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演变
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演变
中苏两国、两国共产党在当代世界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从而使得中苏关系及其影响也在当代世界政治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中苏关系——无论是友好，还是恶化，都会对当时的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四十余年中苏关系的历史已经表明，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中苏双方的论战和对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苏两国国内历史进程和历史面貌的发展，影响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面貌的巨大变化，而且还影响了当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迁。研究和总结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四十余年相互关系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十分有意义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关系一直带有突出的党际关系色彩，即党的关系密切，国家关系就友好；党的关系终止，国家关系也即名存实亡。而在中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下，领袖作为决策者高度介入外交活动。由此，中苏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首脑外交或领袖外交。双方关系中任何重大决策和重要变化都离不开这两党领袖的感知、感情甚或情绪的影响。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发展变化，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对苏政策，也从一个方面左右着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苏联解体四十余年中苏关系的历史，大致分为四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１９５６年２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这是中苏关系的友好合作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苏双方进行了亲密的互助合作和互相支持。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天，苏联第一个宣布承认新中国，正式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１９５０年２月，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它协定。特别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对于新中国的巩固具有重大意义。五十年代前半期，双方分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密切合作。在政治上，中苏两国共同支持了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和印度支那人民的抗法斗争；苏联支持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并以贷款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苏联还一贯支持在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中国也对苏联当时所提出的缓和国际局面，维护世界和平的倡议给予了响应和支持。中苏双方在经济、文化领域进行了密切合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设备和技术资料，派遣了许多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了经济建设。另一方面，中国也向苏联提供了他所十分需要的许多矿产品和农产品，其中包括苏联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所必不可少的重要矿产品，等等。总之，这一期中苏双方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在经济上密切合作，中苏关系基本上是亲密友好的。
第二个时期，从１９５６年２月的苏共二十大到１９６５年３月的“１９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这是中苏关系分歧，论战和彻底破裂时期。
这一时期的历史又可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１９５６年２月的苏共二十大到１９６０年６月的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这是内部交换意见阶段。双方主要围绕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对斯大林的评价等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期。此外，双方还在两国内政，对外关系和民族利益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一阶段，双方主要是进行内部交换意见，正面说理，尽量避免分去公开化。
第二阶段，是从１９６０年６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到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发表。这是不点名的论战阶段，双方主要围绕布加勒斯特会议、１９６０年莫
斯科会议、苏共二十二大，以及“加勒比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中国公民逃往苏联和苏联撤回专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吵。但在这一阶段，双方在报刊上都尽量避免指名道姓地攻击对方。中国方面往往是借攻击南斯拉夫和铁托而影射苏联和赫鲁晓夫；苏联方面往往是借攻击阿尔巴尼亚和霍查而暗指中国和毛泽东。
第三个阶段，是从１９６３年７月１４日苏联发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到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赫鲁晓夫下台。这是中苏公开论战阶段。
在这一阶段，双方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及所涉及的一切重大问题，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激烈的、公开的论战。
第四个阶段，是从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赫鲁晓夫下台到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９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这是中苏两党关系的彻底破裂阶段。在这一阶段，双方围绕召开不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以及召开会议的日期和参加会议的成员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１９６５年３月１日至５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由１９个共产党参加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在苏联邀请的２６个共产党中，中国、阿尔巴尼亚等７个共产党拒绝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以后，中苏两党关系彻底破裂，原来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分裂了，原来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复存在了。
第三个时期，从１９６５年３月莫斯科会议到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这是中苏关系的全面对抗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苏双方的互相攻击，对抗达到了顶峰。在理论宣传方面，双方互相攻击，互相谩骂。在军事方面，双方都把对方作为直接威胁自己的敌人，各自在边界上陈兵百万并且围绕领土和边界纠纷，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６９年３月１５日双方争夺珍宝岛（达曼斯基岛）的一次武装冲突，结果造成了众多人员的伤亡。在世界范围内，双方围绕着越南问题，美国问题，印巴战争问题，柬埔寨问题，阿富汗问题等，进行了对抗和斗争。
第四个时期，从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到１９８９年５月戈尔巴乔夫访华。这是中苏关系趋于缓和、相互接触、相互谅解和重新走向正常化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一方面，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内部情况的变化，１９８２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新时期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另一方面，苏联国内的情况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进入八十年代后，世界形势也出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趋势。由于中苏双方国内情况的变化和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中苏关系自１９８２年后开始趋于缓和。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９年，双方在经济、文化、科学、体育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进行了十几轮副外长级蹉商。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和１９８９年２月，中苏外长进行了互访。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使中苏关系自１９６５年３月破裂以后，重新实现了正常化。中苏关系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
四十年中苏关系，特别是那段使整个世界惊诧万分的中苏公开大论战的历史，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当时双方所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和采取的许多做法值得重新认识和反思。
总之，1954至1960年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变化，主要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以及中苏两党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相联系。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及对外方针政策的基础，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
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在这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都未把握住共同探索的机遇，选择了相互离异的道路，并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数十年。