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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同时,正如作者说的:“真有得于史学者,则未有不能融贯时间相,通透空间相,而综合一视之者。”【3】在本章研究中作者开篇便提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许多有其巨大的魄力,可以维持久远而不弊。因此遂为后世所传袭,此即中国历史传统一种不可推翻的力量与价值之具体表现。因此中国人把此项专讲政治制度的书,也称为通史了。”【4】可见,作者虽为研究政治却也注意时时抓住“通”史之纲。

二通中求异

“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性。”“没有特殊性,就不成为历史。”“所谓有事即是有变。无变就不见有事。”【5】“如何研究历史,贵能从异求变,从变见性。”【6】

㈠打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观,以中国特色为发端;1、打破西方理论束缚,注重中国历史自身的民族性

在第三讲《如何研究中国社会史》中作者提出:“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不幸的是,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大家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专制政治。自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又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是一个封建社会。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然西方史家终亦无法否认马氏(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因马氏所言之三形态,乃根据西方历史之已成事实归纳来说,并非向壁虚构。但就我们东方人看法,则马克思之历史知识实仅限在西方,彼所分别之社会三形态,是否可运用之于中国社会,则确系一大疑问。”【7】钱穆先生坚决反对用西方历史发展模式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历史的进步与落后,说:"我们该根据历史实事求是,作客观之分析。西方人自据西方历史来作研究对象,其所得结论,未必可以全部搬到东方社会来应用。"【8】在讲中国通史等部分时作者多次就中国封建社会之特异性作出解释;在讲到中国史政治制度时,作者的讲解更是注重展现其由封建到统一、由军人政府到士人政府、由士族门第到科举竞选,实有层累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封建制度方方面面的特殊之处。此意引导我们注意,"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9】中国封建史延渊承革几千年,不能轻易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观来切割研究。钱穆先生这种民族史观虽然有脱离世界史,趋片面意味,但这种追求民族独特精神的历史视角与爱国情愫是值得肯定的。

2、对比中西,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之亮点

在第二讲《如何研究中国政治》中,不论是讲人口制度、军事制度还是经济制度、平准制度、藩属统治制度钱穆先生都运用中西对比手法,先陈列在西方历史观下这种制度的特征,进而挖掘我国古代这种历史制度的渊源,不禁让人感叹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政治活动方面的胜场。也不禁让我想到,在中国大变革时期,许多仁人志士消减了脑袋钻研外国学习西方;然而切中中国实际形成中国特色的理论才能真正引领中国社会的发展。然而,又如何切中中国实际,观现状总结的历史也只能算是皮毛之见,深入了解中国的各种社会制度(因为一个社会的面貌或多或少是由制度框出来的,制度为圆社会就是圆)才能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社

会现象,这样的真实面貌利害关系是什么——力求有一天西方世界也用中国的社会政治观去衡量它自身的发展。

㈡打破考究式历史推演法,剥葱式层层深入研究;

在序中作者即提到“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10】又在第二讲义中点明“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11】继而列举柏拉图、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例子指出在西方历史上,思想家并不一定亲自参与政治,但他们在著书立说时总用自己的一套政治思想作指导;中国秦代以前亦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不论研究什么样的制度都要明晰他背后的思想支撑;进而明白作者的所处社会境、著述心理;进而了解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也社会制度的关系;从而,从中挖掘更为真实、深切、全面的历史原貌。

总而言之,读罢此书,不论是先生妙笔生花提出的历史学家该如何处理有字人书和无字天书的关系——“此当前的社会,呈显于我们面前之一切,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我试给它起一名称,我将戏谓之“无字天书”,一部无字的历史天书。此外一切史书著作,只都是“有字人书”。有字人书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一切有字人书,全本此无字天书而写出。”“可见“无字天书”该与“有字人书”参读。”【12】——还是那在笔者看来受民族压迫心理影响偏于理想化、略带政治烙印的(笔者认为一个时代最不能带有政治烙印的人当属历史学家。)“中国政治有职位之分、无权力之争”“中心历史人物说”等观点的论述。先生都没有离开历史研究注意“通”与“变”相结合的主线,此为青藤,那些鲜明立异的观点犹如藤上那摇曳引人的牵牛花。先生“历史研究应该做到通与变相结合;历史研究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历史研究应该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13】的历史研究方法也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页。

[2]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4页。

[3]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第238页。

[4]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页。

[5]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页。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7页。

[7]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3页。

[8]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9页。

[9] 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史》,《历史与文化论丛》,第282页。

[10]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页。

[1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8页。

[1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5页。

[13]徐国利等合撰:《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https://www.sodocs.net/doc/2f5804925.html,/p-48745658.html#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史学通论作业)

姓名:马丹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号:1044409122

钱穆作品总集

廿四岁论语文解(子部) 卅二岁论语要略(子部) 卅六岁刘向歆父子年谱(子部) 卅六岁墨子(子部) 卅六岁阳明学述要理学 卅七岁惠施公孙龙(子部) 卅七岁国学概论 卅七岁周公 卅八岁王守仁理学 四十岁孟子要略(子部) 四一岁先秦诸子系年(子部) 四三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子部) 四五岁国史大纲(史部) 四七岁史记地名考考据(史部) 四八岁文化与教育中国文化 五十岁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 五一岁政学私言 五四岁中国文化史导论 五四岁湖上闲思录 五六岁文化学大义中国文化 五六岁人生十论 五七岁庄子纂笺(子部) 五八岁中国思想史 五八岁中国历史精神 五九岁四书释义(子部) 五九岁宋明理学概述理学 六一岁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六三岁庄老通辨学术思想史(子部) 六三岁秦汉史(史部) 六四岁学龠 六四岁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学术思想史(经部) 六七岁中国历史研究法 六七岁论语新解(子部) 六九岁中国文学讲演集 七四岁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 七五岁朱子新学案理学 七五岁朱子学题纲理学 七五岁中国文化丛谈中国文化 七六岁史学导论 七七岁中国文化精神中国文化 七九岁中国史学名著为文化学院授课 讲辞之第一部书 八十岁孔子与论语(子部)

八十岁孔子传(子部) 八十岁理学六家诗钞(集部) 八二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学术思想史 八二岁灵魂与心学术思想史 八四岁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 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八五岁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国文化 八五岁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八七岁国史新论 八七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八七岁双溪独语为文化学院授课 讲辞之第二部书 八八岁古史地理论丛考据 八八岁中国文学论丛 八八岁中国学术通义学术思想史 八九岁宋代理学三书随札理学 八九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九二岁晚学盲言 九五岁新亚遗铎 九五岁民族与文化中国文化 九五岁中国史学发微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民国八四年初版)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 绿色代表手头有红色首图开始借阅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七下历史第一单元课后测试

历史七下第一单元课后测试(链接中考) 1.钱穆在《国史新论》中说:“唐代制度,在下有……为政府公开选拔人才;在上有……综合管理全国行政事务。这两种制度,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后一千年的稳固基础。”材料中“公开选拔人才”的制度是指() A.分封制B.三省六部制C.科举制D.八股取士2.“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描述的是() A.赵州桥B.长城C.丝绸之路D.大运河 3.下列哪一史实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顺应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大趋势?() A.隋文帝灭掉陈朝B.隋朝创立科举制C.隋朝统一度量衡D.隋朝开通大运4.盘点中国古代繁荣强盛的时代,唐朝当位列其中。唐朝之盛始于贞观年间,开元时达极盛。下列关于“开元盛世”的相关表述不准确的是() A.姚崇、宋璟、杜如晦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能干廉洁、办事效率高 B.全国各地兴修水利,耕地面积扩大 C.召集县令进行考试,结果有40多人因不合格而被淘汰 D.倡导节俭,抑制奢侈风气 5.某皇帝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在治国过程中轻徭薄赋,广纳贤才虚心纳谏,开创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盛世局面,史称() A.文景之治B.光武中兴C.贞观之治D.开元盛世 6.621年,魏征归顺唐朝,受到太子李建成重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器重他的才干和耿直,不计前嫌,委任为谏议大夫,这说明唐太宗() A.轻徭薄赋 B.简法轻刑 C.选贤任能 D.恩威并施

7.唐朝时期,民族之间的交融进一步发展。唐玄宗时,册封回纥首领为() A.“天可汗”B.怀仁可汗C.云南王D.渤海郡王8.白居易的《登观音台望城》写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诗句描述的是唐朝() A.农业生产的发展B.丝织工艺的精湛 C.垦田面积的扩大D.长安商业的繁荣 9.吐蕃是我国藏族的祖先。唐朝时唐蕃关系友好。历经1200多年的唐会盟碑至今依然屹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以下人物中为唐蕃和睦作出重要贡献的是() A.鉴真B.玄奘C.文成公主D.元昊 10.唐代有男女同服之俗,男女同样参加骑马、打球、饮酒、舞蹈等活动。唐代的女服还曾流行由波斯(今伊朗)传入的胡服。材料直接反映出唐代() A.经济的繁荣B.政治的清明C.文学艺术的兴盛D.社会风气的开放11.唐代中后期,“波斯锦”“胡锦”“番锦”通过丝调之路,不断输入中国,内地也生产“胡式锦”。这主要表明() A.唐朝采取开明民族政策B.中外交流开启唐朝盛世 C.唐朝中后期手工业衰落D.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加强 12.唐朝从“小邑犹藏万家室”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转折点是() A.开凿运河B.安史之乱C.黄巢起义D.靖康之变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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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钱穆《国史新论》札记

读钱穆《国史新论》劄记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自2013起,陆续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及最近的《国史新论》。对先生的学养与学识深深折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老辈学人,钱穆先生有坚实的古文基础,用词考究,文章无赘言,古文韵味犹存,读之需缓,细细品味,余音绕梁,回味无穷。当然要想看懂这些半白话文,

字典须常伴左右,百度更是必不可少。 书名为《国史新论》,但内容主要在阐述夏商周三代之后中国传统文化。重点从中国传统社会演变、传统政治、传统知识分子、传统教育、考试制度和历史人物几方面进行纵向讲解,同时伴有与西方社会在诸方面的比较。 所谓新论,即总有一些与传统史学不同的见解。 对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表述提出异议 “封建”一词是西方舶来品,“封建”就是分封建国,中国在秦汉之前可以说封建,但秦汉之后中国的行政建制是以郡县制为主,所以此处如果再以行政建制定义封建就会有问题。就这个问题我请教了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贺教授的解释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们称为中国古代社会为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业社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最重要的一项职能是抵抗外族入侵,从汉唐到魏晋南北朝,中原地区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夺还是很顽强的,因为地方上还有世家大族可以各自为战。而有宋之后,中国传统的贵族被彻底平民化了,变成了一个简单的自耕农社会,在对外战争中一旦中央在军事上战败,地方上就会一泻千里。 再来说“集权”,近些年来由于清宫剧的风靡,很多人都会觉得所有朝代的皇帝可以独断专行,无所顾忌。事实真是那样吗?稍微想一下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皇帝只有一个人,天下那么大,事务那么

国史新论 读书笔记 钱穆

钱穆《国史新论》读书笔记 读钱穆的书总是有一种鞭辟入里,而又通俗易懂的感觉,同样《国史新论》也没有逃脱这样的思维,作者用一种新颖的方式介绍了自己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解读,让人们能够从一个新的方向上去理解我们的社会。读完钱穆的书我们可能会感慨,像这样能够把中国古代政治看得透彻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对于本书的感想。 首先是对于封建的看法。 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之被称为封建的时代其实在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时代,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封建领主分封采邑给其附庸,层层分封,从而形成西欧封建社会。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是建立在西周分封制的基础之上的,自武王与周公之后,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巩固,面对如此巨大的国家版图,如何治理成为了摆在西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在此基础上,西周封建制应运而生,周王室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治。”[2]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西周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阶段,封建制度逐步瓦解,诸侯不再安于自己的职分,因此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场面,随着诸侯争霸的的不断升级,以及最终秦国的统一六国并在整个国家内实行郡县制,中国的封建社会由此解体。“春秋时期贵族大夫保有着自己的土地,并向周天子进贡,而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虽然在名义上有着天子地位,但实际上各个诸侯国拥有自己的土地,使得分封制度被打破。”[3]而长久以来被国人所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其实就是指西周时期至秦朝始皇统一之前,而秦朝之后由于国家大一统的局面产生,君主独揽国家大权,因此在实质上这并非是一种封建制。 如果说中国自秦朝以来不是封建社会,由君主专权应该被叫做君主专制,而在实际意义上这又不是一种全部意义上的君主专制。在中国古代,君主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比如三公九卿制以及之后的三省六部制,这些制度体系的创建,在很大意义上对于维持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政治理论方面来说,先秦政治思想并不从主权方面着眼,既不主张君权至上,也不主张民权至上,而是一种君职论,强调君主在统治时只不过是在完成一项作为君主的职能。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在中国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中,官僚集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有很多昏庸无能的君主,但国家机器却能够正常运转。在钱穆先生看来这种政府形式应该称之为“士人政府”。“主导社会及政府的,并不是皇帝或者贵族,或者如中世纪欧洲时的宗教,而是士人。”[9]士人传统的真正开启是在战国时期,其后历经汉朝孝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第社会,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等等,都是从社会中选拔受过教育的士人进行政府管理。因此,不能断言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亦或者是君主专制。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被广大人民所熟知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是以阶级斗争和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标准,但“毕竟来自西方历史传统之下,并没有很好的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下的封建社会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不同,”[23]但为什么在中国人眼里马克思的历史论断能够很好地被广大人民所熟知,而钱穆的观点却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保持其傲然的姿态,这一点有着很深的历史因素。但总体来说作为一个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人来说,应该很好地辨明自己的立场,并且基于社会现实而不是偏听

钱穆 国史新论

自序 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已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寝馈史籍,数十寒暑,发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治社会史实作大体之叙述。一文化史,推广及于历史人生之多方面作综合性之观察。一思想史,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第一部分先成《国史大纲》一种(商务出版),第二部分续成《中国文化史导论》一种(正中出版),第三部分于四五年前,曾在昆明继续公开作四十次之讲演,而未整理成稿。其他尚有《政学私言》一种(商务出版),亦于第一第二两部分有所发挥。积年所有杂文及专书,亦均就此三部分集中心力,就题阐述。要之,根据已往史实,平心作客观之寻求,决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之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如是学术始可以独立,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 顷来蒿目时艰,受友好敦促,拟继续撰写《国史新论》一种,大体所见,仍与前成各种无多违异。惟旨求通俗,义取综合,限于篇幅,语焉不详。其为前数种所已经阐发者,能避则避,能略则略。读者傥能就此新撰,进窥前构,庶可益明其立论之根据。总之,求在发明古史真相,其于国人现代思潮有合有离,非所计及。 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路看墓地。中国以往四千年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与建设将来新中国惟一不可背弃之最实基础。此层必先求国人之首肯,然后可以进读吾书,而无不着痛痒之责难,与别具用心之猜测。至于语语有本,事事着实,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读者恕其疏失,匡其未逮。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特于刊布之先,再揭其宗旨纲要如此。 本书暂收论文五篇,第一篇《中国社会演变》,第二篇《中国传统政治》,成于一九五○年。第三篇《中国知识分子》成于一九五一年。第四篇《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乃是年冬在台北之讲演稿。第五篇《中国文化之演进》乃一九四一年冬在战时陪都重庆之讲演稿,为拙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之总提纲,一并附缀于此。前三篇曾刊载《民主评论》,并单印为《中国问题丛刊》,第四篇曾刊载于《考诠月刊》之创刊号。兹汇编单行,特向民评社志谢。读此书者,如能参读作者旧著《中国文化史导论》及《政学私言》,及随后所成之《中国历史精神》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诸书,当尤可明了作者之理论根据,及作意所在。 中国社会演变 一 中国是不是一个封建社会?这一问题,应该根据历史事实来解答。中国史上秦以

钱穆先生全集

钱穆先生全集 第一册:国学概论 第二册:四书释义 第三册:论语文解 第四册:论语新解 第五册:孔子与论语 第六册:孔子传 第七册:先秦诸子系年 第八册:墨子惠施公孙龙 第九册:庄子纂笺 第十册:庄老通辨 第十一册: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第十二册:宋明理学概述 第十三册:阳明学述要宋代理学三书随劄 第十四至十八册:朱子新学案(全五册) 第十九至二十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下) 第二十一至三十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全十册) 第三十一册: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第三十二册:学龠 第三十三册:中国学术通义 第三十四册: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第三十五册:周公秦汉史 第三十六至三十七册:国史大纲(上、下) 第三十八册:中国文化史导论 第三十九册:中国历史精神 第四十册:国史新论 第四十一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第四十二册:中国历史研究法 第四十三册:中国史学发微读史随劄 第四十四册:中国史学名著 第四十六、四十七册:史记地名考 第四十八册:古史地理论丛 第四十九册:文化学大义 第五十册:民族与文化 第五十一册:中华文化十二讲 第五十二册:中国文化精神 第五十三册:湖上闲思录人生十论 第五十四册:政学私言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五十五册:文化与教育 第五十六册:历史与文化论丛 第五十七册: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 第五十八册:中国文化丛谈 第五十九册:中国文学论丛 第六十册:理学六家诗钞

第六十一册:灵魂与心 第六十二册:双溪独语 第六十三、六十四册:晚学盲言(上、下)第六十五册:新亚遗铎 第六十六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 第六十七、六十八册:讲堂遗录 第六十九册:素书楼余沈 第七十册:总目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艾康: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艾康 本来我一向不是很欣赏钱穆那个时代的作品,我总是觉得那个时代的作品总是像是张恨水之流,半文不白,有时候还有点佶屈聱牙,但是这回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却让我手不释卷,其实说“手不释卷”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本书我是在网上看的电子版,真正开始看的时候已经离作业提交的时间没剩几天了,只得匆匆的看了一遍,现在真是很后悔,要是早能体会到这本书的好与值得一读之处,我一定能不必如此行动匆忙,也能写出一篇更好的读书笔记。 在这部书的序言的落款,我看到了“一九五五年八月”这样的落款,当时我便非常惊讶,因为单单是钱穆先生在序言中所表露出的思想,怎么看怎么像是当代非常有造诣的冷静的历史学家的作品,换句话说,钱穆先生在这本书最令我敬慕之处就是在那个激情与理智界限模糊的年代,可贵的保存了比时代更多一分的冷静。在这本书里面,最令我感慨颇深的一句话就是:但我们也不该凭借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即使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能再要有一个皇帝,这是不必再说的。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需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情。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如此冷静理智而又读起来发人深省、让人看着动情至深的语言,我好久没有见到了。钱穆先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给我的感觉仿佛是置身世外,一切历史仿佛不再是中国的历史,这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了某种东西,等我将我体会到的这种东西付诸语言的时候,我把它冠以一个名字:“历史研究的距离感”,就是指钱穆先生和历史保持了一个很恰当的距离,以一种尽量自身道德中立的姿态,超然于历史之上,然后得出结论,而不像是很多历史学家,特别是跟钱穆差不多时代背景的一些历史学家,受当时时代的影响,我读他们的书,总感觉他们是想和历史“争辩”一些什么,而要争辩的是什么的,无非是说现在的时代什么都好,而过去的时代就是一堆狗屎,所谓激扬文字,也只是当时读来痛快,过后其中的内涵,我却都淡忘了。我认为历史研究的“道德中立性”十分重要。

从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开始——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郭宋立:从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开始 ——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感 郭宋立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开篇第一句话是:“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在我看来,此“知”不只是“知史实”,更是“知如何判史实”,即如先生所说的“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我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便是从矫正自己的二“知”开始。 以前若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国传统政治,我很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蹦出“封建专制”来,并且略带鄙夷。至于为什么“封建”、为什么“专制”,除了“皇帝”、“家天下”这些宽泛的概念以外就无言以对,更不论“封建专制”呈现怎样的形态、对于传统中国的意义了。 就拿“专制”来说,今人多以为在中国古代,“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只要皇帝足够强大,就能随时收回臣子的生命和权力。这里就混淆了“皇帝”与“政府”的概念。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至少在宰相还存在的明朝之前是如此。 其实本国制度自有其合理性。西方政治思想发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他们国土小、人口寡,所以城市居民参与政治决议比较容易;同时海洋民族受环境限制,一旦发展就要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中国则是地大、人口多、以农业立国,发展模式从来都是向心凝结,因此不适宜推行近代西方的民选制度。所以,“我们若非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已

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由此可知,一国的制度必然有其根源所在,而每一项新制度的运用必须与本国传统相配合。 此外,抱着理性务实的态度了解本国历史,能帮助我们解答今日的困惑。譬如说如今我们在政府系统里办一件很简单的事,常常要经过市县乡镇等好几关的重重审批,行政效率很低。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变迁里就能找到答案。以官级为例,汉代“郡太守-三公-九卿”之间升级转换灵活,故各级安于本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高;及至唐代,因州县多分级,朝廷为奖励地方官而升调快速,但上下级难以流通,官品中渐分清浊,行政效率开始降低;此后的元明清代在地方政治上也就延续这一传统。所以,如今的行政效率低还是表象,官场清浊明显则是问题核心。几百年的清浊孕育了中国式的“关系”,若不是出身名门,或者和名门联姻,一个县长想要做到省长真的是难上加难,更不要说由“吏”变“官”了。 了解本国过往历史还能为社会改革提供借鉴。以唐代两税制为例,它的出发点是好的,以一代三直接收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等于是农民没有户籍限制且各种义务劳役都取消了。不料手续虽简单,但到政府要用钱用劳役时还是要增加新项目,等于是加倍增收税目,化繁为简终更繁。对照今日呼声甚高的“取消高考户籍制度”,若是没有周密的配套制度,想要一劳永逸地以学籍为终极认证,那么很容易造成各地有条件者涌向北京、上海、海南等高考录取率高的省市。这样一来,本地、非本地考生的高考“税目”都会增加,竞争程度还可能追平原本的高考大省,化繁为简终更繁。所以,如钱穆先生所言,没有一个制度创新者是想迫害他人的,但往往导致社会秩序更不如前。不改不行,但要改还是得严谨再严谨。 虽然两税制带来这么多的弊端,但因历史“种种条件在引诱,在逼迫”,使它在稍加修改之后能一直运用下去。这里涉及到中国文化根基的问题。钱穆先生写道:“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并不安放在都市……一辈士大夫知识分子,还可退到农村做一小地主,而农村文化,也因此小数量

中国史推荐阅读书目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明)于谦 1.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 2.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3.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5年。 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5年。 5.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7.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商务印书馆,2001年。 8.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9.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 10.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 年。 11.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12.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13.孟森:《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 14.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科学出版社,2008年。 15.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1989年。 16.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17.朱东润:《张居正大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18.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7。 19.魏斐德著,陈苏镇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20.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 22.史景迁著,李孝悌译:《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1年。 23.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2005年。 24.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 25.冯天瑜:《“封建”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014-04-24

钱穆著述年表

钱穆著述年表 年代表重要著述 1918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1919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1925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1926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店1926年出版。 1929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 1930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1931 《国学概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1932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店1932年出版。 1935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1940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1942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清儒学案》,重庆为国立编译馆写,1942年稿成佚失。 1943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1945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1948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1949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1950 《中国社会演变》,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1951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问题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印务公司1951年12月出版。 1952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店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1953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3年6月出版。 1954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1955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店摘1955年3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03月出版。 1957 《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57年3月出版。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年6月出版。 《庄老通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57年10月出版。 1958 《学》,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58年6月出版。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8月出版。

读钱穆《中国历史精神》有感

读钱穆《中国历史精神》有感 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没有历史,文化,就没有民族,反之,没有民族就没有历史和文化,三者相辅相成。欲了解历史精神,必了解其变化和持久,在永恒中有变化翻新,在变化中有连绵持续的精神。我们感觉是中国人,不仅仅是我们出生在中国,有中国国籍,更重要的是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一种独特的中国民族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这些在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去了,何时提都不过时。 所以说要灭亡一个国家首先要灭亡其历史,改造一个民族,首先要改造其历史。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记忆,其也变成了行尸走肉。所以要了解历史,尊重历史。 研究历史,从现在找问题,从过去找答案。 中国为什么能从乱到治,从治到乱,直到现在的大治,因为有前赴后继的士君子,维持着这种精神,有一群历史文化涵养的人,怀抱理想,救国图存,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个人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毕业,不要认为教育只是学校的事,国家,社会,家庭乃至人类也是尽到教育的责任。

“因此中国今天的教育风气,小学生第一目标在进中学,中学生第一目标在进大学,大学生第一目标在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如此便成了一种赛跑式的教育,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机会比赛”。 而中国传统儒家教育传统是,人人皆可尧舜禹,即道德人格之尊严,使每个人感觉到都站在平等地位上,都尽自由地可能有成功,可能得满足。 所以在国民教育之外,要注重培养每个人的人文精神,尊师重道,道,事物的规律,基本准则,无所贵贱,无所高下,人人平等。所以现在骂人不讲道理是对人的最大侮辱。 “中国这五十年来的教育,似乎只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教青年人谋求职业,不是在教整个的人生,不感得需要一个超乎一切的最高中心,共同尊崇的最高对象。如此般的社会,哪能不各有距离,又哪能从其内心深处获得互相沟通?试问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又如何得团结凝聚?” 振聋发聩啊。“当前的最大问题,仍在如何重建这一个“道”,即重新发扬我们的历史文化。重新提示出我们一向所看重的“人格尊严”和“道德精神”。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需要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凝聚力和居安思危的远见。

读《中国历史精神》有感

读《中国历史精神》之感 坦诚的讲,作为一名工科生,很少有机会认真去阅读一本讲述中国史学精神的书籍。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也局限于教科书上的只言片语,所以对于中国很多的历史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次借着这次写读书报告的机会,认真拜读了钱穆大师的《中国历史精神》。 在读这本国学大师的巨著之前,我首先了解了一下作者钱穆大师。钱穆是中国国学研究大师,毕生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并且钱穆先生有强烈的现实感,针砭时弊,对中国的史学精神有重大的影响。《中国历史精神》分为七讲和一些附录,七讲包括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以及道德精神。钱穆先生从他所处的时代给我们辩证的分析了中国历史的丰富以及中国历史精神的可贵。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处于行将崩溃的地步,前人们在这样岌岌可危的时代努力探索着中国救亡图存的途径,也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不管大一统的方法失败了,或者无产阶级专政成功了,也不管那个政党失败了,或者这个政党成功了,中国的统一和强盛那是最终必成事实的。而当代中国缺少的不是经济不如别人,而是从精神方面来讲的一种信仰。 钱先生说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为“道德的精神”,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由道德精神形成的,这一种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内心所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向前积极争取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中国近代不知多少人羡慕西方的文化和社会,也不知有多少人提出过学习西方或者全盘西化的道路,但是这种思想是忘记中国历史精神的行为,是盲目的跟从,是没有底蕴的前进。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历史,最终的结局必将是消失与灭亡。因此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也是我们人生的事业,是了解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途径。 中国民族经历过千辛万苦,经历四五千年的历史生命,直到现在始终存在着,就是依靠着这一种道德精神。世界上任何一民族,没有能像中国这样大、这样久,这是因为中国往往在最艰苦的时候,能发挥出他的道德精神来挽救危机,这就是我们的宗教,中国以往的文化精神正在此,以后的光明前途也必在此。 读完钱先生的这本书,我才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博大与深邃,我才感觉到自己所欠缺的就是对中国古文化的了解,就是对中国四五千年历史的认识。在这样一个物质丰富的社会中,各种道德问题的突显与文化的落后正是说明我们缺少的也是对“道德精神”这种信仰的的追求,因此,中国若想前行,必须要有这种历史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一生为故国招魂——读钱穆《国史大纲》有感

一生为故国招魂——读钱穆《国史大纲》 有感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在校长梅贻琦的主推下,成立国学院,并聘请了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赵元任。 与之相对应,北大亦有大师支撑国学体系,独树一帜且名播天下者,有傅斯年、胡适等一众大师。其中有一位,学历不出众,但国学精深,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这位大师,便是名著《国史大纲》的作者,钱穆,钱宾四先生。 对于钱宾四先生,我幼年时便已有了解,先生生平多苦难,一生辗转江左、北平、西南、港台诸处,晚年虽入居台湾素书楼治学授课,然胃病甚剧,患黄斑变性症,终至双目失明。 《国史大纲》一书,成书于1939年六月,大致推算草拟书文的日子应当是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彼时的中国,正值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之际,社会动荡,满目疮痍。钱先生于此种社会现状下,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岩泉寺,钱先生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

当时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以及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先生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全书始末。 书中开篇便写道: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减,

钱穆著作

钱穆著作 1918 《论语文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11月出版。 1919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上海自刊本,1919年8月出版。 1925 《论语要略》(国学小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3月出版。 1926 《孟子要略》,上海大华书局1926年出版。 1930 《墨子》(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王守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3月出版。 《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七期。 1931 《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出版。 《惠施公孙龙》,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8月出版。 《周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 1932 《老子辨》,上海大华书局1932年出版。 1935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 1937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出版。 1940 《国史大纲》上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6月出版。 1942 《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出版社1942年6月出版。 1943 《中国文化史导论》,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出版(待查)。 《清儒学案》全稿成后,被国立编译馆遗失,幸留有序目。 1945 《政学私言》(人人文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11月出版。 1948 《孟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出版。 1949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台北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年5月出版。 1950 《中国社会演变》,台北中国问题研究所1950年10月出版。 1951 《中国知识分子》,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1951年出版。 《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国民出版社1951年11月出版。 《庄子纂笺》,香港东南出版社1951年12月出版。 1952 《文化学大义》,台北正中书局1952年1月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香港自刊本1952年11月出版。 《中国思想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 1953 《国史新论》,香港自刊本1953年5月出版。 《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四书释义》,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年6月出版。 1954 《黄帝》,台北胜利出版社1954年出版。 1955 《阳明学述要》,台北正中书局1955年3月再版。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香港自刊本1955年3月出版。 《人生十论》,香港人生出版社1955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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