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第5辑)2016年高考语文 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6年1月号第5辑

1. 揭开烂尾“桂花劫”，不能总靠新闻搭车

2. 谁在助长地铁女给社会吐下一地“鸡爪”

3. “春节国际化”是必要的文化输出

4. “习式方案”提升中国互联网国际话语权

5. 民意调查“被标准”丢了谁的脸？

6. 莫以看片的恶搞心态围观快播案

7. 表白“青椒”处境何须耳光响亮？

8. “喷绘监控”再证形式主义“创意无穷”

9. 如何念好两会的“一小时紧箍咒”

10. “致命隐瞒”背后的防艾制度漏洞

11. 家庭作业变“家长作业”理应休矣

12. “被满意”的民意调查还有民意吗？

13. “被满意”的民意调查还有民意吗？

14. 火车票广告招商还应宁缺勿滥

1. 揭开烂尾“桂花劫”，不能总靠新闻搭车

薛家明

2007年7月至2011年4月，李绍文任河南省商城县县委书记，正是在其任上，主导了商城县“世界桂花博览园”建设。然而，当初宣称投资32亿元建设一座世界桂花博览园，最终却以烂尾告终。如果不是当年该项目主倡者、原商城县委书记李绍文被绑匪绑架，这个烂尾项目几乎会被彻底遗忘。（1月9日《中国经营报》）

烂尾的桂花博览园之所以被媒体重新翻出，无非是缘于新闻搭车。一方面，烂尾的主导者李绍文被绑匪绑架，之后又因车辆着火离奇逃脱。这样玄幻的经历自然会备受关注。另一方面，贫困县铺张浪费、大建政绩工程，也一直是公众的主要关注点和吐槽点。这两个新闻元素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1+1>2的搭车效应，揭开了投资32亿元建设世界桂花博览园的烂尾旧账。

其实，抛开搭车效应不谈，巨资妆点的“一号工程”沦为烂尾项目，在现实中并不是孤例。比如，2011年，云南河口县投2.7亿元建成了一个沿河文化长廊。由于商铺有价无市，游客寥寥无几，丧失了商业价值，最终不得不花3亿元拆除，一建一拆6个亿公帑打了水漂。再比如，季建业主政南京期间，强推“雨污分流”计划，从2010年初至2014年底，5年时间在200多平方公里区域内全面施工，最终“马路成了停车场”，183亿投资打了水漂。

但遗憾的是，现实中除非发生意外（落马、绑架等），这些劳民伤财的烂尾工程都会躲在角落里，被公众彻底遗忘。

烂尾工程被隐藏，是因为问题藏得深，不容易被发现么？当然不是。以本新闻为例，就有两个显而易见的马脚。首先桂花园上马前，商城县委政府领导组成一个考察团，到国内多个桂花种植较多的地方进行考察。结论是桂花很难打造成产业链。但这并未妨碍李绍文建设“世界桂花产业博览园”的雄心。显然，这涉及到班长独断专行的问题。其次是经济问题。博览园里的桂花树，大的一棵五六千元，小的也有二三百元。可许多因“在桂花园长得太慢，烧成碳卖掉”，导致桂花园变成荒芜地，32亿资金打水漂。只要相关部门在离任审计中严格把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被隐藏。但遗憾的是，这些线索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离任审计中，被忽略不计。

可见，揭开桂花园的烂尾“桂花劫”，不能靠新闻搭车。相反，相关部门要通过严格精准的离任审计，让烂尾工程无处匿藏。首先，相关部门要通过制度设计，让离任审计更科学、

更严苛、更精准。比如，从审计部门主导变为纪委、组织人事、审计三方合作，在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问题等多方面审计离任干部，不让问题随着干部的“政声人去”，而销声匿迹。其次，离任审计过程要“眼里不揉沙子”，敢于提出问题、发现问题，与干部较真、碰硬。总之，唯有实施精准审计，才能让烂尾工程真正变成官员的绊马索，确保问题官员无处匿形。（薛家明）

2. 谁在助长地铁女给社会吐下一地“鸡爪”

朱永华

“公司年会‘鸡爪女’竟是表演嘉宾，出了名后身价不跌反升。”今天有网友爆料称，网络上被热议的女子在上海地铁吃凤爪，骨头随地乱扔事件的女主角“王若扬”现身公司年会，作为表演嘉宾进行演出（据1月9日《东方网》）。

其实，“鸡爪女”在地铁上吃鸡爪，无论骨头是否乱扔还是无意掉在车厢里，其行为本身都是一种不文明行为，也与地铁公司的规定相左，面对他人的提醒甚至指责，稍有是非价值判断能力的人都能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尽管不排除有指责的话语过于偏激，但在话赶话的“强词夺理”之后，鸡爪女也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然颇为遗憾的是，涉事主角非但没有检讨自己的不文明行为，反而如同她在地铁里的态度一样，即便对着央视全国的观众，依然态度“蛮横”坚持自己的行为既没有突破文明底线，也没有影响公共环境。硬是把自己的知名度给“折腾”火了。

平心而论，即便是因地铁上的不文明行为与人发生争执，终归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走出地铁各自“思过”下次注意也就完事。偏偏“鸡爪女”唯恐事情不大，硬是把自己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笔者甚至怀疑这是“鸡爪女”在故意通过“鸡爪”来博出名，而不正常的社会生态恰恰迎合了“鸡爪女”的这种畸形心理。无论通过什么方式也无论博出的是“香名”“臭名”甚至“恶名”，都会引来社会一些人甚至企业单位的追捧，在这种“名气”里寻找出各自所利用的价值，利益观念已经将某些人或少数企业单位的价值观完全扭曲。“鸡爪女”因不文明行为受谴责而出名，“身价”不降反升，其所折射的不正常社会生态很值得人们去思考。

实际上，类似无论博出怎样的“名声”，都能给当事者带来不菲经济利益的现象，早已不是孤例，曾经的郭美美就谙熟这一招，不仅某些人或某些公司企业绞尽脑汁不放过任何机会博出名，甚至没有条件创造条件自我炒作，即便博出“滥名”也不会放过。尽管央视和一些地方卫视甚至媒体机构均将某些有劣迹或存在品行不端行为的“名人”拒之门外，但事实上这些“知名人物”在社会领域依然可以顺风顺水，只要不涉嫌违法犯罪，总会有商业机构或某些人出于各种目的向其“一掷千金”，以至于“网上出名、网下得利”，被时下社会一些青少年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捷径”，“鸡爪女”无疑又是一例成功的开端。

显然，某公司举办年会，在社会对“鸡爪女”一片谴责声中，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其邀请奉为“演出嘉宾”，并且甘愿为其提高“身价”，尽管未必是对“鸡爪女”文明价值观的认同，但显然是为其“名”而倾。客观上也是对这类博出名行为甚至错误价值观的推泼助澜，我们在谴责“鸡爪女”等不文明行为本身的同时，更应当对这些追腥逐臭、助长放大“负能量”污染社会的行为进行鞭挞。追根寻源，博出名和追腥逐臭是一对相互“寄生瘤”，互为利用释放的“负能量”对社会危害更大。因此，唯有对其相互“株连”共同“封杀”，才能让社会风气乃至正确的主流价值观得以彰显，“鸡爪女”的行为不只是污染了一节地铁车厢，某些推波助澜的追腥逐臭已经给社会环境吐下一地吃剩的“鸡爪”，小提琴演奏水平再高，给社会传播的也是一曲刺耳的杂音。（朱永华）

3. “春节国际化”是必要的文化输出

何勇海

1月4日在京举行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对今年的文化工作做出安排部署，不少都与百

姓生活息息相关。其中提出，2016年,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大，其中之一是继续打造和运用好“欢乐春节”文化品牌，不断扩大覆盖面、着力提高质量和影响力，推动中国春节成为国际性节日。（1月9日《贵州日报》）

推动中国春节成为国际性节日，确实应该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和行动。“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节是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典籍中，都能找到春节的“蛛丝马迹”。因而不少专家指出，中国春节在世界上也是历史最悠久的节日，也就具有了一定的世界意义。

在地球成了一个“村”的时代，我们既要了解和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文化成果，也要及时把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文成果、文化元素，以及世界观与价值观传播出去。推动中国春节成为国际性节日，则有助于我们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民族形象，有助于传播我国的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提升中国话语权。

从微观层面说，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愚人节等洋节的中国化，且日趋受宠，也在情势急迫地倒逼我们将中国节洋化、全球化。中国节与洋节并不是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关系，洋节的中国化是文化输入，中国节的全球化则是文化输出。春节等中国节走出去，能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更为流光溢彩。

推动春节成国际性节日，早有现实基础。在世界上讲汉语的华人地区，春节一直依附于每个华人身上，浸润于每个华人心里，他们着唐装、吃饺子，舞龙舞狮放鞭炮，互道“恭喜发财”。春节因此得以在世界各地扩散，如今已有十几个国家把中国春节定为本国法定假日，很多外国政要也热衷用中文拜年。

可见，推动春节成国际性节日已有广泛群众基础。正如加拿大联邦政府一位国会议员所说，“中国春节总是伴随着浓浓的亲情，当然还有热闹的鞭炮声和绚丽的焰火”，“不管时代怎么发展，人类的情感和心灵始终是相通的”。我们相信，当春节成为国际性节日，那种中国式欢乐是一些洋节无法比拟的。

如何一步步让春节成国际性节日？有人主张春节申遗，扩大春节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这固然不错。问题关键在于，不管身处国内还是国外，咱们华人自己首先要过好、组织好本民族的传统春节，充分彰显春节的岁时意义与文化价值。相关部门可打造一批富含春节文化气息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文化产品，闪耀于世界舞台，进一步扩大春节的国际影响。尤其是精神产品和文化产品，要紧跟物质产品走出去。（何勇海）

4. “习式方案”提升中国互联网国际话语权

作者：杨飞

互联网时代，网络已成国际政治新的角力场，中国要想维护自身利益并成为负责任的全球事务参与者就不能忽视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控制权、主导权和全球话语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席就曾多次在国际场合阐释中国的治网主张，中国治网模式也确实已经赢得各方高度评价。事实上，习近平提出的互联网建设、发展、治理方案不仅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重要遵循，也推动着中国互联网国际话语权的有效提升。

就网络规模而言，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网民数量方面，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全球互联网使用情况报告显示，到2015年底全球网民数量将达32亿，而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6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总数已达6.68亿人。网站数量方面，413万多家网站，超2230万个域名，月1225万个CN域名数量，在全球国家顶级域名中排名第二，提高话语权已成发展必须。

就网络经济而言，中国也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十二五”期间，中国互联网经济在GDP 中占比持续攀升，2014年达到7%，占比超过美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互联网带动电子信息相关产业市场高速增长。互联网已成当下中国经济创新商业模式、构建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引擎，随着“互联网+”战略纵深推进中国互联网产业与全球市场结

合得越来越紧密，在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方面也更加有力。

就网络话语而言，中国更已异军突起。在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第50届大会上，中国代表就与ICANN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共同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MOU），有力地推动了崭新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建设。稍后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还当选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委员会成员，其中鲁炜是亚洲和大洋洲地区唯一的政府官员代表，马云是亚洲和大洋洲地区唯一的私营部门代表。

最能见证中国互联网话语权提升的，还是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由中国官方发起，主办机构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政府，仅从主办者身份来看就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中的话语权。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还提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四项原则”、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五点主张”，成为凝聚共识、贡献创见最广阔的平台与基础。

事实上，互联网话语权提升的背后，还在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这一点任何人也无从否认，毕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已经为全球经济发展与和平维护提供了不竭的动力，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甚至于中国还被视为重塑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其未来战略走向既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牵动着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调整。如此语境下，互联网话语权提升也就成为了必然。

科技影响世界，网络引领未来。接入世界互联网以来，经过二十余年井喷式发展，互联网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我们期待，随着互联网话语权的提升，中国能够为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也为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贡献更为强劲的“中国力量”，在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中推动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也让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杨飞）

5. 民意调查“被标准”丢了谁的脸？

作者：张立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每年的年底，政府部门为了检验工作的成效，常常会进行“民意调查”。近日，在广西南宁市的江南区就在辖区内进行了一次“社会公众安全感”民意调查，本来是一件倾听民意的好事，却有听众反映说，这份调查有包办民意的嫌疑。民意调查拿出调查问卷，南宁江南区金湾花城小区的姚女士，就念起了里面的问题和提供的“标准答案”：“请问你家附近出现治安问题，能否及时解决？答案：能及时解决”。（1月9日央广网）

民意调查，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有固定答案的事情，众口难调或许最能反映出民意的繁杂。但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却在民意调查中做引导性提示，甚至还在发给学校的调查问卷中有所暗示。当民意有了标准型，也就失去了民意调查的本意了。

民意调查的初衷，就是为了搜集群众对开展某项工作成败得失，以及由此产生的真实想法。作为发起部门，应该有坦荡的心胸来面对“汹汹民意”，正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而，一方面既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又要让群众对其发表溢美之词，这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群众的真实想法是这样的，自家被入室盗窃好几回，最后都失去了报警的自我应激了，这难道不是最真实的民意调查吗？当群众权益没有得到有效维护，让群众说好话，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徒劳的事情。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句成语恐怕最为世人所熟知了。现在已经不是禁止人说话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意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在相当的情况下，是被调查单位自我作为的自然反映。没有因，即无果，用老百姓的话讲，这或许就是因果报应吧。

既然在调查问卷中承认社会治安差，又不想方设法去改变，用标准化的调查问题粉饰民意，只能是掩耳盗铃，自欺其人，最后问题也得不到解决。

调查民意，首先要正视民意的存在，要给民意一个可以疏解的出口。其次，更要尊重民

意。对于搜集到的民意，要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深刻的分析原因，不讳疾忌医，要对症下药，如此才能药到病除，而不是病入膏肓。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民意真的会“被标准”，也会有务工人员、经商人员和旅游人员等外来人员到江南区，这又怎能管住这些外来人员的“民意”呢？假如这些外来人员丢失了巨额现金，丢了什么其他东西，这些外来人员在离开江南区后，只能会说：江南区治安太差了。何况，民意本身就是不可管控的社会认知呢？除非有些部门，会看人下菜碟，给一些富商、名人专门解决包丢、款丢、车丢的破案工作，否则，只能引起江南依旧治安差的叹息。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真心听取民意，就要正视民意的多样性，真实性，尖锐性，否则，就别装得清纯守洁自己给自己树牌坊，不知廉耻。即便是收到了“被标准”的民意，形势一片大好，也只是废纸一张，自我陶醉罢了。而民众还自顾自地在旁边骂爹娘呢。（张立）

6. 莫以看片的恶搞心态围观快播案

作者：舒锐

1月7日、8日，快播“涉黄”案在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并全程图文、视频直播。实际上，对公众关注的案件乃至普通案件的庭审现场情况进行图文直播，甚至全程视频直播，这在各地法院尤其是北京法院已经成了常态。但很少有案件像快播案这般聚焦了全网的目光与讨论。

究其原因，这或许与这起案件性质本身相关。“涉黄”本是一个吸引眼球的话题，而在普通人的日常语境中，却是隐晦、灰色的。一般而言，即便私下里通过违法途径偷偷下载黄片看看，对于相关话题的公共讨论也往往羞于启齿。而如今却有一个涉及“淫秽视频”的案件公开进行审理，人们可以毫无忌惮地、“正儿八经”地围观、讨论。对于平时不怎么关注司法案件的多数网友而言，这显然是件新鲜事。

就庭审而言，法院让控辩双方做到了“平等武装”。可是，在法庭外的舆论场，控方却似乎处于明显劣势，甚至大有完败之势。实际上，我们的网友们并没有如同海淀法院这般给双方一个“公平对抗”的机会。

首先，在网络生态中，即便该案最终定罪，这些被告在不少网友眼中，也是处于某种弱势地位。人们容易把私下里对待黄片的态度转移到该案涉案者身上，天然对他们产生同情。网络广为流传的“我们今天都欠快播一个会员”虽说带有调侃意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不少人实际上是在以看片的心态围观快播案，还有网友发起投票对判决结果进行娱乐化的“民意调查”，这些以辩方为绝对主场的调查，结果可想而知，更有着干扰司法之嫌。

而在庭审过程中，控方语言相对于辩方更需要保持客观性，远离煽动性，“亮点”的缺失使得控方的主要观点和依据被忽略不见。而另一方面，诸位被告和辩护律师们发挥得可谓“机智”、精彩，“做技术不可耻”、“技术无罪”等类似于网络段子的辩护言论频频抛出，也在网上激起蜂拥转发，相比之下，检方的控诉看似就显得有些“惨白”、“弱爆”。

同情心与幸灾乐祸心理相结合，使得不少网友为辩方鼓掌叫好，造成了胜利局面仿佛一边倒地倒向辩方的观感。实际上，该案庭审经历了长达两整天，案件全貌显然并不是由辩方几句段子般言论能够完整概括呈现的。

更何况，若是网友们稍稍细究，即便不懂技术与法律术语，也不难发现段子言论甚少对案件有实质作用的“干货”。比如，本次庭审本是要通过控辩双方的对抗，向公众揭示技术是否被滥用，滥用技术有没有罪。而辩方用“做技术不可耻”、“技术无罪”这些看似正确的话进行辩护，这明显是混淆了概念与议题，犯了最基本的逻辑错误。

相信海淀法院并不会理会舆论场上那场并不公平的舆论审判，更不会把所谓投票结果当作判案依据，能够从案情本身出发最终做出公正正义的判决。与此同时，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期待海淀法院能够将司法公开的理念继续贯彻下去，不仅在法庭上公开结果，更要在舆

论场上向公众释明判决依据。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也须以更加客观、中立的法律视觉来审视这起案件，而非以看片的恶搞心态围观快播案。（舒锐）

7. 表白“青椒”处境何须耳光响亮？

邓海建

近日，一则“甘阳遭该校青椒掌掴”的消息在网上流传。消息称，2016年1月7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年度教职工会议现场，甘阳院长被“该院一名青年教师”李思涯打了几记耳光。据称打人事件起因是甘阳“拖延青年教师职称晋升”，“该事件是高校广大青椒艰难处境的折射”。（1月10日《广州日报》）

若没有真相辅佐，仅凭情绪化标签逻辑，估计很难为“青年教师掌掴老院长”事件判出一丝“正义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肇事者还有个“斯文在兹”的公号；而按照学校官网的说法，“在李思涯动手打人时，本院另一名教师谢肃当场开始散发与会议内容无关的材料，同时有非本院人员到现场进行拍摄。”掌掴事件有预有谋、甚至还有“网红”般的套路，如此表演式“冲冠一怒”，以牺牲老院长的尊严为代价，果真能实现解救高校“青椒”艰难处境之目的正义？

一则，高校虽非净土，但毕竟还有些“斯文在兹”的意思。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动辄拳脚相向，动辄暴脾气上身，纵使“忍无可忍”，果真“别无选择”？二则，约架对辩也好，网传檄文也罢，就算要引发舆论关切，还有更多可“作”可“秀”的路径，选择暴力人身伤害的方式，表达所谓听似煽情的“宿怨”，不说道德高蹈，于法治底线来看，恐怕亦无法骄纵放过。从这个意义上说，抛开双方之间的是非恩怨，起码掌掴事件是一起悖谬的行为艺术。

教师与院长，就比如民众与官员、患者与医生，不是身为弱势者每一次抡起的拳头，就一定能推演出悲辱不堪的“抗争史”。法治轨道之上，尤其要警惕的，大概就是两件事：一是不诉诸程序，而诉诸情感；二是不信任理性，而信任私力。高校“青椒”的处境如何是一回事，如何反思并改变这种处境是另一回事。不然，穷苦就可以成为横扫一切公序良俗的最牛藉口，弱势者作奸犯科简直就有了天生无罪的护身符。这样的世界，别说公平与正义，还有道理可讲的吗？

诚然，“青椒”是网络上对88万（教育部截至2011年底的统计）高校青年教师的戏称。这是一个占全国高校教师总数比例高达62%的庞大群体。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薪酬管理研究分会课题组，此前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高校教师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占47.7%，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下的占到总人数的85.9%。2014年年末，四川大学教师周鼎在《自白书》一文中用激烈言辞戳中了高校“青椒”的痛点，引起众多关注和热议；2015年全国两会上，有委员递交《建立适度宽松的青年教师评价体系》的提案……可见，对于高校“青椒”的生存语境，近年来的关注与思考并不少。落实到高教深改与高校反腐进程中去，不少旧秩序在被打破、不少旧平衡在被改良——但凡平心静气一些，评价也好、晋升也罢，或许也不至于没个说话的地方。

表白高校“青椒”处境，自然无须耳光响亮。以“全武行”剖心明志，如此暴戾，反倒失了话语权，亦令人深感失望。（邓海建）

8. “喷绘监控”再证形式主义“创意无穷”

作者：何勇海

近日，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喳西泰水城附近的居民发现一件怪事，一块显示着“噪音实时监控”、“实时噪音：65.1”的“电子显示屏”忽然出现在街头，有趣的是，这块造型非常像电子显示屏的屏幕，上面的数字“65.1”任凭白天黑夜，从来没有变过。有网友靠近一看发现，原来这块屏幕上的文字，居然都是喷绘的。（1月10日《北京青年报》）出于环保压力，实施“噪音实时监控”，其目的在于以实时监测到的数据，动态反映城

市噪音现状，警示公众及时采取措施降低噪音，并形成防噪减噪的好习惯，这本是一件利民利地方的好事。然而，来凤县却搞出一个喷绘的“噪音实时监控显示屏”，妄图以假乱真，蒙蔽公众，其弄虚作假的手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对此荒唐做法，来凤县环保局回应称，真正的显示屏还没运到，故暂时设置了“喷绘监控”，为的是不影响空架子的美观。此回应恐怕站不住脚。事件被网友曝光后，喷绘显示屏便被匆匆撤下，改成普通提示板，上面文字改为“温馨提示：爱护环境，从我做起”。既然只为临时“遮丑”，为何不像后来这样，只弄个普通提示板，反而省力省钱，非要大费周章，弄个乍一看像模像样的“喷绘监控”？

在“一块布料实时监控噪音”的背后，绝非真正的电子显示屏“还在路上”那么简单，而是当地环保部门防噪减噪的工作作风“还在路上”——与实际工作职责有不小的差距，与老百姓的需求有不小的差距，与上级部门的要求有不小的差距。在防噪减噪等具体工作方面，就表现出慢作为、懒作为甚至是不作为，只注重如何敷衍上级，如何糊弄百姓，不讲究工作实效。立一个“喷绘监控”，像稻草人一般监控城市噪音，也就不可避免了。

曾有媒体报道称，一些污染企业负责人透露，他们建设污水处理厂、安装污染物在线监测设备，其实就是弄给环保局看，若没有这些设施，环保局不给换发排污许可证。污水厂建给环保局看，而环保部门乐当“睁眼瞎”，看似不可能的事就成了事实。从“喷绘监控”这类造假来看，污染企业的造假行为是不是也是上行下效的结果？“喷绘监控”这类造假又是造成谁看的？假如此事不被曝光，“喷绘监控”恐要长期“监控”下去，侮辱的不光是民众的智商，还有更上一级监督部门的规则。

这些年，弄虚作假手段层出不穷，让人叹为观止，有的以刷涂料“绿化”荒山，有的在墙上画窗户制造繁华，有的砌围墙遮挡破屋烂房，有的在行道树上挂塑料叶子装点生机，有的让学生扮羊爬在山头以示脱贫……现今又来了“喷绘电子监控显示屏”，再证形式主义“创意”无穷。每出现一起弄虚作假，若只是整改了事，不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罚，更多更荒唐的形式主义仍会公然发生，说不定会闹出比“一块布料还能实时监控噪音”更惊悚的事。（何勇海）

9. 如何念好两会的“一小时紧箍咒”

作者：高亚洲

河北省“两会”正在举行。今年河北的“一小时紧箍咒”却让多年跑会的记者感到一缕清新。河北省人大规定，凡未履行请假程序或请假未获批准自行离会的，每次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期间擅自离会一小时及以上的，均视为无故缺席，会议结束后将予以通报。河北省政协也规定，未履行请假程序或请假未获批准不参加会议的，迟到、早退、中途离场超过1小时的，均进行通报。（1月10日澎湃新闻网）

新年新气象。河北的“一小时紧箍咒”给即将到来的两会模式，注入了久违的新气象。欣喜之余却有让人难以言说的沉重，两会的召开堪称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经过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履行着上达民意、建言献策的职能，经过提名推荐产生的政协委员履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无论从产生过程还是从职能分工来看，从上而下的两会，都有着鲜明的严肃、谨慎底色。

而从“一小时紧箍咒”的现实背景来看，所映射的正是两会过程中的散漫，甚至是懈怠。而这并非存在于一地的怪现象，根据媒体的观察，部分代表委员借开会之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心猿意马，擅自离会，置会议重要议程于不顾，似成常态。而尤为夸张的是，去年全国“两会”，某省代表团分组审议时，有近三分之一代表缺席。在严肃、谨慎与散漫、懈怠之间，强烈反差之下，投射出的不仅仅是个人委员代表的思想态度问题，更是国家这最重要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不可承受之重。

于此而言，河北首次推出的“一小时紧箍咒”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从现实效果来看——

“一位连续两年未出席的某明星委员今年也按时参会，还带来了提案。在某组政协讨论现场，不大的会议室内坐满了委员，很少有进进出出、交头接耳的现象”，也足以佐证紧箍咒念得及时有效。

不过，仍需看到的是，套上“紧箍咒”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毕竟，作为国家重要政治生活，关切着民意传达、大政方针、民生改善等层面的大事，并非简单地把与会者关进制度的“笼子”，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实现各自的职能履行。换句话说，有了“一小时紧箍咒”，并不能排除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可能，并不意味着履职效能的彻底转变。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擅自缺席，还是无故离席，显然并非时间管理上的问题，而是部分委员和代表存在履职能力的问题，这里的能力问题不仅仅包括本身的履职能力，还包括身份认知问题——把政协或代表视为一种身份象征，意在政治资源的笼络和变现，而非看到沉甸甸的履职责任，自然也就没有了应有的担当。由此再去观察，大多的问题还在后者上，正如那句老话：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于此而言，既要念好“一小时紧箍咒”端正会风、严肃会纪，也要跳出“一小时”之外，破解“人在心不在”的两会尴尬。而最终的路径依赖依然在于实现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角色回归，既要有参会纪律的制度设定，也要建立相关提案、议案的评价机制，并由此形成委员和代表的正常进退机制。总而言之，与其念好“一小时”紧箍咒“，不如念好“履职能力”的紧箍咒。（高亚洲）

10. “致命隐瞒”背后的防艾制度漏洞

作者：陈广江

河南永城的小新，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艾滋病毒。去年三月，他和女友在结婚登记当天去医院婚检，当时女友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但女友选择了隐瞒，而医生的说法是“一切正常”。婚后，小新感染了艾滋病毒。面对悲剧，他将医院和疾控中心告上法庭。（1月10日河南电视台）

这是一起本不该发生的悲剧。但由于妻子隐瞒、医生说谎，一切已无法挽回。个案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国防艾的制度性问题，即夫妻一方感染艾滋，另一方该有知情权吗？又该通过何种途径知情？

现实中，夫妻一方感染艾滋，虽然多数人能坦诚告知配偶，但也有人选择隐瞒。比如本案，婚检时妻子已查出感染艾滋病毒，且在疾控中心早有备案，但真相被隐瞒了。妻子的隐瞒，可能出于维护婚姻的目的，而医生的说法是尊重患者隐私，无权告知。那么，患者的隐私权和配偶的知情权究竟孰轻孰重？

无论是《执业医师法》、《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还是《艾滋病防治条例》，都明确规定了保护患者的隐私权，未经本人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公开患者信息。可见，从法律上讲，本案中医院和疾控中心只告知患者本人、不告知配偶的做法，于法有据。

虽然如此，法律法规同时也明确了配偶的知情权。《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履行相应义务，其中包括：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感染他人。妻子隐瞒真相，并导致丈夫感染，属违法行为，其婚姻关系亦属无效，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就是说，患者的隐私权和配偶的知情权同样受法律保护，但当二者产生冲突时，法律只规定了患者告知配偶的义务，并未明确医院和疾控中心的告知义务。所以，一旦夫妻一方选择隐瞒，另一方感染的几率大增，即使事后隐瞒者受到惩罚，但悲剧已发生。这是我国防艾控艾工作的制度漏洞。

无论从伦理上说，还是从法理上讲，如果患者的隐瞒可能伤害到配偶的生命安全，或者影响到公共安全，患者的隐私权就要让渡给配偶的生命健康权。目前，云南、广西等省份在地方立法上已经开了先河，如果艾滋病患者或者病毒感染者不主动告知其配偶或者与其发生

性关系的人，当地疾控部门有权告知。

鉴于我国防艾的严峻形势，立法层面应正视并及时弥补这一制度漏洞，在保护患者隐私权的同时，也保护好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健康权。（陈广江）

11. 家庭作业变“家长作业”理应休矣

作者：司马童

浙江省教育厅近日下发相关文件，明确中小学校不得要求家长批改教师布置的作业或纠正孩子的作业错误。同时指出，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每天完成书面作业的总时间最多不超过1小时，初中学生每天作业时间控制在两小时以内等等。（1月10日浙江在线）

近些年来，围绕着中小学生的家庭作业，公众关注和热议的焦点主要有二：一是每天老师布置作业数量的多与寡，多了影响孩子的快乐学习，少了家长也会有“担心”；二是这些作业往往以各种要求“绑架”学生家长，以致变成了苦不堪言的“家长作业”。

关于中小学生家庭作业的数量问题，从2013年开始，教育部通过多次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已然形成了“—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四至六年级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小时之内”等的框架规定与要求。教育部还表示，将陆续出台和细化小升初办法、中考改革意见、高考改革方案。但显然，家庭作业变“家长作业”，俨然已成时下教育减负的一个舆情热点。在不少地方，如何让众多家长从中“减负”，还成了超越前者的迫切愿望。

家庭作业变“家长作业”到底有多苦？去年10月，成都一位邓先生透过媒体叹起了苦经：女儿上小学才4周，他就患上了QQ群恐惧症。每天下午4点开始，他就必须盯着手机，收集各科老师布置的作业。稍有遗漏，女儿第二天就挨了批评。再者，拿到作业还只是“痛苦的开始”，守着孩子做作业才让他崩溃。“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还要检查，还要算娃娃完成的正确率，再签名，麻烦死了”。

不必讳言，无论学校和老师方面怎么来辩解，过多过杂的“家长作业”，早就令许多家长啧有烦言：各种作业和签字制度是在逼着家长辞职回家带娃娃，是老师们在“偷懒”，把原本该老师完成的任务转嫁给了家长。去年5月份，羊城晚报曾有报道称，北京市出台规定，学校不得让家长代为批改作业，引起深圳家长强烈共鸣。当地一些家长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几乎“沦为了孩子的‘作业奴隶’”——平时工作已经忙得跟头驴似的，回到家还要批作业和做作业，这种“配合教育”的方式实在让人很无语。

应该说，现实社会的各行各业，唯有先去做好“各司其职”，方可再谈“密切配合”。所以，对于别让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的公众呼吁，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也并非疏于重视和管理。比如，前年宁波有位小学教师在手机短信里称，自己“长期低头批作业，颈椎酸痛，手指麻木”，便把布置作业的批改任务抛给了家长，引发网友纷纷吐槽。事后，主管的某区教育局连发三条微博，对学校、校长和老师做出严肃批评，责令校长书面检查，并向家长公开致歉。然而，对于如何平衡减负和教学质量，这也再次引起了社会的热议与深思。

学校有苦衷，老师有压力，家长有怨言。如果“减负”的话题只是说得多而做得少，种种家庭作业异变为“家长作业”的现象，恐怕也很难得到有力改变与有效改观。因此，像浙江省教育厅那样，做到明白无误地关口前移，“规则亮剑”才是家长减负的“定心丸”；也唯有如此，家庭作业的按规布置、求精求少，才有可能真正被严格执行、落到实处。（司马童）

12. “被满意”的民意调查还有民意吗？

作者：叶祝颐

近日，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就在辖区内进行了一次“社会公众安全感”民意调查，却有听众反映说，这份调查有包办民意的嫌疑。拿出调查问卷，南宁江南区金湾花城小区的姚女士，就念起了里面的问题和提供的“标准答案”——“请问你家附近出现治安问题，能否及时解决？答案：能及时解决。”江南区综治办主任莫有健坦言，这份附有标准答案的“民意调查”，

出自他们之手。 (1月10日《西安晚报》)

上级部门问卷调查“社会公众安全感”的目的，本是了解基层安全建设真实情况，听取民众真实的安全感受，为科学决策、政府效能评价提供依据。而江南区相关部门发给居民的调查问卷上，每个选择题后面附有诸如“有明显好转”、“能及时得到调处”等答案。社区工作人员发放问卷时还特别叮嘱居民，按提示的标准答案填写。这不是让群众为政府提供的“标准答案”背书吗？某些人为了安全政绩自导自演“满意”答案。民意如此被满意，实际上是对真实民意的嘲讽。

其实，群众被满意是一件皇帝的新装。江苏省09年对南通市的启东、海门、通州等地全面达小康情况进行随机电话民意调查时，当地干部就要求受访群众按照事先发放的标准答案回答提问，不少中小学放假一天，让学生背熟答案“协助”家长应对电话调查。陕西省武功县贞元镇为上级电话随机调查拟定了“好、满意、到位”等标准答案。让中小学生把传单带给家长。北京朝阳区豆各庄乡制作调查问卷迎接朝阳区争创文明城区的测评，要求居民按“满意”的标准答案回答检查人员的提问。宁波市争创文明城市“三连冠”。当地一所高校向学生群发“应对电话抽查”的威胁短信，如果不按要求回答面临处分。

《瞭望新闻周刊》曾有报道说，部分地方干部乐于“安排性调研”，导致基层情况“失真”。在警车开道、层层陪同调研的状态下，领导干部很难看到实情、听到群众的真话，不仅无法联系群众，反而因种种扰民行为引起一些群众的反感。“调研基本靠排演”损害了党风，更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

某些地方某些部门为了政绩需要，自导自演调查把戏，自我标榜“满意”，无疑不可取。但是在我看来，民意调查出现标准答案，除了工作人员弄虚作假之外，民意调查机制也存在问题。不知从何时起，调查之前发通知，几乎成了惯例。发通知自然给工作不扎实者提供了弄虚作假的机会。有些地方平时工作抓得不到位，接到通知，临时抱佛脚做表面文章，挖空心思讨好调查组，自然不在话下。南宁市江南区为“社会公众安全感”调查问卷拟定“满意”的“标准答案”，就属于这种情况。

民意调查本来就该实事求是，有人说好话，也有人说坏话。如果政府工作做好了，何须担心群众说坏话？调查组成员不是白痴，十个指头有长短，群众对安全问题是否满意，一律“满意”。哪来如此高度一致的“民意”？民意调查结果如此整齐划一，不蹊跷吗？群众如此被被满意，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宗旨相悖，群众也是怨声载道。毋庸置疑，具有双重人格的地方政府与部门应受到谴责。

那么，基层民意调查为何被“满意”呢？依我看，其主要原因在于，相关调研、调查结果关系地方形象与官员政绩，官员受政绩利益驱动热衷扰民、造假。而评估机制僵化，缺乏创新。特别是上级提前告知调研、检查项目，由被调查者精心准备，进行彩排，让造假者有空子可钻。比如，南宁市江南区进行“社会公众安全感”通知就是层层传达下去，并且提前告知了调查项目。

虽然群众对所谓的“标准答案”不屑一顾。但是，还有多少地方津津乐道于此呢？因此，面对“被满意”的现实，仅有曝光批评远远不够，创新政绩评价体系，打破权力魔咒，监督问责给力，十分必要。创新检查评价机制，改集中检查为不定期检查，改问卷调查为入户调查。少看汇报表演，多听听群众怎么说。让调查评比活动从扰民运动变成为民工程，还有许多事可做。（叶祝颐）

13. “被满意”的民意调查还有民意吗？

作者：叶祝颐

近日，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就在辖区内进行了一次“社会公众安全感”民意调查，却有听众反映说，这份调查有包办民意的嫌疑。拿出调查问卷，南宁江南区金湾花城小区的姚女士，就念起了里面的问题和提供的“标准答案”——“请问你家附近出现治安问题，能否及时解

决？答案：能及时解决。”江南区综治办主任莫有健坦言，这份附有标准答案的“民意调查”，出自他们之手。 (1月10日《西安晚报》)

上级部门问卷调查“社会公众安全感”的目的，本是了解基层安全建设真实情况，听取民众真实的安全感受，为科学决策、政府效能评价提供依据。而江南区相关部门发给居民的调查问卷上，每个选择题后面附有诸如“有明显好转”、“能及时得到调处”等答案。社区工作人员发放问卷时还特别叮嘱居民，按提示的标准答案填写。这不是让群众为政府提供的“标准答案”背书吗？某些人为了安全政绩自导自演“满意”答案。民意如此被满意，实际上是对真实民意的嘲讽。

其实，群众被满意是一件皇帝的新装。江苏省09年对南通市的启东、海门、通州等地全面达小康情况进行随机电话民意调查时，当地干部就要求受访群众按照事先发放的标准答案回答提问，不少中小学放假一天，让学生背熟答案“协助”家长应对电话调查。陕西省武功县贞元镇为上级电话随机调查拟定了“好、满意、到位”等标准答案。让中小学生把传单带给家长。北京朝阳区豆各庄乡制作调查问卷迎接朝阳区争创文明城区的测评，要求居民按“满意”的标准答案回答检查人员的提问。宁波市争创文明城市“三连冠”。当地一所高校向学生群发“应对电话抽查”的威胁短信，如果不按要求回答面临处分。

《瞭望新闻周刊》曾有报道说，部分地方干部乐于“安排性调研”，导致基层情况“失真”。在警车开道、层层陪同调研的状态下，领导干部很难看到实情、听到群众的真话，不仅无法联系群众，反而因种种扰民行为引起一些群众的反感。“调研基本靠排演”损害了党风，更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

某些地方某些部门为了政绩需要，自导自演调查把戏，自我标榜“满意”，无疑不可取。但是在我看来，民意调查出现标准答案，除了工作人员弄虚作假之外，民意调查机制也存在问题。不知从何时起，调查之前发通知，几乎成了惯例。发通知自然给工作不扎实者提供了弄虚作假的机会。有些地方平时工作抓得不到位，接到通知，临时抱佛脚做表面文章，挖空心思讨好调查组，自然不在话下。南宁市江南区为“社会公众安全感”调查问卷拟定“满意”的“标准答案”，就属于这种情况。

民意调查本来就该实事求是，有人说好话，也有人说坏话。如果政府工作做好了，何须担心群众说坏话？调查组成员不是白痴，十个指头有长短，群众对安全问题是否满意，一律“满意”。哪来如此高度一致的“民意”？民意调查结果如此整齐划一，不蹊跷吗？群众如此被被满意，与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宗旨相悖，群众也是怨声载道。毋庸置疑，具有双重人格的地方政府与部门应受到谴责。

那么，基层民意调查为何被“满意”呢？依我看，其主要原因在于，相关调研、调查结果关系地方形象与官员政绩，官员受政绩利益驱动热衷扰民、造假。而评估机制僵化，缺乏创新。特别是上级提前告知调研、检查项目，由被调查者精心准备，进行彩排，让造假者有空子可钻。比如，南宁市江南区进行“社会公众安全感”通知就是层层传达下去，并且提前告知了调查项目。

虽然群众对所谓的“标准答案”不屑一顾。但是，还有多少地方津津乐道于此呢？因此，面对“被满意”的现实，仅有曝光批评远远不够，创新政绩评价体系，打破权力魔咒，监督问责给力，十分必要。创新检查评价机制，改集中检查为不定期检查，改问卷调查为入户调查。少看汇报表演，多听听群众怎么说。让调查评比活动从扰民运动变成为民工程，还有许多事可做。（叶祝颐）

14. 火车票广告招商还应宁缺勿滥

作者：堂吉伟德

“松花湖”号、“好想你”号……继火车列车被“冠名”之后，全国铁路在广告推广上又有新动作。2016年全国铁路客票票面广告项目全面启动公开招商，共涉及17个铁路局。

记者了解到，目前车票正面只发布文字类广告，如果招商全部成功，今年预计发售的“广告火车票”将达22亿张。（1月10日《北京青年报》）

17个铁路局，预计发售高达22亿张票，天量之下的宣传效应当然值得期待。一直以来，铁路部门以公益面目出现，与商业化的广告并不搭边，未能将火车票使用人群广、辐射范围大的作用得到发挥，自铁总市场化之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商业化效应，自属情理之中。从动车开始商业化冠名到火车票的广告占位，其实都是市场化之后的必然选项。

火车票票面广告自2015年试水后，一直都处于内部测试阶段，所有的广告几乎都是铁总自己的内部发布，比如“买票请到12306，发货请到95306 中国铁路总公司祝您旅途愉快”等。虽然铁总自己也要借助于平台发布广告，但总不能将火车票广告变成自娱自乐的游戏。实行从内到外的开放化，才能将火车票的票面广告价值发挥到极致，启动全面公开招商则意味着，此事已提速并全面进行了推广。

作为一项新生事物，铁总显然希望能够“开门见红”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对于负债率居高不下的铁总来说，自然希望能将火车票广告招商的经济效益发挥到极致。不过，任何经济效益的实现，都必须以社会效益作为基础，若是其无视公共利益与权利，不虚及公众情感与认同，那么其商业价值就会大大打折，尽管有数量庞大的火车票发售量作为基础，不过却未必能将火车票的广告效应发挥到最佳。

因而，这就要求铁总在对招商合作对象的确定上，应当严格把好审查关和准入关，除了恪守最基本的法律要求，比如不打虚假广告和欺骗性广告，还有对一些社会认同度较差的行业也应进行限制，如保健食品等；还应保持一定的道德情操，不能为了扩大招商范围或者尽快把“广告位”给租出去，对招商对象不设定范围，甚至与一些社会形象不佳的对象合作，往往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火车票上打广告在国外同样不鲜见，不过如何将这个平台利用好，铁总却应当费一番心思。火车票的方寸之间如何设计，应有更多的创意思维，让广告成为一种艺术品，才能达到赏心悦目的效应。因而这就要求，火车票的广告设计应当丰富而多元，充分尊重市场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不能拘于一格而形式僵化，让广告变成千篇一律的文字说明；在此基础上，铁路部门在招商时，除了审查好合作伙伴的资质，比如商业誉度和诚信状况，不能替失信或者老赖者们背书，同时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要做好审查，并对其承担必要的连带风险。只有当其在充分利用“票面平台”的商业价值之余，更多的考核到自身的形象和公众的权利，始终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把票面广告做成精品和做出信誉之后，才会让其品牌价值得到不断提升而不是相反。

火车票票面广告试行已有较长时间，但真正的商业化之路才刚刚开始。之前不少公众之所以反对票面上登广告，担心的就是商业过度和把关不严，使之成为虚假广告的滋生蔓延之地；加上对铁路部门长期的不信任，加剧了这种忧虑程度。对此，铁总应认识到公众焦虑背后的民意期待和要求，做出正面而积极的回应，让火车票面广告既卖得出，又卖得好，才能叫好叫座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双丰收。（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