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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缺憾_释意学派口译理论批评

一、引言

在20世纪60至90年代,以Danica Se -

leskovitch 和Marianne Lederer 教授为首的一批口译

教师兼职业译员在认知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对其丰富的口译实践和教学经历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并针对口译过程中意义的理解、记忆与表达进行了认真研究,最终创立了一套以意义的阐释与传递为核心,以解释口译认知过程、指导口译训练与实践为宗旨的理论体系———释意理论(The Interpre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由于这批研究人员几乎都任教于法

国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所以后来口译界就把她们称作巴黎释意学派。

作为国际口译界出现的第一种系统的口译理论,释意理论的诞生对国际口译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虽然释意学派成就斐然,但由于受所处时代和研究者个人因素的限制,其口译研究在今天看来仍然存在着一些缺憾和不足。在我国,学术界对释意学派已经作过较为系统的介绍和初步研究,但却很少有人对其研究工作的得失作出系统评价。由于对

一种流派及其理论的综合评价必定涉及成就与不足

两个方面,而一篇文章又难以概全,所以限于篇幅,本文只谈释意学派口译研究及其理论体系的局限与不足。

二、释意理论的不足

总体来说,释意学派的口译研究及其口译理论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拒绝语言学范式的口译研究,使口译客体边缘化

20世纪60-70年代是释意理论诞生和发展的

时期,也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翻译研究范式的兴盛期。受传统英美分析哲学的影响,结构主义者认为,意义由语言的内部要素决定并具有确定性,关注意义即关注文本本身,要透过语言获得文本的确切含义,进而在目的语系统中再现原作,建立形式和意义的对等。受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观的影响,当时的一些翻译研究人员采取封闭、静止的研究方法,把源语文本的语言系统视为一个自足的客观体系和真理

收稿日期:2009-01-23

作者简介:

张吉良(1965—),男,安徽广德人,深圳大学副教授,翻译学博士,从事口译史及口译理论研究。第27卷第4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27No.42010年7月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Jul.2010

经典的缺憾———释意学派口译理论批评

张吉良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518060)

摘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巴黎释意学派的口译研究成就斐然,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释意学派拒绝语言学范式的口译研究,致使口译客体边缘化;它提出的“释意”概念过于抽象,对“释意”的方式及力度也未加说明;此外,释意学派只关注成功的口译,未分析失败的原因;它否认“不可译性”的存在,排斥“陌生化”的口译策略;其有关篇章口译和“意义单位”的论述互相矛盾,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也有待检验。

关键词:释意理论;口译研究;缺陷与不足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 (2010)04-0119-07

所在,忽视翻译主体——

—译员的能动和入侵①。

但作为职业口译员,Seleskovitch坚信:口译是一种交际活动,其对象是讲话人的欲说之言(vouloir dire)——

—意义,而不是充当意义载体的语言结构本身;口译不是一个语言形式的转换过程,而是一个意义的感知、理解和再表达的过程;结构主义范式的静态研究无法真实反映口译活动的动态全貌②;在翻译研究中,结构主义和生成语言学企图使语言客观化,是“源于它们在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面前的自卑感。它们想通过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将语言变成一个可以从外部观察的客体,但是将研究对象视为可量化、预测的客体,就牺牲了语言的本质,即:语言是思维着的人在语境中的使用”[1]。为此,Seleskovitch 等人拒绝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静态封闭的翻译研究方法,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口译活动的主体和交际语境。

当代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认为,意义不是由文本的语言结构内部要素单独确定的,而是由语言意义、人的认知知识和交际语境三者共同决定的。但是释意学派在将口译研究的重点转向人的认知知识和交际语境的同时,却又完全否定和排斥语言学范式的口译研究,将源语文本的语义——

—句法结构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排除在口译研究的视野之外,导致其口译研究从结构主义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意义的理解与表达是由作为口译主体的译员和作为口译客体的讲话文本共同参与并决定的,所以研究口译就不能对文本视而不见。释意学派对语言学口译研究范式的矫枉过正,使其在关注口译主体之后,又忽略了文本的语言结构。因此,这种做法和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一样,都是片面的。

我们说释意学派对语言学范式的拒绝具有片面性,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语言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今天,其成员包括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等众多分支;研究的对象既包括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特点、关系,也涉及语言的功能(语用)和大脑语言信息处理机制(认知思维)等问题③。特别是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发展给西方语言学研究开辟了崭新领域,注入了强大活力,也直接促成了国际口译研究在80年代后的“复兴”④。今天,语言学研究早已超越了对语言问题本身的讨论,并开始将认知思维等与人类智慧有关的核心问题纳入其研究视野。实际上,释意理论本身就打上了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深刻烙印,其口译过程三角模型和“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假说(deverbalization)所关注的就是人的认知和思维。可以说,在其口译研究过程中,Seleskovitch等人拒绝和排斥的只是结构(形式)主义语言学的研究范式,但她们却笼统地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当作庞大语言学家族的全部成员,对语言学范式的口译研究一概拒绝⑤,这显然是片面和武断的。实际上,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语言学的大家族中,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日渐式微,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则蓬勃发展,并正在成为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释意学派仍坚持反对语言学范式的口译研究,则意味着她(他)们在反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口译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反对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范式的口译研究。可问题是,释意学派要建立的是一套有关意义的感知、理解、记忆与表达的口译理论,而口译过程中意义的跨语言传递就是一个对语言信息的认知处理过程,即一个心理语言学过程,而要研究这样一个心理语言学过程,若想完全不涉及语言学则是无法想象的。实际上,Seleskovitch 等人拒绝的只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而她们所拥抱的却是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体验观、语义观和百科观⑥。

在论及意义与形式的关系时,Seleskovitch强调译员必须摆脱源语字词和句子结构的束缚,理解并传达源语讲话的意义和情感。为了避免给人以完全忽视语言外壳的印象,Seleskovitch又补充说,强调翻译的对象是意义而不是语言,并不意味着对原文表达形式的忽视⑦。但无论是Seleskovitch还是Led-erer都不曾谈到在传递意义的同时,如何给予源文语言形式应有的关注,使其有助于意义的传达。实际上,Seleskovitch等人并没有真正重视语言形式对意义传达的重要性,她们只关注交际的目的、功能以及交际过程中传递的指称意义(认知意义),而对语言形式潜在的多重意义和特殊功能,如鲜明的意象表达、对声音、外形、神态或物体运动状态的模拟、借助精心安排的文字对某种情感的渲染等,则完全忽略了。但是在口译实践过程中,译员如果能够兼顾源语讲话的语言表达方式,则有可能在口译过程中提供更多的细节,使译语表达更加完整、准确、细腻、生动。以文学类语篇的口译为例,虽然小说、戏剧类体裁作品意义内涵的表达受语言形式的影响不大,但是诗歌(往往在讲话人的演讲中以引语的形式出现)却是一个特例。由于其韵律、节奏、音节数等有时蕴藏着某种特殊含意,追求和传达着某种审美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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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所以口译员如果置其语言形式于不顾,仅满足于译出其信息意义,就会出现口译不足(under-in-terpreting)的问题。

此外,为了突出和强调口译必须“释意”,释意学派将“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假说放在口译程序的中心位置,这不免使人担心:忽略语言形式会忽略它的表达效果;而忽略能指(signifier)只关注所指(signi-fied)以表达理解和感受到的意义,就有可能导致译员不尊重源语讲话,“释意”出与源文不符的意义来。

(二)“释意”是一种心理体验,难以规范和操作

Seleskovitch和Lederer都认为:口译是一个对源语语篇的释意过程,成功的释意有赖于语言知识和认知知识的补充;认知知识由主题知识、百科知识和语境知识构成;认知补充是认知知识与语言涵义相结合产生意义的过程;若没有具体的交际语境和人的认知补充,源语讲话的意义不仅无法确定,而且还具有多种阐释的可能,但是一旦置于具体的交际语境,并经过认知补充,语言意义的多义性就会消除,源语讲话人欲表达的意义和情感随即显现⑧。然而现实生活中各人的受教育程度、认知能力、工作和生活经历都不相同,每个译员所获得的语言知识、主题知识、百科知识和语境知识也有差别,进行认知补充的能力也不一样,释意的能力和程度就有高低之分。这样一来,同一篇讲话经不同译员释意就有可能有不同的理解。那么,译员对源语讲话的释意哪一种才和讲话人的欲说之言相吻合?译员应如何进行认知补充呢?

Hatim曾经指出“要进行阐释就要设定规范和原则,但原则很难设定”[2]。释意学派虽然在理论上阐述了认知补充对意义理解的重要性,但如果还能就如何规范认知补充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必将对口译实践和口译员训练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3]。如有可能,释意学派未来需要进一步阐述的问题还应包括:如何进行认知补充、认知补充的度和量、认知知识与语言知识的融合方式等。当然,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人脑的认知机制问题,即使要作出初步回答也绝非易事。

此外,释意学派还认为意义的理解以脱离源语语言外壳为前提,理解到的意义会以一种非语言的意识状态储存在大脑中⑨。这就是著名的“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假说。该假说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心理病理学的假设之上的,即:意义存在于人脑的神经元组织中,“意义,或者说对意义的理解由此成为一种人的内部精神状态、过程与机制”;但是“在当今流派纷呈的语言哲学领域,遭到一致置疑的就是有关‘意义’的心理学倾向。一方面,心理病理学本身的发展尚未能证明——

—尽管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在进行着——

—被完全去除了‘语言外壳’的思维的存在;另一方面,理解意义又会因此成为了理解原作者的心理体验”[4]。由于心理活动极其复杂且难以确定,所以译员对源语讲话意义的心理体验就很难一致,其结果也无法测量。但Seleskovitch却始终把讲话人、译员与听众从同一篇讲话中体验到的意义与情感看成是一致的,这个恒定不变的量沿着讲话人→口译员→听众的路径传递着。至于为什么在正常情况下同一篇讲话经不同译员和听众的释意会导致相同的理解,Seleskovitch等人并未作出任何解释。

不过,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倒是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体验哲学告诉认为:人类的思维活动是在对客观世界互动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语言意义虽然因个人的认知知识存量、认知互动方式和程度不同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当我们依靠人类相同的神经生理系统去体验以客观世界的存在与变化为基础的意义的时候,语言意义就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也就是说,我们处于同一个时代,拥有构造和功能相同的生理器官,感知和体验着同一个客观世界,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感知和理解能力是相似的,体验的结果也可能相同。即使生活在不同时代,但我们的生理器官无异,面对的客观世界也(基本)相同,所以我们对客观世界的体验也会产生大致相同的结果,否则今天的我们就无法欣赏前人创造的历史与文明,也无法体验同一时代其他人的情感和生活,并产生共鸣⑩。面对同一个体验对象,产生相似的认知结果,这是人类得以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口译工作成功的保证。

“释意”一词是释意理论的“名”,也是它的“实”。当我们研读完释意学派的口译著作之后却会发现:虽然释意学派反复强调口译过程中译员需要摆脱语言形式的束缚,对源语讲话进行大胆“释意”,但她们对意义的转换过程却只进行了非常简单的描述,始终不曾讨论过口译员应如何“释意”这个问题,更没有论及口译员“释意”的步骤、方法和策略这类对口译教学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具体问题。Se-leskovitch等人集职业译员、口译教师和研究者的三重身份于一身,因而对口译教学和实践充满着现实关怀,并真诚希望自己的理论研究能够对口译教学和实践产生指导作用。但她们在研究工作中对“释

第4期张吉良:经典的缺憾——

—释意学派口译理论批评·121·

15111617意”概念的“轻描淡写”,似乎有违于其研究工作的初衷,也削弱了释意理论的应用价值。

(三)只关注成功的口译,未分析失败的原因释意学派认为,口译员只要能够摆脱源语语言形式的束缚,及时有效地调动语言外知识进行必要的认知补充,口译就能成功。但是影响口译的因素有很多,口译员若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能完全保证口译实践的成功。释意学派是在设想了极为理想的口译工作环境后再开始口译研究的,它只关注成功的口译,而对可能导致口译失败的各种原因并未做认真分析。事实上,找出口译失败的原因对口译实践和口译员培训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口译师生确定训练的重点与难点,并采取针对措施提高训练成效。

口译具有现场性、即时性的特点,在现场压力下口译员能否在严格的时间限制内迅速、完整、准确地理解并表达源语意义,不仅取决于译员的语言知识、主题知识、百科知识和语境知识,还取决于其它一些重要因素。如:口译员工作记忆的广度和容量、对工作记忆资源的协调能力、译员根据口译职业准则对源语信息的重要性作出自主判断、取舍并合理运用口译策略的能力等。这些因素对口译,尤其是同声传译,具有重要影响,直接关系着传译的成败。此外,译员对某些口译技术掌握的熟练程度,如同传时的句子切分(chunking )、预测、等待、拖延、概述,交传时的笔记技术等,都对传译的成败至关重要。职业译员之所以能够胜任交、同传工作,而众多拥有良好双语能力和丰富百科、专业知识者,若未经专门训练却无法担当,原因就在于此。释意学派对译员职业能力的理想化设定,对某些情况下因译员语言能力不足、口译技术不熟练而导致传译失败这一客观现实的回避,“大大削弱了释意派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范围”[5]。

(四)忽视脑负荷问题

释意学派忽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译员的脑负荷问题。由于口译员(尤其是同传译员)需要同时处理两种词汇、句法系统以及两种语言风格,还需要完成对源语语音链的接收、解码、意义提取、信息记忆、译语组织计划、发布、监听、新信息接收等一系列先后或同时发生的信息处理操作(交传译员则面临着边听边记录,随后迅速辨识、解读口译笔记的问题),所以口译员经常面临着严峻的脑负荷超载(工作记

忆容量/注意力资源不足)问题。如何适应这种“一心多用”的工作方式,迅速应对物理环境的变化,自动、合理地分配有限的注意力资源,顺利传达出源语信息,这是对每位译员不小的挑战,解决不好就会导致传译的失败。脑负荷问题在同声传译过程中则显得更为突出,并引起了信息处理范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 )口译研究人员的重点关注。译

员的脑负荷问题往往决定着口译的成败,而释意学派在长达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对该问题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甚为遗憾。

(五)一味“释意”低估了听众的理解力

Seleskovitch 和Lederer 都强调:口译过程中译

员应充分调动自己的认知知识,对源语讲话意义加以阐释,既要把源语讲话明示的内容忠实地传达给听众,也要对其暗示的内涵透彻地加以说明,只有这样才算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是通常情况下听众拥有与口译员相同的认知补充能力,他们同样可以理解源语讲话暗示的内容,译员若把这些未明示的内涵都明确说出,可能既不符合讲话人的意愿,也低估了听众的理解力,进而对译语接受效果产生不利影响。所以译员是否应该将源语讲话的暗示涵义明确说出,则必须根据交际语境、讲话人的意图以及听众对讲话主题的了解程度来决定,如果不问青红皂白,把讲话人“欲说还羞”的一切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则可能是“画蛇添足”。实际上,如果面对的是一群专业听众,译员则毋需对源语发言作出过多解释;但若面对的是一群普通听众,讲话的专业性又很强,那就需要对讲话内容作出必要的解释、补充和说明,以帮助听众充分理解讲话的全部内涵。

(六)否认“不可译性”的存在

无论是从事笔译还是口译,译员都会碰到“可译”和“不可译”的问题。在释意学派看来,由于口译的对象是源语讲话的意义和情感而非语言,所以译员在口译过程中应摆脱源语语言形式的束缚,传达出源语讲话欲传递的真实信息。由于不同的语言系统所要表达的社会信息与文明成果都属于同一时代,处于同一水平,而且人们的认知能力也相差不大,所以源语讲话的意义与情感,不管其语言形式有多么复杂,应该都能够理解,而且也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口译过程中不存在信息“不可译”的问题。口译员如果无法将源语讲话的意义和情感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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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的语表达出来,则只能说明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不够好[6]。可是源语讲话的意义情感真地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实现“等额翻译”吗?“不可译性”真地不存在?

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认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活动,它与翻译的主体———人密切相关,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同时翻译也是人参与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6][8]。由于不同民族和社团拥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讲不同语言的人还受其工作、生活及教育经历的影响,拥有不同的认知方式和认知世界,这些都会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和语言表达,造成不同语言文化系统间以及源语讲话人和译员间的文化背景差异。某些文化差异可以通过一定的口译手段弥补,不会出现“不可译”的问题,但并非所有的差异都是可以弥补的。例如,以一种语言写就的诗歌、双关、幽默,以及具有浓厚民俗文化色彩的称谓、成语、谚语、歇后语、粗俗语、委婉语、典故等文化负载词,其具涵的意义与情感在另一种语言文化系统中就难以“足额”译出。还有一些在长期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与政治制度、人文环境、社会现象、宗教信仰、社交礼仪、尊卑等级、饮食起居、传统工艺、典籍古训等有关的事物或概念,它们的“可译性”也是有限度的,“因为人类的认知具有(截然)不同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这就决定了有些语言形式和意义会具有不可译性”[7]。“足额口译”是一种理想,是译员应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口译不足”和“口译过度”是客观存在,口译员的使命就是要尽量减少两者出现的几率,但无论怎样,要想完全消除“不可译性”则是不实现的。

另外,在口译实践中由于时间压力和语言组合间的结构差异,译语表达若要做到既符合源语讲话的语篇意义又与其语言形式相对应,是很困难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某些信息内容也是“不可译”的。释意学派把口译过程中信息传递的缺失统统归咎于译员语言水平不足,是把职业译员的双语能力理想化了,也把“可译性”绝对化了。

(七)拒绝采用“陌生化”口译策略

释意理论主张:口译员要用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易于听众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表达源语讲话信息

[6]

,这表明释意学派采用的是一种完全“归化”(do -

mestication )的口译策略。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

各民族和地区间的信息交流日趋频繁,异质文化间的互动使人们希望了解异国他乡的生活方式、社会

形态、文化习俗、语言词汇和思维方式,期待“异质”文化给他们带来“陌生化”(foreignization )体验。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的广泛传播,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着各民族的融合进程,‘地球村’上人类共性的认识正在扩大,而各民族之间特殊性的差异正相对减少”,这也在客观上为人们理解和接受异质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8]。因此,译语表达适度向源语文化靠拢,保留源语讲话中的一些新奇意象、隐喻或表达方式,不但可以丰富译语词汇,还能给听众以新奇感受,这对于消除异质文化间的隔阂,扩大人类共识,促进全球化进程有着积极意义。所以在今天看来,为了促进听众的接受,口译员在采取“归化”策略的同时,不应忽视“陌生化”手段产生的积极效果,因为对陌生体验的追求既是人们的审美渴望,也是社会融合、文化趋同的时代要求。

(八)释意理论的适用范围有待检验

释意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的研究与分析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也就为它自己找到了适用范围。但是释意学派却一再宣称,释意理论虽然源于会议口译,但它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和指导其它所有非文学类文本的笔译工作,因为不同类型的翻译只有形式和手段的不同,其心理认知过程却是一样的。在这里,释意理论试图将自己推介、宣传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翻译理论,但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在释意理论诞生之前,国际口译界还不曾产生过任何一种系统的口译理论,虽然在翻译研究领域出现过众多的理论学说,但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基于笔译实践提出的;而且理论家们也只对笔译感兴趣,没有人试图把口译也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并宣称自己的学说也同样适用于口译。释意学派却恰恰相反,它竭力把源于交、同传的释意理论推及笔译。由于口译和笔译在工作方式、场景、手段、程序、信息载体、信息处理过程、受众、译语质量标准、译员能力要求、时间要求等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所以释意理论是否可以解释笔译现象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不过从目前可以查阅的文献来看,有关释意理论可用于指导口、笔译两种翻译工作方式的论述仅来自释意学派内部,而在笔译界却无人提及。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翻(笔)译理论家和翻译实务工作者最有发言权。但长期以来笔译界与口译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绝大多数翻译理论及翻译实务工作者并不关注、更不了解口译,释意理论也远非其兴趣所在,因此我们也就无法听取他们的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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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作为国际口译界诞生的第一种系统的口译理论,几十年来释意理论对国际口译研究范式和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口译教学界,其倡导的口译训练原则与方法今天仍然独步天下,被口译师生奉为行业“圣经”。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学术研究中最危险的不是人们掌握不了某个流派的理论,而是该流派的理论成功地控制了人们的大脑”[9]。我们无意苛求一种理论体系十全十美,但是学术研究需要有深刻的批评精神,要通过对经典理论的分析与批判,达成对该理论客观、全面的认识,以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今天,我们将释意理论置于当代国际口译研究的宏观格局中进行反思,目的就在于此。

注:

①参阅Jakobson,R.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In L.Venuti (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59/2000.

Mounin,G.Les probl èmes th 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Paris:Gallimard,1963.

Nida,E.A.&C.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 -lation.Leiden:E.J.Brill,1969.

②详见Seleskovitch,D.L ’interpr ète dans les conf érences in -ternationales,probl èmes de langage et de communication.Paris:Minard Lettres Modernes,1968.

③参阅桂诗春,《新编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年;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中国翻译,2005年

第5期;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石毓智,《语法的概念基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年。

④参阅Pochhacker,F.2004.Introducing Interpreting Studies.London/New York:Routledge.Pochhacker,F.&M.Shlesinger (eds.).The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London&New York:Routledge ,2002.

⑤参阅Seleskovitch,D.L ’interpr ète dans les conf érences in -ternationales,probl èmes de langage et de communication.Paris:Minard Lettres Modernes,1968.

Lederer,https://www.sodocs.net/doc/1a17000862.html, traduction aujourdh ’hui -le mod èle inter -pr étatif.Paris:Hachette Livre,1994.

Lederer,M.Interpreting into a B Language:How It Could Be Raised up to the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Standards.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2008,(1):22-26.

⑥参阅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中国翻译,2005年第

5期;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⑦参阅Seleskovitch,D.L ’interpr ète dans les conf érences in -ternationales,probl èmes de langage et de communication.Paris:Minard Lettres Modernes,1968.

Seleskovitch, D.&M.Lederer.Interpr éter pour traduire.Paris:Didier Erudition,1984.

⑧参阅Seleskovitch,D.&M.Lederer.Interpr éter pour traduire.Paris:Didier Erudition,1984.

Lederer,https://www.sodocs.net/doc/1a17000862.html, traduction aujourdh ’hui -le mod èle inter -pr étatif.Paris:Hachette Livre,1994.

⑨参阅Seleskovitch,D.L ’interpr ète dans les conf érences in -ternationales,probl èmes de langage et de communication.Paris:Minard Lettres Modernes,1968.

Lederer,https://www.sodocs.net/doc/1a17000862.html, traduction aujourdh ’hui -le mod èle inter -pr étatif.Paris:Hachette Livre,1994.

⑩参阅桂诗春,新编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年,第45-90页;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2007年,第36-86页。

参阅Seleskovitch,D.L ’interpr ète dans les conf érences in -

ternationales,probl èmes de langage et de communication.Paris:Minard Lettres Modernes,1968.

Lederer,https://www.sodocs.net/doc/1a17000862.html, traduction aujourdh ’hui -le mod èle inter -pr étatif.Paris:Hachette Livre,1994.

参阅Dar ò,V.Non-linguistic Factors Influencing Simul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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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M.Expertise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A Working Memory Analysis.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 -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2001.

详见Gile,D.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a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

Liu,M.Expertise in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A Working Memory Analysis.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 -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2001.

参阅张威著《口译过程的认知因素分析:认知记忆能力与口译的关系———一项基于中国口译人员的调查报告》,中国翻译,2006年第6期,第47-52页。

参阅张维为著《英汉同声传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年。

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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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Chernov,G.V.Semantic Aspects of Psycholingu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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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M.,D.L.Shallert&P.J.Carroll.Working Memo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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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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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Seleskovitch,D.&M.Lederer.P édagogie raisonn ée de

l ’interpr étation.Paris:Didier Erudition,1989.

参阅白靖宇著《文化与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9-213页;金惠康著《跨文化旅游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年;包惠南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

见Albir,https://www.sodocs.net/doc/1a17000862.html, notion de fid élit éen traduction.Paris:

Didier Erudition,1990.

以下几本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翻译史著作,对释意学派和释意理论几乎都很少提及。详见Munday,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Routledge,2001;Gentzler, E.Con -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谭载喜著《西方翻译简

史(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

见张吉良《ESIT 模式与中国的口译教学》,中国外语,2008年第2期,第91-96页;

张吉良《经典的变迁———巴黎

释意学派口译办学模式研究》,外语界,2010年第2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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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达妮卡·赛莱斯科维奇、玛丽亚娜·勒德雷尔.口笔译概论

[M].孙慧双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62.[7]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2005,(5):17.[8]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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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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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ZHANG Ji-l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the Interpre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IT),although having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has betrayed its weaknesses for it rejects the linguistic research paradigm and makes little effort to elaborate on the notion of “interpretation ”which is the cornerstone of IT.Besides,it makes no attempt to investigate unsuccessful interpreting,which has valuable implications for interpreting pedagogy,and denies the fact that some source cultural concepts can hardly be translated into a different language.In addition,it reject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foreignization and its claimed scope of application remains to be tested.

Key words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of Translation ;interpreting studies ;weaknesses

第4期张吉良:经典的缺憾———释意学派口译理论批评·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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