员、外交人员和谈判人员的才能和作用,得到了世界瞩目和肯定”在瑞典议会当中,女性议员的比例高达47%;在韩国,从1995年开始推进女性公务员配额制,到了2005年,女性在各级政府委员会中所占比例达到30%;日本于1995年通过了《男女共同参划社会基本法》,在总理府设立男女共同参与审议会,男女委员人数任何一方不得少于委员总数的4/

新制度经济学复习题 (2)

一、名词解释 1、制度:制度是指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体系可以是正式的法律法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 2、交易:交易是经济主体间发生的产权的转让。 3、人格化交易:买与卖同时发生,拥有对方完全信息,彼此利益也依赖于这种稳定的伙伴关系;主要约束形式是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非正式规则,信守合约的收益大于成本。这种交易多数发生在专业化与分工处于较低水平的情况。 4、非人格化交易:由于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交易对象有着广泛的选择范围,当事人之间信息是不完全的、不对称的,交易往往是一次性的,交易过程中各种机会主义必然出现,为避免专业化与分工发展所带来的好处被过高的交易费用所抵消,在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世界里,必须建立正式的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交易行为。 5、间接估算交易费用:通过交易过程中相关服务组织和个人的收费水平,来测算交易过程中,交易者为之支付的费用 6、产权:产权是由社会规则约束或保障的,关于财产使用的一系列排他性权利的集合。 7、产权的分割:产权的分割是指产权约束中的多项权利分别归属于多个不同的权利主体。

8、产权的交叉与重叠:一项财产的产权束中的某项产权与另一项财产的某项财产的某项产权的实现出现相互冲突,两者不能同时实施的现象,就是产权的交叉与重叠。 9、产权的弱化:对产权施加的不必要的限制,所造成的产权安排不符合新古典效率的原则的现象,就是产权的弱化。 10、产权的起源:指人类历史上最初的产权的建立或形成,是人类社会从无产权到有产权的转化。 11、私有产权:所谓私有产权是指权利主体为个人的权利,即有个人所拥有的各类财产权利,这也是最普遍的产权类型。 12、共有产权:如果产权的主体是由多个经济主体所构成的共同体,权利为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共同拥有。 13、集体产权:集体产权是指产权主体是一个集体,行使对资源的各种权利的决定必须由一个集体做出,即由集体决策机构以民主程序对权利的使用做出决策。 14、政府产权:在理论上指产权由政府拥有,政府按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食用或者不能使用这些权利。 15、公有产权:公有产权指产权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的产权。 16、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指这一种物品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同时,每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不造成其他人的消费减少。

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分析(一)

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因素分析(一) 摘要:在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论述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机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论文的基本结论是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正式制度和有效制度实施机制的建立,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实施机制 1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意见分歧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含义和增长源泉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与其热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目前我们并未形成对增长及其源泉的统一认识。较为普遍接受的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的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上述定义表明经济增长直观表现为用GDP或人均GDP衡量的国家经济实 力的增强,而技术进步和制度调整则是增长的源泉。 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源泉的分析经过了从要素禀赋论、技术决定论到制度决定论,从关注非制度因素到关注制度因素的变化。哈罗德-多玛模型作为将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苛刻假设条件下,得出储蓄率是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结论,即 (其中,G是经济增长速度,是储蓄率,而σ是资本产出比)。 新古典的索洛-斯旺模型放松了哈罗德-多玛模型关于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假设,通过引入总产出函数,否定了资本差别以及资本回报率的差别与人均产出的正相关关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在稳定均衡状态下,人均产出只受技术进步因素的影响,而与其它因素无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是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并认为研发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罗默,1990)。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技术的新增长模型从本质上都属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舒尔茨虽然通过分析美国教育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观点。但其实质仍然是要素禀赋决定论,只是将资本要素从物质资本拓展到了人力资本,考虑了劳动力供给者质量对增长的影响。要素禀赋论和技术决定论能从不同侧面解释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的实际,但对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现象却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以诺思为代表的经济增长制度决定论者并不否认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是进一步分析技术进步的动力。在其著作《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0)中,诺思将技术变化速度的差异归结为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产权,而这两个因素本质上都具有制度的特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规模的大小受交易费用的制约,高昂的交易费用不仅阻碍市场发展,甚至导致市场无法形成。低效率的市场是资源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必然限制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另外,由于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缺乏对技术创新有效的产权保护必然导致创新不足。“从过去一直到近代都未能建立系统的产权制度,是技术变化缓慢的根源。”(诺思,1990)。基于上述分析,诺思利用交易费用分析工具,结合产权 理论和国家理论勾画了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的理论框架。 诺思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机制三个层面。正式制度包括政治(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及契约。其中政治规则被广义地定义为政治团体的等级结构、基本决策结构及支配议事日程的明确特征;经济规则用于界定产权;契约则包含着对交换中一个具体协议的条款。非正式制度来源于社会流传下来的信息以及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部分遗产,包括行为规则、行为规范和习俗。真实经济中人的有限理性、信息非对称及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与制度相关的不完全契约的形成,从而带来制度实施问题。诺思的研究表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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