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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音乐文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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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音乐文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

作者:王小盾

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02期

第一讲回顾:一百年来的音乐文学研究(下)

(三)任半塘先生的研究

任半塘先生大名任中敏。他出生在1897年,比王运熙老师大三十岁。为什么把他放在王运熙老师之后来介绍呢?因为他代表了比较晚近的学术思潮,也就是从“艺”的角度、“场上”的角度进入文学研究的思潮。对于一百年来的音乐文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改变。

任先生是在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的,进校不久,就随吴梅先生学习词曲。他的特点正是从词曲研究进入音乐文学研究,跟前面说的那些学者——从诗歌研究进入音乐研究的学者——不同。大学毕业以后,1920年代,他重点进行词曲研究,著有《散曲丛刊》、《新曲苑》等

著作,建立了“散曲学”这个新学科。后来,他花了几十年时间办教育,建立了“汉民中学”。到1950年代,他重新进入学术界,从事唐代文艺研究,著有《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

探》、《教坊记笺订》、《优语集》、《唐戏弄》、《唐声诗》等著作。从1955年到1982年,他发愤图强,在政治环境相当不利的情况下,建立了三项学术事业:一是敦煌曲研究,二是唐代表演艺术研究,三是唐声诗研究。进行这些研究工作,任先生都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使命感。比如他在《唐声诗·弁言》中说到:“顾于其业接触既久,好之殊殷,粗得门径,以为可行,立志开端,唤起来者,以昌其业。因撰此稿,试作综合探讨。”可见从目的、效果两方面看,《唐声诗》都是一个先行者,它代表的是一个宏大的事业。这事业不妨就叫作“声诗学”。

这是一个怎样的事业呢?在初版于1962年的《教坊记笺订》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概况。这本书里面有一篇《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叙述任先生关于毕生学术事业的理想。按照这篇《发凡》,在《唐声诗》之外,他打算撰写《唐杂言》、《唐著辞》等18部著作,这些著作共同构成“唐代音乐文艺研究”总体。其中有些著作,他没有来得及着手,而是由我完成了。比如我写过一本《唐代酒令艺术》,它其实包含了《唐著辞》的内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叫《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它其实也就是对任先生所设想的《唐杂言》的扩大。总之,任先生这项总体工作,从一个角度看,可以称作“对唐代结合音乐之词章的全面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可以称作“对唐代结合音乐之伎艺的全面研究”。它不仅包括关于“声诗”、“杂言”、“著辞”和敦煌歌辞的研究,而且包括唐戏弄研究和唐大曲研究。也就是说,这是一项词章和伎艺并重的研究。任先生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伎艺看词章,通过词章看伎艺。

如果注意一下任先生本人的学术史,那么我们还可以了解,“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另外有一个特点,也就是表现为由词曲研究向发生学的延伸,表现为探寻事物初始形态的学术追求。从这个角度看,《唐声诗》首先一个姐妹篇,是出版于1958年的《唐戏弄》。这两部书的共同点是分别指向了一个事物起源问题——《唐戏弄》指向中国戏剧之起源的问题,《唐声诗》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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